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精神的没落？

在日本、加拿大和一些西欧国家，人们都十分自律，罪案率极低，一般人的公民意识都很强，与“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相去不远。在这些先进国家，人们都尊重宪法作为公民权益的根本依据，并信任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但不会特别“迷信”法治。

如果人们都能安守本份，彼此互相尊重，根本就不用长篇累牍的法律文献去规范个人行为。很多备而不用的法律条文，根本上可以由约定俗成的“礼仪”或“常规”取而代之。若人人皆能自律，又何须他律？情况就好象学校一样，学生的自觉性愈强，所需的“校规”就愈少；只有学生品格差劣的学校，才需要厚厚的校规和辛勤工作的训导主任。

不过，在民智水平低、公民意识薄弱的国家，落实法治似乎是让社会在稳定中求进步的必要条件。中国人（包括香港人）的素质，跟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段距离。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自律能力，所以需要有清楚明确的法律，说明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了违法的事会有什么后果等等。

当然，法治还有其他好处。完善的司法制度不但保障公民权益、自由、稳私和私产权，还保障契约的法律效力，令人们可以安心生活、工作和进行各种买卖交易。

可是，当法律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程序性、技术性及补充性的条文，种种普通市民无法理解，只有法律专业人士才能解读的法规，“法治”就披上了宗教的外衣。由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总体上是沿袭英治时代的模式，所以更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在香港，律师不仅是一门专业，而且是社会上唯一能够解读“神谕”的特权阶级。

大家可能会问：“法治下的香港不是比人治的大陆好么？香港的法制纵使有不完善之处，但总要比没有法治好吧？”问题是，香港现有的法律中仍然存在不少殖民地时代订立的恶法。这些不合时宜或不合情理的法律条文，往往又变成各式各样的“法律陷阱”或“法律空子”，让普通市民蒙冤受屈、律师们财源广进、有钱打官司的人逍遥法外，大大削弱了司法的公正性。

有趣的是，香港人似乎都迷信法治，总喜欢投票选举律师进入立法会，满以为这些大状们会秉持公义，为人民谋福祉，却没想到律师们原本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刚以高票当选立法会议员的四十五条关注组的大状们还未正式上任，就急不及待为政府削减综援的政策保驾护航；而政府方面亦投桃报李，打算委任他们其中一员为行政会议成员。

这种同流合污的政治交易，不是正好代表着香港法治精神的没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