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逐漸右傾化 |
| 送交者: 春花 2004年10月13日11:13:1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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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國家的右翼能象日本右翼那樣引起中國人如此這般地關注。而對日本右翼的學術研究又恰恰是我國學界的薄弱環節。日本右翼與西方右翼有何不同? 右翼與右派、民族派、保守派之間有何異同?右翼組織與思想對日本的內政與外交有何影響? 對日本右翼進行科學的、歷史的闡述對我們準確地把握日本政局、制定正確的對日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什麼是右翼?
“右翼”一詞最初起源於法國。在法國大革命後的議會例會中,坐在議長左方的是激進的雅格賓派,坐在議長右方的是保守派。自此以後,包括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在內的激進派就被冠以左翼的頭銜,而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等具有保守特徵的派別就被冠以右翼的頭銜。中庸的議長成為名義上的存在,政治在左右衝突中進行,勝者掌握權力。不過,日本的情形有所不同。本該屬於議長的位置被國家官僚與權力者占有,他們成了多數派,而左右兩翼卻成了少數派。近代操縱日本政治的是在左右兩翼之間尋求平衡的自由主義派別。正如戰前統治日本的不是右翼一樣,戰後統治日本的也不是左翼。但從整體上看,戰前偏右、戰後偏左。①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政治的總體趨勢有“向右轉”的徵兆。 三島由紀夫在《林房雄論》(1963)中寫到,“所謂右翼不是思想問題,它純粹是個感情問題”。津久井龍雄認為,“右翼本來是一種愛國精神,是尊重祖國歷史與傳統並引以為自豪的精神”。松本建一指出,“給右翼下定義實際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與左翼定義在某種程度上相互關聯,即二者相抗衡,並隨時代發展而變遷”。他認為,幕末維新時期,左翼表現為開化、歐化主義;右翼表現為攘夷。明治(1868-1911)中期,左翼主張民權;右翼主張國權。日俄戰爭時期,左翼是非戰派;右翼是主戰派。從大正(1912-1925)到昭和(1926-1988)前期(戰前),左翼主張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右翼主張民族主義。戰後50~60年代,左翼主張近代主義、容共;右翼主張傳統主義、反共。到了20世紀70年,新左翼與新右翼抗衡時,二者在“反體制”方面觀點比較接近,但在對待“天皇”的態度上有分歧。左翼主張連天皇一塊“革命”;右翼堅持維護天皇制。如此分類,似乎左翼表現為革命;右翼表現為保守,然而,這即愚弄了左翼,也未使右翼正當化。另外,戰後的日本還出現了“革新”派保守、“保守”派革新的怪現象。同樣,在西方左、右兩翼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因此,吉登斯以《超越左與右》為名著書立說,主張走“第三條道路”。可見,要想準確地界定右翼概念確實不易。 日本學者堀幸雄在其編撰的《右翼辭典》中對右翼概念是這樣界定的:右翼“沒有明確的定義,一般指反動的、反近代的國家主義思想及其運動”、“作為近代革命的對立面,指保守派的政治態度”、“一般講,右翼沒有系統的理論,其指導理念因人而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首先是對近代的反動,它否定作為人類普遍理念的自由與平等,將國家放在價值中心的位置。現在,基本上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極權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作為右翼概念來理解。右翼具有狂熱的排外主義、沙文主義式的對國家過份的忠誠以及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敵視。他們強調民族使命,具有打破現狀、發動政變的強烈願望”。 ② 右翼對於自身的界定以及左翼對於右翼的界定所得出的結論是完全相反的。右翼認為自己的言行體現了“愛國精神”與“革新精神”。但左翼卻認為右翼體現的是“反動、保守、排外”的政治態度,雙方各執一詞。不過,有一點是需要指出的,那就是“革新”(右翼從不使用“革命”一詞——筆者注)與“保守”、其內涵都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變遷的。更何況正如日本的左翼與西方的左翼有所區別一樣,日本的右翼也與西方的右翼不盡相同。單以反“近代”來衡量是不是右翼或者是不是“革命”似乎理由不夠充分。正如哈貝馬斯所言,“近代不是一個”。所以,在大家尋找適合自己國家的“近代化”模式時,不能輕言誰的近代化是“近步”的,誰的是“反動”的。因為近百年來的所謂近代化一直就是“西方化”的代名詞。東方的近代化應該有東方的特色,這是東方五千年文明所決定的,它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當然,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日本右翼在倡導“愛國精神”時,又極力搞“天皇崇拜”、主張反共、復古、排外;在倡導“革新精神”時,又把反體制與發動政變結合在一起,甚至使用黑社會的暴力手法製造流血事件等等,這些都是不可取的。 總之,右翼自身也存在着矛盾性。不能因為他們強調民族傳統文化而無視其極端的暴力行為, 也不能因為其反西方就被扣上一頂“反革命”帽子。正相反,日本右翼的革新精神決不亞於日本左翼的革命精神。筆者認為,日本右翼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及社會思潮,其思想特徵體現了日本社會底層人們的精神狀態,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保守與革新的雙重性格。它根植於日本社會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時又對傳統文化進行極端式的解讀。日本右翼不論在近代還是在現代,其主張都無法占據主流地位。因此,日本右翼打破現狀的意識極為強烈並往往採取極端手法。對傳統文化的執著以及過份地崇拜天皇使其具有相當程度的保守性,但如果將右翼團體(其中有少數是從暴力團體轉換而來——筆者注)不加區別地通通認定為“反革命”似乎過於簡單化。作為“行動右翼”,其行為往往極端化。但對傳統的“觀念右翼”、“組織右翼”以及目前的“新右翼”要堅強研究,因為能夠對日本政局產生影響的主要是這些人,所以,本文論述的重點也在於此。
二、日本右翼的組織特點及其思想特徵
日本右翼源於幕末明初的“尊王攘夷”運動。筑前福岡的“玄洋社”是日本右翼的最大源頭組織,為日本右翼團體鼻祖。戰前右翼的組織構成大體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國粹”派的“封建式日本主義團體”,另一部分是“革新”派的“近代國家社會主義團體”。有代表性的國粹派右翼組織有:玄洋社、黑龍會、大日本國粹會、大日本生產黨等。有代表性的革新派右翼組織有:老壯會、猶存社、經綸學盟等。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亞洲,日本為擺脫變成西方殖民地的危機而實行維新、推行“歐化主義”。盲目“入歐”所帶來的價值觀的崩潰以及嚴重的社會問題是促使右翼組織及其右翼思潮產生的歷史前提與社會基礎。當時右翼組織的活動在一定的程度上對這股“脫亞入歐”風潮有一定的抑製作用。作為日本社會的“底流”,右翼組織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張揚一個世紀以來從未停止過。 那麼,日本右翼思想的原點或曰“右翼的道統”到底是什麼呢? 正如左翼不“革命”就不能稱其為左翼一樣,右翼如果不“維新”也就不能稱其為右翼。“昭和維新”自不待言,就連“平成維新”、“新世紀維新”,我們都能從中嗅到右傾化的味道。所謂右翼的“道統”指,對內堅持與腐敗的政黨、阻礙國民自由與平等的官僚、壟斷利潤的財閥進行堅決的鬥爭;對外主張亞細亞主義。這是戰前日本右翼在對內、對外認識上的一個特徵。因此,在戰前的日本,雖然亞細亞主義者不一定都是右翼,但右翼人士一般都是亞細亞主義者。變革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各國的現行體制、實現亞洲國家的維新是日本右翼的美好理想。可以說,在反體制、反資本主義、主張維新(即革命)這點上,左、右兩翼之間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但是,當日本的利益與亞洲其它國家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右翼的美好理想便被日本的現實利益所取代。於是,右翼的狹隘性便顯露出來。而且,右翼對於以階級鬥爭為特色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極力反對。所以,右翼從來不使用“革命”一詞,而用“維新”取而代之。天皇主義、日本主義、三反主義(反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亞細亞主義是日本右翼的傳統思想與理念。戰前右翼崇尚以天皇為中心、一君萬民的政治制度,對日本自古以來君民一體、以農本主義為特徵的國體情有獨衷。他們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吞食亞洲,強調東方文化的正統性。儘管後來亞細亞主義被日本統治者利用來作為侵略亞洲的意識形態,但亞細亞主義者(包括一部分右翼人士)在東西方文化衝突過程中對亞洲傳統文化的倡導與維護仍然在近代亞洲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紀30年代,日本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都非常嚴峻,右翼組織開始走向極端,從組織到思想均被體制化,右翼的道統不復存在。日本戰敗後,右翼組織受到徹底的摧毀。戰後初期其活動有所收斂,但進入50年代後,隨着美蘇冷戰體制的形成,其組織得以復活並具有極強的反蘇、反共、親美特徵。50~60年代,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勢力為了利用右翼組織中的暴力團體來對付左翼而與右翼相瓜葛。復活後的右翼為了制定“自主憲法”採取了反蘇、反共、重新武裝的政治主張,並開始支持保守政權的親美路線,一改右翼反美、反體制的傳統方針路線。戰後右翼組織的發展大體有以下幾個特點:⑴1945~1951年,舊右翼團體崩潰,新興反共右翼運動興起。⑵1952~1960年,舊右翼團體復活,右翼運動呈多樣化。⑶1960~1970年,暴力主義傾向提高,“民族防衛論”出台。⑷1970~1980年,“新右翼”登場,反美、反體制傾向加強。新右翼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初,並與民族主義主張相呼應。1972年3月,原生學聯書記鈴木邦男在東京組建了“一水會”,新右翼正式登上戰後日本政治的舞台。他們提出了“打倒YP體制”(Y指雅爾塔協定;p指波茨坦公告)的激進主張,倡導反美、反蘇、“回歸日本民族”、“反體制、國家革新”等思想,並與戰後初期的右翼組織劃清了界限。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的自立與迅速發展是新右翼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就“反體制”一點而言,新右翼繼承了戰前傳統右翼的“道統”。但就右翼組織整體而言,其內部對於理念模式及行為準則並無共識。右翼組織誠意塾(塾長近江欣治郎)把現代日本右翼思想概括為:皇道主義、民族主義、和平主義。他們認為,就右翼思想的基本概念而言,新、舊右翼之間的想法是相通的,只是國際認識有所不同。例如,戰前右翼的關注點在亞洲,而戰後右翼的關注點則面向全世界。 目前,日本的右翼組織其成分比較複雜,右翼團體向來有“一人一黨”之稱。因此,其準確的人數與團體數不易掌握。據1972年的《右翼關係團體要覽》統計,日本右翼組織中,50人以下的團體占63%,100人以上的團體占15%。超過1萬人的右翼團體只有5個(即:國乃礎、國柱會、新日協、健青會、鄉友聯盟)。據日本1973~1981年版的《警察白皮書》統計,日本右翼的總人數當時為12萬人。1972年右翼團體總數為500個,1980年上升到700個。自80年代以來右翼、民族派団體每年都增加20~30個。到1992年6月止,正式統計的右翼、民族派団體大約有840個,總人數約12.5萬人。其中,“行動右翼”大約有50個団體、2萬人左右。據日本《選擇》雜誌2000年5月號統計,日本的右翼團體數為900個,總人數約10萬人。到2002年7月29日為止,由日本國家公安委員會指定的暴力團體共有24個。但實際上日本右翼組織不論團體數還是人數都不限於統計的數字。問題的關鍵是按什麼標準分類。如果把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人都劃歸右翼,那麼,至少有一半的日本人都應歸於右翼。如果只把“行動右翼”視為右翼,那也不過2、3萬人而已。本文主張將參加右翼組織的人稱為右翼(包括傳統右翼、新右翼、“行動右翼”)。同時,在右翼組織內部將“行動右翼”與“傳統右翼”、“新右翼”區別開來。而不將民族主義者、有右傾思想的人(含保守派)歸入右翼行列。當然,傳統右翼、新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右傾思想的人、新舊保守主義者在對待傳統上有共識,但右翼概念不可亂用。對“行動右翼”在日本政局方面的影響不能估計過高。可以說,“穿西服的右翼”對於日本政治的影響遠比“穿制服的右翼”大。研究右翼應以“觀念右翼”、“組織右翼”、“新右翼”為主,而行動右翼則應視為“暴力團體”來進行研究,或者稱其為“極端右翼分子”或者稱其為“極端民族主義者”,藉此將其與一般的右翼團體加以區別。 近年來,日本右翼組織及其思想呈下列變化趨勢。 組織結構三分化 從組織結構上看,最大的變化是一批新右翼組織、宗教右翼組織以及右翼暴力團體的成立。它使右翼陣營在組織結構上出現了“傳統化”、“大眾化”、“極端化”3種發展趨勢。主要的“新右翼”組織有:生長之家學生會全國聯合會、日本青年協議會、一水會、日本學生同盟、大日本赤誠會、新生亞細亞青年集團、反憲法學生委員會全國聯合、國家社會主義者同盟、四宮政治文化研究所、國防問題研究會、興亞青年協議會、新民族主義青年同盟、三島由紀夫研究會等。這些新右翼組織與戰後初期的親美、反共、反華的右翼組織不同,他們追求思想上的主體性,主張回歸傳統、恢復右翼“道統”。新右翼與傳統右翼不僅在反蘇、反共上一致,就連在反美上也一致。新右翼制定的路線與戰後初期的“親美反共”路線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打倒Y·P體制”是新右翼的基本理念。根據這一理念,現在的憲法、體制、財界以及日本安保條約均在被否定之列。反美、反體制、反權力、反資本是新右翼的特色。可以說,新右翼真正地繼承了傳統右翼的“道統”。鈴木邦男是新右翼理論的代表性人物。《叛逆的神話》(拓殖大學集團1972)是其代表作。主要的“宗教右翼”組織有:生長之家、神社本廳、靖國神社。宗教右翼與以前的右翼組織有所不同,他們組織嚴密、資金充裕並具有高超的活動手法。宗教右翼的最大特點是善於“發動群眾”。主要的“右翼暴力團體”有:東京的住吉會(約6,300人)、稻川會(約5,100人)、遠東會(約1,500人)、松葉會(約1,500人)、國粹會(約520人)。福岡的道仁會(約740人)、四代目工藤會(約530人)。大阪的七代目酒梅組(約210人)。広島的四代目共政會(約280人)。兵庫的五代目山口組(約17,900)。京都的五代目會津小鐵會(約930人)。千葉的雙愛會(約400人)。靜岡的遠東櫻井總家聯合會(約330人)等。在這些右翼暴力團體中,兵庫縣的五代目山口組規模最大、影響最深。 思想理論上的仿徨 從思想形態上看,進入80年代以來,右翼思想與民族主義思想有合流的趨勢。首先,“新右翼”的出現使戰後缺乏思想的右翼組織向傳統回歸。1970年11月25日,三島由紀夫在陸上自衛隊市谷駐屯墓地切腹自殺,試圖以死來喚起自衛隊的崛起以及右翼陣營在精神上的追求。日本右翼把三島的行為看成是烈士的“義舉”,並讚頌這種“三島精神”。所謂“三島精神”就是日本右翼的傳統精神,即反體制、反美、反共精神。三島認為,自衛隊保護的是“否定自己的憲法”,但卻服從這一屈辱的命令不做任何反抗,這讓他感到悲傷、激憤。80年代以來,右翼勢力與新保守主義政治勢力的結合使右翼獲得“新生”。 右翼陣營在組織上與思想上的整合目前仍在進行之中。尤其是面對思想上的“空心化”問題,新右翼與宗教右翼都在儘量努力彌補。但隨着時代的發展,右翼的傳統思想特徵“讚美天皇制”受到時代的挑戰。右翼組織自身也認識到他們對天皇制的崇拜過於僵化和形式化。因為他們拼命要保護的天皇已經是實行了“皇室革命”的天皇。最讓右翼受刺激的一件事是天皇在“朝禮”上常說的一句話:“我與大家一起遵守憲法……”。③ 右翼的最終目的就是改憲、確立天皇的絕對領導地位。但是,連天皇自己都承認了憲法的正統性,這確實讓日本右翼苦惱,他們在理念上面臨新的抉擇、在思想上處於仿徨之中。
三、右翼勢力對戰後日本政局的影響
日本右翼組織合法活動的基本形式有兩種,一是街頭宣傳,二是提出請願書與抗議書。但是,右翼組織、特別是那些由暴力團體轉化來的右翼組織根本不嚴格遵守有關規定。他們或改裝宣傳車、或故意製造噪音,而警察又往往放縱他們。近些年來,日本右翼組織活動的“成效”主要表現在:推進國旗、國歌法制化的進程;對不法官員、品質不佳的企業、金融機構施加壓力等。右翼組織在社會不公現象面前,有時確實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抑製作用。但在諸如領土問題上,有時卻顯示出盲目的極端特性。正當的領土要求無可非議,但將別國領土具為己有是無理要求。 從總體上看,近些年來右翼組織對日本政局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⑴“宗教右翼”推動“元號法制化”。⑵右翼組織發動的“群眾運動”成為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土壤。⑶右翼勢力推動“改憲”進程加快發展。 “宗教右翼”的作用 近年來,日本的宗教右翼所發揮的作用不斷加大。如在推動元號法制化的過程中,生長之家與神社本廳、日本遺族會協作,首先設法使“元號法”在地方議會通過。然後,採取地方包圍中央的手法再迫使國會通過。1976年日本舉行天皇在位50周年紀念儀式,以此為契機,右翼組織打算強化天皇制。自民黨右派也樂此跟進。1972年自民黨成立了“關於元號的小委員會”。1975年3月5日,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回答問題時就提到“打算討論昭和之後設置元號的問題”。這樣,就使元號法制化成為政治問題。在右翼組織與自民黨內右派的共同推動下,1979年6月日本國會終於通過了“元號法”。 右翼組織的活動是滋生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土壤 另外,以歷史教科書、歷史認識問題為核心,右翼組織的活動也極其頻繁。他們不僅在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中發揮影響作用,而且其大量的活動與宣傳為日本政治右傾化提供了溫床。如,1982年當日本政府答應修改教科書中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部分時就遭到右翼勢力的堅決反對。在中國、韓國對此進行批評時,右翼勢力說這是“干涉內政”。同時,右翼組織還攻擊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是“謝罪外交”。1976年,推動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運動的右翼團體“慰祭英靈會”成立,10年後的1986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成為二戰後第一位以現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的總理。小泉上台不到2年,就曾3次參拜靖國神社,其目的就是為了討好右翼勢力及保守勢力,從“遺族會”方面拉選票。除上述推動元號法制化及促成日本政治右傾化外,右翼勢力的“大手筆”就是推動“改憲”進程的快速發展。 改憲是日本右翼最大的戰略目標 右翼勢力於1981年10月27日成立了“保衛日本國民會議”。議長是加瀨俊一(原外交官),運營委員長是黛敏郎。該右翼組織的最終目的是修改憲法,擁有軍隊、可以向海外派兵、可以實施集體自衛權。該組織的活動手法是“發動群眾”、訴諸輿論,即開展“草根”保守運動。他們企圖通過控制國民投票來影響國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最終達到在國會通過改憲議案的目的。右翼勢力的努力對日本政局的影響是明顯的。1981年10月21日,有280名議員參加的“自主憲法期成同盟”(會長岸信介)發表了“第一次憲法修正案”(由原“新右翼”組織領導人竹花光范起草),鼓吹部分修改日本憲法。1982年5月“保衛日本國民會議”又召開研討會,在公開場合挑起關於改憲的大論戰。同年11月,“改憲論”者中曾根康弘登上總理寶座。1983年1月,在自民黨的代表大會上首次通過“改憲決議”。1985年11月,自民黨拋出了修改憲法的“新政策綱領”。提出“我黨歷來將自主憲法的制定即自主地修改憲法作為立黨之本。今後將繼續堅持和平主義、民主主義以及尊重基本人權的原則,隨着時代的變遷推進對現行憲法的修改及探討”的主張。進入90年代後日本改憲的步伐加快,首先是在1992年6月通過了“PKO法案”,實現了向海外派兵的願望;“9·11”之後又通過了“恐怖3法案”,在“集體自衛權”上向前跨越一步;目前小泉內閣及其新保守主義者們正積極推動在本月的國會上通過“有事法案”,爭取使日本獲得戰爭權力。右翼勢力追求的目標——改憲、擁有正規軍、享有集體自衛權等在自民黨政權下正逐步實現。民族主義者石原慎太郎就稱日本憲法為“麥克阿瑟憲法”。軍界也有人認為,日本如果沒有進攻能力就無法保護自己的國家。右翼勢力與民族主義者強烈地影響着日本政局的走向。5月3日是日本的“憲法紀念日”。“改憲派”(新憲法制定國民會議)在東京召開大會,發表了一個“新憲法草案”。該草案有兩個基本點:一點是明確認定天皇是日本的國家元首;另一點是“保有國防軍”。而以共產黨和社民黨為首的“護憲派”決意要使“有事法案”成為廢案,他們認為“有事法”就是“戰爭法”。當天,中曾根康弘與宮澤喜一兩位前首相接受電視訪談時都表示,在現行憲法的框架內容忍行使部分“集體自衛權”。其理由是美國為“保護日本的安全”而作戰時,日本理所當然地應該“幫忙”。 綜上所述,在近百年的右翼發展史上,其階段性的特徵各有不同。作為“原點”的右翼思想,其出發點是繼續維新、“二次革命”。戰前右翼組織的主要理論指導思想是反資本主義、反共產主義、反體制、倡導天皇主義、亞細亞主義。右翼思想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戰後初期的50~60年代,右翼組織缺乏思想性、丟掉了右翼的“道統”。這也許是三島由紀夫自殺的最根本原因。70年代產生的新右翼以及宗教右翼在某種程度上找回了一些傳統右翼的“感覺”,但右翼組織中暴力團體活動的負面影響使右翼組織缺乏思想的特徵更顯突出。戰後右翼陣營中象戰前那種反體制的國家主義團體與“志士”很少見,右翼組織已經成為保守統治層的“別動隊”。右翼勢力與統治階層在思想上的共鳴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根本原因。右翼勢力與日本政界新保守勢力的結合將左右日本政治的現狀與未來,並對今後日本的內政與外交政策的制定發揮“導航”性作用。因此,應引起我們的特別關注。但同時我們也應深入研究為什麼二者能一拍即合? 戰後50多年來,日本一直在美國的占領和“保護”下,其文化與外交的主體性無法發揮,右翼組織強調保護日本文化的主體性、政界的新保守主義者呼籲要從“附屬外交”走向“獨立外交”。對民族利益的共同追求以及確保日本在亞洲的主導權是二者之間的結合點。對於日本的擴張意圖我們要防範,但對日本民族獨立的正當要求應予以理解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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