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語是廣博的中國文化和智慧的濃縮，把這些老詞兒拿出來，用經濟學的刷子塗一遍，或許可以發現新的趣味。
1．英雄所見略同
朋友相見，坐而論道，酒酣耳熱，說道對某一事情的看法，只有“英雄所見略同”可以表達兩人的意氣相投。在經濟學裡，“英雄所見”算是信息產品的一個胚芽，比如一個Idea，某一個閃念，或者是偶發的靈感，都可能演變成傳世之作、鴻篇巨製，也可能按照這個胚芽的構想編寫一個引人入勝的遊戲程序。最近風光無限的新經濟富豪陳天橋，快速致富的設想就始於對網絡遊戲的“英雄所見”。
可是，信息產品的一大特徵是其不可累加，這一特性是信息產品與物質產品的主要區別。另有一些特徵，比如信息產品的邊際生產成本幾乎為零等，由於已經被經濟學家們反覆提及，這裡不再重複，免得落入“英雄所見略同”的陷阱。對於同一消費者或者消費群體而言，他、他們可以數十年如一日地暢飲可口可樂，卻不會日復一日地讀同一本小說、看同一部電影、唱“同一首歌”，即使是獨一無二的傳世佳品，重複享用的次數也極有限，而且隨着消費次數的增加，其“享受程度”是遞減的。
生產者總是僕從於消費者的，既然消費者要追逐信息產品的新潮，那麼，作為提供者一方，生產者就要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地求新、求變，第一個“英雄所見”會讓人耳目一新，下一個略同的“英雄所見”，就會讓人失望，再來一個，則會讓人厭煩。因此，為了最大限度地追隨消費者的視覺、聽覺、觸覺感受，生產者的選擇必然是“喜新厭舊”、“所見略異”。
在科學研究領域，也通行此理。任何重複他人工作的“人云亦云”，決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英雄所見略同”，而是應該被拋棄的“信息垃圾”。正如張五常先生所言，現有經濟學文獻，如果因為偶然而毀掉了99%，卻絲毫無損於經濟學所取得的成就。我國科學研究之止步不前，也在于越來越多的知識工作者陷入了“英雄所見略同”的自我歡愉中而不能自拔。
“英雄所見略同”還有一個基本判斷，即持相同觀點的人都是“英雄”，而持不同或相反觀點的人都是“狗熊”。尤其可怕的是，如果“所見”出自權傾一時的當權者，用另一種聲音說話的“異見持有者”，就有被視為“非英雄”而被剝奪“話語權”的可能。由此，“英雄所見略同”也成為專制集權者把思想收拾整齊的“理論依據之一”。在中國，不同的聲音如空谷足音一樣稀有，大概也是因為獨立的思想者擔心自己被劃到“所見略異”的另一個隊列中，而不被當政的“英雄”們所認同。一旦全社會的思想者都停止了思考，“英雄所見”自然一統江山，“天下皆同”了。
2．窮則思變
政治範疇的“窮則思變”含有革命的成分，有血腥氣，應該被永遠地被拋棄。而在經濟學的語境裡，“窮則思變”揭示了制度變遷的困境——只有當舊制度所提供的集體福利為零的時候，人們才會尋找其替代品。於人性發微，可見人以及人類天性中存在着嚴重的制度依賴慣性，“得過且過”，只要舊制度還能將就，是沒有人願意“拆了舊廟蓋新廟”的。現實也是如此，小崗村的農民要不是餓得頭昏眼花，是不可能摁指為誓分地單幹的。
實際上，“窮”是制度變遷的一個經濟判據。從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的過渡，無論是採取劇烈的“休克”療法，還是漸變的改進方式，所付出的第一種成本是“破壞”舊制度的福利水平，就像小孩子要買新衣服，必須先把舊衣服“糟蹋得面目全非”，這就是為了“創造”的破壞。第二種成本是建立新制度的“建設成本”，那就是買一件新衣服。比較起來，建設是令人欣喜的，而破壞是痛苦的，至少一部分人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當舊制度有善可陳的時候，改革就益發艱難。國有企業20多年的改革，進展緩慢，問題也就在於國有企業的日子還不夠“窮”，缺乏制度變遷的“負激勵”。所以，張五常先生說：國有企業不是搞好的問題，而是如何搞死的問題。搞死了，置之死地，然後才能生長出新的制度模式。
3．濫竽充數
《韓非子》記載，齊宣王愛聽吹竽，又好排場。為他吹竽的有三百人。他常常叫這三百人一齊吹竽給他聽。南郭先生不會吹竽，看到這個機會，就到齊宣王那裡去，請求參加這個吹竽隊。齊宣王把他編在吹竽隊裡，並且給他很高的薪水。這位根本不會吹竽的南郭先生，每逢吹竽，就混在隊裡，裝腔作勢地“假吹”。這樣一天天混過去，不曾被人發現。等到齊宣王死了，齊泯王接替王位。他和齊宣王不同，不喜歡聽大家一起吹竽，而是喜歡吹竽的人一個一個地來吹給他聽。南郭先生聽到這個消息，只好逃之夭夭，不敢再冒充吹竽人了。
這個故事流傳了2000多年，估計還要傳下去。聽過的人都笑話南郭先生沒有真本事，要是自己會吹，何至於混到“下崗”呢。其實，這僅僅是問題的表面，深層次的原因是：人，特別是平民百姓，除了揭竿起義“犯上作亂”之外，基本上是制度的“寄居者”。當統治者編織了制度天網之後，老百姓只能乖乖“入翁”。比如說齊宣王喜歡“集體主義”，南郭先生的理性選擇就是作作樣子，濫竽充數。齊泯王要搞“個人英雄主義”，南郭先生只好溜之大吉。“自知謂之明”，南郭先生並不是愚不可教，而是在適當的時間和適當的地點選擇了適當的策略。
或者說，人是中性的，無所謂善惡愚奸，在一個良性制度環境中，人陽光的一面就會得到發展；而在一個劣質制度下，陰暗的一面就會滋長。嘲笑南郭先生的機會主義，而無視齊宣王的制度弊端，將貽害無窮。
4．鑿壁偷光
西漢時候，有個農民的孩子，叫匡衡。他小時候很想讀書，可是因為家裡窮，沒錢上學。後來，他跟一個親戚學認字，才有了看書的能力。 匡衡白天種莊稼，晚上看書。可是匡衡家裡很窮，買不起點燈的油，怎麼辦呢？
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讀過的書。突然看到東邊的牆壁上透過來一線亮光。他嚯地站起來，走到牆壁邊一看，啊！原來從壁縫裡透過來的是鄰居的燈光。於是，匡衡想了一個辦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牆縫挖大了一些。這樣，透過來的光亮也大了，他就湊着透進來的燈光，讀起書來。
匡衡是第一個發現可以“偷光”的人——光是一種公共物品，所謂公共物品是指每個人消費這種產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可是，中國人的智慧僅限於發現“鑿壁偷光”這一事實，而西方人卻在類似問題上追根溯源取得科學進展。1974年，羅納德.科斯在《經濟學中的燈塔》一文中，研究了英國早期的“燈塔”制度，指出公共物品也可以由私人提供並依賴收取服務費而維持。“燈塔”也成為新制度經濟學案例的著名“道具”。
英國的燈塔制度起於17世紀，比匡衡所處的時代，晚了1700餘年。要是說到拿“燈塔”進行經濟學研究，就更是晚近的事情。可是，西方人後來居上，小處見大，對和“燈塔”相關的公共物品問題進行了引人入勝的制度經濟學研究，而中國人對於“鑿壁偷光”的認識依然停留在激勵少年兒童發奮讀書上，並沒有引出一般性概念，進而建立一個科學體系。中國自古而今缺乏科學研究精神和科學思維方法，由此可見。
5．殊途同歸
“殊途同歸”反映了國人對於人類終極目標的大同理想。不分種族、信仰，也不管地域的東西南北，雖然政治制度有異，經濟發展水平懸殊，生活習俗各有特色，沿着不同的路徑人們總會在同一個終點聚會，共享天下一統的快樂。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在這一點上，東西方文化相互印證，找到了共同點。
可是，經濟學家並不贊同這一觀點。楊小凱先生指出：與北美洲相比，南美洲的自然稟賦------資源、氣候、物產、礦藏要優越得多，20世紀初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南美的巴黎而著稱，一批又一批的歐洲移民懷着尋找幸福生活的夢想，來到了這塊寬廣而富饒的大陸。那時的南美洲，經濟發展水平在世界上屬於發達國家之列。然而，經過100餘年的發展，南美洲最發達的巴西、阿根廷政治腐敗、經濟蕭條、貧富懸殊、社會對立嚴重，整個社會始終籠罩在動盪和危機的陰影之中。與此遙遙相對的北美洲，卻是另一番欣欣向榮的盛世氣象。
從大致相同的起點出發，南美洲和北美洲沒有在同一個終點相會，卻漸行漸遠。原因是什麼呢？這就是經濟學家所宣揚的“路徑依賴”。某一國家或地區一旦選擇了一種發展模式，其可能達到的終極目標也就因此而固化了，巨大的社會慣性使得“社會轉軌”而到達另一個終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妨作一個簡單的物理實驗。從A、B兩點分別拋出一個小球，由A出發的小球經過震盪搖擺將穩定在C，從B
出發的小球最終將落在D。A和B之間的距離很近，終點C和D的狀態卻有巨大差異，正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C是整個系統的最優解，D是系統的近優解。設想某一個國家沿着B 的軌跡落入了近優解“陷阱”，要想走出低谷，翻越山脊，到達C點的路程將何其漫漫。選擇A，還是B作為出發點，就人類的智力水平而言，大多是一種偶然，然而，隨之而來的結局卻是無可更改的------偶然決定歷史，社會如此，人生如此，婚姻的幸福也大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