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最后的“平反”

“耶和华啊，你是伸冤的神。”（《诗篇》94:1）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6）

1976年9月9日，83岁的毛泽东死了，“四人帮”跟着倒台。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十年“文革”，即十年动乱、浩劫，历时十年另143天，终于在1976年10月6日结束。那一天正好是我42岁生日。此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向科学进军，努力实现工业、国防、科技和农业四个方面的现代化。

我命运的转机终于来临。约从1978年初夏开始，河南豫北医专校党委遵照中共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指示，对在“文革”中被冲击、遭审查的教职员工平反。对我来说，这次平反真是一场连梦里也没想过的奇妙大事，是继1962年第一次平反以后，我一生中第二次被平反。它不仅推翻了七年前（1971）“文革”中对我定性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审查结论，更重要的是，我被请到校党委办公室，机要秘书亲手将我在“文革”期间（1966-1970）所写的全部交代材料退还给我。对我来说，这最后的平反，就是把被颠倒、翻转的我的历史，再翻转过来。

再看当年我用自己的心血和眼泪，违心写成的这些材料，我心潮汹涌，难以平静。虽然只是一堆厚可逾尺的纸上文字，它们却曾经是我“永世不得翻身”的“反党”铁证！在每页材料的字里行间，有我多处留下的手印和私章印，这些印迹依然鲜红如昔。

追忆过去，许多无法忘怀的旧事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涌现，勾起我心中深藏多年的伤痛和恐惧。在那充满“红色恐怖”的“文革”年间，我的确真诚地愿意“改造”自己。我天天苦思冥想，硬从被搅得乱七八糟的大脑深处，不停地挖掘点点滴滴的“反动”思想，哪怕只是一闪之念，我也绝不犹豫地交代出来。

在当时身处绝情的阶级斗争高压下，为了争取“从宽处理”，我想一举过关，便夸大其词，“无限上纲”，以此表明我的交代真的触动了我的“灵魂”。但即使上交材料之后，我仍然惊魂难定，因为“革命群众”会批驳这些材料是“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全是狡辩”，是“假检讨，真反攻，不老实”等等。

最后，还算好，终于过了关，决定我“罪行”的唯一证据，乃是我呕心沥血，穷思苦索写成的这堆交代材料。

我的“深挖”和“交代”，十分违心地把自己描绘成如何“反动”，因为除此之外，我无路可逃，无处可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晚上睡觉，常有恶梦伴随，即使2024年当我进入80岁时，还会梦到我当年忍辱含垢、被无情“批斗”的情景！我在梦里挣扎，挥舞双臂，惊起身边熟睡中的佑安！在梦中我身陷苦境，醒来惊魂未定，恐惧使我的心跳得特别重，因为流过血的“伤疤”犹在心中。

我想起1970年秋的一天，我这已被审查四年（1966-1970）之久的重点对象，被叫到“专案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的几个专案组成员，都是我曾经的同事，他们要和我“核实”我所写的交代材料。

我战战兢兢，像一个囚犯那样站在他们面前，用拇指或食指沾了红色印泥，在他们指定的字里行间，用力按上自己的手印。有如绞索一样，这些盖着我血色手印的交代材料，紧紧套在我脖子上已有八个年头了（1970-1978）。人生苦短，我还能有几个八年哪？我曾向我的神呼求：“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哈巴谷书》1:7）

我还想起七年前（1971）春节前两天，“革命”群众根据我的交代材料和“认罪”态度，讨论了对我的审查应如何定性及处理。我低头站着，听他们对我宣布审查结论：我“犯了敌我矛盾性质的严重政治错误”，但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这审查结论措辞晦涩，其中“高深”的逻辑推理更令我无法理解，但我可以想象，如此被定罪以后，我残存的余生必在“敌我”和“人鬼”之间的夹缝中悲惨度过。心中的恐惧和困惑使我始终弄不清楚，我究竟应该是人还是“牛鬼蛇神”呢？再想到毛泽东生前豪语“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我就不敢再想下去了。可是更没想到，我虽然被“整”了八年，那些曾经革过我“命”的人却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当初定我罪的，我亲笔写的这些交代材料，突然变成废纸一堆。虽似噩梦连绵，一朝终于惊醒！

在沉思中，我回忆了自己命途多舛的已逝岁月。24岁（1958）时，我因“向党交心”而沦为“右派分子”，被押送“劳动教养”；但在四年后（1962）平反（第一次）。

1966年我32岁时，“文革”开始，我变成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可是十二年后的1978年，我44岁时又再次被“平反”。换言之，在我24岁到44岁，这段人生精力最充沛的二十年中，我有十六年之久是戴着“帽子”的阶级敌人！生命中这漫长的十六年相当于5840日，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使我陷入绝望深渊的“右派分子”、“牛鬼蛇神”和“阶级敌人”……那一顶顶沉重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我只能在恐惧和绝望中挣扎！因为天父的保护，我虽没有受过皮肉之苦，也少有被革命群众谩骂或凌辱的时候，但我度过的十六年是低着头，诚惶诚恐，没有自由的十六年；是没有人的尊严的十六年；是分分秒秒，日以继夜，精神紧张到最高限度的十六年；是在悲哀、孤独与害怕中度过的十六年；也是在盼望中却似乎看不到一丝希望的十六年！

我虽然不懂，甚至“我厌烦我的性命”（《约伯记》10:1）；但我深信“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记》19:25），因“他比万有都大”（《约翰福音》10:29），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诗篇》119:71），因为“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诗篇》51:3）。

十六年中，尽管每天度日如年，天父始终保守我对他的信心。在不眠的长夜中，我向主倾诉，向他祷告，鼓励自己要百折不挠，要耐心等待。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马可福音》5:36）；“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9:23）；我知道“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弥迦书》7:7），“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希伯来书》13:6）。在长年累月的等候中，我学习忍耐、信靠、与顺服，因为等候要用信心和耐心，不是容易的功课。尽管我的信心常常软弱，但神的时间是永不误事的。

在天父的怜悯下，我熬过了地狱般的艰难岁月。每夜做恶梦的日子最后也过去了！十六年的苦难也在一瞬间，被远远抛到后面去了，我从“漫漫长夜”中看到了光明，因为“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耶利米书》16:19）；因为“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数”（《约伯记》9:10）。神带领我走过的脚步，使我亲身见证了“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哈巴谷书》2:3）这句话的信实可靠。

沉思以后，就是行动。我将校党委退还给我的所有交代材料，一把火烧成灰烬，一声长叹，好不痛快！后来有人告诉我，1958年“向党交心”时给我“下套”的那个党员，1960年那个保卫科长，还有河南省第二监狱（新乡柴油机厂）的那个卫生所长，都分别死于肝癌、胰腺癌，以及其他病痛。

此后未久，校领导对我提级加薪。我最原始的工资是每月人民币57元（1955年）；第一次平反后调升为65元（1962年）；这第二次平反后，每月工资增加到75元（1978年）。我的职称仍是病理教研组教师，但有一个新的行政职称：豫北医专科研处副处长。

人生苦短，在世还会经历苦难和痛处。世俗的眼光只能看到苦难是伤害，甚至是毁灭。圣经告诉我：“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诗篇》34:19）。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告诉门徒：“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我的苦难日子，使我亲身见证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独一无二的神。我的信心虽然微弱，神的恩典始终够我用的（《哥林多后书》12:9），因为我经历的神的应许：“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以赛亚书》43:2）。在我心灵十分无力，感到绝望的时刻，神从未丢弃我。他用永不改变的大爱，扶持着我，使我重新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