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廢墟上繼續生活

余杰
　　廢墟的下面
　　走出以複雜和骯髒聞名的紐約地鐵站，轉過幾條繁華的街道，世貿遺址便赫然出現在我的面前。
　　密密的鐵絲網，已經將這片浸透了淚水和鮮血的土地圈了起來。在鐵絲網上，掛着數十塊黑色的金屬牌子，每個牌子上都密密麻麻地銘刻著數十位“九一一”遇難者的名字。
　　這樣的黑色牌子一個接一個，有幾十米長，遇難者的名字加起來一共有兩千多。每一個沉默而簡單的名字後面，都隱藏著一個鮮活而熱烈的生命，他們都曾是父親，是母親，是丈夫，是妻子，是兒子，是女兒，是兄弟，是姐妹......
　　這些樸實無華的名牌是一種特殊的紀念，總裁與職員、富翁與侍者、警察與消防隊員，都聚集在這裡平等了。
　　世貿原有地下建築的殘骸還依稀可辨，從龐大的地基就可以想像昔日的恢弘。在世貿被摧毀之前，我沒有來過，只是在照片和電影中，看到過這兩棟舉世聞名的建築。我來的時候，雙塔已經倒下，死亡也已經發生。有人說，伴隨著雙塔的倒下和生命的消失，是人類對文明秩序的動搖，和對信仰根基的疑問。真是如此嗎？
　　慘劇發生之後，美國葛理翰牧師在電視上說：“看到飛機撞上世貿中心大樓，我們萬分恐懼。那些建在牢固根基上的宏偉大廈，是美國創造力和繁榮的象徵。遭到撞擊之後，這些建築物轟然倒塌......但是，在廢墟的下面，是永遠也不能毀滅的根基......我們正開始在這個根基上重建。這個根基就是我們對上帝的信仰。”
　　如果沒有信仰，很難想像美國能夠如此迅速地從這次災難中恢復過來。正如一位基督徒所說，在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讓人們剛硬的心腸重新點燃憐憫，使每個人從關懷自己的鄰舍做起，用禱告與關懷堵住社會的破口”。
　　然而同時，在《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和北大的“新青年論壇”上，幸災樂禍的人竟然占大多數；有些中小學生回到家中興奮地向父母報告美國被炸的“特大喜訊”，有些老師帶領孩子們在課堂上鼓掌歡呼……
　　同時，我因為在一封向美國總統和人民表示問候的信件上簽名，而被許多人辱罵為“賣國賊”。“今夜我們是美國人”，這個“九一一”之後，在許多國家喊出的口號，在中國卻幾乎成了一個“恥辱的標籤”。
　　但在我看來，與“九一一”的死難者站在一起，是一個有正常的感情和理智的人的本能。我毫不後悔自己所表達的一切。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而造的“人”，當然先於作為種族概念的“中國人”而存在。人們對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但不同的看法，非得以喪心為恐怖主義叫好來表達，這未免超越了人類的倫理底線。這樣的“愛國”，不僅不會增加祖國的榮譽，反而會給祖國帶來恥辱。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把“九一一”也看作中國的國難，它顯示了中國教育的失敗。
　　當然，也不乏清醒的反思。我在網上看到過一篇署名“良言”的清華人的帖子，這樣寫道：“當你們對著遇難的成千上萬美國人民額首稱慶、撫掌叫好的時候，我清楚地知道你們中有多少人正加緊考托、考G的步伐，去實現心中的美國夢。我實在不願意用‘虛偽’一詞形容清華網上一群自大自卑、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師弟師妹。但是，想想若干年後，你們中有人終於拿上美國綠卡，手按前胸向星條旗發誓的樣子，回首今天你們的血氣與愚昧，豈不像一個跳梁小丑麼？……
　　你們可以允許自己用年輕付上不明是非良善的盲從的代價，但是千萬不要允許仇恨代替愛，嫉妒代替憐憫，苦毒代替寬容在你們尚未成形的心土上滋長。”
　　我想，這段話不僅是寫給清華人看的，也是寫給所有的中國青年看的。可是，有多少中國青年，注意到這樣誠懇而深切的呼籲？在世貿遺址外邊，我合掌為遇難者們禱告，也為中國青年的心靈禱告。
　　
　　天涯共此時
　　晚上，我去紐約的僑聲電台接受專訪，見到了著名的主持人江漢。江漢他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正式職業是電腦工程師，主持僑聲電台“天涯共此時”節目，是他兼的一份義工，雖然沒有一分錢的工資，卻堅持了整整八年。做電台主持是他的興趣所在，這些年來，很多老聽眾已經離不開“天涯共此時”節目了。2001年9、10月間，因為哥哥在“九一一”事件中遇難，他不得不把節目停了一個月。結果，這段時間裡有數以百計的電話和信件，來詢問他的去向以及節目的未來。大家都憂心忡忡，生怕就聽不到這個心愛的節目了。
　　一聽到江漢的哥哥在“九一一”事件中遇難的消息，我立即向他表示安慰，同時詢問詳細的情況。這是我訪問美國期間，遇到的第一個活生生的遇難者家屬。這段時間裡，我不斷地與各種各樣的美國人談到“九一一”，卻沒有機會與一名遇難者的家屬會面。這次真是一個巧合。
　　節目結尾後，江漢一邊開車送我回賓館，一邊用低沉而渾厚的聲音給我講述他的家庭、他的哥哥江淮。車窗外是紐約閃爍的燈火。
　　“江淮”和“江漢”，這是父親給他們兄弟倆起的名字，就是“淮河漢水情”，寄託了父親對故土深深的思念。
　　所以大哥江淮每次向新朋友們介紹自己時，總是這樣說：我的名字是兩個字，姓就是《約翰福音》7章38節中，“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的“江”，名是淮河的淮。
　　在母親的影響下，從高中二年級起，江淮就成了一名基督徒，後來江漢也成了基督徒。江淮經常背著大鼓，隨著福音隊，走遍台北的大街小巷。
　　1971年，他們的母親生病逝世，年僅四十二歲。在病榻的三個月中，母親的身體已經衰弱得不能言語，唯有她口中的讚美和堅定的信心不變。
　　1980年後，江淮、江漢先後赴美留學。剛到美國開始學業，江淮便創建了在新澤西的教會，就在他簡陋的學生宿舍中，開始了十個人的聚會。二十多年之後，已有數百位基督徒，分在三處聚集。
　　在美國的日子，兄弟倆始終彼此扶持。那份感情讓他們在台灣的老父親深感安慰，也讓周遭的朋友們羨慕。十六年以來，兄弟倆每天以一通電話相互問候。江淮的話通常不多，只要知道每個人都平安他即滿足......講到這裡，江漢已經是淚流滿面了。
　　
　　靜穆紀念冊
　　“災難發生的那天，你是如何度過的呢？你到了現場附近嗎？”我問道。
　　江漢說，當被劫持的第一架飛機，撞上第一棟大樓之前，他還給哥哥撥了一個電話，想給哥哥一個驚喜，因為他準備了一份哥哥期待已久的禮物。電話沒有人接。
　　幾分鐘以後，江漢就在電視上看到了世貿被撞、著火燃燒的場景。他被驚嚇得四肢發抖，因為哥哥一般都是早上八點半上班，辦公室就在世貿第九十五樓。
　　江漢瘋狂地撥打哥哥辦公室的電話，卻始終沒有人接聽。那一端是死一樣的沉寂。
　　江漢所在的公司立即宣布下班。由於同事們都知道江漢在找尋哥哥的下落，他們都不讓他去曼哈頓下城。同事們拉著他，像逃難似的奔跑在皇后大橋上。他只能頻頻向後方回首，放眼所及，除了一片瀰漫的硝煙外，熟悉的世貿大樓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再也忍不住淚如雨下，心也一直在往下沉。
　　那天，當江漢步行六個小時走到家門口的時候，已全然崩潰，因為他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他已經永遠失去了哥哥。
　　此後的幾天，江漢一直希望接聽到哥哥報平安的電話，然而哥哥那熟悉的聲音再也沒有出現。他一家醫院一家醫院地去找哥哥，雖然明知希望渺茫也不願放棄。
　　他焦急地等待著每一波發表的傷患者名單。然而，每一次名單的發表都讓他陷入更深的哀痛之中。直到最後，死亡名單中出現哥哥的英文名字。
　　講到這裡，我到賓館了。但是，我還想更多地知道有關江淮的故事。於是，江漢對我說：“明天下班之後，我給你帶一些資料來。”
　　第二天，當我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結束講演之後，果然發現江漢在門口等著我。他把一本深藍色封面的、沉甸甸的書遞給我說：“這是一本哥哥的紀念冊，裡面有很多朋友對他的回憶，對你走近他也許有所幫助。”由於旁邊還有記者等著採訪我，我們來不及深入交談，只好匆匆告別。
　　這本正方形的紀念冊，深藍的封面靜穆如大海，上面只有一行燙金的小字：“神已經給他預備了一座城”。這大約就是紀念冊的名字吧。
　　“九一一”慘劇發生半個多月之後，來自全美各地和台灣的基督徒逾千人，在佛蘭克林的新會所舉行了江淮的追念見證會。江淮不是官員，不是富翁，卻有如此之多的人前來參加，只因為他是上帝的一個僕人。他們的文字和發言便集結成了這本書。
　　在回國的飛機上，我開始閱讀《神已經給他預備了一座城》，開始進入一個基督徒高貴的內心世界。書中沒有一張江淮的照片，我卻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因為比肉體更加重要的是人的靈魂。這是在高高的雲端之上，我聽見了與江漢的聲音相似的一種親切而溫和的聲音。這聲音也許就是江淮的。
　　從一篇篇的描述文章中，江淮的形像逐漸凸現出來。在家庭里，江淮是好兒子、好丈夫和好父親；在教會裡，他是一位讓所有人都感到如坐春風的大哥。即使自己還處在求學的艱難時期，他也念念不忘幫助那些剛來到美國的台灣和大陸的朋友。
　　他曾把新婚的家作為聚會的場所，主臥室里只有床墊而沒有床，客廳更是全部騰空，只放聚會用的桌椅。
　　他幫助新來美國的學子租公寓，還撮合了好幾對美好的婚姻。他很會製作米酒，如果有姊妹坐月子，就會收到他親手製作的酒釀。他還很會包餃子，參加聚會的朋友幾乎都吃過他包的美味的餃子。
　　江淮每天開車兩小時到紐約上班，下班後又要為小孩和更晚下班的妻子做飯，常常還來不及吃飯就趕去聚會。聚完會回家，又讓妻子去指導孩子的功課，自己來清理碗筷、收拾家務。在這樣忙碌的生活中，他每次都早早地來到教會，晚晚地離開，幫助、服事別人毫無保留......
　　
　　上帝在淚里
　　如果用佛教或者中國傳統文化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觀念來衡量，我們怎麼接受這種“善有惡報”的殘酷現實？江淮的罹難，證明上帝錯了嗎？或者是上帝不愛我們嗎？
　　基督徒們回答說：答案恰恰相反。如果把這一切放在基督信仰之中，疑惑將迎刃而解。
　　因為中國式的宗教充滿了“要求”與“獲得”的渴望，而基督教的核心卻是“給予”與“懺悔”。《約伯記》已經給出了這樣的啟示：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因信仰而受苦，是他必須的承擔。江淮的罹難，印證了《約伯記》的真理。
　　俄羅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在約伯的天平上》一書中，多次引用《詩篇》的句子：“我像水被倒出來，我的骨架都已脫節，我的心變成了蠟，在我裡面融化。”
　　他指出：“要看到真理，不僅需要有敏銳的眼光、機靈性、警覺性等等，而且需要有捨得一身剮的膽量和能力。這非一般意義上的膽量和能力。讓人同意在啼飢號寒中生活，經受淩辱、咒罵，烤成法拉里斯的公牛，還不夠，需要唱讚美詩的人的預言：
　　“在我裡面融化、粉碎和打破自己靈魂的骨架，即被視為我們人的基礎的東西、我們習慣上看作永恆真理觀念的全部規定性和明確性。”江淮接受了上帝賜予的命運，他像水一樣倒出了自己，他必會獲得了天上的一切。
　　丹麥哲學家齊克果認為，信仰是因顫慄和不安而產生的，信仰因重負而幸福。上帝永遠不會忘記人的脆弱和不完美，上帝的愛比我們的愛偉大。上帝允許發生的事情，都在人可以承受的範疇之內──包括“九一一”事件、包括江淮的離開。
　　正如齊克果所強調的那樣，“對於上帝我總是錯的”這種想法，使我們相信上帝不會錯，錯的是我們。這種想法從兩方面表現出它的威力──一方面是結束了疑問，一方面是使行動有了生氣。“如果你敲門，門卻沒有開；如果你盡力尋找卻沒有找到；如果你努力工作卻一無所獲，如果你辛勤耕耘卻沒有受到上帝的賜福；如果天堂的門關閉，但證言沒有到來，你在工作中仍然快樂；如果懲罰降臨於你，你依然快樂──因為對於上帝，我們總是錯的。”
　　如果你在危難時刻依然能夠堅持信仰、依然能夠體驗到上帝之愛，那麼你的信仰就是真正的信仰，它如磐石般堅固。相信江淮必是如此。他的突然離開，誠如保羅所說的“死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迎接他的將是一座上帝之城，是豐豐滿滿的永生。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傳道人遠志明在“九一一”之後，寫的一篇題為《上帝在哪裡？》的文章。是的，在那大樓倒塌的時刻，上帝為什麼不阻止慘劇的發生呢？上帝究竟在哪裡呢？
　　遠志明說，上帝在我們的眼淚里，上帝在我們的信念里，上帝在我們的使命里。上帝自然有他奇妙的安排，“我看見在患難中上帝與美國人民同在，上帝與人類同在……
　　“假如沒有永恆，短暫將無比囂張。假如沒有公義，罪惡將不可抵抗。假如沒有上帝，人類將很快滅亡。更重要的是，假如沒有人類、起碼是一部分人類持有對上帝、永恆和公義的堅定信念，沒有他們基於這一信念而甘願獻出的巨大犧牲，我實在不敢想像人類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是的，因此人類方有可能在廢墟上繼續生活，堅守公義、信仰和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