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之反思
作者： 齊宏偉 [信仰之門/www.GODoor.net]

　　一
　　但丁說：我的祖國就是全世界。
　　信仰、良心與對真理的追求，無國界、族界。
　　所以，他斷然拒絕妥協自己的信念回家鄉佛羅倫薩。他寫信回去說：
　　“難道我在別處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麽？難道我不在佛羅倫薩這個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節，我便不能思索寶貴的真理嗎？”
　　每每這時候，我就想到民族主義和專制主義。為什麽對中國知識份子而言，皇帝和民族多比真理與良知更重要？
　　二
　　看劉小楓分析辯證法從經院神學的自由、平等，到了啟蒙時期的獨斷，再到馬克思從精神跳躍到意識形態的獨斷論，真是驚了一身冷汗（見上海三聯書店2000版，吉爾比著《經院辯證法》“中譯本導言”）。
　　於是知識份子就成了先進生產力、革命階級甚至光明本身的使徒和先知。
　　“我就是光明，進步與真理，凡不與我相同的就是黑暗、落後與謬誤！”
　　於是，就可以格殺勿論。
　　而卡爾•巴特（Karl Barth）在 Die Lehre vom Worte Gottes（1972）的 Preface中，說自己好比一個人在黑暗中爬牆摸索方向，抓住了一根繩子，卻敲響了滿城的鐘聲，因為沒想到那竟然是一根敲鐘繩。本來只想著挽救自己的墜落，卻震驚了正急速墜落的人們。
　　這兩種不同態度的背後，不單單是驕傲與謙卑之別吧？
　　美國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中，分析了中國現代思想史影響最為深遠的唯科學主義思潮，也即拜科學教。不管是唯物論的唯科學主義，還是經驗論的唯科學主義，其必不可少的特徵為：對待自己之外的一切，持強烈批判意識。
　　唯獨對自己缺少批判意識！
　　受獨斷論和唯科學主義影響的知識份子，難以有真正懺悔。
　　三
　　聖經記了兩則這樣的故事：
　　大約公元前1000年以色列的大衛王為了霸占人的妻子，就將其丈夫，即大將烏利亞使計殺害。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先知拿單得到神啟，闖入王宮，對大衛毫不留情地揭露，直指他心中隱惡。
　　另一件事，事關稍後的先知以利亞。他聽到國王亞哈謝離棄自己的信仰，生病後反而去求問外邦神祗，便迎著國王外出的隊伍說：別去問了，國王連床也下不了，必死無疑！因為亞哈謝犯了靈里的姦淫。
　　信仰就這樣產生直面國君的勇氣和獨對王君的膽識。
　　四
　　不在於批不批判制度層面與當權者，如果從根本上，就否定人憑著理性可以建立道德烏托邦呢？當理性與人的可靠性受到質疑，民主就成為底線，而非目的。
　　懸置一個無限完美的制度來批判當前的制度，以達到有限改進。我承認它的作用。但這並非知識份子的全部任務和根本任務。《大學》上說：“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也。”本立而末生。耶穌說：應把凱撒的歸給凱撒，上帝的物歸給上帝。知識份子可以以公民身份參政議政，但知識份子的旨歸卻不在政治，而是生活；不是社會，而是心靈；不是大眾，而是個人。
　　五
　　人世間所有最美麗的歡樂，都指向某種“瞬間的永恆”，不管是煮茗暢談、歡情良辰抑或醍醐灌頂。彷佛一道閃電劈開塵世，照亮某種莊嚴、沉醉、酣暢的境界，才使人頓悟活著不是生存的狹仄，而是生命的宏闊。
　　但這個塵世所有瞬間的美麗，只不過是美麗的瞬間。所以才有“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的悲嘆，才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的淒涼，才有“故國不堪回首”的悵惘。面對最終的虛無，落幕的剎那越發殘酷，越發顯出這個世界的荒涼和落寞。若沒有那些歡樂倒還好。亮起的閃電雖然使人看到了美麗，卻只不過告訴人剛才丟失的是什麽。“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早知如此了，還是會有那個當初啊。
　　早就知道會是這樣的結局。只是一次次甘願被騙罷了。還虛構出什麽人生的意義就在過程中，臆想出“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活在此刻，活在此時。於是，沒有了結果和未來，沒有了過去和記憶。只有現時，現在。只有慾望。慾望的特點就是指向現時現在的滿足。體驗沉醉和體驗歡樂，就成了口號。
　　於是就只剩下了虛無。
　　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麽？
　　慾望是死亡的尖刀，切割思想。慾望使人只能在肉體疲倦之後思想麽？但思想抵消思想。
　　還有沒有可以為之死、為之生的真理？
　　還有沒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境界？
　　還有沒有瞬間開啟、直達永恆的莊嚴？
　　沒有！
　　絕對沒有麽？
　　絕對沒有就如此絕對麽？
　　虛無也虛無？
　　馬克思說：我懷疑一切。
　　可不可懷疑懷疑？
　　其實，從本質上說，人只能：我信故我在。
　　六
　　知識份子不應全是牛虻，還應有一些是蜜蜂。
　　當然，蜜蜂們採擷的，不是楊朔那樣的“荔枝”，甚至不是帕烏斯托夫斯基那樣的金粉“薔薇”，而是里爾克所說“巨大的不可見事物”的花粉，伴就哀歌釀成蜜。
　　七
　　唯一的真理是活出來的真理。
　　克爾凱廓爾正是以此拒斥黑格爾那莊嚴、寒冷卻非個體所居的絕對精神大廈，告別沾滿苦弱者斑斑血跡的歷史理性車輪，毅然躍下理性之懸崖，在急速墜落後成荒野茅屋居者，擁一份踏實。
　　在這個寒冷的城市和“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時代，真懷念那座茅屋，在冷清中該燃著多麽溫暖的灶火，燒開多麽滾燙的熱水。
　　哦，克爾凱廓爾，你被你的時代和社會放逐，在那個遙遠冰冷的懸崖下邊，你卻選擇了你的命運，使那座茅屋的溫熱在今天的心中還烈火熊熊。越過多少冰冷和謊言，與你共添一根木柴。
　　八
　　知識份子中缺少行動的勇者。
　　我不信通過制度改變可以消滅苦難、饑饉、貧窮，但我堅信一個人通過生命改變，有了信念、希望與博愛，可以多一份對抗不公正的勇氣和承當苦難和耐力。
　　特瑞莎修女說：經濟學家、政治學家，都可以提出方案改變貧窮與落後，可是我等不及啊。
　　得了三個博士學位的史懷哲，背井離鄉到非洲蘭巴雷內開設了一間小小的診所。有人說：這是元帥去赤膊衝鋒陷陣，可笑；有人說：這是全世界的良知所在。
　　在知識份子日益成為知識混子和知識販子的年代，金鎮洪先生無疑也是一位行動的勇者。有一次他在大學裡講課時，一位大學生問他什麽是真理，他用康德的話來回答。
　　但這位學生執意要他用自己的見解來回答。他只好說自己也不知道什麽是真理。那位學生立刻站起來說：“上一堂課老師講過，哲學是尋找真理的科學。可您也不知道什麽是真理，那還有什麽必要繼續講下去呢？”
　　當頭棒喝！
　　金鎮洪不久後便離開了大學，放棄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到社會最底層賣冰淇淋去了。
　　這是真事，見《喚醒黎明》（中國社科出版社，1999年）第6－7頁。早在看到書之前我就從一位朝鮮族兄弟那裡聽說此人此事了。
　　後來金鎮洪皈依基督。
　　九
　　人無非處在三種關係中：人與神，人與人，人與自然。這就形成人的三種屬性：宗教性、社會性、自然性。
　　人的本質屬性是社會性嗎？克爾凱廓爾認為不是，而是宗教性！
　　當一個人頓悟到他不是活在人際關係的網中，而是頂天立地，猶如單獨一個人活在上帝面前時，人才開始存在。否則，人的存在就是非在。對非在的絕望和焦灼，是救贖之門。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人被慾望的潮汐挾裹；在人與人的關係中，人在面具的背後表演；只有當一個人停止奔波和追逐時，良知和天啟的曙光穿透理性和客觀的暗夜，悄然而又莊嚴襲來，這時你才是真你。
　　知識份子不是某種角色定位，而是某種價值體現；不是某種身份符號，而是某種心靈圖式；不是某種表演面具，而是某種境界呈現。
　　十
　　河的意義在於流動，河的使命在於入海。
　　知識份子要不息求索，有所皈依。人要不息求索，有所皈依。
　　知識份子不是要變成和別人不一樣的人，而是成為別人一樣的人。
　　知識人。
　　十一
　　近讀安徒生自傳《我的一生》，發現當受到傷害的時候，人會有兩種態度：一種是還擊式。因受傷害感到非常痛苦和不公，即想怎樣報復和還擊。如對方強大，就發展自我實力，呼籲社會公正，爭取像自己一樣的人不再被傷害到。當然也有人像阿Q一樣，轉嫁自己的痛苦給更弱小者。
　　而另一種態度則是，因為受傷的滋味不好受，就促使自己以後絕不要傷害別人。在別人傷害自己的傷口上，結出愛和寬恕。
　　當然，筆者並非在否認通過社會手段尋求公正的努力，而是在強調內心深處對待傷害持一份寬容態度。無疑，安徒生屬於後者。他這樣一種能力從哪裡來？他為什麽能面對虛無和苦難，仍能讚美和信任呢？
　　美國藝術評論家房龍說：“神的火花在這個沉默的小男孩的心靈中孕育，像一場風暴那樣不可抗拒。凡是上帝觸摸過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麽無禮的對待和多麽巨大的困難，他仍能實現他的夢想。”（1）
　　《我的一生》作為安徒生的自傳，完成於他五十周歲（1855年）之際。這部在哥本哈根完成的著作，記載安徒生本人在丹麥曲折坎坷的奮鬥經歷，也生動詳盡地描繪了安徒生在歐洲各國遊歷的經歷：“旅行就是生活。”（安徒生語）。
　　難能可貴的是，安徒生絕不單單談到自己傳奇性的經歷，而是自覺地把自傳，作為他全部作品的註解。所以，在這部作品中，他充分談到了他的創作歷程和心路歷程──重要的不是生活中發生了什麽，而是用什麽樣的態度和信念去看待生活中所發生的。因此，我們這些沒有和他有共同經歷的人，也可以從他的人生態度和信念中得到啟發。
　　安徒生寫自傳的一個基本視角，就是基督教信仰。他甚至有不下三次，說到自己寫這本自傳的目的，就是：“我一生的歷史將向全世界表明──有一個親愛的上帝，在指引著萬物去獲取美好的一切。”（2）
　　“我整個一生中，無論是光明的日子，還是黑暗的日子，其結果都是美好的。它好像是在一條固定航線上向某個知名的地點進發──我在掌舵，我已經選擇好自己的道路，而上帝掌管著風暴和海洋。”（3）
　　“生命的自白對一切高尚、善良的人來說，有一種神聖的懺悔的力量。”（4）
　　安徒生固然對教會的僵化儀式，有時候會有批評，但他多次公開申明自己是有信仰的，是信神的。我們可不贊同，但不可歪曲和篡改，因為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作品，是分不開的。
　　基督教信仰對安徒生最大影響之處，就是“愛”的理念。他說：“我是從感情和理智兩個方面接受‘上帝是人們所愛敬的’這個教義的。”（5）看起來，在安徒生的心目中，上帝就是一位賜福人的、愛的上帝，是親切而又和藹的，就像一位深愛著人類的父親一樣。
　　這樣的信念，深深紮根在他的心靈深處，以至於在他的自傳中，可以常常看到這一點。相信這樣一位愛的上帝，相信自己是神所創造的，相信自己的一生都蒙這樣一位上帝的眷顧，這給安徒生的生活和創作帶來極大影響。具體可分述如下──
　　活的勇氣
　　首先，在人生的緊要關頭，安徒生會禱告祈求這位愛的上帝。這確實給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氣和依靠。他深信自己是特別蒙受上帝祝福的孩子，也深信在任何苦難困苦的背後，都會產生美好的結果，因為那位有情的上帝，在掌管他人生的明天。
　　這種信念，使得這位敏感、內向的詩人，對人生之未來、世界之明天，都充滿了信心和盼望。
　　讀《我的一生》會發現：安徒生不單單在十四歲、剛離開自己家鄉到哥本哈根的時候，跪在地上禱告。到了二十歲時，他寫的日記，還是充滿了對上帝的祈求和感恩。哪怕到了四十一歲時，他的作品集要出版了，他還是禱告他的上帝幫助玉成此事。
　　這之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在安徒生的童年時期，他和母親到人家田裡拾麥穗，結果被一位性情粗暴的管家追打。安徒生的鞋跑掉了，落在後邊。管家追上來就要打他。
　　結果，小安徒生直盯著管家的臉，驚叫說：“你膽敢當著上帝的面打我嗎？！”結果那位漢子不僅沒有打他，反而給了他一些錢，並且誇獎他的虔誠和勇敢呢。（6）
　　這樣一種信仰，使安徒生堅信自己的一生是幸運的。而當他用這種信念看自己的一生時，又確定自己確實是幸運的──他在離開家鄉時，就相信自己一定蒙上帝的眷顧；在哥本哈根生活沒有著落，找劇院想當演員又被別人拒絕，這時候，他痛哭了一場，但很快“帶著一個孩子對父親的毫不動搖的信任，把整個思緒集中在上帝那裡……然後自言自語地說：‘當一切非常不幸的事情發生時，上帝就會伸出援助之手。我常常讀到這樣的話，人們在能夠取得任何成就之前，必須首先吃大苦。’”（7）
　　這給了少年安徒生生活和奮鬥下去的毅力，也給了他信任別人，又不被自卑壓垮的勇氣。後來，當他出名之後，他總結自己的一生，說：“上帝可以指引不同的方向。不管發生什麽事，對我都是美好的。這種信仰，牢固地紮根在我的心中，並且使我快活。”（8）“……我堅信好事從不幸中誕生，幸福從痛苦中產生。”（9）
　　這樣一種信仰，也給了安徒生極大的安慰，使他一生堅信，人生到處有愛、善良和美好。他自己也是這樣一位善良和有愛心的人。
　　可以說，你是什麽樣的人，你的世界就是什麽樣的。以至於，他就是在別人的攻擊和嘲笑之中，也總是對別人的善意和真誠極其敏感。
　　而他又確實是在別人的慈善資助之下，才讀書、上大學的，所以他內心時時充滿了感激和希望。“我覺得我是個走運的孩子，幾乎人人都對我充滿了愛並且以赤誠相待，使我很少喪失對人性的信心。我感到從皇族到最窮的農民，都有高尚的人心在跳動。生活是樂事，公開地充滿信心地信仰上帝和人類是樂事。”（10）
　　其次，安徒生堅信，這個世界是上帝充滿愛心的創造，是上帝的作品，由此他觀察萬物和世界時有一種“有情”的視角，本著愛心的欣賞，就產生了由衷的對美的驚嘆。可以說，安徒生的“美”，不是站在人本角度的審美，而更多是站在愛的上帝面前的驚嘆。
　　在《我的一生》中，處處可見安徒生對世界的欣賞，對歐洲各國優美風光的歌頌。安徒生到土耳其遊歷的時候，“我確實感到踏上這個區域時發自內心的一片虔誠，就像我進歐登塞古老的聖克魯教堂時的那一片赤誠一樣。我想起這個世界上犧牲的基督，……亞洲沿海一些國家向我布道，也許比任何教堂的說教更加令人難忘。”（11）
　　第三，因為基督之愛是一種犧牲，所以真正的愛不是占有，而是犧牲自己成全對方。這一信念對安徒生的影響，很令我們敬佩。眾所周知，那就是安徒生對瑞典女歌唱家珍妮•林德（1820－1887）的愛情。安徒生曾經對她大為傾心，向她求婚，但是被拒絕了。之後，兩人的關係不但沒有因這事受影響，反而更加純潔和美好。
　　安徒生在《我的一生》中，對她大加讚賞，說在她的歌唱藝術中，他感受到一種莊嚴和崇高，感受到上帝就在藝術中與人同在，令人更加高尚和純潔起來。而她羞澀、質樸、虔誠又有愛心的個性，更加令他肅然起敬。（12）
　　安徒生在自己的很多作品中，也寫到這種感情：《夜鶯》明顯就是獻給有“瑞典夜鶯”之稱的珍妮•林德。《蝴蝶》、《柳樹下的夢》、《單身漢的睡帽》，就是安徒生失戀之後，苦澀而又釋然的心境的寫照。在失去和遭拒後，愛反而得到某種成全；在苦澀和孤獨中，見證愛情的美麗蘋果樹和柳樹仍舊茂盛，愛仍舊生生不息。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安徒生之所以能不斷地讚美和構築一個信、望和愛的世界是因為他有自己的信仰，這使他成為一隻蜜蜂，哪怕在傷口之處也能采粉釀蜜，成為一隻蜜蜂。
　　知識份子們，我知道你正在批判什麽，可是，你信什麽？□
　　註：
　　1. 房龍:《房龍論藝術》，聶作平編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頁。
　　2-12. 安徒生：《我的一生》，李道庸、薛蕾譯。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0、480、68、11、31、320、479、320、242－2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