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楊西：正當倒下死亡時

方周　譯

使這顆…沮喪軟弱的心，發出大能的熱誠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維克多·弗朗克爾恰如其分地說出了受苦人所面臨的第二個危機，“絕望就是毫無意義的受苦。”他觀察到，他的同伴只在懷有得贖的盼望時才能忍受猛烈的苦難。在一個像我們今天這樣完全不同、充滿舒適享受的社會裡，我們能夠賦予痛苦、這個極可怕的來犯者什麼樣可能的意義呢？

愛滋病這樣的疾病有什麼意義？大衛和我探索的正是這個問題。當時，公眾辯論正激烈進行，他的教會把患愛滋的孩子們趕出了主日學。大衛主動地將他的病追溯到他以往行為上的選擇，並且為之懺悔。但是，那些攜帶愛滋的孩子們是怎麼回事呢？那些因輸血而罹患了愛滋的血友病患者呢？他們又有什麼選擇？

在多恩的時代，神熾烈的憤怒好像傾倒在整個地球上。兩課明亮的慧星先後出現在星空。有人說這些明白無誤地表明，在大災難背後是神的手。先知們穿梭與大街小巷，有人像約拿一樣哭喊，“再等４０日，倫敦必要傾覆了！”今天，我們也有這些先知的再世，迫不急待地將災難和災禍歸結於神審判特有的標誌。歷史告訴我們要謹慎：歐洲的神學家就神在大災難中的訊息辯論了４個世紀之久，最後平息了他們所有猜測的卻是老鼠的一點點疫毒。

早衰病有什麼意義？這種悲慘的異常加速老化的過程，使一個６歲的孩子看上去、也感覺像８０歲的老人。腦性麻痹、囊性纖維性變病又有什麼意義？印度的大地震、淹死１０萬人的孟加拉大洪水又有什麼意義？神在非洲不降雨是表明他的不悅嗎？

我們大部分人只看到苦難消極的一面：它中斷了我們的健康，使我們對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追逐不愉快地驟然而止。每一家出售卡片的商店都明白無誤地傳達這樣的信息，對於遭受苦難的人，我們只能企盼他們“康復”。一位患末期癌症的婦女告訴我，“沒有一張卡片適用於我們的療養院。我們無人能夠康復，很快都得死。對於世界的其它部分來說，我們是沒有價值的。想想這個字吧，沒有價值。”

末期癌症有什麼意義呢？

當多恩想到他自己已病到末期時問了同樣的問題：他的書給出一個可能的答案。第一個線索來自他病房敞開的窗戶，他從那裡聽到教堂報告死亡的悲慘鐘聲。他的第一個知覺便是，難道他的朋友得知他的病情比他們想像得要嚴重，從而下令鳴鐘紀念他的死嗎？他很快意識到，鐘聲不過表明又一個人的死亡，大災難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久之後，葬禮上的鐘聲與街道上嘈雜的噪聲融合在一起。教會裡傳出會眾詠誦詩篇的聲音，多恩也用微弱的聲音低聲伴隨。然後，多恩寫下關於教堂鐘聲意義的沉思錄第１３篇。這是沉思錄最著名的一段，在英語文學裡也是最廣為人知的。（“人不是海島”）那篇沉思以莊嚴、生動的語言描述了我們在每一個死亡里所感受的失落，“如果一塊泥土被海洋衝去，歐羅巴就縮小一點…每個人的死去都使我減少，因為我包含在人類之中；因此不要派人去打聽，喪鐘為誰敲響，它敲是為了你。”我們為死去的另一個人悲哀，因為我們自己也在逝去，在同一個死亡里，我們感到與他人深深地聯在一起，並一起被奪去。

苦難一個特有的能力是突破人通常的防衛和日常的生活，提醒我們它的必然性。有段時間我陪一位朋友參加他們致命疾病患者每月一次在醫院等候室里的小組活動，雖然我不能說我“享受”那些聚會，但是，每月一次，當我走回家時，我都感到那是我渡過的最有意義的一個夜晚。我們越過微不足道的瑣碎，面對那個房間裡每個人最緊迫的問題：生與死，怎樣最好地渡過餘下的歲月。

正如多恩所說，“我需要你的雷鳴，哦，我的神，你的樂聲不能滿你心意。”對於他，鳴鐘是他死亡的前奏，對於每一個死去的人，那是一個句號─生命的終點；但是對於緊握生命的多恩，那是一個尖銳的問號：他預備好迎接神了嗎？

當有人就當時的一場慘劇詢問耶穌時，他是這樣回答的：

“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路１３：２─５）

耶穌講完這些話後，接着又講了一個有關神的憐憫的比喻，他似乎暗示，我們這些災難的旁觀者和那些受難者從災難中可以學習同樣多的東西。一場災難能夠教我什麼？它教我謙卑，教我感激我現在還享受的生活，還有就是同情，即耶穌對於所有遭受哀慟和苦難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同情，最後，災難猛然提醒我們生命的短暫，呼籲受害的和旁觀的在悔改中結合在一起。

教堂的鐘聲使多恩德思想產生了奇特的轉變，在那之前，他一直漫無邊際地思考疾病的意義和從中學習的功課，現在，他開始思索健康的意義。鐘聲帶來他的一生是如何度過的問題。健康是一件禮物，他有沒有以服事他人和服事神來尊重這件禮物？他有沒有將今生視為一種準備、一所訓練場，以迎接那更長、更重要的生命，還是以為它就是到此為止？

當多恩開始重新審視他的一生時，他看見許多驚詫，“我是遭遇困苦的人，”多恩在他妻子的葬禮上對會眾這樣說，然而，現在他清楚了，那些憂傷的時刻，那些他憂傷時怨恨的遭遇，其實正是他靈命成長的時候。試練洗清了罪惡，造就了品格；貧困教會了他依靠神，除去了他的貪心；失敗和羞恥幫助他醫治了驕傲和野心。也許是神自己的手阻擋了他的事業─當時他是何等失望，要預備他來事奉神。一幅確定的圖畫湧現出來：痛苦可以轉變，甚至可以被贖回，一個表面的災難有時會產生實際的益處，沒有被除去的苦難可能成為神的工具。

多恩系統性的反省把他提升到新的狀態。這個疼痛能夠被贖嗎？當然，他的疾病限制了他，但是，肉體的無力不能禁止他靈里的成長，他有更多的時間禱告：鐘聲使他想起他更為不幸的鄰舍和許多在倫敦受苦的人，他可以學習謙卑、信靠、感恩和信心。多恩從中還發明了某種遊戲：他想像着他的靈魂越來越強壯，甚至從床上起來，在房間裡四處走動，即使他的身體還躺在床上。

一句話，多恩發現他並非“沒有價值”，他將他的精力投入屬靈的操練：禱告、認罪、堅持寫日記。（後來的沉思錄）他使自己的心思離開自己、轉向他人，因此，沉思錄記錄了多恩對於痛苦的心態的決定性改變：他以解除痛苦的禱告開始，以從痛苦中得贖和與痛苦對話的禱告結束。

這樣的救贖可以採取神跡醫治的方式─他仍然希望如此，但是，即或不然，神也能拿起一塊粗糙的腫塊，借着煉精者的磨難之火將它煉成一塊純金。

雖然違逆的僕人如我者會懼怕死亡但是憐憫的主人如你者我不畏近前

多恩的疾病引發的兩大危機─懼怕的危機和意義的危機，最後交匯於第三個、最後的危機：死亡。詩人確實相信他會死於這場疾病，這片烏雲始終籠罩着沉思錄的每一頁。“我在門口調撥音弦”，他寫道，那是死亡之門。

我們現代人擁有完美的技術處理這個危機，這樣的技術毫無疑問地會令多恩困惑不解。我們大多數人乾脆採取精巧的方式避免死亡，健身俱樂部以及營養和健康食品店成了蓬勃發展的工業。我們在把肉身的健康奉為神明的同時，視而不見死亡直言不諱的提醒─停屍間、加護病房、墓地。生活於大災難時期，多恩沒有拒絕的奢侈。每個晚上，馬車在街道上隆隆而過，拾起當天遇難者的屍體，他們的名單刊登在隔天的報紙上，在災難的最高峰每天多達上千個。沒有人能無視死亡的存在而活着。像他當時的人一樣，多恩在他的桌頭放着一塊頭蓋骨作為提醒：人生自古誰無死？

與此相反，某些現代的健康工作者採取了另外一條路線，他們建議以接受，而不是拒絕作為對待死亡的最佳心態，自從伊莉莎白·庫柏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將接受死亡作為一個悲傷過程最後階段的標誌以後，許許多多的自助小組便湧現出來，幫助病人們達到那一個階段。如果你讀多恩的著作，不多久就會發現這樣的念頭對多恩是多麼陌生。有人指責多恩沉溺於死亡之中，（他的５４篇詩歌和１４行詩中有３分之２都圍繞着這個主題）但是，死亡是他奮力抵抗的巨大的敵人，而不是生命周期里一個倍受歡迎的自然成份。當我看着我的朋友或親愛的人在疾病中日復一日地惡化下去的時候，同樣將死亡視為仇敵。

沉思錄記錄了多恩接納死亡的活生生的掙扎，縱然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他還是不能實實在在地想像出死後的情形，他如此熟悉、在他的作品中溢於言表的喜樂完全依賴於一具物質的身體以及它嗅覺、視覺、聽覺、觸覺和味覺的能力。

多恩從耶穌、“我死亡科學的主”的身上得着某些安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表現出的難於接受的情形：他汗如血滴，祈求父神改變初衷，他同樣感受着多恩臨終前經常體驗的孤獨和懼怕。他為什麼那樣地死呢？基督之死的目的最後終於為多恩帶來一些安慰：他以死而帶下醫治。

當他開始不再將死亡視為永遠敗壞生命的疾病，而將它視為生命疾病唯一的醫治和通向神的旅程的最後階段時，多恩來到一個轉折點。邪惡影響着這個墮落星球上的一切生命，只有借着死─基督的死和我們自己的死，我們才能經歷醫治的階段。多恩在《獻給父神的聖詩》、他患病期間僅存的另一部作品裡發揮了這一觀念：

你是否赦免我起初的罪那我的罪：縱然從前所犯？你是否赦免我那罪，從前所犯，今日仍犯：縱然我仍痛悔？你赦免了，還要赦免因為，我還有更多。

你是否赦免我已勝過的罪他人的罪：我的罪成了它們的門？你是否赦免我已躲避的罪一年、兩年：如刻痕於我身？你赦免了，還要赦免因為，我還有更多。

我有這樣一個罪，當我氣若游絲奄奄一息：我將倒斃岸邊；但你自己起誓，在我死去時，你的兒子將像今天、直到今天一樣照耀；你已經如此、你始終如此，我不再懼怕。

詩人在他名字上的一語雙關（註：多恩Donne和已經Done是同音字）表明他最終在某種程度上的接受：不是接受死亡為必然的終點，而是願意相信未來在神那裡，不管它是什麼樣子。“那個聲音：我現在必須死，不是以定罪的方式發出的審判之聲，而是醫生展示健康的祝詞。”

令每個人都大吃一驚的是，多恩並沒有死於１６２３年的那場疾病。他得的是類似斑疹傷寒的高燒，而不是致命的腺鼠疫。他從醫生們奇特的治療下得以逃生、復原，並在聖保羅大教堂繼續擔任了８年祭司長。

多恩後來的證道和寫作常常回到沉思錄所觸及的主題，特別是死亡，但是再沒有表現出內心的那種騷動。在他的危機中，多恩達到了對死的“神聖的無動於衷”，不是靠着忽略對死亡的恐懼，他後來的證道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這樣的恐懼，而是靠着重新燃起的對復活的確信。從前看來使生命斷絕的死亡實際上為新的生命開啟了一扇門。“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

如果多恩能夠通過時間隧道來到當今世代，他毫無疑問地會驚訝我們對來世的漠不關心。今天談論來世幾乎會令我們無地自容，我們害怕天國就像我們的祖先害怕地獄一般。天國的觀念看上去既離奇、又怯懦，是為了逃避這個世界的問題。我不理解，是什麼樣的價值顛倒才使我們將靈魂和肉體的毀滅推崇為勇敢，而將快樂無比的永恆盼望貶低為膽怯？天國支撐着一個時間的（比地上的時間更長、更真實）、全備的、公平的、喜樂的和平安的應許，如果我們不相信這一點，那麼就像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１５章所駁斥的，我們起初就沒有理由成為基督徒；如果我們相信，我們的生命就要像多恩的生命一樣改變。

神知道這個世界的重量、壓力和沉重，多恩在一次證道中說，“如果將來榮耀的份量不能與之相比的話，我們都歸於一無所有。”

死你不要驕傲，縱然有人這樣稱你強大而又可怕，其實，你並非這樣…………小睡之後，我們將永遠醒來，再沒有死，死你也將死亡。

產生出沉思錄的那場病之後的７年，多恩身患了另一場疾病。這場病嚴格考驗了他所學習的有關痛苦的一切功課。他被禁居在埃塞克斯（Essex）的一棟房子裡，在講台之外度過了１６３０年的大半個冬天。可是，當教會的日曆翻向耶穌受難日的時候，多恩堅持要到倫敦，在四旬齋的第一個禮拜五證道。迎接他的朋友們看到的是一位憔悴、看上去遠遠不止只有５８歲的老人，一生的苦難終於烙下它的痕跡。雖然朋友們力勸他放棄約定的證道，但是多恩拒絕了。

多恩的第一位傳記作者，他的同齡人伊撒科·沃爾頓目睹了他最後一次證道的那一天白金漢宮的情形：

“不容置疑，許多人悄悄地問過以西結這個問題：‘那些骨頭活着嗎？’或者，那個魂能組織起舌頭嗎？……當然不能。然而，在他熱切禱告幾次無力的中斷之後，強烈的欲望使他虛弱的身體恢復了對於以往沉思的記憶，那就是關於正在死去。他的原話是這樣的：‘對於神，主是要死的。’這時，許多人看到他的眼淚，聽見到虛弱、低沉的聲音，他們心裡想着多恩精心挑選的詞句，明白多恩博士是在為自己的葬禮證道。”

多恩多次表示過死在講台上的願望，他差一點如願以償。《死的決鬥》，多恩最精彩的一篇證道久久地影響了那些聽眾。對於約翰·多恩，死亡是他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與之抗爭的仇敵。他滿懷信心，這個仇敵追究會被擊敗。

被抬回家以後的五個禮拜里，多恩為死亡作準備。他口授給朋友們的信，寫了幾首詩，也為自己寫好祭悼文。他向探訪他的熟人述說往事。“我不能為我的生活，尤其是年輕時的，做無罪的申訴。”他告訴一位朋友：“但是審判我的是憐憫的神，他不願意看到我的過錯。雖然我能夠呈現給他的只有罪惡和苦難，但是我知道當他看我的時候，不是看我本人，而是在我的救主里看我……因此，我充滿了無法表達的喜樂，我將在平安中死去。”

伊撒科·沃爾頓將多恩最後這些日子的形象─骨瘦如柴、全然損毀的形體和安息的靈魂─和他看到的多恩十八歲時的樣子作了一番比較。那時的多恩像個精力充沛、穿着華麗裝飾、揮動着寶劍的騎士。沃爾頓發現多恩的春風得意從反面預言了他一生的艱難：“在我改變之前需要多少改變？”

在最後幾個禮拜里，教會指定了一位雕刻家設計一尊雕像。多恩在他面前擺出一副死的姿勢：一件壽衣覆蓋着、雙手在胸前交叉着、眼睛閉着。雕像刻在一塊完整的大理石上。多恩死後，工人們把它安放在聖保羅大教堂里。

它仍在那裡，約翰·多恩的雕像。我曾經見過它，事實上，它是１６６６年聖保羅大教堂大火災後的唯一倖存者。象牙色的雕像放置在古舊灰色大石頭的凹洞中，你既可以在克里斯多福·萊恩重建的大教堂的走廊里、也可以從唱詩班前排的座位後觀賞它。導遊們手指着大火留下的褐色的燒焦的痕跡。多恩的面孔表現得安祥平靜，似乎已經獲得了使他一生如此困惑的平安。

我們的最後一天是我們的第一天；我們的禮拜六是我們的禮拜天；我們的前夜是我們的聖日；我們的黃昏是我們的清晨；我們死的那日是我們永生的第一天。那日之後……是我自己向我顯明的那天。在這裡，我只看到偽裝起來的我；但是，在那裡，我將看見我自己，也要看見神……在這裡，我的某種能力得着釋放，另一種能力被棄於黑暗之中；我有的時候能夠明白，但是我的意念同時卻敗壞了。在那裡，我全人浸在光中，周圍沒有黑影；我的靈魂籠罩在喜樂的光中，我的身體籠罩在榮耀的光中。

多恩的作品中矗立着另一浮雕像。我讀過許多關於苦難問題的東西，自己也寫過一些。但是卻沒有看到像多恩在經歷疾病、倒下準備死亡的旅程期間，對於人的狀況如此專注和睿智的沉思。他本來拼命與神摔跤，最後卻發現他自己是在憐憫的醫生的懷抱里，他溫柔地引導到他走過危機，使他能夠將安慰和希望帶給別人。

在大衛的葬禮上，一位芝加哥的股票經紀人走到我面前，問能不能看一看我所引用的書。他翻閱着我那本破舊的書：“我從來不知道有這樣的基督徒。”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