5月16日，文革紀念日。中國本土對此不防，境外媒體也無關注。
6月4日，25年來舉世關注，呼聲高漲，境外尤其轟轟烈烈。
文革災難巨大，慘烈無比，對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的蔑視，空前絕後。毛澤東的兩個接班人都死得屍骨無存，被迫害致死的“階級敵人”更難以計數，群體性大屠殺，恐怖殘忍。
數十天的“六四”成了壓倒了十多年的文革，數千北京學生超越了億萬中國人民。
“六四”二十五年的今天，經過文革苦難的我不能不又想起遇羅克之死。他不是毛澤東的“戰友”，不是武鬥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戰戰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順民，而是罕見的反抗暴政的先覺者。在“階級歧視”加“紅色恐怖萬歲！”時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視和呼喚人權的鬥士；在造反派們大都以“反潮流”相標榜的時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隻身一人反對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歧視大潮流。故而，他才成為因反潮流而獻出年輕生命的大英雄。
文革初期，當高乾子弟組成的紅衛兵高喊着橫行京城之時，遇羅克寫出了中共執政後的”人權宣言”——《出身論》，與權貴子弟提倡的“血統論”恰好針鋒相對。他那麼早就看出“身份政治”對人的歧視和殘害，揭示出“身份歧視”背後的“階級滅絕”；他刺穿了“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特權階層”的“丑惡的靈魂”，揭示了毛時代所謂“平等”不過是幻象而已。
1949年後的中國，有太多的人及其家庭受到“身份政治”的歧視和迫害，只要出身於“政治賤民”的家庭，平日裡事事受歧視，運動一來，人人得以棄之、誅之。無論怎樣馴順聽話和努力改造，最終也抹不去先天的“紅字”。只因遇羅克的父母曾在日本留學，一家就必須忍受身份政治之害，“三、五反”父親被莫名其妙地抓起來，反右時即使不說話、不表態也是“右派”，遇羅克上不了高中，遇羅文考不上大學。
遇羅克對“血統論”的批判和對權利平等的呼喚，既來自家的切身遭遇，也是為那些飽受身份政治歧視的黑五類及其子女爭取尊嚴，為那些死於階級滅絕下的亡靈大聲鳴冤。所以，遇羅克主辦的《中學文革報》，才能在一夜之間風靡全國，人們如飢如渴地爭讀《出身論》，排起長隊購買《中學文革報》，全國各地的讀者紛紛寫信給遇羅克，他接到的讀者來信之多，高達每天都有幾千封，甚至令郵遞員不堪重負，只好讓遇羅克派人去郵局取信。
然而，遇羅克的聲音僅存在了一年，之後就消失。1967年4月14日，文革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文革小組”把《出身論》宣判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揚言要暗殺”、“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遇羅克作為“現行反革命”受到公審，在震天的聲討中被判處死刑，之後被槍決，年僅二十七歲。
與此同時，遇羅克一家六口人，除小弟之外，其他五人全都遭難，就連大弟遇羅文和妹妹遇羅錦也被送進了監獄。
儘管在表面上，官方已經於1980年為遇羅克平反，但是，他的亡靈仍然在泣血。因爲某些老紅衛兵，至今仍然深切懷念毛澤東時代；身份政治的極端化標志“血統論”，其陰魂仍然徘徊不去。
遇羅克看到了“血統論”的背後是“階級論”，階級論為血統論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而公開揭破這個謎底的恰恰是那些急欲掌權的“高乾子弟”。雖然，今天大陸沒有幾個人再談“血統論”了，社會的用人標准也逐步由“身份標准”向“成就標准”過渡。但是，一批批新老太子黨在政壇和商界不斷崛起的事實告訴我們：遇羅克所批判的血統論和身份政治從來沒有真正消失過！
眾所周知，“血統論”之所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除了毛澤東政權長期實施階級歧視的官方政策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初期紅衛兵們的大力鼓譟。而“血統論”的陰魂不散，也可以從當年造反派的全無心肝中看出：那些當年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老紅衛兵們，直到遇羅克冤死了四十四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什麽人站出來，向遇羅克的冤魂表示哪怕是一絲歉意。嚴格地講，血統論的製造者是殺害遇羅克的同謀，即便不負刑事罪責，起碼應該負道義上的罪責。遇家在文革中就有五人遭受了牢獄之災。而平反後，這個失去兒子的家，基本沒有得到物質上的補償。提倡“血統論”的老紅衛兵們仍然是冷血的不思悔愧！“血統論”的最著名鼓吹者是當時的大學生譚立夫。而文革結束後，改名換姓的譚立夫繼續風光，當上了中共高官——故宮博物院的黨委書記。據說他也寫了回憶錄，非但沒有自省和愧疚，反而繼續炫耀文革輝煌。1966年6月中，我所在上海市延安中學，由少將之子熊魯平引進的北京紅衛兵燃起“血統論”邪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 的口號經工人子弟胡順路之手寫在兩塊大黑板上，豎立在校門口。我勃然大怒，在校園內連夜舉行與北京紅衛兵的公開辯論大會，校門敞開，工人，幹部群眾蜂擁而入，義正詞嚴，把十幾個北京紅衛兵批剝得體無完膚，慌忙出逃，躲進熊府。後來又上北京欲找譚立夫辯論。現在想來，自覺幸運，未遭無妄之災。在遇羅克的偉大形象面前，我顯得那麼渺小。
“六四”的意義與文革無可比擬。中國當局不怕“ 5 16”，卻對“六四”深恐不已。海外媒體，大國政要紀念“六四”二十五年，忘卻“ 5 16”，數十年。
這個奇特的政治態度與歷史現象，難道是合符邏輯，不值得人們深思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