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中山河之一：地瓜花

九九年年底，我們 搬進了新家。新家的門前屋後，原來的房主開了七塊小小的花匍。
長這麼大，我還從來沒擁有過這麼多的花園，很興奮，自然就想起了種花。

芝加哥地區的春天來的晚。三月中旬時，雖然日曆上標明是春天了，可外面卻有飄
飄灑灑的小雪花。不過，落地不久就化了。地暖了，雪花先知道。等到了三月底，
終於看見地上冒出了一棵棵嫩嫩的綠色小草，渾身都透出一股新鮮的靈氣。種花的
時候到了。

我先去買花種、花苗。

除了專門的花圃之外，美國的五金商店裡頭也賣花種和菜種，有的還有一個花圃，
花草樹木都買，並且價錢比較便宜。我來到了全美最大的一家五金連鎖店─Menards，
轉了一圈後發現，有一種花種很像小時候我在家鄉看過的地瓜花，但那上面標的
英文名字叫，D　a hilas。 拿不準它到底是什麼花，我回到家後，趕快就查〈新英
漢詞典〉，一看，是大麗花。雖然大麗花這個詞挺文雅的，但在我們家鄉人都不那
麼叫，我們管它叫地瓜花。俗了點，但挺實在的。

地瓜花的叫法大概與地瓜的形狀有些關係。我們當地的人都把紅薯叫做地瓜。地瓜
花的根莖跟地瓜一模一樣，只是皮不是紅色的，而是白的，當然我也見過白色的地
瓜，吃起來也甜滋滋的。到美國快十年了，但很少看到地瓜花，也許是我以往沒太
注意。但在我們家鄉，你就是想不注意它都辦不到，一到夏天，它開得到處都是，
花又大又亮，從夏天一直開到下霜。一團一團的，這朵花還沒謝，那朵已經怒放了，
開個沒完沒了。

不久，我就花了四、五美元，買了四株地瓜花種。地一暖，我就把它們種到了門前
的花園裡。半個月後，第一片綠葉就冒出來了，那葉子毫無嬌嫩之態，它的形狀大
大方方，挺得結結實實，連顏色也是深綠的，一切，都同我小時候看到的一模一樣，
是地瓜花，沒錯，我幾乎是百分之百地肯定了。

又要看到家鄉的花了，我有些激動。

以後接下來要干的活就是澆水而已，沒施肥，也沒去管蟲害，地瓜花的生命力很強，
家鄉話說它長得“潑實”，自己就照顧自己了。但每天早上，我都注意看它們又長
大了多少，隨着它們越長越大，我就越盼它開花了。

終於等到了。先是一朵，然後兩朵、三朵，不到一個星期，就數不出開了多少朵花
了。有粉色的，有金黃色的。我特別喜歡金黃色的的那一株，它的花心有些白，越
是到花瓣的尖上，那金黃色就越重。當太陽照在上面時，那金黃色就發出亮光了。
早上，又有太陽的時候看它更好，綠葉上滾動幾顆露珠，露珠中含着一閃一閃的金
光。

有時是早上，有時是晌午或者黃昏，我常常站在三、四十朵大小不一的粉色、金黃
色的花前陷入了沉思，就是那起舞的蝴蝶，輕柔的夏風也帶不走我那一絲愁緒。我
的愁緒浸着少年時心靈的苦水。因為我想起了一個愛花的人：景叔叔。

景叔的名字叫景奉文。

我小時候家裡很窮，糧和菜都不夠吃。因此，雖然有一塊生產隊分給我們家的自留
地，但從來捨不得在那上面種花。別說自留地了，就是我們房前屋後，除了小道之
外，凡是能放下一支腳的空地，媽媽都領着我們在那裡種上了蔬菜。春天種小白菜、
茄子、辣椒、土豆、雲豆，秋天種大白菜和蘿蔔，全家吃的菜全靠這點地。

有一年前院還種了煙草，煙葉長得像芭蕉葉那麼大時，生產隊來人要拔掉，說是上
面下了命令，要農村的社員們“割資本主義的尾巴”，煙草就屬於那尾巴。想那原
因也就是因為農民想靠煙草賣點錢。大哥發火了，站在地頭要跟他們拼命，因為我
們家還指望靠賣煙葉的錢來買糧、買鹽、買醬油。

我們那個大雜院中十二、三戶人家，只有景叔叔的家在門前開了一個花園，他家後
院那塊地也種菜，還有玉米。我感到很奇怪，他家的玉米熟了，不摘下來吃，也不
拿去賣，就那麼長着，直到老了，才摘下來，掛在屋子裡頭的窗戶上邊。當種子用。
可他家根本就用不了那麼多的種子。都弄到哪裡去了？我不明白。

十多年後我才知道，景叔是玉米專家，在全中國都是數一數二的。文化大革命結束
後，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科學大會，他得到了一等獎，當時全國只有兩三個科學
家得到了這個一等獎。可我小時候只聽媽媽說你景叔有學問，有什麼學問，就一點
也不知道了。我想，就連我媽媽也不知道景叔有那麼大的學問。我那時關心學習，
但不關心學問，更沒有想到景叔的學問對農民有多麼重要，在北方，玉米是農民的
主要糧食作物，在那個貧窮的年代中，多收一棒玉米，就意味着農民少挨一頓餓。

我沒注意到景叔的玉米，但他家的花園我卻留心了。花園在他家的門前，有一間屋
子那麼大的一塊地，種滿了花，從開春到下霜，開着不同的花。

景叔愛花，下班回來時常站在花園前看花，有時還進去拔草。他個子高，在花叢中
顯得很起眼。那些花有荷包花，芍藥花，月季華，還有地瓜花，他們家的地瓜花有
好幾種顏色的，但現在清楚地留在我記憶中的，只有大紅色的和紫色的了。那大紅
色的的紅就像農村婚禮上新媳婦的小臉蛋，擦得通紅通紅的，又偷偷地開心笑了。

我雖然看到過景叔站在花園前笑，但好像沒看見他開心地大笑，他的笑我時常令我
感得有點不痛快。現在回憶，想必是他的笑中包含了幾許的抑鬱。鄰居說老景成分
不好，是地主家庭出身，還有歷史問題，是“控制使用”的。那時我還不明白控制
使用是什麼意思，只覺聽起來挺嚇人的。後來一位被控制使用多年的老先生告訴我，
說那就是你旁邊有一個人，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個（政治）帽子，命令你拼命
幹活，你要是稍微不老實，他隨時就可以把帽子扣到你頭上，讓你作不成人也作不
成鬼。

景叔挺喜歡我，說我聰明，他看到我時常微笑，還愛摸我的腦袋，還給過我糖塊吃。
我雖然每一次都推辭說我不要，但景叔總是堅持把它們塞到我手裡，說景叔給的，
沒有事。想必景叔知道我們家窮，大人捨不得花錢給我幾塊糖吃，而我是個小孩子，
哪能不饞糖吃呢？

我很感謝景叔給我糖吃，因為我一年到頭也吃不上幾塊糖。我接下了糖，但不敢馬
上吃，怕媽媽說我。媽媽一再告訴我們，不許要人家的東西吃。我一般是把糖緊緊
地攥在手中，跑回家，告訴媽媽：媽，景叔給了我一塊糖，不是我要的，是景叔硬
塞到我手裡的。媽媽會說，下回可別在要了。還問，你謝謝景叔了嗎？還建議，分
一半給你弟弟。於是，我就把糖咬成兩半，將我自己的
那一半，含在嘴裡，慢慢地化，連心中都甜透了。

我每一次見到景叔，都 會跟他打招呼，問景叔好。

就這樣，我說了好多年的景叔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那時，我剛剛十來歲。
從有一天開始，我就不再向他問好了。

景叔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還有“地主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等。

那些罪名的確切含義我不懂，只知道那是壞人。我不明白景叔這樣的好人怎麼一下
子就成了壞人，我媽也不懂，只是偶爾偷偷對我們說你景叔是好人哪，可惜出身不
好。可好人怎能麼成了敵人，我更不懂了。但我常常聽到上面說，有什麼化成美女
的毒蛇，有什麼披着羊皮的狼，那麼，興許景叔就是這樣的敵人，我拿不準，但怕
他了。我要離他遠點。

六六年下半年的一天，景叔下班了，他騎着自行車回到了大院裡。往常，景叔一到
了大院的門口就下了車，推着自行車往家門走，院子裡的人見到他了，都彼此打個
招呼，至少，說一句“你回來了”，或者微笑着點點頭。

但那天，看到景叔推着自行車進院子裡了，在院子裡聊天的那麼多大人，一下子都
不吭聲了，或者是低頭了，或者是扭過頭了，雖然是十多年的老鄰居了，但沒有一
個人同他打招呼。景叔也就這麼低着頭回到了家中。

就是那一天，我看見了景叔，他也看見了我。但他沒有伸出手摸我的頭，我則趕快
低下了頭，裝着沒看見。

從那以後，我一看到景叔，就趕快躲開，不敢和他說話了。和敵人說話，就是敵人
一夥的人，這我知道。我也不再問過景叔的好了，問敵人的好，就是站在了敵人一
邊，這我也知道。
景叔叔在他工作的單位經常批鬥，怎麼斗的，我沒看見。

我看見的就是為了懲罰他，每天一大早，他就要掃大街。我們門前的那條大街其實
也就是一個小胡同，一百來米長。景叔掃得乾乾淨淨的。

也就是從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沒有到景叔去玩過。

在這以前，我經常到景叔家中玩。景叔的三女兒是我的同班同學，從打我們會玩的
時候起，我們就在一起玩。再大點，我們一起看小人書。雖然街上有擺小人書攤子
的，一分錢看一本，但太貴，我看不起，無法天天看。但景叔家有許多小人書，看
起來不要錢，還能慢慢看。於是，我就常常到景叔家看。

我在那裡看過多少小人書啊。

有時景叔看我看書都看迷了，就叫着我的小名說：小三，你愛學習，很好，好好學
習，長大能有出息。

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沒看到景叔的小女兒也將近三十年了。
文革又進行了兩三年後，景叔一家就被趕到農村去了，是勞動改造。走的時候，沒
有一個鄰居送行。在我的印象中，他家的那個花園從那以後就荒蕪了，我也就再沒
看到那樣美的地瓜花了。
七五年前後，我和景叔在一個學校工作過一年左右的時間。我們彼此見過幾次面。
見面時，我還是改不了口，還叫他“景叔”。他還叫我的小名：“小三，你媽好嗎？”

可是，當年的小三子已經大了，是大人，他心中也覺得有些對不起景叔，但沒有勇
氣說出口。那幾次，我們談話了，但不多。

我真糊塗。

我為什麼那時不跟景叔說一聲對不起呢？要是我說了，景叔一定會摸着我的頭說，
小三，忘記那些吧，叔叔沒恨過你。可我當時根本就沒想到要跟景叔說一句對不起，
沒想到請他饒恕一個少年當年的軟弱和絕情。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饒恕，更沒有聽
到說上帝願意饒恕我們的一切過犯，只要我們來到他的面前。

今天，當我想說“景叔，請你饒恕我”時，他早已離開人間了，有二十多年了。

景叔得獎後又活了幾年，後來得癌病死了。死時大概還不到七十歲。

媽媽後來對我說，你景叔是怨死的，委屈了一輩子，什麼病都作下了。

近來我常在問自己，為什麼從文革開始我就沒有再問過景叔好？在他生命最暗淡的
歲月，我為什麼沒有給過他一個微笑，一個少年人純真的微笑？當我這麼問的時候，
我很痛苦。我知道，我有一千條理由可以為自己辯護，我那時還是個孩子，知道什
麼啊。西方不是有一句諺語嗎，小孩子犯的錯，連上帝都會原諒。

但我沒有一點勇氣為自己辯護。

我問自己，我那時才十來歲，曾自信是一個純真的少年，真的是那樣嗎？為什麼我
的純真那麼脆弱，政治風浪一起，就如成年人一樣世故？即使明明知道一個人是好
人，也不肯給他一點點的同情？

為什麼愛一個人那麼困難，但恨人、忌妒人、貶低人、仇恨人卻似乎那麼容易？尤
其是當外界條件提供了一個使自己可以合理合法地恨人的機會時，為什麼自己就敢
於放肆地去恨了呢？那恨、那忌妒是從哪裡來的？難道它們一直就隱藏在自己的心
中嗎？

從小父母就教育我說，孩子啊，你長大可得作個好人。孩子啊，你從小就得作個好
人。上小學了，老師也教導我們要作毛主席的好孩子，還鼓勵我們把毛澤東的語錄
背得熟熟的，要作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
有益於人民的人。這一切，我都接受了。我也立下志願，一定要作這樣的人。

不錯，在常識上我確信，好人就要不自私，要善良，愛幫助人。但好人的這些標準，
為什麼那麼不牢靠呢？為什麼一到遇到了文革這樣的大風暴，它們就被吹得不知道
到哪裡去了呢？好人不見了，只剩下了人民，敵人；或者革命，反革命。而凡是屬
於人民的，就是好的；凡是屬於敵人的，就是壞的。

當我用人民與敵人的範疇來衡量人的好壞時，我自己願意行並且敢於行的好與善，
就成了當局認為的好，就成了上面所允許行的善，因為只有他們能決定誰是敵人，
誰是朋友。這樣，我就從根本上喪失了自己，從心靈、精神到個性，我都主動地將
自己融入那個瘋狂運轉的機器中，直到自己也變得瘋狂，連起碼的常識，起碼的理
性，都統統放棄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景叔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卻連一個微笑都沒有送給他，而
那微笑我曾送給過他無數次。

我想到了什麼是人。

景叔是人，不是動物，這個常識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但多年的教育使我相信一個人
若成了敵人、反革命，就不是人了。對於這些不被看成是人的人，革命人民怎麼對
待他們，怎麼無情，怎麼殘忍，怎麼卑鄙無恥、流氓下作，都是對的，好得狠。對
待敵人就是要狠，要無情，要專政，要把他們徹底消滅。

其實，我真的知道什麼是人嗎？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人是上帝創造的，那人算什麼
呢？算高級一點的動物，還是工具，或者東西。不信人是上帝創造的，使我既不知
人之所以為人，也不知人之為人有其不可剝奪的尊嚴。

我看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懦弱，我可以與一、兩個人拼命，但我不敢與“人民”為
敵，儘管這“人民”二字只是一個空殼子，一切都取決於“人民”的領導，只有他
們才能決定哪一個人是屬於“人民”的。

我從來就不敢站在敵人一邊。

於是，在景叔這樣的好人遇難的時候，我膽怯了，我畏縮了，我扭過頭不看他了。
這是我的錯，那錯植根於我人性的深處。我的內心深處有一種力量、一種傾向，它
使我不敢行我當行的好事，而我所厭惡的惡行，它卻給我千般的理由引誘我去行，
並且明明知道錯了，還千方百計地為自己辯解。

我們的古人稱此為無“恥”。

人當有恥。

但若不來到上帝面前，“恥”有什麼絕對性，何以為恥？

我要懺悔，對景叔叔，對一切我傷害過、侮辱過和欺凌過的人們。不如此，就是到
了死的那一天，我的良心也不會安寧。不如此，我在上帝面前永遠站立不住，因為
我沒有承認我犯下的罪並為此而懺悔。

快要下霜了。霜一來，一夜之間，美麗的地瓜花就全凋謝了。

但願我的心中有一朵永不凋謝的花，它就是那神聖之光永遠在照耀。

2000年深秋，寫於芝加哥北郊 Green Oaks 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