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竟誰是中國當代憤青? 究竟愛國還是誤國? |
| 送交者: 佚名 2004年11月10日11:15: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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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族主義憤青以一種愛國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時候,也對中國社會提出了一道“愛國還是誤國”的難題。在全球化時代,如何引導民族主義正確的發展,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認真思索的問題浙大事件始末 2004年10月21日,有眾多人參加的遊行引起了社會各界注意,而事情的起因僅僅是一次普通的浙江大學中外學生之間的口角。 事情緣起於一位韓國女生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的BBS上出售幾件衣服,隨後就有人回帖要求抵制日貨和韓貨。該女生也不示弱,指責中國人沒有品味、窮,接着又炫耀韓國人的富裕與時尚。一位知情者告訴本報記者,當時在線的中國學生都很憤怒,開始予以反擊,主要是為“維護國家的尊嚴”,同時言辭也比較激烈。 隨後,韓國女生的台灣男友開始給該版的版主打電話,要求到籃球場解決這個問題,版主將這一電話公布以後,有人給這位韓國女生發去了一條短信:“沒什麼事情,想問候一下你母親。”女孩隨即大怒,回電話追問該同學是誰,這位同學答道:“我是你大爺。” “交鋒”過後,韓國女生查到了這個電話的主人,於是偕同男友和另外一個人來到該男生宿舍,並威脅說:“我給某某校領導一個電話,能直接讓你退學,現在對留學生是很重視的。”結果,該男生自願在宿舍里被三個人每人打三拳,並在食堂請客吃飯。 事情本來就到此為止了。但在場的中國學生被激怒了,許多人隨即聚集到學校保衛部門門口,要求給出說法,在交涉未果後,大批學生開始在校園內遊行。直到凌晨2點多,人群才散去。事情雖然過去了幾天,但是仍有許多浙江大學的學生在網上發貼抱怨“打人者至今仍逍遙法外”。 一次中國學生和留學生之間的衝突在被迅速摻入“國家”“民族”等概念之後,變成了一件帶有“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事件。 事實上,近年來的許多事件最後都被套上了這些外衣。一位參加了這次遊行的浙江大學學生說:“其實我到那時(遊行前)還沒想清楚為什麼要討回公道,不是自願被打的嗎?” “後來有人告訴我,同胞受欺侮了,而且是被威脅在先,一定要維護尊嚴……由於此次事件本身比較猥瑣,也缺乏實質內容,於是繞紫金港遊行顯得非常無趣。但是我們鬱悶,我們要發泄……” 而另外一名拒絕參加遊行的浙江大學的學生則顯得比較理性。“我比較反對將兩個人之間的衝突變成什麼維護國家榮譽的事情,因為這個事情中國人和韓國人雙方都有責任。因為現在許多人閒得無聊,很容易加入到這種活動中,但是,當氣氛一旦搞起來以後,很多人就真的覺得自己是在維護國家的榮譽,這樣就很難收拾了。所以我不參加這種活動。” 誰是民族主義憤青? 浙江大學事件的是非曲直很難判定,但是該事件的起因非常明顯,就是中國網絡上近幾年來讓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抵制日貨、韓貨運動。 民族主義憤青的生活狀態 王天涯就是這麼一個網絡宣傳者。2004年5月,王天涯來到北京,開始在一家通訊公司工作。一到北京後,王天涯就經常在網上活動,逐漸認識了一些反日反韓反美的人士。2004年6月,這些人開始組織了一個小組,開始在各大門戶網站上發布抵制日貨韓貨的評論。“效果好嗎?”記者關心這個問題。王天涯笑了笑:“還好。反正網絡上支持我們的人很多。”王天涯告訴記者說,像他們這樣的組織還有一些,平常大家也進行一些交流,就是要讓大家抵制日貨韓貨。“小日本太壞了。” “那你生活中從來不用日貨嗎?”記者問他。王天涯憨厚地說:“隨身聽肯定得用日本的,要不沒有東西用啊。但我們只要有的選,肯定不用日貨。” 王天涯的生活狀態是有代表性的。“他們都叫我‘憤青’,憤青就憤青吧,我無所謂。關鍵是要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抵制日貨的重要性。很多中國人受了日本人欺負,還說日本人好。我就見不得這樣的事情。” 王天涯並不孤獨。在中國幾乎所有大學的BBS,談起日本、美國和韓國,許多時候都是群情激昂。 在新浪網有關日本和中國東海問題談判的評論中,網民們基本都持一種強硬的態度。許多人已經開始分析中日兩國的軍事實力對比,認為中國可與日本一戰。 這種網絡上的憤怒已經讓日本人感覺甚切。當記者就日本是否會取消對華經援的問題請教一個日本教授的時候,該教授一直在問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日本向中國提供了這麼多援助,中國人還是這麼討厭日本人?”在北京的幾天,該教授在中國的網站上轉了轉,頓時被“鎮”住了:“網絡上一片謾罵,我都不忍心看下去。實際上,我們這些從事中日交流的人最清楚,日本的右翼經常就此向政府施壓,要求對中國強硬,最後就是兩國中那些非理性的人把中日關係毀了。我們做再多的事情也沒有用。” 憤青與極端民族主義者 “我們管這些人叫‘憤青’。”社會學家李明水對記者說。 事實上,憤青這個概念並不僅僅局限於民族主義者。當記者用這個概念去詢問一些社會學家的時候,很多人並不明就裡。周孝正告訴記者:“社會學界並沒有對這個概念給予明確的解釋。”李明水也告訴本報記者:“這個概念原先是形容出於反叛期的青少年,之後又被用於形容那些沒有找到生活方向的知青,但是此後隨着社會的發展,這個概念的定義對象也在逐漸發生變化。” 它在中國開始被廣泛引用,是針對西方情調至上的“小資”文化而來的,它原先的主要任務是反小資。“因為他一開始就是針對西方文化至上的,所以應該說由它來充當民族主義的代言人有一定的基礎,這個概念雖然有了許多分支,但是最主要的是反美反日一派。而其中最為令人關注的是‘謾罵式愛國主義憤青’”李明水對記者說。 曾經有人分析憤青文化:“隨着中國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大加深,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後,處處受制,經濟利益、國際聲譽不斷受到損害,這是憤青文化興起的根源。以強硬的手段來爭取中國國家利益,是憤青文化的核心思想。” 而在西方媒體看來,憤青則已經完全變成了極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在西方主流大報的報道中,常常會在“fen qing”這個中文拼音後,加上一個解釋性的單詞“ultranationalist”(極端民族主義者)。 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分類 憤青事實上並不僅僅包括極端民族主義者,他也包括了許多由於一直不得志,對現實不滿的人,這些人常常“與時俱進”,對於一切事情都要表示不屑,對於一切事情都要批判。 還有一種憤青是“懷舊型”,他們往往非常懷念計劃經濟時代,懷念毛澤東時代對外部勢力的強硬。而這類人裡面又分為兩類,一類人是真的喜歡那個時代。中國有一個着名的“紅五星網”,一進入網站就會有一套繁瑣的祭神儀式,然後顯示一行話: “現在請同學們、朋友們進入各個戰場!保護同志和人民!團結朋友!消滅敵人!”從網頁設計到用詞,都讓人想起文革時期的各個批鬥會。 第二類人則是因為生活在社會底層,由於在現實社會分配中吃了虧,就開始懷念計劃經濟時代的生活。一位畢業於北京某高校的大學生曾經對記者說:“現在都是什麼社會啊,還不如毛澤東時代好,那時候大學生哪用得着找工作啊,都是包分配。” 但是李明水分析道:“以上提到的這些人都是社會邊緣人物,很難對中國社會產生什麼影響。真正關注的應該是中國現在出現的排外憤青,即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還有一類就是極右憤青,他們要求在中國立即實現西方式的民主。應該說,這兩類憤青的危害是比較大的。” 目前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主要有三類,這三類人的特點也有可能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出現。第一類是反日和反美憤青。這類人的主要特點是對於美國和日本的一切東西都要反對。反對日本的最出名例子便是京滬高鐵項目。據記者了解,一些人在反對日本的新幹線技術時,並不真正了解日本的技術優劣。 反美者的最近一次演出則是發生在趙燕事件後,極端民族主義者都認為趙燕被打是奇恥大辱。很多人在網絡上發貼表示:“大家看到了吧,這就是美國式的偽民主”“打倒美帝國主義”等等。 第二類人則是反美憤青的分支,他們的主要手段是通過將本 拉登和薩達姆等人奉為英雄,來發泄心中的情緒,在2001年美國“9 11”發生後的那個晚上,記者所在學校的走廊里發出了陣陣歡呼。在許多大學的BBS上,也多有“美國終於受到懲罰”“拉登是英雄”的帖子。“這些人只是一味反美,而將最根本的同情心和道德拋之腦後。”李明水評價道。 第三類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每一次兩案發生矛盾的時候,許多憤青都要在網上發布言論,分析兩方軍事實力對比,要求解放軍在一夜之間踏平台灣島。記者的一位同學就最喜歡報紙上有關台灣的內容,常常跟記者分析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台的可能性,並且對記者來自福建省表示同情。 極端民族主義:愛國還是誤國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記者林西齊報道 在提到民族主義的時候,許多人都會提示,要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加以區分。事實上,這兩個概念在很多情況下是容易混淆的,也致使許多憤青披上“愛國主義外衣”而變得刀槍不入。 這與美國在“9 11”之後將批評政府的聲音視為“不愛國”有異曲同工之妙。 極端民族主義愛國嗎? 着名政治學者甘陽先生曾經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英國政治學家米訥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義》中的觀點來解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不同。 米訥格認為二者的區別在於,愛國主義是熱愛本國的現實狀況(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現為抵抗外來侵略以捍衛現實存在的祖國;反之,民族主義則是致力於實現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如上所述,民族主義本身無可厚非。但在全球化時代,如何引導並建構一種健康的民族主義則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課題。而民族主義憤青所代表的謾罵式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則恰恰是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警惕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排外式的憤青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社會學家李明水對本報記者說。 民族主義憤青遮蔽真理談論 李明水分析說:“中國最開始的極端民族主義是從《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開始的,此後中國的一批極端民族主義者就紛紛出書立說,對西方說不。當這種排外情緒廣泛瀰漫開後,往往伴隨着高漲的愛國主義,讓人無法對他們進行批評。而任何反對它的人都會被吞噬。” 這些例子裡最着名的莫過於“對日新思維”。在一些專家提出“對日新思維”後,立即被指斥為“漢奸”,網絡上群情激昂。以至於事件過去了這麼久,當記者想就一個選題採訪日本問題專家時,許多人還是戰戰兢兢,一位中國社科院的日本問題專家對本報記者說:“現在說話要小心,否則反彈太大了。” 當正常的學術探討被冠以更多的政治意味,已經沒有多少人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與之相反,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的憤青則容易被人們奉為英雄。北京的學生程廣至今回憶起中學時期看《中國可以說不》的場景,仍然熱血沸騰,“覺得這些作者真給中國人長臉。” 事實上,魯迅先生早在許多年前,就提出要警惕在愛國主義外衣包裹下的民族主義。先生稱他們為打着愛國旗號的“愛國賊”。“‘愛國賊’對中華民族的危害一點也不亞於‘賣國賊’,對中華民族的負面影響也更為深遠。‘愛國賊’因為披着愛國外衣的緣故,對國民有很大的欺騙性,經常被國民誤認為是‘民族英雄’。 學者認為極端民族主義其害有四 政治學者蕭公秦對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是要加以反對。他分析說,首先,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形成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這種“受害意識”固然是激發我們民族奮力爭取富強的精神資源,另一方面,基於受害的歷史記憶而產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現實的溫和冷靜的態度,將在這種非理性的情緒狀態中被解讀為“對外軟弱”,解讀為委曲求全的“綏靖主義”。到頭來,連務實的主政者也會被逼得要“順應”從極端民族主義的潘多拉盒子釋放出來的“民意”,被迫以剛性對抗來作為解決複雜國際關係的基本選擇。 其次,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這種激憤民族主義將有可能走向“閉關鎖國論”。實際上,自明清以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閉關鎖國的價值傾向,近代以來的民族生存危機的壓力又者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傾向。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以唯我獨尊的左派原則來解讀不同文化的價值衝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極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閉關鎖國論”又必然與極左思潮的死灰復燃相聯繫。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以後,海外新左派電子雜誌《中國與世界》,甚至把1963年陳伯達主持撰寫的“反修”文章《六評》祭出來,反對當今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對人們心理的控制,反過來又會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別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態度的反彈,並使該方中的理性現實的聲音同樣受到壓抑。 第四,在極端民族主義支配的精神氛圍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機會主義者。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民眾的情緒,轉移人們對經濟改革與社會問題的注意力。 前蘇聯國家就出現過這樣一種趨勢。當然,這種情況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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