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之“前世今生”

中國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農村問題。農村經濟發展了，社會安定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才有最基礎的保障。不僅如此，對於一個以農業“安身立命”的國家來說，農村寄託了相當多國人的浪漫夢想，就像陶淵明所描繪的世外桃源一樣。武將解甲，文人歸隱，中國人的內心深處都保留着非常深厚的鄉土情結。因此，新農村建設既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重塑國人精神家園的文化追求。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下的“新農村建設”並不“新”。遠的不說，49年之後，就有好幾次了。第一次，是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這是一次“烏托邦”式革命，可失敗的也最徹底；第二次，是農業學大寨和農業機械化運動，是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目標是到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並在全國建設200多個大寨縣，占全國總數的10%。那時候，我上小學了，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充滿了期待並耐心等待。這一次的失敗是次要的，可笑的是，當政者犯了一個低級錯誤，就是目標不夠遙遠。任何一個人在其有生之年都可以看到那一天，並檢驗目標完成得如何。不像其他政治高手，總拿一個夠不着的“胡蘿蔔”忽悠你。

第三次，就是78年開始的“土地承包製”。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的。經過28年的發展，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新農村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大大改善了中國農村的面貌。因此，當前的“新農村建設”是78年以來農村改革的延續和深化，是新時期進一步提升農業發展水平、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改善農村面貌的又一次偉大變革。

78年的農村改革，是以“制度創新”為核心的，這個制度創新就是改變原來的“大集體”，打破大鍋飯，使農民成為自主生產、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可是，經過近30年的發展，制度創新激發和釋放出來的經濟活力已經逐漸弱化，並趨於枯竭。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甚至出現了徘徊不前的局面，一個顯著標誌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鄉收入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逐年拉大。

“包產到戶”式的經營模式，雖然使農民獲得了實惠，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體經濟的實力。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在抵禦市場風險、開展技術創新等方面存在很大缺陷。由此，農村的公共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大大落後於經濟發展水平。以灌溉為例，現在的大多數水利設施，比如蓄水壩、小電站、機井、灌渠都是在公社化時期以及學大寨運動中，以集體的力量、肩扛手挑修建的。分田單幹之後，這些水利設施依然發揮着重要作用，不過，只有使用，缺乏適當的維護，更沒有修建新的水利設施。因為，把雞犬相聞卻不相往來的農戶組織起來，需要相當的組織和協調成本。農村的其他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也有同樣的困難，大多數中國鄉村的公共衛生、醫療設施、文化娛樂、道路建設、養老保險、環境整治、污水處理以及信息服務等都有相當的欠缺，亟須進一步加強和改進。

如果說，78年的改革是以“制度創新”為標誌的，那麼，新一輪的“新農村建設”應該是以“科技創新”為先導的。之所以這麼說，一方面是因為，78年的“新農村建設”已經基本確立了農村經濟發展的制度框架，即：以農戶為單元的分散組織模式，這一框架是農村所有制度創新的基礎和出發點，是不容動搖的。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制度創新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了其所能支撐的極限。農村經濟要取得進一步發展，必須要有創新性要素的第二次注入，而這一要素就是適宜於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技術創新。

以技術創新統領“新農村”建設，應該成為這一次“新農村建設”的主旋律，而新技術的應用是全方位的，從生產到生活，從個人到集體，從一個村莊、一個鄉鎮乃至縣域省域，都需要現代科學技術的支撐。例如，農業生產中，育種、栽培、田間管理、收割和產後加工、運輸；農村生活中，冬季採暖、安全飲用水、固體垃圾和污水處理；社會發展中，婦幼保健、疫病防治、農村教育、廣播電視和信息服務，“三農”問題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科技的支持，尤其是，這些技術並不是單獨的農戶能掌握的，在經濟上，也不是一個農戶和幾個農戶能夠負擔的。

近期，我們走訪了北京近郊懷柔區幾個“新農村建設”示範村，發現：政府以及相關部門在新農村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投入了巨額資金，取得了顯著成效。比如，北京市水務局在河防口村投資1000萬元，整治了穿村而過的石夾河，修築了堤壩，清理了河道中的垃圾。污水通過地下管線集中收集、處理，保證了水體清澈。河道兩岸是低矮的長城垛，灰磚砌牆，白線勾縫，開始向觀賞性方向下功夫了。莊戶的外牆，都刷了一遍，顏色不正，既不古樸，也不鮮艷，但外人一看，就知道是統一處理過的。

為了方便北京市民觀光和採摘河防口村的特色果品紅肖梨，市農委投資600萬元，修建了2公里長的上山公路，四個小型停車場，山路兩邊是竹籬笆，整齊一致，尺寸嚴整，很有節律。投資300萬元的污水處理廠，大體上完工，明年開春，就可以用了。問起污水處理廠的日常運行和維護費用，村書記說：單靠本村的力量是用不起的。

河防口是北京市新農村建設試點，政府的投資力度是比較大的，公共設施比如道路、衛生、環境、照明都有了實質性改善，可是問題在於以後的持續性發展。其他鎮鄉村，就差一些，資金投入數量倒在其次，關鍵是新農村建設的諸多問題沒有理順。

第一個問題，誰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導者？1978年的“土地承包製”，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功，一個最為引人關注的要點是，它是自發的、自主的、自下而上開展的，這一點，決定了其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普遍性，具有放之中國的適應性。眼下的“新農村建設”，是自上而下的，更多地體現了政府縮小城鄉差別、建設和諧社會的偉大構想，而農民並沒有自覺自愿自發自主地參與到新農村建設中來。如果，政府一廂情願地推行新農村建設，對試點村發放“小恩小惠”，不僅有違社會公平的基本原則，也是不可能長久的。因為，政府的財力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讓一部分農村“舊貌換新顏”，卻不能使所有的舊農村變成“新農村”。河防口村的污水處理廠，就面臨着這樣的問題。污水處理廠是北京市水務局投資的，可是，以後的運行和維護費沒有下文了，指望農民湊錢維持運轉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村民排放的污水對村莊自身的影響是很小的，受害的是北京和北京市民，在這種狀態下，村民肯定不會自己出錢為北京人“辦好事兒”。

第二個問題，資金使用效率。政府投資的效率一直是備受經濟學家質疑的，新農村建設中也存在相同的問題。大工程，其成本構成的不確定因素比較多，有時難以估算，也難以評價資金使用效率。這也不難解釋為什麼政府總是願意做“大項目”。我們走訪的都是小項目，可是，還是發現政府花錢“出手闊綽”，好像花花公子一樣。一個90平米的鄉下“標準廁所”，造價17萬元；一個太陽能路燈約在6000—7000元之間。尤其是，這樣高標準的廁所、高科技的路燈並不是一個村特有的，而是所有新農村都要建造的。算下來，懷柔244個村莊的廁所就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工程，而施工單位必須是由政府認定的具有施工資質的公司建設的，不允許當地農民“私蓋亂建”。

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的另一個原因是，錢是從不同渠道“落”下來的，而相關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和配合。道路硬化的錢是一個渠道，自來水、污水處理是另一個渠道。有一個村子，道路修好了，飲用水和污水處理的錢又來了，不得已，只好把剛修好的路挖開，再來一次。農民說：我們種地一年也不過深翻一次，可是，新農村建設一年要翻好幾回。雖然，有關方面制定了“分渠道投入，匯集後使用”的資金使用政策，可到了基層，每一個項目都有各自的日程表，要按時按質驗收，鎮鄉村只好“照章辦事”，冤枉錢自然花了不少。

第三個問題，新農村建設是“內生性”的，還是“外向型”的？所謂“內生性”發展模式，是指農民有錢了，農村整體經濟實力增強了，一個村子內部、村莊之間以及集鎮之間的自我循環模式，簡單說，就是“你賺我的錢，我賺你的錢”。因為分工和專業化，成本降低、產量增加、品質提高，大家都比以前更富裕，有更好的生活水準；“外向型”模式就是依託城市，以“服務城市”為目標，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應該說，這兩種模式沒有對錯好壞之分，差別在於兩種模式的適用範圍。

我們調查的農村，都是“外向型”的，這是懷柔的地理環境決定的。懷柔地處北京近郊，山明水清，自然條件優越，吸引厭倦了城市生活的白領階層，到懷柔休閒度假觀光採摘，是發展當地農村經濟的可行途徑。可這種模式是不能拷貝的，也就是說，對於廣大的中國農村來說，“城市”是很遙遠的，就像散布在沙漠之中的綠洲一樣稀少。而且，即使是城市近郊，也很少有像北京這樣具有很高消費力的龐大白領階級，“面向城市、服務城市”的發展模式也就靠不住了。所以，只有“內生性”模式才是長久之計，才有可能解決中國廣大農村的“新農村”建設問題，而不是只搞好北京周邊的幾個縣。

2006年12月26日星期二

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