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銳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原稿為崇基書院之大學講章，二○○二年十月六日，略作修改。）

今天的題目非常簡單：究竟，在當前的艱難環境中，基督教信仰，可否為我們帶來醫治╱安慰╱希望╱力量？

　　我們知道，在眾多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中，經濟學的強項，在於統計學技術的運用，相對比較強。所以，我們第一部份的討論，將主要建基於一些量化的經濟學分析。在以勒古里（L. Iannaccone）被美國經濟學會邀請撰寫的特稿中，指出基督教信仰的遍及性（以該地區內基督徒人口的比例量度），確實令罪案減少。而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年輕人，牽涉入毒品╱醉酒╱婚前性行為的比率，的確比較少。而熱心於教會的人（以對教會活動的參與量度），精神健康確實好一些，患上「重病」（包括癌症、心臟病） 等的機會確實較少，壓力較小，對生活滿意程度較高。（以上研究，已將其他社會因素的差異考慮在內，所謂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以上的研究，屬於所謂「微觀層次的研究」，而在近年，由於數個特別龐大的數據庫面世，所以，興起了所謂「宏觀層次的研究」，而其中不少參與的學者均與哈佛大學（Harvard）有關（任教或畢業）。

　　這一系列的研究，其實源自一些討論了數個世紀的問題：基督教信仰（Protestant）的國家，何以在平均來說，擁有較好的經濟表現？是偶然？還是因着某種因果關係（causality）？

　　哈佛大學的阿勒仙奴（A. Alesina）及基斯亞（E. Glaeser）發現，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基督教信仰使人相信「成功由於努力，而非僥倖」，因此對福利政策的支持較低，而經濟成長也較快。芝大的仙基勒（L. Zingales）及一群歐洲學者比較世界幾個主要的宗教，發現基督教及天主教信仰的價值觀（包括對政府的態度，對儲蓄的觀念，對其他人的信任等等），的確與市場經濟最吻合，最能推動經濟增長。而同是哈佛大學的舒發勒（A. Shleifer）所領導的研究團隊，亦發現，相比之下，天主教及回教國家的政府「質素」較低：公務員的薪水較高，貪污比率也較高，而效率（以提供公共服務之輸候時間量度）卻較低。巴羅（R. Barro） 等更發現，基督教(英國)所發展之法制傳統，與天主教(法國)所發展之傳統相比下，基督教(英國)是較能保護「公司外的投資者」、「外來投資者」之權益，因此，金融市場便能發展起來，從而加速經濟增長。

　　總括而言，基督教的確從多方面影響社會。微觀層面，是減少罪案，減低壓力。宏觀層面，則改變了信念，以及影響立法，從而促進經濟成長。因此，我們不應問，市場經濟是否「不足」（insufficient），是否需要基督教信仰的「輔助」，彷佛市場經濟是一部完整的汽車，現在不過要加上一塊名為「基督教」的零件而已。正好與此相反，近年的學術研究指出，市場的建立與發展，需要相應的價值觀以及法制，而這些確實由基督教信仰提供。故此，現今經濟表現較好的國家，確是以基督教信仰為主。基督教並非要粉飾市場，而是當初若然欠缺了基督教，很可能根本就沒有今天的所謂市場。

　　由此，我們再次得印證，基督教信仰並不單單是一套信念，而確實是真理。既然基督教信仰過往曾經間接推動某些國家的經濟成長，那麽，今天又是否能給予我們一點啟發，幫助我們渡過今天的難關呢？聖經里，是否有一些處境，與我們今天的情況相似，好讓我們可以借鏡呢？

　　由於《十誡》、《埃及王子》等電影大受歡迎，所以《出埃及記》的故事比較多人認識。今天，我們嘗試用一個比較「另類」的角度去思考當中的一些經文。（請饒恕筆者從未受過任何正統神學訓練，不足之處，敬請包容指教）。

　　首先，我們要明白經文的一些背景。以色列人從沒有被呼召要得着埃及地；相反，他們是要得着現今以色列國一帶的地方（參創十三：14-17）。以色列人「流落」埃及，最初不過為了躲避一場饑荒（參創四十五：4-13）。但以色列人後來卻可能因為習慣了，竟全無去意，在埃及「定居」下來。根據NIV Study Bible, 1985 ed.估計，由約瑟的死到新埃及法定的登位，至少有二百年時間。而新王的逼迫，也許就是上帝，要「喚醒」以色列人，重新尋回他們的身份和使命的其中一步（試比較賽一：4-9）。

　　從某個角度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實是「工作環境變壞」所引致的：假如當時的法老王給予以色列人冷氣辦公室，每年四十天有薪假期，勞工、醫療及人壽保險等福利，以色列人又是否會「出埃及」呢？因此，今天當我們面對工作上的困難時，在抱怨以先，應先求問神，這是否他的意思，刻意用困難來引起我們的注意？

　　出一：11-12這樣記載：「於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轄制他們，加重擔苦害他們……只是越發苦害他們，他們越發多起來，越發蔓延……」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記載，就是「多起來」。由於當時以色列人是被壓逼的對象，大概沒有人願意「入籍」以色列，所以，這裡應是指「生育」。又由於當時科技落後，我們可以假設，「多起來」是「性生活」增加的必然結果。留意，以色列人是奴隸，沒有什麽財富，亦不能「大魚大肉」地滿足食慾，更沒有今天的娛樂，旅遊，所以，「性」幾乎是唯一的一種感官滿足。

　　或者，我們可以反省一下，當我們遇到「經濟低迷、人心惶惶」的情況時，第一個反應是否尋求一些感官上的刺激，以「補償」現實環境裡遭遇的痛苦呢？這些可能是電視、電影的沉溺，美食的刺激，外表的過度裝飾，不斷的追求旅遊經歷，酒吧的「豪情結識」……當然，那些事本身不一定是壞事，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嘗試「逃避」，嘗試用外界事物去「沖淡」我們的困境。

　　環境，通常不會因為我們的「沉溺性行為」而改變的。當時的以色列人也遭遇類似的事情而改變的。當時的以色列人也遭遇類似的事情，出埃及記一：13-14這樣記載：「埃及人嚴嚴的使以色列人作工。使他們因作苦工覺得命苦……在一切的工上都嚴嚴的待他們。」原來，人在「逃避」失效以後，第二個面對困境的反應就是「抱怨」。留意，這種「覺得命苦」的抱怨，是在摩西還沒有出生便開始，而到了摩西八十歲，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也從未中止。事實上，正因為發怨言，一整代六十萬的以色列男丁，全死在曠野（民十四：26-35）。我們可以注意到，最初「覺得命苦」的一代，很可能是後來被神責備的以色列人的父親一輩，甚至是祖父輩。很不幸，「抱怨」似乎是有一種「持久性」（persistence），甚至「遺傳性」（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able）。上一代「覺得命苦」的心態，最終害死六十萬子孫！

　　或許，正是這原因，新約聖經多次警戒我們不要發怨言（譬如，林前十：10-11），不要抗拒上帝的管教（譬如，來十二：10-15），反要凡事謝恩（譬如，帖前五：18）。否則，我們有可能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轍。

　　最後，以色列人在困境想到神—－或者說，神想起他以往立的約：「過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嘆息哀求，他們的哀聲達於神。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記念他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神看顧以色列人，也知道他們的苦情。」（出二：23-25）。原來，人得着「神看顧」，必須先「哀求」神。雖然，約瑟以後，彷佛就沒有以色列人尋求神；雖然，以色列人曾嘗試用「肉體的刺激」，以及自怨自艾，去取代尋求神；雖然，以色列人拒絕了摩西作他們的領袖（參出二：14-15）；但是，神想起以色列祖先與他所立的約，所以便「看顧」以色列人。

　　這裡或者可以略略提一下。今天，很多父母，都在傷腦筋，存留什麽給兒女才好。明顯的，金錢和教育都不是萬無一失的。在筆者研究院畢業的那一年，筆者跟胞妹，及穎（當時的女友，今天的妻子），三人租了一輛最便宜的小汽車到多倫多。當地，剛好有一段新聞，一個從香港到多倫多的學生，駕着BMW，撞着天穚，沒救了。而同一年我們認識的一位教會姊妹，有次也駕着另一輛BMW，與一輛雙層公共汽車撞個正着，她卻絲毫無損。這件事，使筆者深深明白，替子女安排最好的教育，最舒適的生活，也不外如是。而這段經文告訴我們，最好的「保險」，是我們與上帝所立的約，可保我們子孫世代平安！

　　當我們遇上困境時，應該怎樣做呢？要呼求神。代下七：13-15這樣教導我們：「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留意，這裡所提到的「困境」，並非「個人」的，而是「整體性」的：天若不下雨，不單我所耕的田地沒有雨水，其他的田地也沒有雨水；蝗蟲總是聯群結隊，不單侵食我家的出產，我所住一帶的出產也必無法僥免；瘟疫，更有極大的蔓延性。當我們遇上整個社會，整個經濟的陷落時，我們要像經文指示，在神面前謙卑，禱告，尋求神。

　　其實，「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麽呢？是基督自己，一個「有位格的神」。而基督一開始傳道時，正是要人悔改：「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四：17）不錯，天國近了，我們將會在榮耀中，永遠地享受神為我們預備的福樂。但在這之前，主耶穌卻要求我們「悔改」，也就是要我們的思想、態度、言行，都改變，再次歸向神。

　　日本的經濟低潮已十多年了。雖然他們有很好的學者，也經常邀請最傑出的學者到日本中央銀行及教育機關交流，可是，日本政府一直偏離專家的建議，而且越走越遠。箴言廿一：1 說：「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所以，我們更要為掌權者祈禱（試比較提前二：1-2），好讓他們作出正確決定。

　　
Reference

Alesina, Alberto; Edward Glaeser and Bruce Sacerdote（2002）, "Why doesn't the US have a European-style welfare system?" Brookings Papers of Economic Activity, 187-277.

Barro, Robert and Rachel McCleary（2002）, "Relig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an international pane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932, http://www.nber.org/papers/w8931.

Guiso, Luigi; Paola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2003）, "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1）, 225-82.

Iannaccone, Laurence（1998）,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6, 1465-1496.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1998）,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6（6）, 1113-55.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1999）,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15, 22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