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辟”的陰影 |
| 送交者: 劉可非 2004年11月07日23:05:0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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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毛澤東”之五 (2003年9月29日) (一)毛澤東有句名言,叫做“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縱觀毛澤東一生特別是建設時期的後半段,階級鬥爭都是他反覆強調並且體現在他制定的許多政策之中的;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而且都是事實。如此一來,人們便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當作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最為重要的表現,甚至把它當作發動“文革”的理論基礎。在這裡,我們不打算去評判這個觀點本身,而只是申明我們的一個疑惑:毛澤東為什麼要那樣強調階級鬥爭呢?如果說革命戰爭年代和過渡時期,強調階級鬥爭是革命鬥爭形勢的必需;那麼,到了建設時期,他為什麼依然這樣強調呢?即便人們認為這個強調是錯的,那麼,他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抑或,他犯這個錯誤的深層背景是什麼呢? 對上面這些問題,人們可以舉出很多理由,諸如階級鬥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部分,又如當時國內的確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現實性和危險性,再如戰爭的經驗使我黨對此種方式駕輕就熟且相信採取這種方式的效果,還有人說是因為毛澤東具有“好鬥”性格,等等。通過考察我們則以為,建國以後毛澤東之所以日益強調階級鬥爭且最終發展到“文革”那樣的程度,最根本的原因在於: 他非常擔心復辟!他要着力防範復辟! 我們注意到,自從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宣告“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之後,如何防範反動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復辟,就一直纏繞在毛澤東心頭,而且,此種心態越往後越強烈。可以這樣說,“防範復辟”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心目中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反思這個問題,無論是對理解毛澤東和那段中國歷史,還是對今後的發展建設,都是很有必要的。這裡,讓我們圍繞三個方面對此作個初步探討:毛澤東眼中的復辟包括什麼內容,他對這個問題的理論認識和具體實踐走過了怎樣的歷程,留給我們的經驗教訓是什麼。 (二)顧名思義,復辟就是回到已經被變革了的舊狀態。我們注意到,在毛澤東那裡(特別是“文革”前後),用以衡量復辟與否的參照系,是他孜孜追求、且已於1956年宣布基本建成的中國社會主義理想模式。對這種模式的基本內容,我們在“理想的迷茫”中已經做過剖析,其核心可以用“平等、清正、純潔、完美”來概括。 按照這種理解,任何理論與實踐,只要它們試圖回歸到落後於那種理想模式的舊制度,抑或破壞、傷害那種理想模式,都屬於毛澤東心目中的“復辟”範疇;與此同時,如果不去全力推動這種理想模式的全面建成、發展和完善,有時也會被他當作“復辟”來看待。 那麼,這些“舊制度”都包括那些內容呢?首先,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前舊中國的社會制度肯定屬於此列;其次,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成(1956年)之前,過渡時期的新中國社會制度中那些有悖於“理想模式”的部分也屬於此列。綜合起來看,這個“舊制度”其實包括很多特徵和內容:既有封建成分和資本主義因素,還有殖民統治成分;既有大量分散的小農經濟、自然經濟,又有一定數量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成分,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又幾乎控制着國家的經濟命脈;既表現在經濟領域,也表現在政治、文化領域。 只要把舊制度的上述特徵與毛澤東着力為之奮鬥的“理想模式”作個比較,我們就可以在總體上把握毛澤東心目中有關“復辟”的基本內容。其要者有:1)在經濟領域,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蛻變為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蛻變為市場經濟體制;主要由國家和集體掌控的規模經營蛻變為主要由個體掌控的分散經營和規模經營。2)在政治領域,共產黨員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蛻變為謀求自身私利和特權;各級幹部由人民“公僕”蛻變為人民的“主人”;保證最廣大人民利益(包括民主自由)的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保證特權階層、有產階層(抑或官僚集團利益和資產階級)等少數人利益的“假無產階級專政”,最終發展到人民的對立面。3)在思想文化領域,丟掉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以大公無私、先公後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等內容為標誌的朝氣蓬勃、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蛻變為以個人主義、自私自利、崇洋媚外、貪圖享樂等內容為標誌的消極頹廢、陳腐沒落的民族精神,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蛻變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文化,也即社會主義文化陣地被資本主義文化所占領。 那麼,復辟的勢力最有可能在哪裡滋長呢?毛澤東認為,“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因此復辟的危險性主要在黨內,在於共產黨內部可能滋生出來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於黨員幹部的蛻化變質。如此一來,防範復辟的主要努力也應重點集中在這兩個方面。 (三)反思毛澤東,會經常讓我們強烈感受到他作為一個偉大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未雨綢繆和明察秋毫——他往往在問題剛剛誕生甚至還沒有萌生的時候,就能敏銳地捕捉到它們,且及時提出防範措施。毛澤東關於“復辟”的認識,再一次強烈地印證了這一點:在新制度還沒有誕生的時候,他就已經驚人地預見到新制度里可能存在的“未來復辟”,預見到了這種“未來復辟”的根本原因,而且還提出了初步的防範要求,並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早在1949年三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諄諄地告誡全黨,“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們可能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並充滿預見性地指出了那個著名的、即使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閃爍着熠熠光輝的“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在此之後,毛澤東圍繞着如何防止黨員幹部的蛻化變質,以及儘快建立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經濟和文化基礎,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1951年11月,針對一些幹部中出現的嚴重貪污、浪費的事實,及時發動了“三反”運動,教育了幹部、清除了腐化分子,有力抵制了各種腐朽勢力的侵襲,助長了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五反”運動有力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囂張氣焰,為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以至將來的和平贖買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奠定了基礎。針對黨內滋長的驕傲自滿情緒、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又於1951年組織開展了全黨範圍的整風運動,持續三年之久,在總共650餘萬黨員中有41萬人被開除黨籍或勸告退黨,有力保證了黨員隊伍的純潔,持續保持了黨在戰爭年代的艱苦奮鬥作風。 與此同時,有鑑於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全面否定,毛澤東還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具體體現在1956年12月29日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修正主義的實質就是假借反對教條主義推行非馬克思主義,假借馬克思主義之名反對馬克思主義之實,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在藉口反對教條主義而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人們中間,有些人索性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之間的界限,否認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界限,否認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界限”,因此,“我們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 固然,在這個時期,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沒有建立,還不存在“復辟”的問題,但以上列舉足以告訴我們: “兩個務必”以及後來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所要防範的,恰恰就是後來防範“復辟”所着力防範的;反對修正主義的理論,也恰恰成為後來防範復辟的一個重要支撐。在這個意義上講,它們的提出其實已經內蘊了防範“復辟”的種子。 (四)1956年之後,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建成,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多地出現了一些背離社會主義制度要求的情況,與此相應,毛澤東開始形成了較為系統的防範復辟的思想,並明確表達了出來,警惕性越來越高,措施越來越激烈。可以這樣講,只要我們認識到“防範復辟”在毛澤東心目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只要我們理解了毛澤東心目中有關“復辟”內容的界定,我們就能更進一步地理解1956年之後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這裡,我們不妨剖析兩個著名的歷史事件。 一個是八屆三中全會修改八大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眾所周知,八大於1956年9月召開,並認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時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然而,僅僅過了一年,在1957年9月-10月間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明確提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而且,半年多之後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則進一步斷言: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 為什麼毛澤東對這樣一個如此重大且已經由黨的代表大會提出明確認識的問題,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就出現了如此顛覆性的重新判斷呢?人們說:東歐出現了波匈事件,我們的幹部出現了特殊化和脫離人民群眾的現象,社會上出現罷工罷課請願和對共產黨的公開批評;由此引發黨的整風,卻沒想到整風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黨的猖狂進攻,意圖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由此引發我們要反右派,卻沒想到導致“反右擴大化”,最終導致修改主要矛盾判斷。 但我們以為,分析還不能到此為止。試問,為什麼出現“反右擴大化”而沒有出現“整風擴大化”呢?又為什麼區區一個“反右擴大化”竟然帶來那樣驚天動地的後果呢? 實質上,問題的根源在於毛澤東的防範復辟。有了這個視角我們就會看到:波匈事件不是致命的,幹部特殊化、脫離人民是致命的,因為它身上潛在着復辟的危險性,因此,開始時的主要矛盾是整風。然而,整風之後出現的右派的“猖狂進攻”卻要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這是明目張胆、客觀實在的“復辟”勢力,如此一來,“反右派”必然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既然你要復辟,難道還要對你溫良恭謙讓嗎?那就必須要把你徹底打倒,徹底消滅,讓你永世不得翻身!依此來看,一個小小“反右擴大化”又算得了什麼呢?也即,相對於消滅復辟勢力這個目標而言,相對於反右運動對於這個目標所作出的貢獻而言,毛澤東應當以為,付出“反右擴大化”那點代價是值得的,是理所當然的。 不僅如此,右派的進攻還會警醒他,即使共產黨已經取得政權,已經建成社會主義,反動階級復辟的危險性依然非常現實地存在於我們的身邊,典型的例證就是讓毛澤東後來念念不忘的列寧曾經說過的一段話:資產階級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而兇猛十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階級就必然存在着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諸君試想,如果我們以為——復辟是如此現實地危險,復辟的後果會使我們回到資本主義,也即,會喪失掉解決八大提出的那個主要矛盾的根本前提——那麼,我們又怎能不會更加前進一步,去犯“修改主要矛盾”這樣一個比“反右擴大化”還要大的“錯誤”呢? 以上分析告訴我們,那時的毛澤東認為,復辟的現實威脅是國內的資產階級反動力量。由此,他所採取的措施便是堅決地、毫不留情地消滅它們,這才有了“反右擴大化”。至於修改主要矛盾,不過是那種防範復辟的認識和實踐在理論上的合乎邏輯的反映。 第二個重要事件是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全會公報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使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 這段引文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寫的,它可以告訴我們,相對於八屆三中全會時期,毛澤東的思想又發生了以下變化:第一,復辟的危險性進一步現實化;第二,復辟的力量既包括“被推翻的反動階級”也包括人民中“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第三,黨內將會產生修正主義,只不過,當時對這種修正主義的勢力還沒有給予過高的、現實的估計。略作分析即可看出,第一個變化,當是八屆三中全會思想的自然發展,這裡不去多論。關鍵是第二和第三個方面的變化,因為它隱藏着這樣的發展趨勢:即使你是人民的一員、黨的幹部甚至是高級幹部,即使你與“正確路線”的矛盾在以往也可看作人民內部矛盾,但因為你要復辟、或曰如果你要復辟(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就必然上升為敵我矛盾;黨內的修正主義可能會蔓延到最高領導層,可能形成一個路線綱領,並波及思想文化等全部社會領域。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毛澤東勢必與它們作堅決的鬥爭;或者說,就算是發生這樣的情況,毛澤東也會毫不猶豫地同它們作堅決的鬥爭。 我們注意到,在當時的毛澤東那裡存在一個這樣的邏輯:社會主義是引導中國人民走向幸福的最好道路;為了保證這個正確道路,必須同各種反對勢力作鬥爭,也即,階級鬥爭是為了建設;階級鬥爭有了成果、反動勢力受到打擊或得以消滅之後,繼續新一輪的建設。我們看到,反右鬥爭之後,毛澤東開始了他對社會主義的繼續探索,集中體現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上。可是,經濟上的探索和實踐遇到挫折,用他自己的話說,“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碰了釘子,“碰得頭破血流”,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認為“三面紅旗”是“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的,“斷無不成者也”。也即,只要是反對“三面紅旗”,就有復辟的成分和嫌疑。 有了這個認識,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他對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信以及其後的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的發言,會有那樣激烈的反映——他們試圖更進一步地總結撊婧炱鞌的經驗教訓,甚至有懷疑或否定的傾向;“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這就是毛澤東眼中的彭德懷等人的觀點。與此同時和稍後,國際上各種反動勢力掀起了一股猛烈的反華浪潮,三年的經濟困難又使國內各類反動力量乘機起來與共產黨鬥爭,表現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激烈鬥爭。面對這樣的客觀形勢,對復辟高度警覺的毛澤東不可能不會有這樣的認識:復辟的勢力不但在黨外依然存在,而且在黨內也已經出現苗頭。也即:假如說通過反右鬥爭他已經認為國內資產階級反動力量已經受到重創、構不成什麼威脅(“去年[指1956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所緩和”)的話,那麼,隨後的國際國內形勢卻又使他認為,這股勢力依然存在,而且已經擴張到黨內。 據此,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後來的鬥爭會逐步轉到重點是“整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繼而擴展到思想文化領域,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對此,我們在“文革回頭看”中再作詳論。 以上列舉足以讓我們看到:防範復辟的問題在毛澤東心目中有着多麼重要的位置,他對這個問題是多麼的敏感,他對復辟者又是怎樣地毫不妥協、堅決鬥爭。只要我們看到這一點,那麼,那些有關毛澤東“整人”、“好鬥”、“聽不進不同意見”之流的論點,將是多麼地淺薄、多麼地主觀、多麼地不符合歷史的邏輯和毛澤東本人的邏輯——主義之爭,不可不爭! 中國有一句俗話,叫做“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由此,我們倒可以做個並不恰當的比喻:人們只因看到張三對李四的刻骨仇恨和殊死格鬥,就對張三給予不滿和對李四給予同情,卻不去了解:張三本來是個溫良恭讓的人,而李四則是他的殺父仇人。 (五)結合前面幾篇文章的分析,我們現在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回答以下這樣幾個問題了。 1、毛澤東為什麼會有那樣的“防範復辟”的心態?這是因為:1)他是一個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謀求幸福的人;2)他是一個由無數的革命實踐所證實的才智卓越的人;3)他是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尋求、最終認定馬克思主義是當代最高真理、最能體現人民大眾利益的人;4)他是一個堅定地走中國自己道路的人;5)他是一個堅信“主義之爭、不可不爭”、且對敵鬥爭非常堅決、毫不手軟、鬥爭到底的人;6)他始終認定那個以“平等、清正、純潔、完美”作為主要特徵的理想的社會主義模式,是謀求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最正確的道路。難道這些條件還不足以回答那個問題嗎? 2、毛澤東的“防範復辟”有沒有必要?是不是小題大做?不是!從理論邏輯上看,只要存在復辟勢力就有復辟的可能,就有防範復辟的必要;更為甚者,如果不未雨綢繆、防禍患於未然、斬邪惡於未萌,等到復辟勢力已經成長起來之後再去壓制,則為時已晚,“雖有大力不可扭轉”。而復辟的勢力不外乎這樣幾個主要方面:一是國內存在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等所有的反動階級;二是國外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勢力,他們無時不想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把我們納入他們的體系之中(持續多年的“和平演變”就是鮮明的例證);三是社會經濟領域存在的小生產、私有制、市場經濟之類的與“理想社會主義模式”格格不入的生產方式,它們肯定會每日每時地滋生着新的資產階級力量;四是逃亡到台灣的國民黨勢力無時不在夢想着“反攻大陸”;五是國外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力量。從當時的情況看,這些力量都是存在的。如果毛澤東不作出那樣堅韌的“防範復辟”的努力,那麼,他的那套理想模式也許早就“變了顏色”。歷史發展到今天,毛澤東已經逝世近三十年了。儘管歷史條件已經天翻地覆,現實社會主義的理念也有了很大變化,但後來的大量事實卻再一次印證了毛澤東的高瞻遠矚和深謀遠慮:蘇聯敗亡、東歐演變,這些結局早在他們的“修正主義”剛剛滋長且蔓延的時候,就被毛澤東預料到! 毛澤東防範復辟的理論與實踐告訴我們:只要我們還堅持社會主義的信念,就不能放鬆對資本主義復辟的警惕。 3、毛澤東在防範復辟上作了怎樣的努力呢?最主要的有三個方面:一是“三關齊下”:經濟領域搞公有制,徹底消滅復辟勢力賴以滋生蔓延的土壤;政治領域不斷打擊各種脫離人民、不符合社會主義制度要求的惡性政治行為;思想文化領域始終確保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文化占據絕對統治地位,嚴厲打擊和周密防範各類腐朽文化思想的侵襲。二是方式多樣:思想教育,整風運動,四清五反,以至自下而上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揭露黨的陰暗面,終至不惜打碎他親手締造的國家機器。一言蔽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三是常抓不懈,此點不言自明。 4、毛澤東的防範復辟又取得了怎樣的效果呢?對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來看。 首先,從其直接目的——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來看,可謂成效巨大。最顯著的例證就是:正是由於毛澤東早在“和平演變”戰略剛剛出籠、修正主義剛剛滋長的時候就高高地舉起“防止和平演變”、“反對修正主義”的旗幟,才使得“和平演變”對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基本沒有什麼效果,而“反對修正主義”則成為維護“理想”社會主義之絕對強力的工具。時至今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在低潮的時候,唯有中國一支獨秀、依然堅定地走着具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能不承認,這與毛澤東當年的努力有關。反觀蘇聯、東歐之類的“老牌”社會主義國家,卻無一例外地丟掉了他們先輩的法統。但即便如此,這些成就也並非足以說明毛澤東完全達到了他預期的直接目的,比如,以“自留地的尾巴”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總是難以割掉也未能割掉,“公僕”特徵終究也未能深深地固化在全部黨員幹部的內心深處,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文化”依然沒有連根拔淨,它們之所以沒有長出來,不過是因為“野火太盛”的緣故罷了。 其次,從其終極目的——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來看,卻沒有多少大的成效。固然,在毛澤東後期,即使在“文革”期間,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這樣的成就遠遠滿足不了他那個目標的要求,而且,也遠遠沒有達到毛澤東本人的期望。對於這一點,無論那些一味為毛澤東歌功護短的人怎樣地努力都是無法改變的。 5、毛澤東防範復辟的努力不可謂不執著和嚴厲,可為什麼取得的效果卻未能盡如他意呢?我們的認識是,根本原因在於:相對於他那個“理想”模式而來的“復辟”力量,是當代歷史條件所必然誕生的力量;而這個“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則是:人心有“私”乃是自在人性在當代歷史條件下的本然表現。何以言之? 固然,在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期里,廣大中國人民的確曾經一度泯滅私念、大公無私,迸發出了足以創造任何人間奇蹟的革命能動,煥發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熱情,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言,“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 但正如我們在“人生的意義”以及其他幾篇“反思毛澤東”的系列文章中指出的那樣,伴隨着歷史慣性的消退,革命的能動會轉化為正常能動,瞬間的狂熱會逐步冷卻下來,“私”字會逐步張揚起來。 此情此景之下,單靠外部的灌輸等人為的努力,怎能壓制汪洋大海般的農民小生產者的私有心態呢?單靠思想教育和官員的自我約束,怎能保證他們永遠做到“兩個務必”、永遠甘當人民公僕呢?又怎能保證以大公無私的道德情懷作為根本價值追求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文化不會受到其他文化的侵襲呢? 此情此景之下,復辟的力量就會像一個被壓迫的彈簧一樣,永遠內蘊着一股彈力,只要外部壓力稍有鬆懈它就會反彈;復辟的力量就會像一個被人高高舉過頭頂的巨石一樣,永遠內蘊着一股落力,只要挺舉之力稍有鬆懈它就會下落。 毛澤東經常說起列寧的一句名言: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其實,嚴重的問題何止教育農民這一個!按照他的那個“理想”標準,教育任何一類人都是要花費很大力氣的。 我們注意到,面對着同樣的問題(斗私問題,其表現之一是“教育農民”):晚年列寧的方式是尊重、服從人們對利益的要求,採取了“同個人利益結合和個人負責的原則”;而毛澤東則試圖通過外在的、人為地、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努力,來徹底改變人的思想,消滅這個“私”字——他要造就“一代社會主義新人”,並由此為社會主義運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兩個偉人的這種微妙差別,其實是很值得我們反思的。 [附記]對本文值得說明兩點:第一,文中所論類似於成功經驗的內容,不一定到現在還值得全部去推崇;第二,文中所論類似於失敗教訓的內容,不一定到現在就應該全盤去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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