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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社會(中)
送交者: 潘一丁 2004年10月13日22:30:5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四,法制是社會的基礎 

可以認為,除了“分子熱運動”以外,一切物體的運動,都有其固定不變的運動規律(或稱法則),以保證其固有的運動特徵不變,正所謂中國成語中的“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不斷運動着的“自然生態環境”也是如此,其“運動規律”就是“叢林法則”。如果說“自然生態環境”是建立在大自然形成的“叢林法則”的規律上,那麼社會的建立,也一定要有一個與之對等的“社會法則”,否則,不是從新回歸“叢林生活”,就只能成為“分子熱運動”狀態。

這個的確存在的“法則”就是社會的法制,只是前者是生物依靠自己的天性,在適應生存環境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就像水滴在落下過程中,通過和大氣的摩擦,必然會成為完善的“流線型”一樣。而後者是在(人造的)社會環境中,由於同樣原因的需要,通過發揮人性的特徵而必然形成的。兩者不僅在形式上對等,而且在原則內容上,相互應該具有和上一節闡述、分析過的“對立和反動”的本質特徵。其道理也完全合乎哲學邏輯,因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環境”已經在本質上存在着“非”的對立(如 客觀上一個以競爭為顯性的主流,另一個以分工合作為顯性主流)。那麼保證這種(無論自然或非自然)生態環境各自繼續、正常運行的法則,當然就一定是要保持絕對對立或互為反動的特徵。否則豈不是真得承認:勤勞的螞蟻、蜜蜂或聰明的猴子,有一天可能會進化成“人”(如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說的“勞動創造了人”);而堅持繼續按“叢林法則”辦事的人類,也可能因為追求“越墮落越快樂”再重新變成“猴子”了!

這本來是有最古老的文字記載歷史之一的中國社會,和曾經加工出那個民族的中國文化,起碼在潛意識理性上早已經認識到的。不僅古代就有“天時、地利、人和”“和為貴”“和合論”之說,更有上千年“身體力行”的事實記錄。有興趣的歷史或考古學家,不妨可以考證一下,那裡有哪個朝代公開實行過鼓勵競爭勝過鼓勵合作的政策的?更不用說那種功能強大的文化,就從來沒有為了征服他人,去主動創造大規模殺人武器的記錄,儘管他們完全有這樣的能力(毛澤東時代的許多成就就是證明),正所謂“非不能,是不為也”,這是由中華文化主導的古代中國社會為這種理論的正確性提供的一個證明。

 

根據這種認識,可以進一步認為,社會需要法制的目的,就是為了約束、限制少數人由於天性本能(永遠不可能消滅)而隨時會出現的、可能影響社會正確、正常運行的行為或現象。也就是說,人類建立法制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或糾正自己中的小部分人,因為天性潛意識對原始叢林生活的嚮往,而一定或多或少要表現出來的實際行為,造成社會向原始叢林靠攏“退化”的危險。可以認為,法制就好比高速公路兩旁設立的欄杆,是帶有一定強制性地保證人類社會,沿着和自然生態環境完全相反的方向前進的手段。

所以,“永遠跟叢林法則保持對立和反動”,應該被當成是建立人類社會法制的基本原則和指導思想。更是檢驗、判斷具體法制正確可行的唯一標準 ,比如“強姦”或“殺人”,在大自然的“叢林法則”中,原是“強者”天經地義的行為,但是在社會的法制中,確一定要算做甚至可以判死刑的重罪。如果用這樣的標準來看看當前的人類社會,想想現在社會所鼓吹的追求或流行的趨勢,就很容易找到全人類今天普遍存在社會問題的癥結之所在,根本沒有找不到的原因或解釋不了的現象、問題。除非我們本來就打算回歸原始叢林,否則應該“怎麼辦?”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五,道德是社會的規矩人類社會的法制和“叢林法則”有一個本質的區別,那就是“叢林法則”適用於地球上生物生存的最低層次。客觀而言,在這個層次上生活的所有生物,都只能靠天性的本能,不自覺地按照“叢林法則”參加競爭,結果不是繼續生,就是成為其他生物的食物而死,沒有任何更好或更壞的可能。形象地說,自然界的生態環境,整體就像在一條沒有起點和終點的圓形“跑道”上的、一條按時間方向永恆轉動着的“生物鏈”。處在這條生物鏈上的任何一個生物物種及個體,除了按“叢林法則”去積極尋找維持自己生命和運動的推動能量,以保證自己不被淘汰(成為其他生物的推動能量)外,別無選擇。

不過,對似乎同屬於生物的人類,卻是一個例外。雖然現在還不能找到具體的明確解釋(也許從目前尚不能掌握的更高認識層次來看,人本來就不屬於任何生物類),但是客觀地看,可以理解為人類是由於某種原因或機遇,已經跳出了這條生物鏈“跑道”,並最終建立了一個可以利用、影響、左右這條生物鏈的“非自然生態環境”—人類社會,依靠分工合作疊加產生的整體力量,集體成了地球的“主人”。並且為自己開闢了一條有方向、目標的前進道路,從此才開始真正屬於人的意義上的進化。

根據上述“非”的原理可以知道,在這條道路上前進的推動力,不僅不能依靠“天性”來產生,反而要設法防止天性必然會製造的干擾和破壞。法制就是用來約束、限制、糾正、甚至強行淘汰(判死刑)那些因為不自覺或故意嚴重以天性行為來干擾、破壞社會朝正確方向前進的少數人,保證人類不會因為這些人而重新退回到原來的境地。

但是正所謂“法不治眾”,對於人類的大多數,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依靠法制來強行限制、約束的,歷史上一些大規模“農民起義”或“革命”就是例子。但是既然人類能夠依靠人性的自覺建立了自己的社會,當然會形成一種需要維護、鞏固的共識,這種共識就是道德。如果把法制形容為高速公路兩旁、防止不自覺出軌的“欄杆”,那道德就好比為願意遵守交通規則、自覺開車上路的人準備的“指路牌”,告訴他們到達目的地的,正確、快捷,保證不吃罰單不坐牢的走法,從而可以避免走彎路、岔路、冤枉路甚至回頭路 。

現在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對真正的“人”和“高等動物”,在定義上作準確的區分。那就是“道德是人和高等動物的分水嶺”,也就是說“能不能自覺地遵守社會公認的道德?”,是區別人和高等動物的標準。這一點其實在中華文化中,已經是有所認識和區別的,因為在中國文字中,對違法而受到強迫制裁的人,其專用動、名詞所屬的偏旁,就明確地表達出來了。

由此可知,對社會而言,最重要的是主動防患於未然、針對大多數人的正確而合理可行的道德保障,而不是針對少數人的、被動亡羊補牢式的、永遠防不勝防的法制保障。道理也是明白無誤的,道德是只有在人類社會內部才有效的、能成社會方圓的“規矩”,法制則是用來對付不想按規矩做人的“高等動物”的。只要大多數人的道德有了保障,就會自覺地不做妨礙社會進步的事,也以自己多數一致的公共行為或通過法制手段,影響不自覺的少數人,減少或制止對社會有害的行為。就像單行線上按正確方向和交通規則行駛的車流一多,除非直接違規者要受交通處罰外,其他不認識路的也可以順大流而不會走錯的。反之,要是多數人以為道德是可有可無的東西,那失去了規矩的社會,就只能回到“動物世界”去了。

而西方文化加工出來的人,卻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原則性錯誤。他們因為至今不能找到準確區分人和動物的特徵標誌(能不能自覺遵守道德),更拿不出定義人的標準,只能靠生物學或解剖學層次的“以貌(人形結構)取人”,卻在懵懂中感覺到人和人之間表現有所不同,於是在接受自己是“高等動物”的同時,反而用物質層次上的“勢利眼光”為標準,以膚色來把其他種族的人說成是“劣等民族”,其愚蠢無知,到了“顛倒是非、黑白“的程度。終於製造出“某些民族是不配享受人權的“劣等人”的荒謬論點。當年德國法西斯對猶太民族的種族滅絕政策,以及現在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非爾德不願意遵守日內瓦人權公約,接下來就在伊拉克發生大規模嚴重惡性“虐待俘虜”事件,都是這種把自己等同於可以跟良種豬狗牛羊般相提並論的錯誤“種族優越論”的體現。而事實上猶太人已經用自己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具體表現,證明他們跟白人一樣聰明;以中國人為代表的亞洲人,只要環境條件相同,就會用事實證明他們一點也不比西方人“笨”;處於絕對劣勢的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人,照樣可以讓美國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沼”; 未來的事實更將證明,在現有的西方錯誤社會理論的誤導下,人類只能“聰明反被聰明誤”地、玩一場“零和遊戲”!

 

 

六,羞恥心是道德可行性的基礎從上面闡述可知,道德和法制是有本質區別的兩種不同概念:法制是一種針對少數有意無意破壞社會“運動規則”的人的手段,帶有威懾、強迫的性質。說得再客觀、明白一點,法制是用來對付尚處在“高等動物”層次的人的 ,因為他們不願意或不懂自覺遵守道德:而道德則是社會多數人所公認必需遵守的“規矩”,是建立在充分、完整的人性理智、自覺的基礎上的;兩者的共同點,都是根據所謂的“條件反射理論”,利用一對能夠產生“痛苦”“快樂”兩種截然不同的刺激,來訓練養成人可以做什麼或不做什麼的條件反射式習慣。

但是法制和道德之間,又有着層次上的極大不同。前者依據的是生物學層次的“條件反射理論”,以肉體上的快樂或痛苦作為刺激手段來達到目的,類似於馬戲團訓練動物表演的原理。道德則 雖然是利用類似的“條件反射理論”,但卻是以精神上的痛苦或快樂的感覺作為刺激手段,來達到目的的。而之所以能夠有效利用精神“條件反射理論”的必要和充分條件,就是只有人才有、而其它生物沒有(或不充分)的“羞恥心”和與之對應的“榮譽感”,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上的“痛苦”或“快樂”的刺激, 來訓練人類養成以“有道德為榮,不道德為恥”的習慣。這樣,任何一個社會、無論用什麼文化加工出來的人,一旦形成一個有自己特色的道德共識(也就是道德標準),這些標準相互間雖然可能會有形式或完善程度上的差別,但是一定都是有利於維持社會穩定和不斷發展進步的,而且只要那個社會的大多數人真正遵守執行,起碼一定可以保證自己不會再退回到“自然生態環境”中去 的。

以這種原理來看今天的社會,很多問題就一目了然了。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有一部分人,非要以“高等動物”自居,用“落後、迂腐”來嘲笑、否定道德的重要性 ,有意淡化、忽略保持道德的“羞恥心”。他們不知道,如果把法制看成是支撐社會的基礎“骨架”,那道德就像保證社會有強壯骨架所必不可少的“鈣”。現在社會把“羞恥心”當成是多餘的“盲腸”而要拋棄,甚至認為“道德淪喪”是與時俱進的社會“進步”表現。使得法制也因為“缺鈣”而一定會得無力支撐社會的“軟骨病”(美國社會的現狀就是如此),這也是當今人類社會普遍患有的“流行病”。 而像現在這樣一味強調法制,文過飾非地,把當前人類社會因道德缺失產生的問題(如貪污腐敗、欺詐、假冒偽劣或霸道強權),統統歸咎於“法制不健全”的頭上,以為社會真的像動物園一樣,只要建足夠多、足夠高的“(法制)欄杆”,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了。終於形成今天這種“(法制)道高一尺,(罪惡)魔高一丈”的事實。而中國過去的問題,是把社會多數人都應該一致自覺遵守的道德,當成士大夫和讀書人地位的象徵,沒有讓民眾認識道德對社會的重要性,只知道在內容上一味拔高,到了不可行的荒謬地步(如提出要“非禮勿思,非禮勿視”,而不看、不想,怎麼能判斷合不合“禮”呢?),結果反而造就出許多偽君子,給“道德無用論”提供了證據。

可以斷言,只要人類不從這樣的認識層次和高度,來檢討和糾正自己沒有“規矩 (道德)”的錯誤,就沒有改善或防止自己社會現狀進一步惡化的可能,就毫無光明前途可言。理論上更有“進化”成享受着現代高科技物質文明、卻干着動物行為一樣、甚至連它們也要自嘆不如的事的“衣冠禽獸”的可能。這將是大自然的客觀規律對今天人類的狂妄無知(連古老的中華文化上千年前已經達到過的水平都沒有)所發出的、一定會兌現的“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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