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罪人蒙恩記
文/劉翼凌
生命與信仰 總第2期 2002年4月
音頻為李慕溪弟兄朗讀：
編者按：劉翼凌先生（ 1901——1994)是資深福音文字工作者，曾創辦“宇宙光”、“燈塔月刊”、“福音文宣社”等福音文字刊物及機構；著譯20餘種，其中有《宋尚節傳》、《印度聖徒孫大信》、《福音集成》等。本文及“福音專論三篇”均選自《福音集成》（福音文宣社出版）一書，承蒙福音文宣社慨允刊登，特此感謝。
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是一個反耶穌基督的人。我曾寫過反耶穌基督的詩文，編過反耶穌基督的劇本，後來還把劇本演出，而且親自擔任導演。其實我並未研究過基督教，也沒有見過聖經，不過自己信了唯物無神主義，遂人云亦云，盲從附和罷了。這裡自稱 “大罪人”，因為普通犯罪，儘管嚴重，只是得罪人，而我卻反神，直接得罪神。
我在大學讀心理學的時候，相信的是行為主義（ Behaviourism ） 。行為主義是心理學裡面的一派，不但不相信有靈魂，甚至不相信有思想，認為所謂
我之有如上述的反神思想，為時很短，繼此而來的是升官發財的思想。於是，我便走入仕途。在官場混了好幾年，於一九四二年被海外部派到印度做英政府合辦的戰時服務工作。一九四七年正是國民政府行憲的時候，立法委員由人民選舉，印度和緬甸合選立法委員一人。我那時為國民黨駐印度總支部書記長。在此以前，又做過緬甸總支部書記長，所以兩地的僑胞均為我所熟悉，又有黨部做後台，出而競選立委，真是唾手可得。競選正在興高采烈之際，不料國際情勢轉變，印度政府一改從前對中國政府親善的態度，於一九四八年突然下令叫我出境。出境是痛苦的事，因為我一家在印度，而且那時國民政府流離播徙，動搖不定，不但不能給我一個新任務，甚至去信也不知寄到哪裡 ——南京？重慶？廣州？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我國外交部和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替我向印度政府交涉，都未能收效。那時候苦悶萬分，日夜焦急，深感前途茫茫，因而想到命運和精神靈魂等等問題。
感謝神，祂使我知道人有靈魂，使我眼睛明亮，看見此世以外的另一個靈性世界。本來在神秘的印度，無奇不有。許多是科學所不能解釋的，也是我以前絕不信的。比方 “天眼通”，“他心通”，諸如此類的種種法術。看得多了，使我開始相信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遂開始研究宗教。那時各種宗教我都感興趣。在印度有印度教，回教，拜火教，佛教等，我都跑去訪問過，覺得各有其吸引力。那時我想，各宗教大同小異，何必分門別戶？我於是想自辦一個包括所有宗教的“宗教”（英文就叫Religion，用大寫 R）。
可是那時以色列建國，報上天天有這類新聞，有時還有大標題新聞，令我相信聖經的預言，因此特別傾向基督教。
其時加爾各答有天主教的慕神父，比利時人，是我的素識，我的兒子也在他的學校讀書。雖然在此以前，我從未和他談過宗教或靈魂問題，但在我信有神以後，便頻頻去找他，專和他談神與靈性的問題。他介紹一本書給我；那是根據四福音合編的耶穌傳，書名叫《耶穌的喜報》。我看了非常高興，由借書的當天下午，看到深夜，廢寢忘食，津津有味，嘆為一本偉大奇書。往昔在上海讀書時，也偶曾聽人講過聖經，但覺沒有興趣。這次卻完全不同。
那時以色列復國運動，雖天天吸引我的注意，但是他的鄰國，都是他的敵國，緊緊的包圍着他，可能有一天消滅他。萬一他給消滅了，聖經的預言不是落了空？我的信仰不是從根基上倒下來嗎？於是我打了個主意，如果以色列這新國為聯合國接納，為會員國，那就是他立國基礎已定，我便接納基督教。
出境的命令，經外交部的認真交涉（那時是王世傑先生做外交部長），沒有即刻執行，卻不能挽回。印度政府又下一命令，限我一個禮拜離印，那是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事。旅印僑胞，很關心我出境後的生活問題，後來大家商量結果，由皮革聯營公司派我赴巴基斯坦賣皮革。其實這完全不要我去 “賣”，只要是在佣金裡面一部分給我做生活費，事實上是一種救濟。這樣，總把生活問題暫時解決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即舊曆端午節，我到了巴基斯坦首都喀拉蚩，無所事事，遂日以看聖經及教會書籍為樂。每逢禮拜日必到禮拜堂去做禮拜。那裡有很多禮拜堂，只要時間不衝突；我都進去參加，每個禮拜天，平均參加四次禮拜。我在讀聖經時發生有什麼疑難問題，總在禮拜後，提出來請牧師解釋。他們也許覺得我麻煩羅嗦，只是介紹書籍給我看。有一個比較小的福音堂，沒有名字，裡面的幾個傳道人卻很誠懇親熱的。他們的會友約三四十人，是聚集各教會的會友組織而成。我覺得這個教會，對人比較有熱情，所講的道也比較不公式化。除了參加他們的聚會以外，我一有暇，就分別探訪他們的教友，和他們談聖經裡面的道理。他們很耐心開導我，把我的問題分別解答。
那時，人類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神跡。聯合國雖然成立了，卻分為兩大派；美國集團和蘇聯集團。這集團贊成的，那集團必加反對，而且兩國都有否決權。因此，聯合國什麼事都議不決，行不通。可是，以色列加入聯合國的申請，兩集團都同意了，在大會裡順利通過了！這豈不是不可思議的奇事？
以色列臨時政府宣布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式成立，我也在這一天正式宣布接受聖經啟示的基督耶穌為我的救主。我決定信基督教，把原來想辦的 “宗教”也打消了。
可是，基督教里派別太多，信舊教呢？還是新教？要是新教，哪一個教會呢？這是縈繞我腦際難以解決的問題。天主教的教堂建築壯麗，神父衣服劃一整齊，禮拜儀式莊嚴隆重，又加以慕神父在加爾各答時對我的關心，使我很傾慕他們。但喀拉蚩的神父們卻對我不感興趣，對我的問題，都不能象慕神父一樣耐煩解答，只介紹我去見天主教的平信徒。有一次我向一位奉命指導我的天主教徒問 ∶“什麼叫做三位一體？”他淡然回答道∶“這是一個神秘。”我再問時，他說∶“這是一個大神秘。”因此，我便減低了興趣，轉而打算入新教。然而，新教教會很多，入什麼教會呢？誰來給我施洗呢？這些又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我把各教會詳細比較，又逢人便問，都不能下個決定。有人建議，向神祈禱，求神帶領。我覺得這倒是辦法，於是早晚祈禱。可是祈禱了許久沒有答覆，我就想起新約常常把禱告與禁食排在一起，若祈禱之外，再加禁食，或者有效。因此，我禁食起來。
禁食在印度，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甘地常常禁食，有時達廿一日之久。我為要得到神的答覆而在祈禱以外加以禁食，不足為異。我在禁食期間，一面祈禱，一面看書，覺得神的愛，聖經的真理，充滿了我的心，使我有無限快樂。一天我跑到一間我常去的教會書店，看看有沒有好書買。（禁食時身體雖然疲弱，但精神反而健旺，越發想看書。〕書店的經理 Roberts先生，劈頭對我說 ∶“我介紹一本書給你看。”那本書名叫“信靠上帝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 The Man Who Believed God )是 Marshall Broomhall寫的，是一本舊書，書皮已破爛，對我並沒有特別吸引力。我問他 ∶“你看過這本書嗎？”他說∶“沒有。”我說∶“你為什麼介紹你自己沒有看過的書給我呢？”他說∶“我想這是一本好書，與中國人有關係的，因為它說的是中國內地會的發起人。”
我把那本書帶回，越看下去，越有味道；覺得書中所說的戴德生是一個大人物，與我向來所崇拜的大人物完全不同。他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愛，使作為中國人的我深感慚愧。還有許多地方令我不期然地流淚。那本書說及戴德生由倫敦出發赴中國時，坐的只有四百七十噸的帆船，時為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我就隱約聽見神對我說，要我在九月十九日這天受洗。那時雖然不知道由誰來洗，洗了又入哪一個教會，可是，我相信神已定下一個日子，自然會在那一天差人替我施洗，我也自然可以入我的施洗者的教會。我感覺神已答應了我的禱告，便停止了禁食。計算起來，已禁食八天了。我感謝神，因為神使一個人介紹我一本書（這人自己對此書毫無所知）——顯然就是神的領導。
有一次主日崇拜，我到剛才說過的那沒有名字的小禮拜堂去。那天講道的是一個美國人名叫 Irving Sylvia ，他穿着極樸實的衣服，講的道卻極有感動力。聚會完畢，我找他談話，我問了許多聖經上的問題。談了許久，他歡喜地說 ∶“你得救的機會已成熟，可以受洗了。我替你行洗禮吧。”他提議下一個禮拜日施洗。我說∶“那是最好的，可是可否改為下兩個禮拜日？”我有這樣提議，因為下兩個禮拜日正是九月十九日。他說∶“正好，因為我還答應其他三個人在那天替他們施洗，連你就是四個人了。”決定以後，我問他是什麼教會的。他說他只屬基督，不屬什麼教會；當初是美國幾個友人支持他，按手在他身上，他就這樣出來傳道了。我覺得他這個不屬教會，直屬基督的辦法，正中下懷。種種機緣，都是神的安排，不能讓它輕易錯過。
他叫我參加幾天以後的一個祈禱會，我答應了。我依時到會，參加者都是巴基斯坦籍教友；許多人祈禱過後， Sylvia 叫我祈禱。我那時雖然已初學祈禱，但沒有在公眾場合祈禱過。既然被叫，不得不答應。我開始呼 “我們天上的父”後，即時眼淚奪眶而出，想抑制也抑制不住，再也說不出話來。那時受着良心的譴責，覺得自己滿身是罪，尤其舊時著反基督詩文，編演反基督劇的罪，湧上心頭，一時情感橫溢，悔淚迸流。過幾分鐘後，才勉強抑制感情，把祈禱說完。祈禱會中的弟兄姊妹都很喜歡，說我是受了聖靈的感動。
到了九月十九日，我們同赴克利夫頓海濱行洗禮。我邀了幾位朋友觀禮。行的是全身浸水式，因為我們相信這是聖經的教訓。從水裡起來以後，在全身海水淋漓中，朋友還替我照了一張相。那時在禁食後不久，瘦得很難看，看見相片的親友都以為我失業而餓壞了呢。
受洗以後，我寫了一首詩，以紀念這人生大事 ——永生大事∶
茫茫水，浩浩風，
負罪之我立海中。
浩浩風，茫茫水，
我罪即在水中洗。
當時我罪色殷紅，
洗後潔白與雪同。
從前種種隨波逝，
我今亦與基督死。
我今亦與基督生，
生命書中始有名。
一人悔罪事雖小，
天上人間共歡笑。
在喀拉蚩時，我在半失業的狀態中，惟有多讀幾本書，藉以修養靈性。恰好巴基斯坦教育部，在報上登廣告徵聘國立達卡大學中文教授。我本是一個學文學的人，覺得是一個機會，便欣然應徵。我繕好了申請書，請一位姊妹代為打字，打好了的時候，她問有沒有為此事祈禱。我說沒有，但曾求主給予工作。她說那一定是主的應許，但是，還要祈禱。我拿着這張申請書虔誠地向神祈求。這徵聘廣告，也在倫敦登出，應徵者據說有十一人，論資格經歷，他們都比我好，而我卻被選受聘，這顯然是神的恩典。
我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乘機到達卡城就職，後來家人也從加爾各答到達卡團聚。達卡大學上課時間，每周只有六點鐘，等於每日一點鐘；薪水也不很低，住宅寬敞，環境寧靜。我想神決不是叫我到那裡遊手好閒的，便在授課之暇，儘量多讀教內的書。寫文章是我的本行，讀書稍多，便搖筆欲試，只苦於和中國的教會教友，毫無關係。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是我受洗的一周年。感激救主的大恩，回憶過去一年來的歡樂，心想應該有所表示，以紀念自己出死入生的大事。但是如何紀念，又是一個問題。如果是肉體生日，照中國人尋常的辦法，吃吃麵也就算了。但這個靈命的生日，麵食斷斷不足以表示紀念。想來想起，都想不出一個好辦法，後來卒之在禁食祈禱中得到了亮光 ∶寫信給倫敦的中國內地會。
我在英國專員公署（ Deputy High Commissioner’s Office ）找到了倫敦的中國內地會的地址後，便按址寫一封信去。信裡面說，在這個戴德生從英國第一次啟航到中國的紀念日，不由不想起這位在中國內地開山辟荒的大信徒，和他親手創辦的差會。我在這信里，順便問問中國內地布道工作的近況。信裡面當然沒有提到這一天也是自己靈命的生日。
這封信後來證明是神傾注福澤之渠道。內地會的秘書回了一信，除了道謝之外，還告訴我一些該會最近的情況，並答應按期寄給我一本該會的定期刊物 China’s Millions 。
這個刊物就是我和中國教會接觸的開端。我在該刊上，看見內地會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文字工作委員會的消息，便寫信給該委員會的主席 Leslie Lyall 先生，表示願在文字布道上略效微勞。他回信歡迎我幫忙，但說明這是沒有稿費的。同時附來一本小書，要我試譯，以便知道我的文筆如何。我翻譯完畢（即《交託的祈禱》小冊子），就寄給他們。並聲明我無論是寫是譯，都不要稿費。他們甚感滿意，從那時起，我便繼續翻譯些文字。
因為和內地會這一段關係，就和曾霖芳牧師（那時他在內地會負責譯著出版的責任），結成文字之交，許多稿都蒙他在自己主編的《安慰》季刊發表。這些譯文，後來輯成一書，名為《福杯》。在翻譯以外，自己也寫了一些詩。在可成集時，擬取千字文中一句 “詩讚羔羊”為書名。這兩部書，都希望在香港出版。因為和《安慰》的關係，又與王仁度弟兄通信。以後到達香港時，他是我會見的第一位主內弟兄，以後的工作，得到他很大的幫忙。在達卡大學任教五年中譯著基督教書籍大小計有六本∶《交託的祈禱》，《錢財代管》，《無神論者的歧路》，《信仰問題》（由中譯英），前三種均已由證道出版社出版，《信仰問題》中英對照本，已由晨星書屋出版。
像我這樣在罪惡過犯中死了已久的人，尚能蒙主賦予生命，成為合祂使用的器皿，主的愛何等偉大。主的恩典，在軟弱的人身上特別顯得豐盛，在我是親身體驗到了。保羅說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十節）這句話，在我身上一樣確實。願一切榮耀都歸給救我愛我的基督。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修正
劉冀凌 （ 1901-1994）上世紀資深福音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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