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回頭看 |
| 送交者: 劉可非 2004年11月07日23:05:0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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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毛澤東”之七 (2003年10月23日) “文化大革命”,給後人留給了無窮的探索和反思空間,以至幾十年過去依然備受關注。 “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心目中,是他一生干的兩件大事,直到去世,他都認為這是為黨、為人民、為全人類作了一件堪與中國革命勝利相媲美的偉業;但在實際效果上,至少沒有達到毛澤東本人的期望,以至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反對的人不少。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次悲壯試驗,卻不能說是成功的試驗,因為它給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了很大傷害:從當下方面講,直接導致發展的損失;從長遠角度看,嚴重傷害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理念,以至在此之後難以繼續按照這種理念從事我們的發展建設。 在此之前,我們先後從“人生的意義”、“自己的道路”、“理想的迷茫”、“復辟的陰影”和“運作的方式”這五個方面,對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作了一系列考察,而最終,它們都將會合到“文化大革命”這同一個歷史事件中來,成為 “文革”的誘因,並為“文革”貢獻着應有的理論和邏輯基礎。這裡,讓我們對“文革”作個集中反思。 (一)先說我們的基本認識。 反思毛澤東的一生,特別是反思“文革”,總會強烈感受到同時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兩種邏輯。一種可稱作“毛氏邏輯”,即毛澤東本人所認同、遵從並要全力兌現和實施的理論邏輯;另一種是“歷史邏輯”,即存在於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中、由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及其體現的理論邏輯,這種邏輯,其實就是“歷史必然性”提出的內在要求。兩種邏輯間存在着值得指出的如下作用機制: 1)在毛澤東心目中,“毛氏邏輯”是符合“歷史邏輯”的;可實際上,兩種邏輯並非那麼合拍,在“文革”前後更是如此。 2)毛澤東的力量,已經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以至在一定時期內,“毛氏邏輯”可以“壓倒”“歷史邏輯”,成為社會運作的主導邏輯。 3)“歷史邏輯”儘管默默無聞,但它的必然性導致其頑固性,導致其必將頑強存在於社會發展歷程中;而且,它的作用從來都沒有消失過,它將始終要求人類社會要按照它的命令來運作與發展,否則,如果忽視它乃至背離它,必會在前進的征程上受挫。 4)歷史前進的方向,絕不是某個或某些富於英雄性的個人就能左右的。由此來考察,“毛氏邏輯”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固然同毛澤東本人密不可分,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社會主流成員認同了“毛氏邏輯”,社會主流能動被有效集成在符合它的“命令”的方向上。 綜合上述幾種作用機制,便可得出我們對“文革”的基本觀感:從實質上看,“文革”就是中國社會主流成員按照“毛氏邏輯”的命令而展開的社會實踐活動,但這個活動與“歷史邏輯”的命令卻不是那麼地合拍,最終,受到了“歷史邏輯”的懲罰。 本文不打算系統地考察文革,只是圍繞上述基本觀感來展開分析。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問題:“毛氏邏輯”有怎樣的內容和要求,它是怎樣由來的,“歷史邏輯”是怎樣的,社會主流成員又是怎樣地認同“毛氏邏輯”的。 (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這是毛澤東經常提到的一種觀感,也是很多次的親身經歷讓他感觸至深的。發動文革的“真理”,在他看來也是如此。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據是: 1)從一九六二年起,毛澤東逐步改變了他對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的一貫認識,逐步把它當成革命的對象,並認定在黨內各級領導中都有它們的代理人,而且,這種復辟反覆辟的鬥爭,要一直進行到共產主義實現以前。其理論淵源主要在於列寧的一個思想:“資產階級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而兇猛十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階級就必然存在着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 2)列寧說,“小生產每日每時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據此,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但有老資產階級,還會滋長出因為小生產方式而來的新生資產階級,而且,這個新資產階級在黨內各級領導中也都有代理人。 3)列寧曾經指出,“蘇維埃機關職員也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本來,毛澤東曾一度認為,新中國建立之前我們已經有了相當於國家規模的解放區,又有強大的軍隊和幹部隊伍作基礎,這一點與蘇聯不同(俄國革命成功時既無軍隊又無根據地,只能大量利用舊機構),但後來的形勢使毛澤東認識到,資產階級的侵襲和影響會使黨員幹部蛻化變質,從而會在堡壘內部誕生出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 4)對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毛澤東一直持批判態度,他還根據這些教訓和我黨歷次“左”傾路線的教訓,制定了我們的正確政策和制度。但在一九六七年以後,他逐步改變了認識,認為斯大林的這種做法是在實踐上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只不過,斯大林並沒有系統地解決這個理論問題,只是在臨終前才“吞吞吐吐”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弄不好還會出現復辟。這便隱含着: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倒是對的了,而沒有發動文化大革命卻是缺點。 5)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指出,無產階級決不能接受資產階級的現成的國家機器,而必須把它徹底打碎,並用新的形式代替它。在毛澤東看來,這是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所證明的一個偉大真理。用此來考察當時國內的情況,他認為: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長期盤踞的、爛掉了的一些單位,他們實行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資產階級專政。既然如此,我們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國家機器的原則,把它徹底打碎。他甚至想用“公社”這種新的社會政治形式來代替“被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篡奪了的”那一部分舊機器,後來只因涉及到外國的承認問題,才決定普遍採用“革命委員會”的形式來代替政府。 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編輯部發表的《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一文,宣告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系統形成。其主要內容有6條:1)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2)“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3)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4)社會上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旁,要充分揭露、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5)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同時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實行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的革命三結合。6)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這場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思想,用無產階級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這個理論,被稱作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它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那些根據更是密切關聯的。分析一下即可看出,其中內蘊着以下的“毛氏邏輯”: 第一,在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必然存在三股“資本主義”勢力:一是被推翻的“老資產階級”,二是伴隨小生產而滋生出的“新資產階級”,三是由無產階級和黨員幹部蛻化而來的“官僚資產階級”。 第二,三種資產階級的存在,必然要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構成敵我矛盾,並以階級鬥爭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始終存在於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 第三,階級鬥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並在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勢力的呼應下,形成一條黨內修正主義路線和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堡壘又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第四,新老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必然要尋求復辟,必然要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制度不變顏色,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第五,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打倒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奪回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打碎那些已經被他們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機構。 第六,革命的方式,就是要在合理界定敵我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前提下,對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表人物,按照處理敵我矛盾的方式,大搞階級鬥爭,廣泛發動群眾。 第七,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的最根本方式,就是要徹底挖掉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等各種復辟勢力賴以滋長的土壤:要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徹底改造人們的思想,用無產階級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與此同時,必須徹底消滅小生產、私有制等與社會主義不合拍的生產方式,改革一切不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 不難看出,上述七個方面相互間密切關聯,有着強烈的內在邏輯關係;而這種邏輯,恰恰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誘因,其原始前提則在於三種資本主義力量的客觀存在。 (三)如果我們單從毛澤東本人之理論與實踐角度來考察,就會發現:此種“毛氏邏輯”竟然具備足夠的“理論合理性”。也就是說,這個“毛氏邏輯”竟然不是毛澤東思想前後不連貫的產物。 此前,我們先後從五個角度對毛澤東的有關理論和實踐作了初步考察。其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貫穿毛澤東一生的奮鬥目標,就是要造就一個“平等、清正、純潔、完美”的社會主義——經濟領域主要是平等,政治領域主要是清正,思想文化領域主要是純潔,最終達成一個完美的社會制度(當然,這八個字也同時適用於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所有社會領域)。 第二,防範資本主義相對於他那個理想模式的“復辟”,在毛澤東心目中始終占據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對這個問題他非常之敏感,對復辟者他又毫不妥協、堅決鬥爭。他心目中的“復辟”內涵包括:公有制蛻變為私有制,指令性計劃經濟蛻變為市場經濟,集體規模經營蛻變為個體分散經營;黨員幹部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蛻變為謀求自身私利,由人民“公僕”蛻變為人民的“主人”,保證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保證少數人利益的“資產階級專政”;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核心,以大公無私、先公後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等內容為標誌的朝氣蓬勃、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蛻變為以個人主義、自私自利、崇洋媚外、貪圖享樂等內容為標誌的消極頹廢、陳腐沒落的民族精神,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蛻變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文化。 第三,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堅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是毛澤東一生始終堅持並踐行的信念。正是這個信念,成就了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與輝煌。選擇自己道路的主要依據則包括:物質生產力及其生產方式,文化生產力以及作為其表現的歷史文化傳統,由既定社會條件所客觀決定的自在人性的現實水平,以及成員精神素質(包括道德素質、心理素質和業務素質三個方面)。 第四,毛澤東終生致力於以“斗私”作為集中表現的思想改造,而“斗私”也就因此成為貫穿毛澤東一生的一條鮮明主線。在他的價值觀里,個人名利思想、享樂思想,個人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各類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分散主義、風頭主義、非組織觀念、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和主觀主義等等,都被看作鬥爭和消滅的對象。而且,這種努力一度獲得了巨大成功,幫助他有效激發了成員自能,創造了無數個人間奇蹟,以至他對這種努力報以越來越高的期望和信心。 第五,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具備足夠強烈的“超前拉動”思想:他總是尋求通過建構相對超前的社會運作機制,激發出能量更大、層次更高的成員能動,依此來“拉動”社會實現高速發展。比如:他終生追求依靠感召的手段來激發成員“自能”,以此來為革命和建設實踐提供強大的原動力;他始終側重於通過加快生產關係的改造、依靠相對超前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來拉動生產力迅速發展;他一直看重並熱情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並把它當作運作社會(包括建構超前的社會機制、制定過高的奮鬥目標等)的重要基礎。除此之外,毛澤東還特別注重通過思想改造、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等特殊方式,來處理和解決社會運作中的問題,來組織和實施社會實踐。 如果把那些結論同這裡的“毛氏邏輯”聯繫起來分析,便會看到社會運作的以下邏輯: 1)儘管建國初期的毛澤東也認為中國並不具備按照社會主義模式來從事建設實踐的基本前提,然而,當他按照“拉動”的思路予以運作以後,卻獲得了巨大成功。至於建設初期暴露出的一些局部性問題(比如黨員幹部腐化等),也大都被他通過採取思想改造、群眾運動(“三反”、“五反”、“四清”、整風等)等方式予以有效克服了。 2)“八大”宣布社會主義基本建成以後,面對國際國內出現的一系列事件,如果用毛澤東有關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評判尺度來衡量,自然會得出這樣的評判:蘇共二十大以後的所作所為,表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修正主義的復辟;國內“右派”的進攻,表明老資產階級復辟之心不死;小生產者自發的自私自利性,是對合作化、人民公社的反動;黨員幹部的蛻化變質更是徹底背離了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更值得指出的,是建設歷程中“拉動”和“准拉動”兩種思路的正常矛盾及其演化歷程: 3)我們曾經分析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拉動論者”更強調和重視先進的社會運作機制對社會發展的“拉動”作用,而以劉少奇、鄧小平等為代表的“准拉動論者”則在認同那種“拉動”功能的前提下,更強調和重視通過社會運作機制與社會基礎條件的相互協調來求得社會正常發展。這種差別必然表現為對建設實踐的不同指導,並先後引發出兩種思路間的6次矛盾。第一次是在建國前後,圍繞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第二次發生在1950-1951年,表現在對農業經濟發展的不同認識;第三次發生在1954-1955年,表現為關於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的不同看法;第四次是1957年前後的批評反冒進;第五次是1959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第六次是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的批“三風”(詳見《走向小康》第二章,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7月版,《激情如火》有發布)。 這對矛盾在展開過程中顯現出了三種趨勢:一是矛盾的領域逐步從思想理論擴展到現實實踐中,二是日趨激化,三是解決方式日趨嚴峻。應當看到,理論上的不同認識必會表現為對實踐的不同指導,加之這對矛盾鬥爭的結果直接關乎建設實踐的成效,因此,前兩種變化趨勢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值得深思的是第三種趨勢。單從理論角度上看,這兩種思路的理論基點是一致的(都以建立建成社會主義、最終發展到共產主義為目標),其價值目標更是一致的(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了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富強),因此,它們之間的矛盾是典型的人民內部矛盾,其解決方式應當是民主式的、說服式的、溫和的。然而,現實卻是,它被毛澤東逐步上了路線鬥爭之綱。對此,只要理解了毛澤東對理想模式的追求、對復辟內涵的認定及其對復辟的高度警覺和嚴密防範,以及對當時國內國外階級鬥爭形勢的估量,那麼,這種變化就會“順毛澤東之理而成章”了。 4)面對此時的形勢,毛澤東將會“順理成章”地形成兩種評判:第一,國內出現的較為嚴重的階級鬥爭現實,使他改變了以往那種認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的判斷;第二,對建設指導上存在的“拉動”與“准拉動”之間的矛盾,如果用他所嫻熟的階級鬥爭的視角來考察,就會成為階級鬥爭在黨內的表現。這兩種評判構成了存在於政治和經濟兩個領域的“正向循環”:階級鬥爭是主要矛盾的政治判斷,會使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一些正常的矛盾和爭論被上升到路線鬥爭、階級鬥爭的高度;反過來,這些正常的矛盾和爭論,又進一步強化了對階級鬥爭是主要矛盾的認識,強化了階級鬥爭的現實性、長期性和曲折性,“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試看:57年的反右傾擴大化導致認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在整個過渡時期(那時估計是十幾年)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59年的廬山會議則認為黨內那場鬥爭是階級鬥爭,這種鬥爭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到了八屆十中全會上,更把對彭德懷、習仲勛、鄧子恢的批判當成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且更進一步斷言以階級鬥爭為主要矛盾的過渡時期應該延伸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來以前,“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大大強化了階級鬥爭的現實性、危險性和迫切性。 5)既然在毛澤東那裡強烈存在着“理想模式”的視角、“防範復辟”的擔憂和“階級鬥爭”的分析,那麼,面對那樣的社會形勢,他必會對他心目中的種種社會“醜惡”現象和復辟苗頭,尋求採取斷然措施予以糾正;與此同時,毛澤東有“拉動”的成功作後盾,對“斗私”的努力充滿信心,對“群眾運動”有近乎迷信的崇尚,又有着探索自己道路的強烈願望。兩方面因素疊加在一起,依靠發動文化大革命來解決問題,便“順理成章”、呼之欲出了。 (四)毛澤東自有他的“毛氏邏輯”,而社會發展卻也自有它的“歷史邏輯”。可嘆的是,在關乎“文革”的這個問題上,兩種邏輯出現了背離。 恩格斯指出:“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髮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着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包括“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 如果我們承認人類社會是能動的社會,那麼,歷史必然性其實就是主體與客體、人與社會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社會能動實踐的產物。依此來看,無論是現實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還是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它們對社會運作和發展產生影響的直接途徑,只能是社會能動的激發、組織以及自為人性的造就。 那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歷史條件,為社會能動的激發、組織和自為人性的造就提出了怎樣的要求呢? 第一,落後的物質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沒有給社會化大生產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提供足夠的前提,反而給私有制和小生產方式準備了豐厚的土壤; 第二,即使到了1956年“八大”宣布社會主義在中國基本建成的時候,我們依然沒有把自然經濟改變為社會化經濟,依然沒有把小生產者轉變為同現代生產相聯繫的農業工人和產業工人。 第三,中國社會大部成員的精神素質依然偏低,難以滿足社會主義制度對其成員提出的起碼要求;以“求我幸福”為根本內容的自在人性,並沒有產生質的變化,從總體上看,其現實表現仍然屬於“健康為己型”(幸福的內容以“私益”為主,求幸福的方式以“勞動創造”為主)。 第四,新中國建成前後成員精神素質的高漲,則是“革命的能動”和“瞬間的狂熱”作用於歷史慣性的產物,它只能是階段性的、暫時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並沒有給以“大公無私、先公後私”為主要特徵的“社會主義新人”提供足夠的現實基礎。 在這種“歷史邏輯”下:激發能動的最現實方式,只能依靠人們對自身利益抑或對局部利益的關注,而非依靠基於“大公無私”的感召;保證他們做出正向能動的最現實方式,只能是外部監督和約束,而非他們的“自覺”;組織經濟運作的最現實方式,只能依靠商品經濟抑或它與計劃經濟的結合…… 應當看到,運用社會發展中客觀存在的“拉動”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這種“歷史邏輯”,新中國過渡時期和“一五”期間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然而,這種超越卻存在一個限度。如果超限,必會遇到源自這種歷史邏輯的強大阻力,而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的所作所為,恰恰就屬於這種情況。如此一來,如果按照毛澤東源自那個“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價值觀念來評判,那麼,很多屬於或者符合“歷史邏輯”的社會存在,都將是背離“毛氏邏輯”的,是屬於“復辟”範疇的,是他要全力反對和徹底消滅的;而為他刻意推崇的那些東西,則大多背離了“歷史邏輯”。 這樣的事例在“文革”前後可謂處處都有,對此,我們在前面幾篇文章中也曾從不同角度作過考察。這裡不妨再列舉一個怎樣防止官員蛻變的例子。 官員的蛻變是毛澤東最深惡痛絕的問題,也是他最為擔心、使他經常睡不着覺的問題。毛澤東很早就發現,從中央一直到基層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你不摸它,一點事也沒有,還照常是模範,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可是,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眾。那麼,究竟怎麼辦? 如果站在“歷史邏輯”的角度,承認“私”字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的歷史必然性,那麼,我們就應當認識到,在當代歷史條件下,進入和平年代以後的官員蛻變具有足夠的歷史必然性。也即,依靠處在執政地位的官員的自覺,來保證他們永遠做出符合共產黨宗旨要求的“公僕”行為,幾乎是不可能的。官員掌權的時間越長、手中掌握的權力越大、對這些權力的約束越不規範,就越是如此。由此出發,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徹底甩開“依靠官員自覺”的思路,轉為在體制設置的改革方面下功夫。比如:削弱官員的權力,改變官員權力的運作方式,把黨政權力的相當部分轉讓給法制渠道等等。 如果站來“毛氏邏輯”的角度,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就不同了:要麼通過思想改造來提升官員的政治覺悟,試圖牢固樹立他們的“公僕”意識,以求得官員的“自覺”,所採取的方式不外乎不斷反省、整風、批評與自我批評之類;要麼採取外部的“人為性”強制,依靠專政力量打擊腐化行為,發動人民群眾打倒腐化官員,所採取的方式不外乎階級鬥爭、群眾運動之類。照此來實踐,結局會怎樣呢?毛澤東自己的感慨足以告訴我們一個答案。他曾多次講到,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麼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好多紅旗單位一摸幾乎都有問題。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土皇帝一句話就是法,他一句話就能捉人、放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共產黨就要被人民打倒了。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干戈,還是不行。毛澤東說,我什麼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來揭露共產黨的黑暗面,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嘗試。可嘆的是,嚴酷的事實卻宣告了這種思路的破產。 (五)分析到這裡,我們必須要回答另外一個問題:既然“毛氏邏輯”同“歷史邏輯”發生背離,既然“歷史邏輯”內蘊着歷史必然性的要求,而共產黨人又是信仰歷史唯物主義的,那麼,為什麼“毛氏邏輯”竟能長期成為社會運作的主流邏輯呢?我們以為,根本原因有兩個。 第一,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主流共產黨人那裡,他們堅信“毛氏邏輯”是正確的。造成這種認識的主要因素在於:1)“毛氏邏輯”的出發點具備足夠的價值基礎——為了人民的幸福。2)歷來的實踐使絕大多數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樹立了一種近乎迷信的信念——毛澤東永遠是正確的。這種信念之強烈竟然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就算人們與毛澤東的認識不一致,他們也會認為錯誤在於自己,從而一方面檢討自己,另方面說服自己必須統一到毛澤東的認識上。3)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和黨員幹部,特別渴望早日建成純潔完美的“社會主義”,然而,他們對這種制度的具體模樣到底是什麼,其實並不很清楚。4)社會主義建設本身就是前無古人的偉業,探索過程中出現失誤的確很難避免。 第二,我們曾經指出過,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其實就是社會能動實踐的產物。依此來考察,社會主流能動會集成在“毛氏邏輯”所規定的方向上,這種現實本身就代表着歷史必然性——造就那種社會主能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社會當時的基礎條件。我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前後的中國社會,實際上是以小生產為社會基礎,有着濃厚的封建殘餘,還殘存着革命能動和瞬間狂熱。在此條件下,只要是毛澤東發出的號召,各級和群眾不但會立即響應起來,還會有過而無不及,可謂“毛言萬效”。此類事例比比皆是。例如: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講了插紅旗還是插白旗的問題,結果,會議之後幾乎是舉國上下掀起了插紅旗、拔白旗運動;毛澤東視察山東時說了一句“還是辦人民公社好”,被記者捅了出去,沒有想到,這一句話就掀起了一股強大的人民公社熱潮,以至毛澤東感慨,以後再也不讓新聞記者跟着了;1966年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熱情洋溢、鼓勵支持紅衛兵的信,僅此一信,紅衛兵便異軍突起,造就了一個從北京發展到全國、聲勢浩大的紅衛兵運動;…… 任何個人的思想,如果不能化作群眾的行動、構成社會主能,則不可能改變社會運行的方向。如果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錯誤的,那麼,使“文革”思想成為現實的根本原因,還在於社會主流成員認同了“毛氏邏輯”。這是不爭的事實。從這個角度看,一些人們的一些議論,諸如誰誰誰早就認識到“文革”的錯誤、早就在與“文革”抗爭之類,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抑或庸俗淺薄的很呢! (修改於2003年10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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