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與中國野生動物危機 |
| 送交者: 佚名 2004年11月14日22:21:4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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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中國四川省一名大學生將一隻四周大的小狗用微波爐炙烤,據報道是為了報復他變心的女友。公眾被震驚了。幾乎與此同時,更令人驚駭的事情發生在北京,動物園裡五隻熊被人用濃硫酸潑傷。犯罪人劉海洋是中國最著名高校清華大學一名學生,國家主席胡錦濤、前國家總理朱熔基和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都曾畢業於這所名校。毫無疑問,這場事件在公眾中引起了“道德恐慌”。人們在對這樣殘忍對待動物的暴行感到憤怒的同時,也寬慰地認為,這樣的事情畢竟是極少數的。直到非典型肺炎(SARS)爆發,才使得人們意識到遍及全國的剝削野生動物的嚴重程度,人們這才明白,劉海洋事件不過是冰山浮出海面的一角。 文化似乎是對中國濫用野生動物的一個方便的解釋。辯護者們說,使用野生動物來為人類謀福已經有超過兩千年的歷史,它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可動搖。批評者的觀點則是,中國文化應該對荒唐的野生動物剝削負責。不改變中國的傳統信仰,情況就不會有本質的變化。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文化,既不是剝削野生動物的藉口也不是適當的解釋。首先,沒有哪種文化是靜止的。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有較強的能力重塑文化或保留其中一部分以利於其政治目標的實現。第二,儒家文化對中國大陸來說不是唯一的,比如,歷史傳承下來的遺產並沒有妨礙台灣和香港頒發“禁吃狗肉”的禁令。第三,目前政府批準的野生動物剝削行為並沒有歷史先例。在社會主義中國,當代政治的變遷興衰或許和中國大陸野生動物危機有更直接的關係。
改革開放前的野生動物危機:1949-1978
在東歐,其社會主義階段遺留下來的一個再尋常不過的問題,就是環境破壞。當列寧政府體系和斯大林發展模式有力地阻礙了人們對環境問題發表自由言論時,容易輕率做出決策的共產主義領導人的特質,使得事情變得更糟。赫魯曉夫犯的一個大錯誤,即在蘇維埃政府中亞地區進行土地開墾,其詳細記錄表明了一個領導人因個人偏好而導致的生態破壞程度。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共產主義發展策略,失敗的政策,不切實際的領導,和偏頗的意識形態同樣威脅到了中國生態系統和野生動物生存。
“糧食生產第一”和過度的土地開發利用
“糧食生產第一”策略開始在50年代被貫徹執行。在大煉鋼鐵運動時代,因虛報糧食生產數量,中國遭受到極大損失。穩定市場供應,成為新成立的列寧主義政府一個緊要任務。為了解決市場短缺問題,政黨解散了整個軍隊,組建成當時被稱為生產建設兵團(PCCs)的部隊。這些兵團駐紮在中國從來未經開墾過的偏遠地區和邊疆,清除森林,削平山頭,排乾湖澤和濕地,在草原上開墾農田進行糧食生產。確實,生產建設兵團帶來了迅速的經濟成果,他們為國家生產出大量的糧食,被譽為“征服自然的人”。 “糧食生產第一”,一個在供應短缺時代為振興市場開展的短期策略,變成了整個改革前期的一個長期政策。農業在向社會主義轉型過程中採取了集體化形式,這極大地削弱了農民的生產熱情。1957年,農業產量開始停滯不前,人口的迅速增長也使得食品短缺問題日益嚴重。 “糧食生產是關鍵” 成為農業工作的政策方針,食品短缺和就業壓力迫使政府向農村輸出3千萬城市青年,來參與當時被稱為“改造自然”的運動。他們中的許多人加入到生產建設兵團中來,更多土地被開墾的結果,最終導致更多野生動物棲息地被破壞。 在這些鮮少有人居住的地區,日益增加的人口和農業活動影響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在新疆,塔里木河縮短了三分之一,導致下游水量的全面損耗,曾依靠 “沙漠水源”生存的野生動物紛紛死亡,屍體散落在曾經鬱鬱蔥蔥的班克斯河邊,在黑龍江的北大荒,西伯利亞虎、熊、馴鹿,丹頂鶴,天鵝和鱘魚蹤影全無;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西雙版納,中國最大的雨林,巨大的墾荒範圍將亞洲象驅趕到鄰國緬甸,老撾和泰國。“糧食生產第一”的政策和墾荒運動,造成中國野生動物棲息地史無前例的重大破壞。
空想式領導,不確定的決策以及政策失敗
依照共產主義領導人毛澤東看來,斯大林的發展模式對於中國來說是唯一可以接受的選擇。然而,他慢慢厭倦了這模式對國家計劃編制、漸進方式、專業知識和供需平衡的嚴格要求,他希望主要工、農業產品如糧食、棉花、煤、電和鋼鐵產量能夠更快地增長。為了這個目的,他發起了“大躍進”運動。作為運動的一部分,使中國的鋼鐵產量在1958年翻了兩番的大規模“鋼鐵生產”直接影響了中國的生態環境。國家大面積的原始森林被砍伐用來充當成千上萬家煉鋼廠的燃料, 野生動物棲息地進一步遭到毀滅。今天熊貓保留地被劃分的現狀,部分原因就是由於50年代森林遭到了破壞。 毛澤東無視專家反對堅持將麻雀作為四害之一進行消滅(老鼠、蒼蠅、蚊子),可以作為其不確定決策的一個範例。毛相信,麻雀吃糧食,所以就該殺。1958年3月到11月,全國統計有一千九百六十萬隻麻雀被殺滅,僅12月13日一天,上海居民就報告說有十九萬四千四百三十二隻害鳥被捕殺。正如18世紀末普魯士統治者頒布的消滅麻雀的命令,毛澤東的“滅麻雀戰役”引發了兩個嚴重後果:第一,害蟲數量於第二年失控,農業產量進一步下降,並引發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因政策失誤導致的饑荒;第二,由於整個國家不分老幼一起參與這狂熱的殺戮,整整一代人內心中將殘殺弱小的暴行視為可以接受的行為甚至當作一種樂趣。 饑荒導致中國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很多逃過一劫的人曾想盡一切辦法來順應市場短缺時代的慘境。穀殼,野草,樹皮,甚至是泥土,都被當作食物替代品,通常不會捉來吃的昆蟲和小動物如老鼠,鳥,蠕蟲也全被吃光了,狗的數量也由於饑荒而急劇減少,當人吃人的消息在很多地方流傳開來,野生動物當然不可能還有倖存。據前國防部長庚標所言,中央曾派遣打獵隊前往中國東北和內蒙古,其中一支由林業部派去的打獵隊帶回七車皮被殺死的蒙古瞪羚,數量達數千隻。無疑,這就是此物種直到80年代初仍然極度瀕危的原因。由於饑荒範圍覆蓋面如此之廣,這樣的打獵隊很有可能在此前就被派往中國各個深山老林光顧過了。
意識形態與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中國政府官員的意識形態有其古典馬克思主義根源。毛澤東思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以理論與政策聲明、專論、演講和方針指引為表現形式,體現在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革命各個階段過程中。毛澤東思想贊成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並肯定列寧主義的粉碎舊式上層建築、提倡在社會主義環境中“始終堅持革命”的信仰。毛相信,階級鬥爭是唯一淨化政黨和萬惡舊社會的可行手段, 古典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關心所謂的貧民及無產階級。但是,它並不支持無產者殘酷對待非人類動物。它譴責資本主義和資本家的自私自利,其程度如此之深遠以致馬克思主義者全方位地排斥與中產階級相關聯的任何事物。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到實際,以高壓政治反對剝削階級或資產階級分子,這一高壓政治拓展到思想、價值觀、世界觀以及相應的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研究,資產階級“腐化的生活方式”表現在,舉例來講,養有家奴,奢侈享樂,揮霍無度。這種生活方式並不僅僅是對進行中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種冷漠,同時,還是對他人的一種壞影響。對於共產主義思想家來說,這些人就是一群寄生蟲,他們為革命和社會進程設置路障,他們的個人喜好比如化妝、養花、聽西方音樂,還有,與此相關的,養狗逗貓,都是使道德惡化的無恥表現。 因此證明,中國政府官員從骨子裡對那些壞胚子和他們的寵物懷有敵對情緒。那些被指控追逐“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為了“挽救靈魂”,身心都被變得冷漠無情,有些人甚至被迫接受落在他們寵物頭上的最血腥的暴行,而那些敵對者的暴行則被視為英雄主義。同情者被認為是軟弱的,他們的政治立場也是可疑的。國家的敵人就是被這個社會遺棄的人,他們被社會稱為“落水狗”“狡猾的狐狸”“牛鬼蛇神”“狗????”,毫無被尊重的價值, 這種支持暴力行為的意識形態殘留至今。政黨理論家們厭憎那些可選擇的生活方式特別是養寵物,他們把養寵物的人視為是一群沒有靈魂的人,這些人只能效法西方腐化的生活方式才能彌補他們精神上的空虛。動物愛好者甚至被誹謗為西方新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並且為西方的文化侵略修橋鋪路。他們是一群憎恨自己祖國的人,並且樂於捏造動物遭受虐待的案例令自己的政府蒙羞。 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們顯然堅持改革前期那些舊有的、恐外的思考方式。對他們來說,西方的任何東西都是危險的。他們堅信,容忍西方的動物權利論會為其他更危險的西方政治哲學拉開一道閘門。
政治改革與野生動物剝削
1978年是當代改革進程的初端,鄧小平,改革的“總建築師”,評論道,社會主義不等同於貧窮。他相信,一些人和一些地區應該先富起來。省一級官員被鼓勵對本地優勢進行開發。改革時期,對當地官員表現的評價,是通過他們創造就業機會、上繳國庫的稅收、推動當地發展和對國家財政庫的貢獻的多寡來進行的。為了積攢財富,國家對野生動物的商業剝削開始了。總體來說,出於商業目的進行的野生動物剝削主要集中在三個行業:旅遊,娛樂,和製藥。
旅遊: 為吸引遊客進行野生動物剝削主要發生在中國南部的廣東和海南兩省。野生動物食用和食物的新奇度對於從中國其他地方來的遊客來說非常引人。比如說,香港居民可以經年累月地作為“美食品嘗之旅”的成員去廣東旅遊,從國內北方省市過去的遊客也對那些珍饈美味留戀忘返,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國家稅收的流失,當地政府並不主動制裁那些沒有經營執照的野生動物交易和瀕危物種買賣,截至SARS爆發之前,野生動物交易已經完全處於失控狀態。 在SARS爆發前,廣東最大的野生動物市場上經營着各種各樣的被保護動物,每年銷售上繳的稅收據報道大約在7到8個億(約合1億美圓)。失控的野生動物食用之風吃光了中國的野生動物,活蛇只好從越南和柬埔寨進口,為了維持這山珍海味的饕餮狂潮,野生動物飼養場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崛起,山東,發展起狐狸場和養貂場為市場供應動物皮肉;廣東,果子狸場開辦了六百多家,湖南和其他南方省市也為廣東成千上萬家餐廳和路邊小食攤供應活果子狸。 最令人不安的是,食用野生動物在南方各省已不受限制,這股風潮已如燎原之火迅速波及其他省份。上海每年消費的活蛇數量幾乎和廣州一樣,熊掌在中國的東北被當作珍饈,為掠奪熊掌對熊進行的殺戮仍在繼續,儘管令人難以置信,然而90年代初,確有2.74噸偷運的熊掌被政府發現。伴隨着蔓延各省的食用野生動物風潮,野生動物貿易變成全國範圍的行徑。各行業交易都捲入野生動物貿易中來,包括飯館,路邊小吃攤,市場管理部門,運輸公司,動物毛皮企業和其他等等。野生動物貿易成為中國南方旅遊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製藥業:
如果說野生動物的食用與貿易由於SARS的爆發而正在逐步失去陣地,那麼用於製藥公司的野生動物仍然還有堅強的政府支持做後盾。無可否認,中央政府確實採取了強硬措施禁止使用國際保護物種及其附屬品入藥,其中包括虎骨和犀角,兩個最瀕危的物種,然而,對國際和國內保護的野生動物進行人工養殖以用於中藥的嘗試締造了各種有高額利潤回報的行業。熊場就是這樣一種行業。如今,中國東北和西南約有400餘家熊場,9000多隻熊痛苦地生活在鐵攔之中,有很多年,當地的政府和熊場主看不到熊場中每天上演的殘無人道的暴行或明明看到了仍視而不見。
當中國開始建立熊場的時候,被譽為“液體黃金”的熊膽帶來的潛在稅收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90年代末,熊場產生的高額稅收量有力地扶植了本地的發展。無疑,當地政府在近年熊場擴展計劃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人們相信,熊場推動了中國傳統中醫藥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在中國,熊膽作為中醫藥的使用已經超過了2000多年歷史,和其他那些因為廣泛使用西醫藥而慢慢放棄使用中藥的國家不同,中國的傳統醫藥在改革時期經歷了復活階段。 每年,中醫學校都培養出成千上萬的從業者,1997年,政府贊助編寫並出版了一本全新的權威著作:“中國中醫藥匯編(中華本草)”。這本書並沒有減少野生動物在中醫中的使用數量,相反,在8980個藥方中,有1050種藥方里使用了人類或非人類動物器官。匯編中,一些被考慮用做必需成分的野生動物都是國家高度瀕危的野生物種諸如野馬,豹,亞洲象,和金絲猴,它們都是在“野生瀕危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中被明令禁止使用的。90年代熊場數量的增加得到了政府支持,國外對熊場的批評被政府認為是西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蔑視,並且被視為不被歡迎的西方文化侵略。 如今,已經有9000多隻熊囚禁在鐵籠中被人從腹部開放的傷口中提取熊膽。亞洲動物基金會香港辦事處負責人談到,抽取熊膽的過程痛苦異常。被囚禁的熊因為瘋狂的搖擺和撞擊導致身體受創,這些傷口在被救出的熊身上依然清晰可辨,它們精神上遭受到的極度痛苦也遠非常人能夠想象。一位四川動物保護工作者曾經講道,“任何有同情心的人在走進熊場那一刻都會深受震撼,那裡糟糕的條件比我們能想象到的最恐怖的情景更甚。”許多熊場的熊的肢體、牙齒都殘缺不全就連手指趾端也被人強行砍掉,那是熊場主為避開熊那點有限的抵抗,能更輕易地採到膽汁。有些熊住在比身體大不了多少的“鐵棺材”里超過20年。對熊膽高額回報的不計後果的狂熱追求,使得這樣的“商業暴行”無可動搖地存在多年,但是現在,在Jill Robinson領導的亞洲動物基金會的艱苦努力下,這種情形正在慢慢發生變化。
娛樂產業
潛在的利潤引誘很多企業在國家很多地方爭相開辦野生動物園。然而最近報道顯示,許多野生動物園或娛樂設施並沒有為他們帶來當初設想的那種高額利潤。在廣西,一個商人用自己其它三個商業活動中賺取的利潤來維持他的“熊虎山”,一個養有600隻老虎和其他大型哺乳動物象熊和獅子的養殖場,養殖場原本計劃是採取多功能商業運作,一是吸引遊客,二是將老虎的器官及附屬品出售給製藥企業,三是給野生動物販賣商養殖並繁育動物。然而,失控的繁殖令老虎數量大幅增加,擁擠的環境和為取悅遊客開展的斗虎表演導致40隻老虎死亡。 野生動物園的餵食方式也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廣泛批評。貴州一家老虎養殖場允許遊客購買活豬投餵飢餓的老虎。一隻後背被咬掉一大塊肉的倒霉的豬在好幾隻老虎的追撲下倉皇逃命的場景還被當地一家電視台播映出來。類似的活食投餵的行為在南京和黑龍江也有所報道。 許多表演場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殘酷暴行都被中國媒體揭露出來。在南昌,一家鸚鵡表演團強迫剛剛孵出小鸚鵡才幾分鐘的母鸚鵡上台為遊客演出,更令人驚駭的是廣東一家野生動物園竟然被報道說他們的菜單上赫然有一道用獅子肉做的菜,其他一些野生動物動物園則在沒有許可證的條件下從事活熊取膽術。小型的私人動物園常常是管理不善的,落山磯時報一篇對廣西玉林一家私人動物園中5隻黑熊和一隻棕熊的報道,暴露出很多虧損野生動物園中動物的悲慘生活處境。
報道出來的消息無法反映出全部的問題。利益的驅動和發展的需求使得野生動物剝削成為中國大陸當代的政治問題。野生動物剝削與中華民族之間的關係,新一輪振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努力,使國內外為終結野生動物飼養場的工作變得極為困難。 挑戰,前景與結論 國內外為提高中國大陸動物福利的活動遭遇到巨大的困難。從政治上看,中國仍保留着相對封閉的社會形態,在中國大陸進行動物福利推廣活動必須尋求與本國相關政府部門的合作,否則,沒有任何的努力可以付諸實現或維持下去。“在中國,表達任何抗議都是危險的,為動物說話的聲音很可能在傳到外界之前就被內部壓制了。” 對中國野生動物貿易和野生動物養殖場的批評觸動到中國國家政策中最神聖的部分:現代化經濟。這也是國際動物保護非政府組織在進行動物福利工作中最敏感的方面。由於野生動物與商業貿易關係中產生的經濟利益,任何妨礙都可能導致收入的損失,不光是對個體商販,養殖場,運輸公司而言,更重要的還有當地政府部門。十年來,列寧主義教育成功地說服人們,那些不願看到中國發展起來的西方帝國主義懷有多麼惡毒的企圖。國外的動物保護運動非常容易地被認為,他們是想通過試圖阻止野生動物剝削的努力,來阻礙中國的發展。 推動中國人道主義現狀,就會不可避免地觸及到另一個不可動搖的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中國食用野生動物和使用野生動物入藥習慣的質詢會被認為是西方對東方文化的蔑視。即使不對熊膽在中醫藥中的作用有任何質疑,僅僅是對熊場虐待動物的殘酷情形給予反對,也會引起中國民族主義者下意識的反應,他們會立即用“西方同樣存在動物虐待”等問題來對外界的批評予以駁斥。數十年意識形態的教導,在中國人的腦海中留下無法消除的印記,那就是西方人從來都不曾停止向東方人灌輸他們的文化和價值觀。 近年來有兩種發展情況顯示這令人絕望的局面正有所改變。一個是,如今社會上對非人類動物的同情之心正漸成上升趨勢。前幾年由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發起的北京、上海兩地的民意調查,證實了這種積極的趨勢。國家正式批准和尚待登記的動物救助團體正在不利的環境下運作,劉海洋傷熊案引起的“道德恐慌”和隨之而起的輿論爭辯使社會意識到關懷那些無言生命的需要。緩慢然而卻是不可逆轉的社會道德的提高,在今日飛速變化中的中國, 勢必會帶來長期的必然變化。 亞洲愛護動物基金會(AAF)為解救黑熊贏得的最初勝利,改變了政府對國際NGO的偏見。AAF和中國政府之間簽署的2000隻黑熊拯救協議表明北京的政府官員採取了一種新的態度。照陳潤申(音譯)的話說,很多曾經和JILL ROBINSON——AAF的CEO和創始人——工作過的政府官員都深深被她真摯的、充滿獻身精神的艱苦工作所打動,好多人的態度也由此改變。陳先生自己表示說,他堅信“熊場活熊取膽終將被停止”。毫無疑問,AAF已經完成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任務:使中國政府官員態度有所改變,並展現出一個並不試圖阻礙中國發展、也不懷疑其傳統文化或力圖影響其政治體制的無畏的國際NGO合作夥伴形象。 概括來講,動物福利危機和中國社會政治的變遷興衰有關聯。生態環境破壞是斯大林發展模式造成的眾多損失之一,50年代中期到末期,錯誤的方針和不確定的決策只不過是加劇了已經脆弱不堪的生態環境的惡化。現代經濟改革和民族利益驅動導致在國家支持下,野生動物的商業剝削達到空前的嚴重程度。由於這一“行業”是中國創造經濟發展奇蹟的一部分並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做出貢獻,因此,為改變目前局面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一種全方面的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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