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克林頓1992年的競選戰略家詹姆斯·卡維爾在其辦公室的牆上貼着這樣一句話:“是經濟決定總統大選,笨蛋!”如果把“經濟”二字改成“文化”,則成了布什競選連任成功的秘訣。約40%的美國人自稱是福音派教徒,其中至少3/4把票投給了布什。支援民主黨的還是原來那批選民,但福音派選民中的投票人數卻正如布什的競選顧問卡爾·羅夫預料的那樣大大增加了。布什比克里多出的350萬張選票幾乎正是福音派選民投票人數增加的數量。 是什麼使這次的大選比上屆多了400萬以上的福音派選民?美國的福音派運動本質上並不是政治運動。那些加入福音派教會的家庭只是為了讓他們的孩子遠離墮落的通俗文化。福音派選民關心的中心議題是家庭問題、子女教育和個人價值觀而不是國家或全球政治。
自由派評論員譴責福音派選民基於狹隘的偏見投票,並指出已有11個州通過了布什提出的反對同性婚姻的憲法修正案。但這種指責帶有誤導性。共和黨人確實已把福音派宗教問題政治化了-布什政府對恐怖主義的反應就是把宗教問題政治化的典型例子。但同樣真實而且更重要的是,福音派選民也把政治問題宗教化了。20世紀60年代的女權主義者首次提出個人的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這種口號,不過她們沒有想象到這種思想將如何演化。
全世界錯誤地估計了美國人對911事件的反應。過去美國受到攻擊都是因為它做什麼。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是為了報復美國的貿易制裁-切斷了對日本的能源和原材料供應。拉登發動911事件是因為美國是什麼。拉登與美國的爭端源於文化而不是物質。他不久前在半島電視台公開的錄影帶中聲稱策劃911事件是為了報復美國20年前支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剖析過他的潛在動機。美國這種現代社會的自由險些毀了自己,而同樣是這股力量則將徹底毀滅阿拉伯世界,因為後者缺乏美國經過數世紀發展出來的那種抵抗力。
儘管美國人很難說清楚他們對911事件的反應,但大部分人都對這一事件傳達的資訊心知肚明。美國文化處在法官的位置上,其應該承受這種恥辱甚至伊斯蘭分子實施的暴力嗎?當他們義憤填膺地表達對襲擊者的痛恨時,他們自己進行了反思嗎?11月2日的選舉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許多人都有過這種反思。911事件發生後,不少福音派領導人,包括着名牧師傑里·福爾韋爾認為這是上帝對美國深重罪孽的神聖懲罰。聽起來很可笑,但福爾韋爾的話揭示了一個潛在的真理。美國激起伊斯蘭世界的仇恨是因為美國向世界其他地區展示的最突出面貌是基於發達的娛樂業的各種“自由”。對世界大部分國家來說,美國意味着全球流動性,但也是家庭破裂、傳統遭到踐踏和文化崩潰的象徵。
美國與伊斯蘭世界之間悲慘的遭遇戰首先是現代和傳統社會之間的一種對抗,而傳統社會只可能在這場對抗中失敗或死亡。其次這也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一種對抗,這兩種宗教對傳統社會的脆弱性的反應是截然不同的,從而使這種對抗變得更加激烈。伊斯蘭教是外向的,其信徒總是通過對外征服並根據自己的形象改造敵人這種途徑來保衛他們的社區。基督教則是內向的,要求其信徒內心反省自己的罪惡。911後美國人的深刻反省就是個人對政治表現出的熱情。
美國處於社會衰退的危險邊緣-雖然沒有拉登描述的“萬聖節幽靈”中的情況那麼危險,但確實處於危險境地。美國2/5的女大學生為保持苗條身材而挨餓或節食,1/ 6的大學生有心理疾病。很明顯,美國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性解放已使整個國家陷入災難。美國的父母們無法讓自己的子女遠離色情和暴力,年輕人不能在一種團結友愛的氛圍中成長。
正是美國這種過度自由開放的現實生活使得“道德問題”對選民如此重要。墮胎和同性戀問題成為此次大選的核心問題並非是因為福音派教徒因循守舊。相反,父母們成為福音派教徒正是為了在他們的家庭和墮落文化之間劃清界限。大部分美國人在11月2日已經表明了他們在社會問題上的立場。
跟自甘沈淪和人口衰退的歐洲不一樣,美國人仍然在與威脅美國存亡的腐化力量作鬥爭(但並不能確保勝利)。這就是這次美國大選所傳達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