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雲－負傷的治療者

1983年，身為神父與大學教授的盧雲第一次在一幅釘在門後的海報接觸到林布蘭的油畫《浪子回頭》。也許是因為他剛完成一次有關中美洲公義問題的疲累講學旅程，並且瀕臨情緒崩潰，那幅油畫以他從未有過的感動感動着他。他甚願取代那衣衫襤褸的兒子跪在父親面前，沐浴於金光之中，感覺父親的手在他肩膊上的溫柔重量。他甚願可以回到家中─無論那是在哪裡。

　　盧雲出生於荷蘭，對於出自他同胞手筆的油畫有一種親切感，特別是林布蘭和梵高（Van Gogh）的畫。三年之後，當他被邀請訪問俄羅斯的時候，他很快便答應了，部分原因是讓他有機會親身去看林布蘭的油畫。他一星期內兩次進到聖彼得堡的修院博物館，在林布蘭那幅大於實物比例的傑作前面坐上幾個鐘頭。盧雲在油畫面前顯得渺小，觀察它隨着陽光而改變，浸淫於人物在寥寥的布局中的每一個細節。

　　沒多久，盧雲就辭去教職，在生活上作出徹底的改變，並寫了那本小書《浪子回頭─一個歸家的故事》（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A Story of Homecoming）。透過搬進加拿大多倫多一個照顧身體和精神殘障者的社群，他希望最後找到了真正的家。那幅油畫繼續占據着他的思想，盧雲開始從耶穌的浪子比喻去看自己的故事。十年之後，他的生命於1996年完結時，充滿詩意的統一性，因為他正在參與一個有關那幅油畫的電視特備節目，跟一隊荷蘭攝製隊到修院作籌備工夫，在那裡他心臟病發作，並最終與世長辭。

　　盧雲在生時反省那個比喻，覺得自己最能認同那個負責任和順命的長子。畢竟從五歲開始，他就希望做神父，並透過一套玩具祭壇、聖殿和禮服去扮演那個角色。在荷蘭受訓成為心理學家和神學家，然後按立為神父，盧雲用了早期的事業滿足自己的志願。他受業於門寧格教學診所，在聖母院大學和耶魯大學講學，並經常應邀到各處作會議的講員。他有着寬廣的包容性，可以在同一天內對着左派天主教解放神學家和手舞足蹈的靈恩派基督徒演講。（那受歡迎的電視牧師蕭律柏〔Robert Schuller〕，將他連續三個在水晶大教堂的講壇的電視節目讓了給盧雲。）他不理會羅馬那隻容許天主教徒領聖體的規定，每天在他所到之處跟朋友、學生或陌生人分領聖體。

在任教精英大學並寫過十六本書之後，盧雲有一份死而無憾的履歷表─那正是問題的所在。緊迫的日程和無情的競爭都在窒息他的屬靈生命。他去過紐約州以北一所修道院一兩次作為期六個月的退修，然後再退到南美，希望為自己尋找一份發展中國家的宣教工作。在秘魯他住在林馬以北的一個貧民窟，一個大概十萬人的教區。他所寄住的家庭家徒四壁，但透過那些孩子，盧雲感到他們的愛；他們爬到他身上、格格地笑、到處蠕動，跟這像一個跟他們同聲同氣的孩子般的古怪神父玩遊戲。他後來說，那些孩子簡直就是將生命擁抱回到他裡面。他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就是那些貧窮和受壓迫的人，比起那些過着物質充裕生活的西方人，對上帝的愛有更強烈的感受。

　　「我們對身體接觸的能力的認識是如何地貧乏啊，」盧雲在秘魯的旅程中這樣寫。他剛探訪一所孤兒院，那裡的孩子極之渴望得到關懷甚至是爭着去觸摸他。「這些男孩和女孩只想要一樣東西：被觸摸、擁抱、逗玩和愛撫。大部分成人大概都有同樣的需要，卻已不再有那份天真和非自覺去表達。有時我看人類就像一個苦海，他們渴望着關懷、柔和、關切、愛顧、接納、寬恕和溫順。似乎所有人都在喊：『請來愛我。』」

　　生活在窮人的家裡，盧雲明白到，我們服事有需要的人，不單是將耶穌帶給他們，也是在他們裡面找到耶穌。耶穌說「貧窮的人有福了」，不是「關懷貧窮的人有福了」。透過在他們中間生活，盧雲得到那賜福，並開始從壓力的傷害中恢復過來。縱然如此，在南美的那段時間讓他確定他的呼召並不在那裡。六個月後他接納了哈佛大學的一個新職位。

在秘魯生活的時候，盧雲接到來自荷蘭的消息，得悉弟婦生了一個有唐氏綜合症的女兒。他寫了這些話回家，未察覺到幾年後會成了一種先知性的洞見：
蘿拉對於我們整個家庭都將會是很重要的。我們當中從來沒有一個「軟弱」的人。我們都是雄心勃勃和成功的人，甚少需要經歷無能感的不辭勞苦。現在蘿拉的來到讓我們認識到一種全新的倚賴。蘿拉，永遠都會是一個孩子，將教導我們從來沒有人能夠教導我們的基督的道理。（《感恩》〔Gracias!〕）

　　名氣的壓力，他在哈佛的教學編排，和越來越沉重的個人問題加起來，在三年內將盧雲推至一個完全崩潰的地步。最後，他落入了從事嚴重殘障者工作的方舟團體（L'Arche）的蔭庇。在團體創辦者的授命之下，他得到一位方舟之家的監督麗斯的來訪。麗斯探訪了盧雲幾天，替他煮食，並在實際生活上提供了非常具體的幫助。盧雲一直預期着會有講學、寫文章、帶領退修的要求，結果卻沒有。方舟就那樣純粹和簡單地為盧雲帶來恩惠，沒有任何附帶的下文。

　　麗斯的探訪給盧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盧雲要求他的主教讓他去法國參與一個方舟的團體。他在生命中首次感覺到上帝是呼召他去做一些東西。他要去學習「研究院和神學所沒有教導我的：怎樣去愛上帝，以及怎樣去在自己心裡發現上帝的臨在」。帶領他去到「黎明之家」（Daybreak），在多倫多一所同屬方舟團體的院舍當司鐸的，正是他在法國那團體所感受到的滋養。

　　從外表看來，盧雲從大學教職轉到一所智障人士院舍好象很崇高，可說是一個品德善良的兄長最高境界的表現。但正如盧雲在作品中澄清，他是因為失敗、靈性的黑暗和深深的受傷而作出那個決定。他去那裡不是為了付出而是為
了得着，不是出於有餘而是出於不足。

他去只是為了生存。他一直背負着那負責任的兄長角色，落入了耶穌的比喻中他的原型所遭遇的試探里。他的結論是，「那充滿怨忿的『聖徒』的失落感是那麼難於接觸，正正是由於它跟那要做得美好和善良的意願是那麼緊密地扣在一起。」

　　我從自己的經驗知道，我是如何努力地要做得好、被接納、受歡迎，並成為其它人值得效法的榜樣。我時常刻意地逃避罪惡的陷阱，經常害怕屈服於試探之中。但伴隨着那一切而來的是一種嚴肅感、一種道德的壓逼感─甚至乎有點兒狂熱感─那令我越來越難於在我父的家中感到釋然。我變得越來越束縛、拘謹、呆板……

　　我越是反省到在我裡面的大兒子，就越是意識到這失落的形式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並且要從那裡回到家裡是何等的困難。相對於從一個根源於我心靈深處的冷漠憤怒歸家，從一個縱慾出軌的景況歸家就似乎容易得多。（《浪子回頭》）
在林布蘭的油畫裡，那兄長站在父親一段距離之外，冷漠地觀看他那卑鄙的弟弟得到的擁抱。看着那身影，盧雲懷疑林布蘭是否應該將油畫命名為《失落兒子們的回歸》，因為大兒子在很多方面都比浪子更為失落，無法克服他的驕傲和怨忿，參與慶祝弟弟的回歸。

　　「我愛耶穌但是……」盧雲在日記中記錄了他轉去「黎明之家」的決定。「我愛耶穌卻仍然想抓住自己的獨立性，縱然那獨立性並沒有帶來真正的自由。我愛耶穌卻不想失去專業同事的尊重，縱然他們的尊重並沒有令我在靈性上成長。我愛耶穌卻不願意放棄寫作、遊歷和演講的計劃，縱然這些計劃往往是為了我的榮耀多於上帝的榮耀。」

　　最後，盧雲從獨立、尊重和忙碌的鎖煉中掙脫出來，從一家享負盛名的機構轉到一個沒多少人聽過的組織，不是與國家的領袖共事，而是與社會所遺棄的在一起。他這樣做是因為耶穌的故事中一個往往被人忽略的細節：父親的手同樣地伸向兩個兒子。他不只歡迎那誤入歧途的兒子，亦從屋子裡走出去，看看那聽到音樂和跳舞聲的負責任的長子。那雙擁抱浪子的手，同樣也等待着擁抱和溫暖他那充滿怨忿的兄長。盧雲渴望着那擁抱。

※ ※ ※

　　最初認識盧雲是在他的「兄長階段」。我是在事業早期讀到他的經典小書《負傷的治療者》（The Wounded Healer），當時我正在研究痛苦的問題，發現那書有出色的洞見。我在親身見到他之前的幾年裡還讀過他很多其它的書。盧雲曾被批評經常舊調重彈，事實上他一些思想確曾以不同形式被發表多過一次，有時那些小冊子更被包裝得像書一樣。然而，於我他卻是一位智能的兄長，機敏地發掘出創新的思想路線，是我熱切跟隨的。

「我總是感到寫作是一個途徑讓我這渺小、短暫的生命留下一點有持久價值的東西，」盧雲曾這樣寫道，表達了每一個作者的感受。對於他和讀者來說，寫作都是一個發現的過程：

　　大多數學生以為寫作就是寫下一些意念、洞見、遠象。他們覺得必須先有話要說，然後才將它寫下來。對於他們來說，寫作只不過是將一個已經存在的思想記錄下來。但這樣的態度卻不可能有真正的寫作。寫作是我們發現內在自我的過程。寫作本身揭示甚麼是活的……寫作最深的滿足，正是在於它打開了我們在動筆之前一直沒有察覺的內在空間。寫作是去開啟一個我們不知道目的地的旅程。（「神學教育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

　　我很清楚寫作之旅的典型內在過程。大部分作者都是內省、內向，不是那種你會邀請他們一起談笑的人。他們寧可跟一部文字處理器打交道，而不跟一個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盧雲卻不是這樣。正當他大概每年生產一本書的時候，仍然維持著作為跨國講員、教授和神父的狂熱步伐，並熱切地邀請其它人參與他的旅程。

　　有一次我跟一群作者吃晚飯，話題轉到我們從讀者收到的來信。傅士德（Richard Foster）和畢德生（Eugene Peterson）提到一個曾經向他們尋求屬靈指導的熱誠年輕人。他們樂意地回復，透過信件回答問題並介紹一些靈修學的書給他。傅士德知道這個詢問者也接觸過盧雲。「你不會相信盧雲所做的，」他說。「他邀請這個陌生人到他的社群住上一個月，以便親自給他屬靈的指導。」

　　你得要是個作者才會充分欣賞盧雲的行動。我們這些寫作的人慎重地保護工作日程和私隱。幾年前我從芝加哥市區搬到科羅拉多郊區，正是要在自己跟外面瘋狂的世界之間增加點距離。是的，我們可能會接受演講的邀請，覆信，甚至回復好奇讀者的來電，但我們永遠有一個沒有人可以進入的私人領域。盧雲拆下了這樣的專業主義屏障。他跟五百人保持活躍的書信來往，並鼓勵當中不少人登門造訪。

　　我認識幾個視盧云為遙距屬靈導師的人。他詳盡地回復他們的提問，從來沒有讓他們感覺到他們打擾他的生活，或令他無法完成更重要的事情。其中一個是班福德（Bob Buford），他回憶，「他對待我，正如他對待所有遇見的人，彷佛我是他所遇過最有意思的人。」他有恩賜全心全意、心無旁騖地對待任何當時跟他在一起的人。

　　當我現在聽到其它人對盧雲的回憶，我被自己的控訴所刺透。每當有人來電講得太久，我就會轉到我的計算機，掩着聲筒不讓對方聽見，開始去搬動我在微軟日誌中的那些項目。太太會在吃飯的時候告訴我一件事，而我會問她當中的一些細節，她就會溫柔地提醒我她剛好在兩分鐘前說過。我發覺從內在的生命─就是一個作者大部分生活進行的地方─移到其它人的世界是何等的困難啊。對比之下，盧雲則過分地側重了其它的人。他的寫作可能會因此受到虧損，但很多人卻因此得益。

　　盧雲曾經定義過屬靈導師的任務：「你在一間大房而當中有一根六吋寬的平衡木。那平衡木離開鋪滿地氈的地面只有十二吋。我們大部分人表現得彷佛我們是被蒙着眼睛走在那平衡木上；我們害怕自己會掉下來。但我們卻沒有為意自己離地只不過十二吋。屬靈導師就是可以推你離開那條平衡木並說：『看，哪有問題？上帝仍然愛你。』」

　　在很多方面來說，盧雲正為我做到了那一點。我開始在寫作中冒點險，因為他已經開了路，攤開他的神經衰弱和軟弱讓世界觀看。我開始不將人看作我工作的阻礙，而是看為我工作的原因。因着盧雲，我開始看見自己就是那站在歡宴外圍的兄長，惱怒着那些沒有付出當付出的賓客。在他的鼓勵下，我也看見父親的手向我張開。

　　在他生命的後期，盧雲寫到回去他在荷蘭的老家對他是何等的困難。在他成長的時候他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並為他決定作神父而感到高興。但是現在，家庭大部分成員都完全失去了屬靈的興趣。倘若他在其中一次探親行程中令他的外甥或侄兒成為基督徒，成人會以「這對你不要緊，但我們當然是不相信」的口吻向他怪罪。他感到自己好象一個不受歡迎的表演者。

　 讀到這樣的記述，我明白到為甚麼盧雲對於一家以其種種政策令他感到不快的教會竟然沒有甚麼怨言。對他來說，教會的問題再多仍是一個盼望與安慰的蔭庇。他看見不信在自己的家庭所帶來的後果，物質豐裕而靈性貧乏；以及那些精英大學的學生折騰於意義的問題卻毫無頭緒。盧雲從來沒有成為教會的宣傳者，但他卻指出那直接與上帝溝通的方向。信仰對他來說是一條生命線，在他轉動的世界中惟一的靜止點。

　　直到盧雲去世之後，其它人才知道他內心躁動的整個故事。他的著作包含了很多線索，而單是那個原因，可能就解釋了為甚麼天主教徒和更正教徒異常接受他，更不用說那些不信的人：他給人的印象，就是他毫無保留地打開自己的心。他在處理個人的躁動時滋潤了其它人的信仰─確實地，因為他那麼公開地寫那躁動。

　　引用奧爾波德（Gordon Allport）的時候，盧雲曾經描述過那「啟發式的信仰」（heuristic faith），即試驗性地接納，直到可以進一步確定的信仰。盧云為我提供了一個啟發式信仰的實例。他堅持他所相信的，甚至當他生命處於逆境時亦然。即使他的生命變得黑暗，而上帝的手亦不知所蹤，他仍信靠上帝的特性。他仍繼續充當一個負責任的兄長，縱然他內省的時候知道自己是個浪子。

　　因此當我不知道怎樣禱告的時候，我仍在禱告。我在感到煩躁的時候休息，在受試探的時候安寧，仍然焦慮的時候平安，仍在黑暗中的時候被光雲所環繞，仍在懷疑的時候受到眷愛。（《黎明路上》〔The Road to Daybreak〕）

※ ※ ※

　　一位黎明群體的前成員說，「當我想到盧雲，我想到兩本『書』：一本書是他寫了四十年，卻仍不大能活出來；另一本書是他活了將近六十五年，卻仍不大能寫出來的。第二本書仍在等待面世，就在盧雲過身之後，他的生命和智能的意義現今自我顯示出來。」盧雲自己哀嘆，「那些讀你的意念的人大多以為你的著作反映你的生命。」

　　盧雲的傳記作者福特（Michael Ford）訪問了超過一百個熟悉盧雲的人。他們很多都回到盧雲生命的不和諧這主題上，特別是他在書中所寫和台上所講的跟他實際上行出來的差距。他對屬靈生命可以有很具啟發性的講論，然後陷入令人感到不安的怯懦。他可以講到他在群體中所得到的力量，然後駕車到一個朋友的家裡，在凌晨兩點鐘喚醒他，哭着要求幫助。他的電話費通常比房租還要高，因為他不分時區地致電世界各地，極渴望得到友誼。倘若一位朋友沒有向他表示讚賞，過久未覆一封信，或者在講課之後忘了邀請他出去喝杯咖啡，他可以怏怏不樂好幾天，差不多被拒絕所癱瘓。簡單來說，他感到被呼召去提出一個自己從來未曾經歷的內在平安和接納的信息。

福特總結時說盧雲是「一個寬大豁達、具吸引力和牧者心腸的多才多藝的人，但同時也是一個痛苦、受傷和渴切的深深缺乏安全感的人。」他的傳記披露了一個盧雲在生時只有幾個人知道的秘密：神父是一個獨身的同性戀者。如此，他渴望親密的關係，卻因害怕可能的後果而退縮。福特說：「我逐漸明白到，盧雲長久壓抑的同性戀傾向對於他的掙扎是何等的核心，那亦大概是他有力地論述到寂寞、親密、邊緣性、愛與歸屬感背後的刺激。」

　　我認識好幾個事奉路上的人，他們都在性身分的問題上掙扎着，他們認識到自己是同性戀者並感到受困，卻找不到被接納的方式去承認，更不要說表達。對於一個誠信的人來說，我不知道還有甚麼更難走的路。現在我回到盧雲的著作，更深地感受到當他書寫拒絕、那沒有痊癒過的孤單創傷，和那些無法滿足的友誼時背後那說不出來的痛苦。

　　盧雲曾經向一個服事男女同性戀者的中心尋求輔導，他亦細聽同性戀者朋友提議的幾個選擇。他可以表明自己同性戀者的傾向而仍舊做一個獨身的神父，那至少可以將他從苦守的秘密釋放出來。他可以自我表白，離開牧職，再找一個同性戀的伴侶。或者他可以公開地做神父而私底下發展同性戀關係。盧雲小心衡量每個選擇並一一拒絕。他恐怕公開地承認自己的身分會對事奉造成傷害。對於一個立了約守獨身，並在性道德上以聖經和羅馬為指引的人，最後兩個選擇似乎並不可能。他寧可決定跟那創傷共處。他一而再地決定。

　　神父或牧師恆常面對一個試探，就是視自己為答案的提供者、屬靈的權威、恩典的施予者而不是接受者。要對抗那試探，那兄長的試探，盧雲將他的著作集中於他的失敗和不足。他通常以不安、孤單和被拒去表達那創傷，而不是性。冒着被講閒話的危險，他寫到自己對一些朋友在感情上的依賴，只有他獨身的誓約使他免於進一步的發展。他曾論及他離開家庭和祖國搬到美國，接着去南美，然後去加拿大時感到的疏離。他在荷蘭跟自己世俗化家庭的錯配，令他不斷在尋找一個真正的家園。

　　他曾經描寫孤單的創傷好比那大峽谷：表面的深刻切割變成了美麗與自我認識的無盡泉源。那洞見正好代表了盧雲事奉的態度。他並沒有向自己或任何人應許脫離孤單的途徑，反而提出了透過它得到救贖的應許。對於讀者和聽眾，或許那創傷成了美麗和了解的源頭。對於盧雲自己，它卻往往只是代表痛苦。

　　雖然他永遠無法化解那不安，卻學會去處理它，就好象一些人必須學會處理長期的身體痛楚：「……你不是去逃避它而是去感受它，在它當中站起來並勇敢地面對它。」這樣，你可能會在痛苦當中找到一些隱藏的禮物、盼望的源頭。盧雲承認，在他的生命里，真正的禮物往往隱藏在最痛苦的地方。痛苦將他逼向上帝，在那裡他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力量的源頭，「來自那抓住我、遠在我出生以前就愛着我的那位，來自那在我死後將一直愛着我的那位。」

　　《黎明路上》記錄了盧云為了尋找一點安舒與慰藉、尋找一個真正的家園而搬到黎明之家的決定。一位評論者費克（Harold Fickett），寫到他失望地發現十年前《吉尼西修院靜修日記》（The Genesee Diary）所描述的同樣問題─有缺陷的友誼、沒有報答的愛、以為被輕蔑的傷感─仍在困擾着盧雲。費克繼續解釋，「那種失望就正像我們對自己的失望─同樣的人帶着同樣的問題，學習然後一而再地重新學習那些宗教信仰的基本功課。盧雲並沒有放過自己或我們這令人尷尬的恆常真理」。

　　費克清楚指出盧雲一個很強烈的特徵：確實地他並沒有放過自己或讀者而避開真理的尷尬性，無論那真理令他看起來如何糟糕。盧雲說，很多的痛苦都是根源於埋藏在心底的回憶，它們釋放出毒素攻擊人的存在核心。我們以獎狀、證書和剪貼簿的形式去表現我們美好的回憶；其它痛苦的回憶則隱藏在我們的視線之外，在那裡逃避醫治並帶來持久的傷害。

　　我們對這些創傷回憶的本能反應是表現得它們彷佛從來沒有發生過，不去提及，而去想一些比較愉快的事情。但因着那不去回憶的刻意行動，我們容許那被壓抑的回憶結集力量去癱瘓我們作為人的活動功能。盧雲有勇氣去光照那些深暗的地方，暴露自己裡面創傷的回憶。「那惟一真正的醫治者，」他在一句難忘的詞組中說，「是一個負傷的醫治者。」

我跟盧雲的一次長談，是他剛從三藩市一所愛滋病診所服務一個星期回來。那時，我對盧雲個人在性方面的問題一無所知。他告訴我他在卡斯特羅區的見聞。在愛滋病危機的高峰，「基」（gay，快樂的）這個字對他來說似乎跟那個地方格格不入。每一天都有年輕的男人過身，而上千的其它人則彷徨地四處奔走恐怕自己身帶病毒。就是那些展示俗麗短袖汗衣和售賣嬉戲至淫褻物品的商店，令街上亦籠罩着一層恐懼的濃霧。他說，不單是恐懼，而且還有罪疚、憤怒和被拒的感覺。

　　盧雲在診所里聆聽那些人的故事。「我是一個神父─那是我的職責。我聆聽人們的故事，他們向我傾訴。」他告訴我，那些被自己家庭驅逐的男孩被逼要在街上混。他們當中有數以百計的人在浴室遇上的伴侶，從來不認識名字，卻從那些伴侶染上正在奪去他們生命的病毒。盧雲望着我，他銳利的眼睛閃爍着同情和痛苦。「腓力，那些年輕的男子正在死亡─名副其實地正在死亡─就因着他們對愛的饑渴。」他繼續告訴我他在那裡聽見的個人故事。那些記述全都是在尋找一個安全的地方、一個安全的關係、一個家、被接納、無條件的愛、寬恕─我現在明白那亦是盧雲自己的尋索。

　　盧雲對於饑渴的見解深藏在我裡面，假以時日更在我的心靈起了轉化的作用。作為一個跟福音派雜誌《今日基督教》有關連的作者，我經常接觸宗教右翼領袖。我曾經與一群十二位的福音派信徒被邀進到白宮去回答克林頓的一個問題，「為甚麼基督徒討厭我？」我有些朋友看自己為一場文化大戰中的聖戰者。他們生動地描繪那些「不道德」和「不敬虔」的人所帶來的威脅。

　　透過盧雲的眼睛，我得到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待這些人：不是視之為不道德和不敬虔，而是饑渴─就如愛得要死的人。就像那井旁的撒馬利亞女人，他們喝足了水卻仍感到不滿足。他們需要的是活水。在那次跟盧雲傾談之後，每當我遇到一些行為令我感到被冒犯或者反感的人，我會祈禱，「上帝，幫助我不看這人為可惡的，而是饑渴的。」

　　我越多作那禱告，就越開始看見自己在那些令我感到討厭的人那邊。除了我的饑渴，我亦沒有甚麼可以向上帝獻呈。就像比喻裡面的兄長，倘若我站在宴會廳之外，以道德優越的姿態架起雙手，那麼我就永遠無法經驗上帝恩典的潔淨清流或進到家庭的慶典之中。上帝的恩典是一份免費的禮物，卻只有那些張開雙手的人可以接受禮物。

　　最後，我明白到盧雲作為一個神父和作家的貢獻。他沒有對人類性格提出獨特的洞見，也沒有智能是不能從別的權威那裡得的。他反而提出了浪子的謙卑姿態。他自己深入的創傷暴露了他作為兄長的自然立場的偽善。孤單、試探、拒絕、疏離─這一切在他裡面產生了一種不容否定的饑渴。他必須承認自己就是那鍥而不捨地追尋家園的浪子。

信仰就是壓根兒相信家園一直在那裡並且永遠在那裡。父親那雙有點僵硬的手，以無盡的屬天祝福放在浪子的肩膊上：「你是我所愛的，我的關切在你身上。」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離開家園。我逃離了那雙祝福的手跑到遠方去尋找愛！這是我生命以及我在旅途上遇到的那許多生命的大悲劇。不知怎的，我對那稱我為至愛的聲音充耳不聞，離開了我惟一可以聽見那聲音的地方，拚命地遠走高
飛，希望能夠在別處找到我無法再在家園找到的東西。（《浪子回頭》）

※ ※ ※

　 自孩童時代開始，我對於那些帶着道德優越語調的旅行傳道者、牧師和靈修作者感到一種強烈並無疑是不公平的抗拒。太多時候他們誤導了我；他們令我失望了很多次。然而，我會聽那以自己為罪人的身分跟別人談話的人。我會聽那以饑渴、以思鄉的自白作為開始的人。

　　在《新造的人》（Making All Things New）中，盧雲寫了一段文字，可以成為他旅途的墓志銘：

　　貧困、傷痛、掙扎、苦惱甚至是內里的黑暗，可能仍然是我們經驗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上帝煉淨我們的方法。但生命不再是苦悶、怨恨、低沉或者孤單，因為我們知道所有發生的事都是我們去到父親家裡的一部分。
　　
在無數的個人現身說法，在超過四十本書，而最主要是在他每日的生活中，盧雲印證了過錯與忠誠並不是互相排擠而是並存的。我們都有自己的創傷。他的創傷來自性身分的焦慮和因着被拒絕的敏感。我的創傷則大部分來自家庭和教會。其它人的可能來自慢性疾病或歷的並沒有甚麼相干。對於這些創傷的身體和頭腦，他驕人的履歷並無任何意義。他們甚至不能夠閱讀他的著作。最重要的是他是否愛他們。

　　一個對日常家務─煮飯、熨衫、照顧小孩─一竅不通的神父，被要求去照顧殘障的宿友，發覺自己不知從何入手。然而，他終究能夠確實去愛這些人。對他周圍破碎的身體所萌生的憐憫，讓他終於開始感受到上帝怎能愛一個像他那樣破碎的人。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在這難以預測的氣候中感到安全，而間中我仍會鐵腕地叫所有人閉嘴，排隊聽我訓話，並相信我所說的。但我亦同時揣摩到一個奧秘，就是領導在一個頗大的意義上是被帶領。我發現我正在學習很多新的事物，不單是關於受傷的人的痛苦與掙扎，也是關於他們獨特的天分與恩典。他們教導我關於喜樂與平安、愛與關懷和禱告─是我不可能在任何學術機構學到的。他們也教導我一些沒有其它人能夠教我的，關乎哀傷與暴力、恐懼與冷漠。最重要的是，往往就在我開始感到沮喪和灰心的那些時刻，是他們讓我瞥見上帝起初的愛。（《奉耶穌的名》〔In the Name of Jesus〕）

　　盧雲變得那麼依附和倚賴他家裡的人，以致他開始帶他們參與演講旅程。當其它著名的講者可能要求五千至一萬美元酬金，盧雲則只要求五百（他會轉給黎明之家），以及他和一個同伴的機票。一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記得在北卡羅來納州參加過一個這類的聚會。當盧雲邀請他的朋友比爾─那個打斷彌撒的人─去麥克風講話的時候，那記者心想，人們遠道而來是要聽盧雲，而不是比爾。

　　為了支持比爾，盧雲亦站到台上他的旁邊。比爾放眼望向會眾，突然間不知道該說些甚麼。他怯場，索性把頭靠到盧雲的肩膊哭起來。盧雲說了些甚麼，那北卡羅來納的會眾大概已忘得七七八八；比爾將頭靠到神父肩膊的景象卻沒有被忘記。「我實在告訴你們，任何人不像小孩子那樣接受上帝的國，絕對不能進去，」耶穌說。「於是抱着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黎明之家特別安排一個人讓盧雲去照顧：亞當。（他們之間的關係因着盧雲的著作《亞當─神的愛子》〔Adam: God's Beloved〕而聞名，該書在1997年盧雲過身後才出版。）亞當是群體當中最軟弱和最殘障的一個。雖然已經二十多歲，亞當不能說話、穿衣服或脫衣服，不能獨自走路或自行進食。盧雲不去輔導長春藤大學的學生並編排忙碌的日程，卻要去學習一套新的技巧：怎樣去幫助亞當進食、換衣服和洗澡，怎樣在他喝水的時候扶住他的水杯，怎樣在一條滿布壺洞的路上推他的輪椅。他所服事的並不是領袖和知識分子，而是很多人視之為植物的年輕人，一個不該生下來的無用人。然而盧雲逐漸明白到，在這段奇怪、錯配的關係中，主要的受益人是他，而不是亞當。

　　在跟亞當相處的時間裡，盧雲所獲得的內在平安，令到他大部分其它似乎是更高尚的任務變得沉悶和表面。當他坐在那沉默的大男孩旁邊，他覺悟到先前在學術界的求勝心是如何的執迷，如何的充滿着比拚和競爭。他從亞當身上學會「叫我們成為人的並不是我們的頭腦而是我們的心，不是我們思想的能力而是我們愛的能力。任何說亞當是植物或像動物的人是忽略了亞當完全有能力接受並付出愛的神聖奧秘。」

　　這是盧雲從亞當身上學到的：

　　將你的眼睛專注於那位拒絕把石頭變成餅、從高處跳下或以短暫能力統治的人身上。將你的眼睛專注於那位說「那些貧窮、溫柔、哀慟和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那些憐恤人、使人和睦和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的人身上……將你的眼睛專注於那位與貧窮的人一起貧窮，與軟弱的人一起軟弱，與被拒絕的人一起被拒絕的人身上。那一位是一切平安的源頭。（《世界遠象》雜誌〔World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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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盧雲坐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修院博物館，默想林布蘭的偉大油畫，他完全沒有困難跟那兄長認同，因為那正是他生命中的自然立場，自小受訓練成為一個有品德的神父。他亦沒有困難跟那浪子認同，因為他內里的紛亂逼着他面對真正的自己，並將自己投向父親的恩典中。當他將自己投射到父親的角色時他感到錯愕。對他來說，父親一直是個有力、疏遠、叫人望而生畏的角色。

　　然而，在林布蘭的油畫中卻不是這樣。那搭在浪子肩膊的右手是溫柔和慈祥的，一隻女性的手。父親的頭溫柔地靠側，並傾前以拉近自己跟兒子之間的距離；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那溫暖的紅色斗篷外衣翻動有如雀鳥覆蓋的翅膀。盧雲想到以賽亞書中上帝那女性的形象：「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並耶穌那母性的呼喚，好象一隻母雞將小雞覆蓋在她的翅膀底下。他察覺到，他對父上帝的形象需要明確的更正。

　　當他繼續默想下去的時候，他對這比喻有了新的洞見：就是耶穌本身為了我們的緣故當上了浪子的角色。「祂離開了天父的家，來到一個陌生的外方，付出了祂所有的一切，並透過十字架回到父家。祂做這一切不是作為一個反叛的兒子，而是作為一個順命的兒子，奉派將上帝迷失的所有兒女帶回家……耶穌是那放蕩父親的放蕩兒子，將父親所交託祂的一切都付出了，以致我可以變得像祂一樣，並跟祂回到父家。」最後，盧雲找到一個方法去認同林布蘭油畫中的父親。人們整天都叫他做「神父」，特別是當他穿著罩袍或帶着牧職衣領的時候。他可以好象比喻所描繪那樣接受那個職銜，就是那位同時召喚兄長和浪子歸家的父親。盧雲心想，我不能永遠停留在孩子的階段。上帝正在邀請我變得更加像祂，向其它人顯示祂所向我顯示的相同憐憫。祂正在呼召我伸手去接觸那些破碎和有需要的人，去歡迎他們進到上帝的家。那個醒悟刺激他作出決定，離開哈佛搬去黎明之家。

　　盧雲是我第一個認識使用下向流動（downward mobility）這詞彙的人。在1981年《寄居者》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評社會毫無約束地推動名譽、權力和野心─換句話說，「上向流動」（upward mobility）─這些美國文化的特徵。「聖經向我們啟示的重大弔詭是，那真正和完全的自由是只有透過下向流動才能找到。上帝的道降到我們這裡，並且像奴僕般住在我們中間。上帝的方法確實是向下的方法。」

　　借着遷到黎明之家，盧雲實踐了上帝那下向流動的模式。他承認，那確實違逆他所有的本能。離開一家長春藤大學長期聘用的教職，轉到一個智障的群體，以任何現代成功的標準來說都是不可理解的。當我最初聽到那個消息時，我對盧雲成為「神聖愚人」的決定報以一笑。我是如何地錯誤。他作出那個決定並不是出於自我犧牲；他那樣選擇只是為了自己的緣故。

　　事實上，其它人視之為下向流動的事業模式，盧雲自己則視之為一種「內向流動」。退下來原是要往內望，去學習怎樣愛上帝並為上帝所愛，以致他可以呼召其它人進到那愛。他引述皮爾色（Robert Pirsig）的《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去描述他的動機：皮爾色描述到兩類的攀山者。他們都將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前面，以同一的速律呼吸，倦了便停下來，休息過便繼續走下去。但那「自我的攀山者」卻錯過了整個經驗。他並沒有留意到陽光穿過樹木的那段美麗旅途。他望向山徑看看前面有些甚麼，雖然他剛已在前一秒看過同樣的東西。「他的談話永遠是關於別的地方、別的事物。他是在這裡但他也是不在這裡。他所尋找、所需要的都在他的周圍，但他卻不要，因為那正是在他的周圍。」（《吉尼西修院靜修日記》）

　　盧雲曾經以一種「自我的攀山者」的態度去過他的屬靈生活。書本需要閱讀、技巧需要學習、演講需要負責、信件需要回復─這些東西緊壓在身上以致他無法注意到上帝就在周圍，而期間他還在努力向前望，極目於山徑的盡處。他徵詢德蘭修女的指引，她的意見是，「每日用一小時默觀禱告和不犯有意的罪。」盧雲難於每日抽一小時出來，但在黎明之家他卻安排到每日半小時。他開始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祈禱：不是一段去講而是去聽的時間，一段安靜、專注的時間以「聆聽那說及關於我的好事的聲音」。對於一個好象盧雲那麼欠缺安全和疑慮困惑的人，那是一項艱難的操練。

　　盧雲搬到黎明之家的時候，曾經擔心這退隱的負面效果。他會不會完全跟現實生活脫節呢？但好象梅頓一樣，他發覺退隱的生活並不一定導致孤立。一位曾經廣泛論及隱士的作者以單獨追尋疾病治療的科學家作為比喻，指出他們最終會惠及多人。大多數盧雲的追隨者都覺得他在黎明之家的那些日子，他的作品反而更加適切。

我只在探訪黎明之家的時候見過盧雲一次。最初我們在他的辦公室傾談，交換出版社的故事以及比較我們各自計劃寫作的題目。有點尷尬地，我提到我正在完成一本名叫《無語問上帝》的書。他盧雲告訴我，那天他已經花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打點亞當。我曾經讀過盧雲自己描述這每天的程序：

　　我用大概一個半小時去喚醒亞當，餵他吃藥、扶他進澡房、幫他洗澡、剃鬚、刷牙、穿衣，帶他進廚房、給他吃早餐、放他上輪椅，再帶他去那他花一日大部分時間做治療運動的地方……

　　他不會哭或笑。他只是偶爾有目光的接觸。他的背脊是彎曲的。他的臂和腿的動作是扭歪的。他患有嚴重的癲癇病，而縱然用着很重的藥，他還是沒有幾天能免於重大的復發。有時，當他突然間僵硬起來，他會發出咆哮的呻吟。我只有幾次見過一大顆眼淚滾下他的面頰。（《世界遠象》雜誌）

午膳之後我們退到一個小禮堂做崇拜。莊嚴地，但眼裡亦閃耀着光輝，盧雲帶領為慶祝亞當的生日而舉行的禮儀。亞當，不能說話並嚴重智障，沒有表示任何理解的跡象，雖然他似乎明白家人來跟他分享當日的節目。他在整個禮儀都淌着口水並大聲咕噥了幾次。

　　我必須承認我曾閃過一陣懷疑，難道這就是忙碌神父的時間的最佳運用？我聽過盧雲演講，也讀過很多他的書，因此知道他能夠貢獻的一切。難道就沒有其它人可以負起照顧亞當的手作事務？回到他的辦公室，當我小心地向盧雲帶出這個問題，他讓我知道我是完全地誤解了他。「我並沒有放棄任何東西，」他堅持。「是我，而不是亞當，從我們的友誼中得到主要的益處。」

　　那個下午餘下的時間，盧雲不斷地回到我的問題，彷佛他難以相信我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他不斷提到他如何從他跟亞當的關係中得益。確實地，他是在享受着一種新的屬靈平安，不是在耶魯或哈佛那些堂皇的四方院子可以獲得，而是在失禁的亞當的床邊。聽着他說話，我確實地感到自己的靈性貧乏─我那麼小心地安排我作者的生活去令它更有效律和專注。

　　盧雲承認那在起初是很困難的。身體的接觸、情感、照顧一個失調的人的亂七八糟實在來得不容易。但他學會了去愛亞當，確實地去愛他。他在過程中明白到上帝愛我們大概是甚麼一回事─我們靈性失調、反應緩慢、能夠以對上帝來說大概是口齒不清的咕噥和呻吟去響應。實在地，與亞當相處教曉他的謙卑與倒空，恐怕是沙漠修士作出很多犧牲才能達致的。他照顧亞當的時間成了無價的默想時間。

　　盧雲曾說他整生都有兩個聲音在他裡面比拼着。一個鼓勵他去成功與達到，而另一個則叫他簡單地歇息於作為上帝的所愛的安舒中。只是在他生命最後的十年，他才真正地聽從那第二個聲音。最終盧雲的結論是「事工的教育與成長的目標，乃在於不斷在每個我們遇見的人身上認出上主的聲音、祂的面容和祂的觸摸」。讀着他的描述，我明白到為甚麼他不認為邀請一個追尋的陌生人跟他住上一個月，或每日用好幾小時去親手照料亞當是浪費時間。

　　我最近在我的盧雲書架上翻閱那些書，找到三本是我到訪之後他給我題寫的。「謝謝你給我勇氣去繼續寫作！」他在其中一本這樣寫。我離開黎明之家的時候感到虧欠與羞愧，一個強橫的記者浪費了一位忙碌神父的時間。盧雲卻對一個為上帝所愛，同行的追尋者，有一個非常不同的回憶。就像一位父親，他歡迎我進到上帝的群體。甚至是現在，他過身之後仍重新將那份禮物給我。

正如盧雲指出，「上帝感到高興。不是因為世上的問題都解決了，不是因為所有人類的傷痛與受苦都終結，亦不是因為數以萬計的人悔改並正在稱頌祂的美善。不是的，上帝感到高興是因為祂一個迷失的孩子被尋回。」

　 我想念盧雲。對一些人來說，他的傳奇乃在於很多的著作，對其他人是他在天主教與基督教之間的橋梁角色，對另一些人則是他在長春藤大學的傑出事業。然而對於我，一個單一的形象最能捕捉他：那充滿活力的神父、雜亂的頭髮、用他停不下來的手彷佛要在稀薄的空氣中寫出講章，為一個沒有反應、損傷得大部分父母都寧可墮胎的大男孩慶祝一個意味深長的生日聖禮。我實在難以想象一個更佳的道成肉身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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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雲所留下來的影響仍然繼續。在整理這些反思的過程中，我另外想到兩件事可以作為他生命的後記或附註。

　　第一件事是我在德國法蘭克福一個國際書展中談到盧雲的時候所聽到的。一位荷蘭的出版商後來走來對我說：「喔，但你不知道故事後來的發展呢。你提到他在他的家庭中如何感到錯配誤置，以及他們的靈性空虛如何使他感到憂傷。就在這時，他的死後，那正在改變當中。他的兄弟，多年來領導着荷蘭最大的旅遊協會，站在一群政要、大使、國會議員和其它尊貴的人物面前。他說到坐在盧雲的葬禮聽着很多不同國家的人─加拿大、美國、法國、比利時、荷蘭─談及盧雲對他們生命的影響。『我理解到跟盧雲比較，我實在一無所有，』他說。『當我坐在那裡聽着的時候，那分別變得明顯─盧雲有上帝。那就是一切分別的所在。』他繼而談到妻子因癌病過身，然後是父親的去世，他僅僅活多過盧雲一段很短的時間。然後他以一種謙卑的態度談到他現時在自己的生命中作出的種種改變，去更好地預備死亡，去修補跟上帝的關係─是盧雲認識得那麼深的。所以你看，或者盧雲最終亦不是那麼錯配。」

　　第二個回憶發生於我無意地踏進加州一個海岸市鎮的一個教會聚會。「低禮儀教會」（low church）這個詞正好描寫他們的崇拜文化：一個穿著寬鬆滑浪衫的領會者（崇拜後滑它幾轉浪）放下他的吉他，靠近台前問，「唏，今日有沒有人想分享點甚麼？」

　　那個特別的早晨，剛好有三個年輕女人預備好追憶盧雲，她們在一個小組中一起研讀他的著作《活出有愛的生命》（Life of the Beloved）。

　　第一個發言的是伊莉沙白，她主要跟着一疊預備好的筆記。她說到曾經立志成為一個成就超凡的人。中學的時候她努力爭取全甲級的成績，贏取一項州際網球大賽，帶領學生會，儘可能參加每一個學會。她贏取了她學校的「超級海鷹」獎。讀到盧雲的著作，她認識到自己正在他爭取超級成就的階段。她明白到她就像盧雲一樣，一直在渴望得到上帝的愛，並拚命地努力去贏取。從他身上，她瞥見了視自己為上帝所愛，並且從時間的開始就被愛而毋須去證明自己的價值，大概是甚麼意思。

　　第二個發言的是姬蒂，她帶了一部膝上計算機上台，並開始用鼠標去找她的講稿。那天早上她的打印機拒絕合作。「這剛好就像我生命的徵狀，」她說。「所有事物最後都總是出問題的。」不像伊莉沙白，她並沒有驕人成就的履歷表。事實上，她的輔導員有一次告訴她，「姬蒂，我見過有些人有一種彌賽亞情意結，那些人以為自己能夠拯救世界。你有一種撒但情意結。你以為你會獨力毀滅整個世界。」她確實相信自己是被咒詛的，無力達致任何美善。從盧雲的作品，她開始學習去想象自己是被祝福而不是被咒詛的。

　　姬蒂作了幾個自嘲的批評後，在所有人的笑聲中合起她的膝上計算機。然後嘉菲站了起來。她的嘴唇微顫，眼角閃着淚光。會眾靜了下來。「你們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的故事。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被性騷擾，然後到了中學我又曾經被迷奸。我不斷在問，『為甚麼是我？』我也曾盡力做好，我每個星期都去教會等等。所以我放棄了。我用酒精去麻醉痛苦。當然那只是帶來更多的痛苦，因此我就喝得更厲害。我只是漫無目的地在轉圈，未曾年輕完就已經感到衰老。有一天我路過以前的教會，就只是想看看裡面有甚麼改變。在那空洞的建築物裡面，沒有任何預計之下，我開始祈禱。我開始好象一個嬰兒般叫喊。

　　「當然，不是所有的問題在那天都獲得解決。那痛苦並沒有離開。我在教
堂裡面所面對的只是我的破碎，不是我的醫治。但透過盧雲，我學到痛苦與喜樂是可以並行的，上帝能夠使用我們生命中的一切，甚至是那驅之不去的痛苦。我學會了重新掌握我的破碎。

　　「我為了這些發生在我身上的壞事高興嗎？不。但我卻明白到，它們讓我成了今天我這個人。我能夠成為別人真正的朋友。我能夠為其它正在經歷困難的人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

　　嘉菲以路加福音第4章的個人意譯去完結分享，那戲劇性的場面是耶穌進入會堂宣告，「上主的靈在我身上。祂差派我去醫治那些心靈破碎的。」

　　她坐下幾分鐘之後都沒有人動，除了去拿紙巾和手帕。外面的交通、陽光普照的日子、星期天到海灘的計劃─那一切都不再重要。上帝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三位曾經發言的女士站起來彼此分享聖餐。「這是基督的身體，為你擘開的，」姬蒂說，將餅遞給伊莉沙白。「基督的血，為你流的，」伊莉沙白說，將杯遞給嘉菲。我們其餘的人則在中間的信道大概形成參差的兩行，吃喝着上帝的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