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牛鬼蛇神”

         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上帝。（《诗篇》62:7）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可是，人间的生活从来就是好景难长。圣经告诉我们：“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苦难。”（《约伯记》14:1）

1962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千万不可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并要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这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5年，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同年十一月，人民日报开始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罢官”。这围绕“阶级斗争”的紧锣密鼓一阵又一阵，越敲越响。我这惊弓之鸟预感又要大难临头，而且在劫难逃。自己唯一能做的应变措施，是将这部劫后余生的圣经用挂号邮件寄给母亲。我以为上海乃大城市，这部圣经留在上海总比留在河南更为安全。

果然，1966年初夏，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狂飙妖风，迅速席卷全国。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社论，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打击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

如约伯所说：“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约伯记》30:26）。果然，我又一次沦为众矢之的，头上有“刘少奇平反的‘右派分子’”、“劳改释放犯、“牛鬼蛇神”三顶新帽子。

我很害怕这场凶猛的政治风暴，因为我听闻全国都有“红卫兵的打、砸、抢”，甚至“杀”，而人民日报却赞扬这种恐怖行为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

我的“怕”是因为面对如此腥风血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自己无能无力去保护自己，尤其不懂为何我的问题在1962年已经平反，却突然又要再翻老账，重新立案，矛头重又指向我。魇魔噩梦，周而复始，似乎我的“罪”永无尽头。如此人生，我这32岁的人还有什么希望与前途！我向我的神说：“我甚是受苦，耶和华啊，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诗篇》119:107）。“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耶利米书》15:18）。“我的指望在哪里呢？”（《约伯记》17:15）。我又想起一首诗歌：“你所命定的前途，无论何等困难，我都要甘心順服，來尋你的喜歡。”吴勇长老说：“你若要经验到神的拯救，就必須先遭遇到患难。”（《荒漠甘泉乐侣》，考门夫人原著，顾明明编配，10月27日，荣光传道会，2004，台北。）

就在那时，一首我在五十年代唱过的赞美诗进入我心：“他赐的十架虽然沉重，不会重逾他恩典；我怕的风波虽然汹涌，不至掩蔽他荣脸。……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我就胜过敌权势。”但我的神似乎站在远处。他要我再经“水”与“火”的试炼，我却心灵软弱了。

作为受审查的“重点对象”，像八年前（1958）一样，我必须端正态度，虚心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斗争；我必须向他们老实交代我的反动罪行；要如实回答“攻心小组”对我的一切质问；还要“深挖自己反动立场的根源”，彻底认罪。此外，我要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内心最大的苦楚，就是即便被逼得挖地三尺，我也真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交代什么所谓的反动罪行。1958年向党“交心”时，我数尽了我那些与“右派”份子共鸣的反动思想。可是1966年“文革专案组”的人对我说：“我们掌握了你的所有材料，只看你老实不老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抗到底，死路一条！”

绞尽脑汁，我心中仍然一片空白。白日，我想着晚上；晚上，我想着白天。我碾转反侧，难以成眠，睁大眼睛，等候天明。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左右无路，进退维谷，一切似在恶梦中。我不知何时光明会临到，更不知自己还能不能再现见到光明！早上起来，心里忐忑不安，因为不知道这一天将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惧怕心情，有如阴风刺骨，使我高度紧张。我觉得自己被陷阱围困，里面藏有尖端朝上的竹签等我去踩。我只想快点离开这种无形的苦刑，但天衣无缝，我又能去哪里？我甚至羡慕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感受不到任何悲苦！

专案组还私拆我的信件，并将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信转寄给发信人的工作单位，对发信人进行审查。我对此却毫不知情。文革后多年，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她当时在军垦农场突然被批斗，就是因为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到军垦农场的一些问题。这封给我的信成为审查她的依据，而我却从未收到过这封构成她罪名的信。

“牛鬼蛇神”见弃于社会。尽管尚未定案，见到我这种被审查对象，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我这心受伤、人受辱的“牛鬼蛇神”，在凛冽寒风中却也得到过罕见的温暖，使我感激涕零；对当时赐过我火柴光般温暖的人，我至今仍不知如何去表达对他们的谢意。

有一天，我到食堂买饭，一位炊事员在窗口里面用同情的声音轻轻对我说：“李大夫，饭要吃好啊！”也有几次，排在我后面买饭的同事在我耳旁说：“老李，身体要紧！”还有一位从湖南探亲回来的同事，带了一罐家乡的熏肉。他把那罐肉送到我跟前；我当时正在扫地，他对我说：“老李，你快吃几块！等会儿去食堂吃饭，在人前我不好拿给你。”伴着热泪，我真吃了一块香喷喷的湖南熏肉。

还有一件最使我难忘的事，发生在“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豫北医专不久。我风闻那天晚上，工宣队指挥部要发动群众对十来个“牛鬼蛇神”采取“革命行动”——即按住他们的头，举起他们的双臂，把他们扭往会场台前，跪向群众，这叫‘驾喷气式’。我很怕遭害又不敢说什么，想不到竟会有两位工宣队员先后对我说：“老李，不用怕，没你事。”在阶级斗争高潮中，我是受审查的一个“重点对象”，他们不能向我透露“丧失立场”的消息。但我更知道，这是我的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他在暗中保护着我。

从1966年的5月16日到1976年的10月6日，历经10年143日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大革文化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和全国经济的大浩劫。死亡人数迄今没有准确统计，权威估计约为110万-2000万（参看《维基百科》“文化大革命”词条），因为涉及全国城市及农村人口，无法完整统计因自杀、他杀而丧生的人数。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文革中“死人2000万，整了一亿人”（参看资料同上）。我亲临其境，唯有自己才能理解心灵受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创痛，精神上的孤独、焦虑和惧怕。虽然在人看来，我是属于“永世不得翻身的人”，但我感谢大能的神，他又一次保护了我，把我藏在他温暖的翼下，使我从未受过皮肉之苦。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10人死于“反右”或“文革”。其中7人是医师，4人毕业于上一医——我同班和高我一班的同学2人！另外3人中，一位是我大姨夫和俞娘娘的弟弟，他是上海市知名律师，抗战前从苏州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还有一对夫妻，住在上海我家的隔壁。这些人用割腕、割股动脉、跳楼、投河、跳井，或服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所在的医专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女医师。像我一样，她在“向党交心”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因为“态度恶劣”，她被“革命群众”勒令到职工食堂，接受批判斗争。别人告诉我，食堂里挤满了人，群众一会叫她站在餐桌上，一会又命令她“滚下来”，使她受尽屈辱。

第二天，她失踪了。五天以后，一个农民在距离医专五里以外的一座水井中，发现了她泡在井水中的尸体。几个月前，她刚结识了一位男友，是海军军官。除了孤身远在长沙老家的老母亲，她没有别的亲人。

还有一位时年28岁的女教师，不久前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她是家中独女，男友正在苏联留学。据说她在“反右”初期，因“历史问题”受批斗，吞服安眠药后，再也没有醒过来。她的白发双亲从武汉赶来，我亲眼看见两位老人站在棺木旁边，在绝望中哀泣。

凡在政治运动中自杀死去的人，均无善终可言。因为医专马上召开全校职工学生大会，有“积极分子”上台揭发批判这些“顽固到底”、“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说他们死有余辜！

1971年10月，文革已进行了五个年头，但对我的“审查”仍在继续，我仍是革命群众心目中的“牛鬼蛇神”。我被批斗，天天要交代问题。我不知道我的问题何年才会结案，更不晓得何日才能回家。可是远在上海的妈妈对我的弟弟妹妹们说：“我为哥哥向神恳切祈求已超过五年，我相信再过几个月，我们的天父一定会带他回家过年。”

凭着信心，妈妈为我买了衣料，并请裁缝师傅为我做了一件丝绵袄，等我回家时可以穿。这件丝绵袄是未经量体裁衣做成的。我的臂长、肩宽，以及腰围等尺寸，都是根据五年前妈妈记忆中的印象。

1972年春节前两天，专案组忽然通知我，要给我“落实政策”。经过群众不断争论和认真讨论，最后我被定性为“错误性质严重，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专案组还要我在春节期间“留校继续改造自己……”。

既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就有回家过年的权利。在我据理力争下，掌权的“军管队”、“工宣队”等经过几番讨论，终于准我十四天假，可以回上海探亲。

我到郑州换上驶向上海的火车，车厢内空空荡荡，因为那是除夕的前一天，从外地回家过年的人，此前都早已到家了。我心里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喜乐，真似梦中之人：就是两三天前，你还是一个悬念，我也无法想象能有回家的机会。天父大能的手，为我行了奇事。除夕之夜十点多种，弟弟妹妹们冒着严寒，到上海站接我回家。

洗好澡，妈妈给我穿上几个月前就做好的丝绵袄，那件深灰色的衣服既轻又软，十分暖和。除了双袖因我身形消瘦而略显空荡、衣摆稍长了一点外，肩头和腰身都奇迹般地合身。母亲并不知道，这五年我在河南吃尽了苦头，此刻的身材早已比她记忆中单薄了很多。

这件在半世纪前用母爱和神的应许做成的丝绵袄，一直在我身旁。每当我穿上那件珍贵的丝绵袄，就感到那沉甸甸的母爱，更想起母亲对主的坚定信念（左上图：今年，穿上母亲50年前为我定做的丝绵袄，悲喜交集，充满感恩）。

时已夜半，我们围坐餐桌，妈妈带领我们做谢饭祷告，向天上的父神感恩。我只觉得家中灯光特别亮，桌上的“拼盘”、“热炒”，令我眼花缭乱。这是我被列为“牛鬼蛇神”五年后第一次与亲人团聚，是我们这一家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午夜共享年夜饭。

当我自己都不知道何日我结案回家，妈妈却相信“再过几个月我一定会回家过年”。天父垂听了妈妈的祈求，因为主耶稣应许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24）。

久别重逢，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见我能回来过春节，都十分欣喜，我的激动心情更是难以言表，因为这是父神所赐的厚恩。母亲告诉了我这些年家中发生的许多事，其中有我在第七章中描述过的、父亲留下的那部圣经在上海家中的奇妙经历，那还是我第一次知道如此美好而又神奇的见证。

[1] 牛鬼蛇神：佛教中的“牛头”和“铁蛇”均指阴间鬼卒形象，形容虚幻怪诞。《中国成语大词典辞典》39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