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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道:中華文化的主幹
送交者: 汪 泉 2004年11月01日22:22:1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易道:中華文化的主幹?

――訪當代易學名家 張其成先生

《現代教育報》記者 汪 泉

記:人稱您是學界難得的易學名家,是什麼原因促使您研究《易經》,並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成果?

張:我學習《易經》很早,小時候就接觸過,八十年代開始正式學,九十年代出了我國第一部《易學大辭典》、第一部《易學大百科》,九十年代以後更加發奮研究《易經》,為什麼?就像“九.一八”我在北大講座時(前不久,為紀念“九·一八”,北大請張先生作了一個講座,題目是“復興中華文化,振奮民族精神”)所說:有感於中華民族精神的失落,所以發奮學《易經》。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綿延幾千年,經久不衰,就是有一種民族精神支撐着。這種民族精神是什麼?我在給青年朋友、大學生講課時,問他們,他們都不明確。我認為的中華民族精神應當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八個字就出自《周易·象辭傳》,被清華定為校訓,被當代中國哲學大師張岱年先生推崇。大概97年我在清華大學階梯教室講座時,面對那麼多學生,我問:清華大學校訓是什麼?他們不知道,因那時老校訓改了,近來清華因紀念建校90周年又改回去了。現在清華學生是非常清楚了,但那時竟然不知道,我就很憂慮,不是憂慮清華學生不知道自己的校訓,而是憂慮中華民族的精神年輕人竟然不知道。我跟許多人說(有可能說得不妥當):如果從文化的意義方面來說,現在的年輕人能否有資格承續綿延了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實在令人擔憂。因為他們連中華民族的根本精神是什麼都不明確,甚至不知道。我認為中華文化的源頭就是《易經》,中華文化的主幹就是“易道”,它構築的是一套生命哲學、整體哲學,以生生不息,整體和諧(“生生之謂易”,天地人三才圓融,天人合一,保合太和,陰陽調中)為最高價值,偏重於循環變易、動態功能與意象直覺。折衷了儒、道乃至佛的思維定勢和價值取向,將儒家的人道觀與道家的天道合二為一。所以易道是中華民族的“大道”。再與其他民族比較,如猶太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猶太民族從公元前1900到公元前1700多年希伯萊人-猶太人來到迦南,即現在的巴勒斯坦,在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滅亡了,然後一直到公元1948年以色列又開始復國,這當中有兩千多年,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國土,散落世界各地,但最後他們為什麼能重新復國?這問題我問北大、清華以及我們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學生,他們都認為:是民族精神起了凝聚作用。那麼這民族精神究竟體現在哪裡呢?我認為就體現在一部經典上,那就是《舊約全書》。而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主要聚集在哪部經典里呢?我看應該是《易經》。

記:您提出中華文化的主幹既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而是通貫儒、道二家的“易道”,為什麼?

張:中國學術界曾有一場關於“中華文化主幹”的急診,一派主張中華文化的主幹是儒家,一派認為中華文化的主幹是道家,還有一派主張“儒道互補”,即儒道二家共同構成中華文化主幹。我認為,無論是“儒家主幹”說,還是“道家主幹”說,都是片面的,我贊同“儒道互補”說。可儒、道互補的交點在哪?這個交點才是最重要的。我認為儒家、道家思想的交點就是在“易道”上。

因為在人類軸心期時代,只有一本書是由符號系統與文字系統共同構成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國文化歷史上,只有一本書是為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國科學文化發展進程中,只有一本書對人文和科學都產生過重大影響,那就是《周易》。《易經》作為巫術文化的代表,是中華文化的總源頭,也是中華文化的“活水”;是先秦儒、道二家(當然還有陰陽五行家、兵家等)的理論先導。“易學”作為秦漢以後人文文化的代表,是中華文化的主旋律;是秦以後儒、道二家的依託和歸宿。所以說《周易》是中華文化的總源頭,是中華文化的聚集點!

《易經》、《易傳》、“易學”不僅是“易文化”形成的三階段,也是中華文化進程的三部曲。它標誌着中華文化從巫術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學文化的發展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易學史就是一部中華精神文化發生、發展史。

作為“易學文化”本質的“易道”是宇宙生命的本體理念與生成結構,是開物成務、彰往察來、彌綸三才的大規律、大法則,是天人同構、時空合一、中正和合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易道”構成了中華文化最穩定、最本質的內核,決定了中華文化的面貌、特徵和總體走向,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結構,促成了中國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價值取向、倫理道德、審美意識和風俗習慣。因此,有理由說,“易道”正是通貫儒家、道家的中華大道,是中國文化的主幹,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

“易道”對中華文化各形態、各學科的影響是深層次的,無論是以易理為指導思想規範各學科的學術走向,還是以易符、易圖為建構各學科的理論體系,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國古代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往往或援易為說,或援以入易,從而或多或少地與“易”建立了一種親緣的關係。

記:您是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善於把握人的精神層面,能談談科技與經濟帶給人們日常生活富足、便捷的同時,人們精神家園應當如何構建嗎?

張: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人的許多物質層面的病變隨着醫學發展,解決起來不是一件難事,但人心這方面的疾病或亞健康狀態卻是越來越難以對治。比如有的人焦慮症、孤獨症,還有一種最典型的不良心理:“找不到幸福感”,好多人總覺得“沒意思”、“沒勁”。我認為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就是自我的挑戰、人心的挑戰,怎樣走出這一困境?怎樣認識自我或戰勝自我?我認為那就是回歸自然,走入我們民族的經典。我們民族的經典很多都是對應人心修養來的,所以我們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不一樣,中國哲學最大的一個特點是:解決人生切要問題!這是胡適下的定義。這切要問題如果再具體一點,我認為就是:人心的切要問題!這是哲學尤其是中國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所能解決的問題,所應該起的作用。所以說當現代人感到焦慮、孤獨,找不到“幸福感”時,不妨讀一讀《周易》、《老子》、《論語》這些經典,一定會有新的啟迪,這對認識自我、戰勝自我會有很大的幫助。

記:如今許多現代人陷入無信仰危機,不知道為什麼活着,您能就此談一談嗎?

張:信仰與文化傳統是緊密聯繫的,西方國家基本上信仰基督教,阿拉伯國家信仰伊斯蘭教,東南亞一些國家信仰佛教。傳統的中國不是這樣,我們古代的信仰中心是 “道”,對於道,儒家有儒家的解釋,道家有道家的解釋,中國後來吸納了佛教,又產生新的融合,深化了對道的體認。這些,在歷代至今的易學論著中均有闡述。當然如果按兩漢至清的觀點,傳統儒學把《周易》看成是儒家的第一經典,劃歸儒家的話,那麼也可以稱是儒家的主幹,也就是說中國在這一歷史時期都信仰 “儒”,這個“儒”實際上就是儒教。孔子是儒家的創建者,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後,孔子被推奉為教主,儒學演變為儒教。從某種意義上講,透過宗法社會的實質看,儒家學統的“教主”是孔子,而社會正統的教主實際上是皇帝。孔廟、太 廟、天地壇是儒教國家的宗教場所。而各個村裡的祠堂就可以說是儒教民間的宗教場所。從普遍意義上講,儒教實際上就是我們當時的國教,道教雖然也是我們的本土產物,但當時道教不是人人都必信的,而儒教從皇帝到老百姓都在信奉遵行,有了信仰便有了精神,有了精神支柱便有了心靈歸宿。所以那時的人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歸宿。而現代人怎樣才能尋找到一種精神支柱?這個問題很敏感,但也的的確確存在這樣一些問題,為什麼許多人去信“法輪功”,信“法輪功”主要不是科學的迷失,不是不懂科學,而是不懂哲學。所以根據馮友蘭先生的觀點:哲學將來要取代宗教的作用,哲學將來一定要為人尋求、建立精神支柱提供啟迪、指導、幫助,成為人類的一種普遍需求。

我們中國傳統的哲學恰恰就是最好的源泉,讀一讀經典,可以告訴你怎樣做人?人怎樣活着才有意義?比如《論語》中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言行給我們以啟示。我們讀這樣的經典一定要把書中的人物看作是鮮活的生命,一定是要在同一個層面上與之對話,就象京劇里所唱:“紅臉的關公,白臉的曹操......”都是鮮活的人物一個一個向我們走來。比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仍不改其志,安貧樂道,你能想像他是在怎樣艱難的生活境遇中獨善其身的嗎?這對我們現代人就很有啟發,不是說你貧窮就沒有精神支柱,有的人貧窮時仍覺得很幸福、很愉快,而現在許多人掙了那麼多錢仍覺得沒意思,因他們只是為掙錢活着,沒有一個精神支柱、沒有一個理想支撐,可《論語》裡的人物都是為了一個理想而活着。再如孔子為了推行“仁政”,恢復周禮,周遊列國十四年,拜訪了六個國君,四處碰壁,但仍覺得這樣做一輩子活着很值得,“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矣。”(《論語》)所以要為一個理想而活,這理想從大的來說就是民族的振興,還有一種理想就是怎樣求得心靈的和合。如果能學到中華民族陰陽和合的精神,你就會覺得不孤獨、不空虛,覺得非常自在。我們現代人生活在這世上,應當從內心自我修養做起,也就是“從人做起”,為社會做出奉獻(在採訪中,筆者通過側面了解到,張先生在北大“九.一八”的講座,不但沒要分文報酬,自己“打的”出路費,還將現場賣書的二百元錢捐贈了“一耽學堂”義工組織)。曾經有一段時間,北大提出口號“從我做起”,還有一個“修身計劃”, “修身計劃”提得非常好,古人認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從傳統經典上就可學到許多可操作的東西,但需要智慧結合時代把這些歷古不朽的生命格言慢慢從中體悟,如果能擴而充之,推而廣之,那麼我們世界的就能成為一個太和的世界、仁愛的世界。現代社會最缺的就是仁恕公義之道,大家都在為“利”活着,而不是為“義”活着,不是為理想而活着,僅僅為“利”而活着,就永遠求不得心理平衡,因個人私慾是無止境......

記:入世後,一般人認為經濟、文化都應與國際接軌,價值取向可能以西方為標準,而您曾講過二十一世紀文化復興主體將在東方,請您談談為什麼?

張:現在都提出一個接軌的問題,從經濟上接軌是一件好的事情,中國加入WTO就是經濟上接軌的標誌。但文化所表現的價值理念應該是多元的,價值標準應該是多元的。西方文化霸權主義或西方文化中心論那種觀念不可取,正因為在那種觀念支配之下,所以才有美國一些霸權主義作法。一個人的行為方式是受思維方式支配的,西方人以他們的人權規範我們的人權,是不可取的。人文思想的價值標準應該符合本國本民族的利益,要由自己國家的民族文化來決定,絕不能用另外一個體系來評價這個體系。在解決人生問題上,我們的學問跟西方不一樣,西方主要是外求,我們主要是內求。比如基督教,祈求於一個遠遠超越自己的神:上帝。我們人絕對不可能成為上帝,人和神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耶穌也只是上帝的兒子,代表上帝說話。但在我們中國文化中不存在這種鴻溝,比如儒教,孟子說“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只要正心誠意,不斷修養,你就可能成為聖人;道教講得道也是這樣,只要你積功累德適法修煉也可以得道成仙;佛教也是這樣,只要明心見性,功德圓滿即可成佛。文化應是多元化的,就象幾位老中醫所說:“難道我們的京劇就比不過別人的歌劇,我們的太極拳就比不過別人的廣播體操,我們的國畫就比不過別人的油畫......”這是不可比的,是兩種價值取向。所以,將來的社會應該是多元的社會,比如說西方人很富裕,你能說他們比印第安人更幸福嗎?不一定。說到東方文化為什麼會復興,因我們傳統文化有極大包容性,是一種陰陽和合的文化,是以“易道”為代表的文化,中華民族歷經五千年屹立於世界東方,文化傳統一脈相承,在保持自己主體文化特色的同時不斷吸納融合了外來文化。如印度佛教進入中國之後,與中國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中國佛教,產生了帶有中國文化氣息的禪宗。我們這種民族不會去欺負別的民族,當然也不可能受別的民族欺負。為什麼?因我們的文化有很強的包容性,講究陰陽和合或陰陽的動態平衡,西方則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文化,二元對立必然有矛盾、有鬥爭。如果說西方哲學是講矛盾的話,我們中國就是講陰陽,陰陽不等同於矛盾,陰陽可以是對立的,但更強調對立之間的和諧,所以說這種文化在未來應該復興,我不同意那種“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的說法,我認為代表東方文化的中華文化的復興是由這種文化本身內涵、特徵所決定的。

我覺得當代新易家的使命就是在受到西方文化嚴峻挑戰面前,重新確認以“易道”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承續以“易道”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傳統理念精神,在與西方文化對接中逐步完成中西兩種思維方式的雙向轉型與提升,發揮“易學”統貫人文與科學的優勢,消解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對立,消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衝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科學與人文的互補、中西文化的融合,這應是當代新易家追求的目標。

原載:《現代教育報》2001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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