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28日，一群中國留學生在波士頓用英語演出了元末清明劇作家高明（字則誠）的名作《琵琶記》。參加演出的有梁實秋（飾蔡中郎）、謝文秋（飾趙五娘），謝冰心（飾牛丞相之女）、顧一樵（飾牛丞相）等。聞一多、余上沅和趙太侔則在布景、燈光及服裝等方面貢獻甚多。梁實秋先生曾寫《琵琶記的演出》一文，追述當年籌劃和排演這齣中國古典名劇的盛況。

《琵琶記》的情節，與秦香蓮、陳世美故事有相似之處，但以大團圓局面告終。漢代陳留有書生名蔡伯喈（蔡中郎），與趙五娘新婚，家中還有年邁父母。適逢朝廷開科取士，伯喈奉父命入京趕考，高中狀元，奉旨與牛丞相之女婚配。伯喈欲辭婚、辭官回鄉照顧父母而丞相不允，只得滯留京城。陳留遭災，趙五娘盡心服侍公婆，讓他們吃米，自己則吃糠咽菜。不久公婆相繼身亡，五娘一力安葬之，親繪公婆遺容，攜之上京尋夫。一路上，以彈琵琶賣唱乞食為生。伯喈在京思念父母而音信不通，遂於書房彈琵琶作歌，為牛氏所聞，詰之盡得實情。適五娘進京，乞食於彌陀寺，將公婆遺像供於佛前。後伯喈來寺見遺像，遂攜之歸家，供於書房。五娘尋夫至牛府，得牛氏邀入彈唱，告之以實情。牛氏請五娘於書房內公婆遺像上題詩暗喻。伯喈回府，見詩大驚。牛氏遂引五娘入見，夫妻得以團圓。伯喈哀痛父母雙亡，欲辭官回鄉守孝，得丞相所允。伯喈遂攜二婦回陳留，後全家得皇帝旌表。

梁先生的《琵琶記的演出》所記人物趣事甚多，然最令人莞爾的是一位在麻省理工學院就讀的丁緒寶先生。在《琵琶記》演出前，紅頭漲臉的丁先生找到梁實秋等人，說了下面一番話：

“你們今晚要演出琵琶記，你們知道你們做的是什麼事麼？蔡伯喈家有賢妻，而負義糟糠，停妻再娶，是一位道地的多妻主義者。你們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豈不要遭外人恥笑，誤以為我們中國人都是多妻主義者？此事有關國家名譽，我不能坐視，特來警告，趕快罷手，否則我今晚不能不有適當手段對付你們。”

梁實秋等驚愕不已，連忙解釋說，英語《琵琶記》是改編自高則誠名作，而高本人並未把蔡中郎當作負心人來描寫。梁實秋還特意聲明：“我是國家主義者，我的愛國心決不後人。”然而丁先生並不信服，臨走時揚言：“我們走着瞧！晚上見！” 丁先生的言論，與當前主張“家醜不可外揚”的愛國憤青毫無二致，可見海外中國憤青之出現，並非自現代始，而是要上溯至少九十年。

然而更令人驚奇的事情還在後面。是晚，《琵琶記》的演出大獲成功。劇場座無虛席，落幕時“掌聲雷動，幾乎把屋頂震塌下來”。散戲後，學生們在一家“杏花樓”餐館宵夜，忽見丁緒寶紅頭漲臉地跑上樓來，不禁一怔。丁來到眾人面前，勉強一笑說：”你們演得很好，沒有傷害國家的名譽，是我誤會了，我道歉！“隨後握手而退。丁先生既有愛國熱情，又敢於擔戴、勇於認錯，這樣的憤青，不是很可愛麼？

說完了90年前的憤青，不能不談談當代憤青。

1999年    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美國為首的北約導彈襲擊，三名記者遇難，多人受傷。事件發生後，中國朝野怒不可遏，在美國駐華使領館前發生了聲勢浩大的抗議遊行。就在此時，一位姓張的“民運”人士在舊金山灣區中文電視節目“話越地平線”中表示：中國的記者經常承擔搜集情報的任務。張先生在此時說這樣的話很不恰當，激起了當地華人社區的強烈反響。

那時互聯網還不像今天這樣發達，網上公共論壇極少，人們大多利用email的群發功能表達自己的意見。灣區華人知識分子經常使用的mailing list 叫做“chinatown”，其服務器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張先生的話音剛落，“chinatown”上就炸了鍋。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異口同聲，大罵張先生是“漢奸”、“賣國賊”。更有甚者，有人把張的住址電話貼將出來，揚言要殺掉他。張先生嚇得魂飛魄散，立即報警。

當地警方十分重視，立即派人將張宅保護起來，並對“chinatown”進行調查，很快就找到了揚言要殺死張先生的人。人們不知警方究竟是如何處置這位“勇士”的，只是後來看見他在“chinatown”上發了一個聲明，大意是：我說那些話只是出於氣憤，並不是真要傷害張先生，我願意看到張先生的安全得到保障。我為此事道歉，請得知張先生地址電話的朋友們刪掉這些信息云云。

這位憤青同學在法律的威懾之下道了歉，也算是懸崖勒馬。然而90年前的老牌憤青丁緒寶先生，比起當代中國海外憤青來，在品質方面還是高出許多。第一，雖然丁先生不讓外人“誤以為我們中國人都是多妻主義者”的想法過於幼稚，但他畢竟是以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真誠，來維護祖國而不是政府的聲譽（那時的軍閥政府大員，哪一個沒有三妻四妾？）。而當代海外憤青，只知維護中國領導人和政府的面子，卻很少懂得尊重同胞。他們的憤怒很容易被調動和利用，從而成為對抗普適價值、迫害異見人士的工具。第二，丁先生不是躲在陰暗角落裡謾罵梁實秋等人，而是光明磊落地上門講理，儘管他威脅中國同學的言論不可取。而當代憤青只敢當群氓，他們或是匿名在網上毒汁四濺地罵人，或是以烏合之眾圍攻他們眼中的“反華分子”，卻很少有人敢與對方進行負責任的理性辯論。更有甚者，少數人熱衷於搜取反對者的私人信息，對其進行威脅恐嚇，這和恐怖分子有什麼兩樣？第三，丁先生一旦發現自己錯了，立即認錯道歉，仍是好男兒。而當代海外憤青很少有這樣敢作敢當的人。只要不被抓住手腕就死不承認，遑論認錯道歉？記得幾年前，美國某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SSA）的mailing list 泄露一個女學生的個人信息，使她遭受恐嚇和騷擾。後來有關方面調查時，各路憤青好漢一推六二五都不認賬，沒有一個好男兒。

青年人初出茅廬，出於對現實的不滿和對理想的追求而當了憤青，是可以諒解的。別的國家也有憤青，但他們多是批評政府的反叛青年，唯獨當代中國憤青是政府的衛道士，甚至比政府更激進、更不可理喻。這究竟是為什麼？是不是應該從我們漫長的歷史中尋找原因？我現在沒有答案。唯望年輕的朋友們對歷史和現實採取一種開放的態度，多思考，少衝動，把善待同胞作為愛國的首要標準。做憤青不可怕，怕的是一輩子感情被別人操縱。等到變成“憤老”時，就一切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