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鄢——胡歸

如果採用簡化字，我們的博題就成為“識焉”，與“知否，知否”洽成一對，但是真正的所問，還在後邊——胡歸？

一切都起於那個“鄢識”的故事，也就是現在在萬維熱議中的“歸來”：什麼樣的歸來，什麼人的歸來？

問題似乎很簡單，可答案並不如此。

陸先生鄢識，兩次歸來，是故事或者影片的主題，可是大家卻專注於張某的歸來，似曾相“識”？

誇獎或者讚嘆者有所不知，他們對張的“歸來”的欣喜若狂，實際上是對張的最大鞭笞——他們揭示出張的背叛與出賣，但是他們寧願看到張的歸來，而不屑於計較或者糾結於那些賣身，因為他們認為張的“股票價值”不會因此而貶低。

“識焉，識焉”？應是綠肥紅瘦。

張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僅列位於無恥文痞郭沫若之下——人們並不認為郭比張更無恥，只是郭的青春文采是無法否定，或者說郭達到的文史高度，不會因為他的在gcd淫威下的不舉而自動抹殺。我們可以把gcd在文化生活中的專制稱為“紅肥”。

張出身時，已經是“紅肥”既漸。但是他並沒在紅肥的經濟崛起浪潮中潔身自好。也不能全怪他，乘風逐浪，原是市井小兒的本性。

現在到了真正的紅瘦期，我們的張導，或者張“倒”，倒得夠快的，也夠意思。是不是？就連原來接受過他的投名狀的一方都看出了邪勁。

關鍵是“陸先生鄢識兩次歸來”夠不夠一張新的投名狀，以合乎張的身價。

答案仍然是“識焉，識焉”？

你以為現在還是“傷痕文學”年代？右派改正，曾經是令幾十萬人感激涕零的社會變遷，讓人們覺得時代在變化，世道在回還——表現其時其間的人性，其實是表現“黨的歸來”——難道這不是傷痕文學的主要社會意識所在？黨在一開始也為自己“重得民心”的新形象而容納容忍了這種小兒科文學。

幾十年後，“誰在歸來”的問題比當時更加尖銳，張卻重複幼稚的傷痕文字的舔痕之訴。即使批判他的人聲色俱厲，實際上，也只是重複“維穩”，維護偉光正的正面形象——當年的傷痕文學在同樣的批評中淡出舞台。

淡出歷史舞台的，還有右派平反本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又到了一次環流期。右派平反與黨的本質有任何必要關聯嗎？新的一輪對中國獨立公共知識分子的打壓，不是又風頭正健？

張以為表現當年右派，就可以躋身其間，恬列中國獨立公共知識分子一元？

他已經賣身求榮，殊榮既得，獨立不再。

“識焉，識焉”？人們就像那個執着的妻子，秉承原始的初衷樣的模式，在出站口期盼，看不到原來的張，看不到原來的黨，看不到任何歸來的跡象。

“胡歸，胡歸”？從陶淵明的“胡不歸”到今天的胡歸，其實鍾情“於歸”，小到一介書生，大到人性的回歸，都只是一種永遠的追與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