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對母親說過最殘忍的話

蘆笛

那天網上發生爭論，網友“大阿官”對其中一人說：如果你在４９年是現在這個年紀，一定會留在大陸。我看了此話便覺得刺心，當即出來呵斥，問他既然有資格說這話，恐怕不是大陸人，家長在神州陸沉時跑出來了，所以現在可以居高臨下地譏笑那些沒想到跑或是沒條件跑的倒霉蛋。

阿官隨即辯解了一番，我也懶得理會。他不知道，他那話無心地刺痛了我，讓我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毛共對全民族作的最大的孽，就是徹底摧毀了中國的傳統道德。在他們看來，世上只能有一種道德，那就是對毛共的忠誠；只能有一種感情，那就是對黨和領袖的愛。一切獨立於政治立場、政治情緒的感情都必須徹底破除，代之以對領袖的無限忠誠。為此，他們作出了歷史上一切土匪強盜都沒作過的事，動用國家宣傳機器進行系統全面的強制洗腦，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從小就深信自己罪孽深重，獲救的唯一希望就是背叛自己的家庭，作踐茹苦含辛、嘔心瀝血把自己拉扯大的父母。

小蘆當年就作過這種犧牲品，在《黑崽子》中，我回憶道：

“然而我做夢都想入團。這不再是象過去那樣，是為了為進大學
去騙取一張通行證，而是為了作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那場鋪天
蓋地的洗腦運動把我也變成了一個狂熱的信徒。

在‘階級教育運動’之前，我就已經是一個信徒，因為我是官方
宣傳的乳汁餵大的。但在運動前，我仍然還在內心深處給自己和
家人留下了一個角落。如今毛的教義卻把心裡所有的東西都無情
地擠了出去，盤踞了我的整個精神世界。到十六歲時，我已經通
讀了四遍《毛選》，成了一個堅強的黨外布爾什維克，隨時隨地
準備為親愛的黨獻出自己那微不足道的生命。

然而你愛黨，黨不一定愛你。要黨信任一個黑崽子，比駱駝穿過
針眼還難。要證明你的忠誠，第一件事就是‘和家庭劃清界線’。
對一個中國人來說，這就等於是讓他把自己的心肝用鋒利的尖刀
剜去大部分，扔在垃圾堆上，吐上唾沫再用腳猛踩。對我來說，
父母和兄弟姐妹不是獨立的存在，我們的生命早在共同經受的苦
難中融作了不可分離的一個整體。

但不管怎樣撕心裂肺，我還是做到了人家要我做的。不久，我就
開始鄙視母親，那曾經是我生命的一切，聖潔的愛的象徵。

說起來，要做到這一點也並不是現在想象的那麼難，只需用毛澤
東思想徹底武裝自己的頭腦就成。我開始用毛的教導分析對照家
人的一切言行，立刻就發現了母親是何等的可鄙可憎。當然，她
‘愛’我們，但‘愛’是有階級內容的。她那自私的‘愛’將把
我們領向何處？肯定會領到某個大學裡，那是不用說的，但那又
怎麼樣？那為的又是什麼？不過是為了我們日後有名有利，為自
己營造一個可恥的安樂窩。多麼骯髒！多麼邪惡！多麼可鄙！她
怎麼就想不到人活著決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解放全人類的崇
高事業？她不過是一隻永遠看不到廣闊天空的蜷縮在屋檐下的家
雀，一個絕對無法領會大海的浩瀚的鼠目寸光的井蛙，不僅自己
在資產階級的泥坑裡打滾，還拖著子女和她一起墮落！每當我想
起過去試圖欺騙組織，為了上大學而爭取入團之時，背心就浸透
了涔涔的冷汗：班主任說得多對啊，我就是在危險的‘白專’道
路上一步步墮落而懵然無覺！

不久我就毅然離開家，搬到學校里去住。我再也受不了和母親的
越來越頻繁的吵鬧。儘管我深信自己是堅持正確的立場，在和她
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堅決鬥爭，她那淚水婆娑的模樣依然令我心
碎。當她絕望地喊：‘小笛，你倒底是中了什麼邪？告訴我！我
是你媽，有什麼話不能跟自己的媽媽講的？’時，我就忍不住因
為心軟而讓步，過後卻又後悔自己放棄了原則。這樣婆婆媽媽地
老是犯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我就永遠過不了思想改造的‘家庭關’。”

那是１９６４年的事，過了兩年，文革就爆發了，高乾子女們發動的紅衛兵運動迅速演變為紅色恐怖，黑崽子和他們的親屬首當其衝，在《黑崽子》中，我回憶道：

“和北京市的黑崽子不同，我們沒有挨打或受刑，但精神上的酷
刑一樣難以忍受。一夜之間，我的所有夢想碎成了片片，現實第
一次向我展示了醜陋的面目。我曾是狂熱的信徒，曾經不顧撕心
裂肺的痛苦來改造自己，以便‘站過去’加入他們的隊伍。我從
來就沒像他們在文章和演說中指控的那樣，夢想過什麼‘小汽車，
小洋房，白大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十年後，這倒成了真
事），唯一的夢想就是為革命獻出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哪怕就
在紅衛兵抄家那些恐怖的夜晚，我仍然竭盡全力來為紅色恐怖辯
護，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頭重溫毛主席的教導‘矯枉必須過正，不
過正不能矯枉’，把所有那些駭人聽聞的罪行當成是不愉快的、
然而是必要的過分暴力接受下來。

如今我才恍然大悟，人家根本就不要我加入他們的事業。那是他
們的革命，不是我的。無論我做什麼，他們決不會允許我加入他
們。這一點人家已經說得如同水晶般清明透亮。一夜之間，我花
了十多年辛辛苦苦地在心頭築起來的宏偉聖殿轟然倒塌，只留下
一個慘不忍睹的巨大空洞，生命頓失高尚的明確的目標，變得毫
無意義。夜裡，我吞聲飲泣，灼熱的眼淚濕透了枕頭，但它一點
也沒有舒緩心頭痙攣着的劇痛。

就從那個時刻起，我在精神上脫離了革命。我意識到無論我多麼
真誠，黨絕對沒有那個容量來接受我。我從精神上脫離了運動，
不過要花好幾年的時間，我才能看穿那全部把戲，並且找到別的
東西來填補留在心頭的那個空洞。 ”

一旦悟出了這點，我立刻從學校宿舍搬回家中，歷時不到兩年的“背叛家庭”史就此結束。是紅色恐怖初步擦亮了我的眼睛，挽救了我，使我避免了許多同代人的悲劇，沒有進一步跌入罪惡的深淵。

到７０年代，待我從農村成功地打回老家後，我已經徹底看透了我黨的真面目，基本完成了對馬列主義毛思想的理論清算，並重新發現了“萬惡的舊社會”的輝煌。弔詭的是，覺醒之後，我竟然又對父母深懷怨恨。

我家在“解放”前也算個富戶吧。如果要在神州陸沉之際跑到海外，別說是去台灣香港，就是赴歐飛美也非難事。可父親明明有這能力，他卻傻傻地呆在大陸，延頸待人宰割。他把自己坑進去還不算，還連累得全家在這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掙扎，為人歧視，為人輕侮，為人恥笑，永遠沒有希望抹去刺在頰上的金印！

等我上窮碧落下黃泉，施出渾身解數終於進了工廠後，那絕望就到了最頂點。在此之前，眼前總有一道光明之門──工廠。那就是我具體而微的奮鬥目標，就是我奮力掙扎的方向。人是希望的動物，只要有一線希望，人生也就有了具體目標。無論怎樣備受挫敗，生命總是有個附着點，因而也就獲得了些許意義。

進了工廠以後，幾年的奮鬥總算有了着落，我卻被空前的失重感攖住了。持久戰終於結束了，戰果在哪兒呢？長征總算到頭了，目的地又是什麼好去處？我發現自己從社會的最低層奮鬥到了次底層，這就是我的主觀努力能把自己帶到的最高處。作為永被詛咒的黑崽子，我是再沒希望向上挪動一寸了。有生之年，我將困死在這文化黑洞裡，腦子先長繭，後爛掉。瞻念前途，除了無邊的黑暗，我什麼也看不見，原先那道光明之門是永遠關上了。

等我失戀之後，絕望就徹底籠罩一切。如果不是害怕連累親屬，我早就尋了短見。正是出於這種絕望心情，我多次和家長吵鬧，責問父親當初為何不跑出去，連累了全家。最惡劣的那次，我居然對着母親說出了一個兒子能說的最殘忍的話：

“既然不能保證孩子的前途，就不要把他們生出來，否則就是不負責任！”

母親目瞪口呆，什麼都說不出來。天下又有哪個母親能回答這殘忍的指責？後來我自己作父親之時，還在工廠作黑崽子，又幾曾想到過孩子會不會被我坑了終生？

如果說天下有一種情感是無限的，那就是父母之愛。隨便孩子怎麼喪盡天良地折騰，父母之愛都決不會稍減。相比之下，無論是夫妻還是兄弟姐妹之間的親情，都絕對不是不會磨損的，需要時時加以培育澆灌。如果你take it for granted，再親密的關係也會破裂。

這世間最殘忍的話深深地傷了母親的心，但她老人家當然不久就忘懷了。倒是我自己近年來深受這罪孽的折磨，愈老愈甚，有時巴不得時光倒流，好讓那罪孽從來沒發生過；有時又恨自己沒能在母親在世時，在母親面前沉痛悔罪──我一直沒有這麼做，話出口後不久我就忘記了，直到開始寫《黑崽子》。

但即使我那樣做了，那又便如何？請求母親原諒？可父母對子女，根本也就不存在“原諒” 的問題；表示自己罪孽深重，日夜深受煎熬？但難道母親會因此而高興？這種罪孽，根本就是無從彌補的，傷害一旦作出，就再也無法補救了。也許，天下最大的罪孽（sin）就是濫用父母之愛這種無限的感情關係，怪不得古人要說“百善孝為先”。

這就是我看見阿官的帖子就跳起來的沉痛心理原因。他或許沒有意識到，他和那些居高臨下指責前賢的網人一樣輕浮無德。記得茉莉女士和賽昆先生曾在網上放肆攻擊侮辱５７年的右派，認為那些人是被屈打的奴才，活該，也就是林彪同志說的“壞人打壞人”。也只有阿官說的“共匪宣教綜合徵”的重病患者，才會說出這種輕浮喪德之言來顯示他們“政治上的正確”和凜然大義。

任何一個粗知中國近代現代史的非文盲都知道，因為百年國恥的刺激，盼望祖國強大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牢不可破的心結。為了國家強大，這些人什麼個人犧牲都可以作出，什麼個人委屈都可以忍受，如我父母那樣“富貴於我如浮雲”。當初中共遠比現代偽民運更具有欺騙性，在許多國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心目中，他們與國民黨的專制腐敗的污濁形像截然相反，象徵着“民主新中國”的無限希望。在這種情況下被騙“附逆”，到底有什麼可恥的？如果譏笑者們真是高瞻遠矚，洞察一切，為何如今不但不唾棄海外“民運” 那些現代共匪，還要與他們同流合污？！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