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些還沒有信主的朋友的感受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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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雅圖宗教田野考察記

中央民族大學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巴莫阿依

“現在我們要去的是昆岸( Queen Ann )，要去見的房主叫安貝（Amber）。安貝是一位單身女士，信基督教。”

這是我抵達美國西雅圖的第三天。郝瑞教授一邊駕駛着專為接送他的中國朋友買的麵包車，一邊對坐在旁邊的我介紹說。我們這是去看房、租房、選房東。

1996年9月，經郝瑞教授的舉薦，我有幸獲得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和美國華盛頓大學中國項目的資助，來到郝瑞教授擔任系主任的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學習。了解美國宗教與宗教徒，在離開北京前就列入了計劃，儘管我來美國的目的主要是與郝瑞教授合作進行涼山雙語教育和涼山彝語文教材方面的研究，並在華盛頓大學選聽有關中國文化和宗教學方面的課程。打定主意在美國期間調查了解宗教，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我對彝族宗教文化的調查研究需要有其他宗教的知識與體驗進行比照；另一方面我在大學承擔宗教學原理和宗教人類學等課程的教學也需要具有不同的田野調查經歷和對不同宗教文化的觀察。當然，要了解宗教，最好的辦法是住進信徒家裡去。所以在來美國前兩個月我就託付郝瑞幫助我尋找信仰宗教的房東。

幾天后，我搬進昆岸，成了安貝的房客。我的美國新家是這棟灰色建築的頂層，一間寬敞的臥室，一間過廳。臥室的窗台上，一盆叫不上名的花草散發着芳香。窗戶側面的牆上掛着一幅古老的中國山水畫。窗戶前的書桌旁擱着一個精緻的紙簍，紙簍上的圖案是一些身着中式綾羅綢緞的玩童，好似中國古代的百子圖。此刻的我，心裡除了漾起一陣溫暖，還有一絲納悶，安貝從哪裡弄來這些中國的東西？看來，女主人為了迎接中國來的房客還頗費了些心思。

“阿依，吃飯啦”， 過廳的樓梯口方向傳來安貝的叫聲。

“我們做祈禱吧”, 當安貝的兒子詹森(Jason)和我在飯桌邊坐下後，安貝說。我斜視着我旁邊的安貝，只見她正襟危坐，合上雙目，做飯前祈禱。我像是被那種嚴肅和神聖的氣氛定住了似的，不敢隨意動作，甚至不敢放開呼吸，但是心裡卻充滿了欣喜，慶幸選對了房東，也慶幸決定要跟安貝搭夥，不僅同宿一棟房屋，而且同吃一鍋飯菜。這不，就連吃飯也帶有宗教色彩。我豎起耳朵聽安貝小聲但還清晰的念誦。安貝在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把阿依帶入她們的生活，感謝上帝提供豐盛的食物。

我瞅了瞅飯桌對面的詹森，詹森表情木然，沒有響動，我猜，他也許是在做“默禱”。祈禱有許多種，有的出聲，有的並不出聲。就這樣，住進安貝家的第一天，我便開始在美國做起了田野。

房東安貝53歲，5年前與丈夫離異，有一對兒女。兒子詹森，33 歲，未婚，在一間翻舊為新的汽車修理坊工作，隨母親居住，但與我一樣，按月付房租；女兒格溫多林(Gwendolyn)不到30歲，建築工人，單親母親，女兒名叫卡特里娜(Katrina)12歲，母女倆在外租房自立門戶。安貝還有一位90歲的母親住在衛理公會開辦的老人護理中心。

安貝兼做二份工作，一份是在西雅圖市中心的夜晚關懷站（Operation Night Watch）負責為無家可歸的人（homeless）做飯，並安排夜間的住宿，一份是為公立小學的學生們做午飯。兩份兼職加起來，其收入並不豐足，房租無疑是安貝每月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就在我遷入安貝家不久，安貝多年的好友謝麗爾(Cheryl)也搬了進來，成為這裡交付房租的又一房客。

在我住進安貝家前，郝瑞教授就替我向安貝提出，希望安貝幫助我調查了解宗教，但不要發展我入教，我的目的只是做調查。在這一點上，郝瑞教授很有先見之明，開誠布公，便於大家日後相處。至於沒有信教目的的中國學者能否參加教會的活動，在教會做調查，安貝就這一問題曾請示過她所在教會的牧師馬克。這是我後來得知的。不過，我真的沒有想到安貝對我的調查會如此認真，沒有想到基督教徒具有那麼強的組織紀律性。

第一個星期天，我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跟安貝到教堂去做禮拜。安貝的教堂名叫西雅圖第一自由衛理公會教堂(Seattle First Free Methodist Church)，英文簡稱為FFMC。教堂坐落在昆岸山腳，與西雅圖太平洋大學（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一街之隔，兩兩相望。太平洋大學是一所教會資助開辦的大學，FFMC教堂的信徒有相當部分來自該大學的師生員工。教堂與大學關係極為密切。

從我們的住處驅車沿着舒緩的山坡而下，五分鐘便到達教堂。我們先去教堂對面太平洋大學音樂系的講演廳，參加教會的星期日學校。我們要去的是老年班，有專名叫Homebuilder Class。進入講演廳，主持人正帶領大家進行簡短的祈禱，接着讓大家通報各自一周的新情況，安貝把我她拉起來，給大家介紹她的新房客，特地提到我對宗教感興趣，想做田野調查，並對滿堂的人風趣地說：“我們就是她的田野。”

這一天的主講人是太平洋大學宗教學系的教授尤金．蘭穆秋（Eugene Lemcio）, 題目為“早期教會的面貌與特徵”，是教會史系列講座之一。在開講前，安貝給尤金教授打招呼，讓他講慢些，但我聽起來還是很費勁。我感到新鮮的是，演講前要做祈禱。主持人向上帝祈禱說，請上帝幫助大家理解講課的內容，幫助大家在精神生活上的成長。上帝怎麼能夠幫助人們理解上課的內容？由於沒有搭上基督徒的思想線路，當了半輩子學生和老師的我倒覺得很不理解。

從教室出來，隨着人流湧入教堂。優美的音樂揭開了禮拜的序幕。俗語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開初，由於語言的障礙、文化的隔膜，說實話，我的確是從熱鬧看起的。一個小時的禮拜活動下來，我對兩個問題最有感觸，一是音樂，一是奉獻。先說音樂，整個禮拜，可以說有一半是在優美的樂器聲中，在讚美詩的歌詠聲中進行的。如果像我一樣英語不好的人闖進來，一時摸不着頭腦，一定以為是在開音樂會。這麼棒的音樂，即便是為了聽音樂，人們也會到這裡來做禮拜的，我心想。

後來，我了解到，西雅圖第一自由衛理公會的確以其卓越的音樂崇拜聞名美國的西海岸。由於重視信徒的音樂普及教育，加之依託太平洋大學音樂系雄厚的專業資源，整個教會的音樂素質較高。安貝就因自己教會的唱詩班而感到無比自豪。剛搬進安貝家，我向她打聽怎麼樣才能找到西雅圖各種宗教機構的有關資料。安貝撓了半天頭，最後興高采烈地抱給我一大厚本西雅圖市的電話號碼本，其中有一專欄叫Churches即教堂，其實包括所有各宗教機構的電話與名址，共有700多個條目，如教堂、清真寺、佛寺等等。我發現，小小的昆岸地區，就有12間基督教教堂。涵蓋6、7個不同的小教派。在教堂密度那麼大的地方，要爭奪信徒，吸引信眾，沒有特色，教會是辦不下去的。而在西雅圖第一自由衛理公會，孩子們可以參加兒童唱詩班，接受高水平的音樂教育；每星期全家上教堂不僅做了禮拜，還可以欣賞讚美上帝的音樂，加入唱詩的行列，何樂而不為。教堂每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六還有專場音樂崇拜會(Music Worship)。看來，我的第一感覺沒錯，音樂的確是這個教會吸引信徒，經營教會的重要因素。

另一個讓我頗有感觸的是在儀式中傳遞竹籃做奉獻。第一次參加禮拜，我睜大了眼睛，拉長了耳朵，一是生怕漏掉一個細節，二是唯恐自己什麼地方有所冒犯。當發現人們傳遞着一隻竹籃，並往籃子中放入信封和現金時，我猛然意識到這是在做奉獻，於是趕緊掏錢包。此時，安貝小聲地對我說：NO, 你不是教會的成員，不必捐資。我知道教會的生存是靠信徒的捐款，但不知道是以這樣的方式。因為在中國的寺廟和道觀里，功德箱被固定在一處，人們捐贈是自願的、私下的；即便在教堂也沒見過傳遞竹籃收取捐贈的情況。但在這裡，收集捐贈是公開進行的，竹籃要在每個人手中傳遞，一旦接住它，似乎很難不為它增加點份量就遞將下去。第一次參加禮拜，遞竹籃讓我犯上了難。

這以後，每次參加禮拜都要遇到奉獻問題，做奉獻不是，因為我不是信徒；不做奉獻也不是，因為幾乎每個星期我都來禮拜，享受着教堂的服務（禮拜也被稱為Sunday Service，Service除了儀式的意義外，最通常的含義是服務）。每到傳遞竹籃的時間，我就感到緊張。大約兩個月後，我決定為傳來的每一隻竹籃放上幾個美元。因為我的確喜歡上了這間教堂的禮拜，它的音樂，它的布道，還有在這裡新結識的朋友。我不僅應該做奉獻，而且想做奉獻。可當安貝意識到我在竹籃里放鈔票時，雖沒言聲，但從其喜形於色的樣子，她一定以為通過這些日子的接觸，我開始接納她的上帝了。好在郝瑞事先打了招呼，安貝除了幫助我了解情況外，從不勸說我入教，雖然我有感覺，她一直暗暗地在那樣做。

教堂要維持日常開支，付神職人員的薪水，進行傳教活動，開展宗教教育，還要為信徒和社會提供各種福利和施行善舉，沒有錢不行，尤其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但我一直不好問安貝關於奉獻的規則與使用，我不想讓她覺得我在探查教堂的秘密。到了97年1月19日，也是個星期日，這天禮拜布道的題目就叫“金錢”（“Money”），牧師馬克與另外兩個信徒用頗似小話劇的對白形式，表達基督教的金錢觀。禮拜程序單公布了教堂過去一年收支情況，做出來年各大項目的支出預算。要求每個信徒回去也做預算，智慧地安排收入，鼓勵為上帝為教堂奉獻。

從教堂回來，安貝果然按照教堂的布置捲縮在客廳的沙發上算賬。半年的相處，安貝很少對我避諱什麼了。夜晚關懷站和小學烹飪兩項兼職收入，加上三位房客的房費，97年安貝全年將有28000美元的收入。安貝準備每月奉獻280元（每星期70美元），資助的項目為：南非衛理公會的傳教活動，夜晚關懷站，南非一位小姑娘（每月固定20美元， 安貝是這位女孩受教育的資助人sponsor）。安貝解釋說，寫支票給教堂時，只要註明資助的項目，教堂會按信徒的要求把相應的錢數放入那一項目的經費中。我好奇地問安貝，教堂的領導們會不會濫用職權，貪污浪費。安貝說，在這一點上你絕對地放心。她以牧師馬克做例子。馬克只留下教堂給他的部分薪水，以維持生活，將其餘部分返還給教堂。馬克不但住的是小房子，開的是小車子，絕對值得信賴，而且他精明智慧，會把錢花在該花的地方。我腦子裡總有什一稅的概念，可安貝堅持奉獻自願和奉獻數額自願的說法。後來，與詹森聊天，詹森倒是很肯定地說奉獻自己收入的10%，是各教堂不成文的習慣性規定。這也是他不願意信教上教堂的原因之一。

說到教堂的牧師馬克，安貝引以自豪的除了他的德行與為人，還有他的神學素養與演講才能。第一次禮拜結束後，安貝為我和馬克做介紹，我對馬克說：“我喜歡你的布道。” 其實，那話出於禮節，當時我對他的講演並沒聽懂多少。漸漸地，聽力提高了些，了解基督教深入些，我可是真正地喜歡上了馬克的布道。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96年10月20日的禮拜，布道題目是“救恩” Grace。在馬克看來救恩是上帝饋贈給人類的“禮物” Gift，是上帝對人類愛的體現，儘管上帝並不期待也不要求人們還禮，但上帝會對人們的回應感到愉悅。而那時，“禮物” 恰好是我在華大旁聽的人類學史課正在上的一本名著的書名，作者是著名的人類學家莫斯。按照莫斯的理論，人們贈送禮物時，就期待着回禮，接受禮物，就有義務回贈；禮物體現的是一種經濟上的互換關係，而且是平等的互換。沒有回禮或價值相當的回禮，就不再有禮物。比較基督教牧師與人類學家不同的禮物觀，當時着實讓我感到很有意思。後來馬克在布道中經常提到“禮物”，人們的智慧、才識等等都屬於上帝禮物之範疇。馬克的布道，長於用人們熟悉的事物來詮釋基督教的思想，不僅與人們的日常經驗掛上勾來，而且引導人們思考生活，發現人生的意義。很多信徒都喜歡他的布道，據我所知，有的信徒移居國外或其他城市，還仍然保留自己在這家教會的教籍，訂購每星期教堂禮拜布道錄音磁帶。

除了上星期日學校與做禮拜，我還選擇了教堂為國際學生免費開辦的英語班和聖經班。每個星期五晚上7點至9點上課，前一個小時學習英語，後一小時學習聖經。有一對夫婦專門準備點心、茶水和咖啡，供學生老師們課間休息時享用。那些形狀變化、味道不一的小點心多半出自這對夫婦的雙手。茶水顯然是為來自韓國和中國的學生特地安排的。英語班和聖經班的老師也分別由兩對夫婦擔任。他們都是自願工作者。英文班的老師夫婦肯（Ken）和邦妮（Bonnie），曾多次到天津、北京的幾所大學做英語老師，會說一點漢語。98、99年他們又前後兩次應徐州一所大學的邀請去教英文，我在北京接待了他們。記得在重慶火鍋城吃火鍋時，看着他們勞累、疲憊的樣子，我從側面勸薦他倆說，年齡大了，在家享受天倫之樂多好，在外奔波太辛苦。但他倆不以為然，肯說到中國來教英文是上帝給他倆的使命（calling）。只要上帝需要他們，他們隨時出征。聖經班的老師分別叫休（Hogh）和弗麗德（Frid）。丈夫休上課非常認真，為了讓我們理解上帝與人類的關係，他老用父親與孩子的關係去解釋，讓我覺得很有意思。孩子服從，做父親的表揚獎勵；孩子叛逆，做父親的斥責懲罰。我跟安貝提起過我的感覺，好像休的基督信仰有明顯的家長制傾向。安貝說她相信休會講到上帝的寬容和慈愛。一次休問大家，如果班裡人人都意外地得到一百萬美元，準備怎麼花。學生的答案五花八門，有的買洋房、有的週遊世界，有的捐給教堂。我當時以為給我們出題的休，一定會有一個高尚的、激動人心的答案。可當我聽他說是要用這筆錢送他的孫子上最好的大學時，先是感到失望，接着覺得他誠實可愛。通過這個事情，我發現自己在心中不知不覺地灌注着基督徒的模子。其實，信徒是生活在現實中的，是多樣的。

在國內，上寺廟或道觀參觀時，我曾學着別人的樣子合掌閉目祈過願，可從沒上心，算不上是真正的祈禱。壓根沒有料到是，在美國由教堂的牧師為我祈禱，全教堂做見證，全體信徒助禱。那是97年2月2日，星期日。與往常一樣我和安貝到教堂參加禮拜。前些天接到電話說，女兒住進了醫院準備做手術，我一直心緒不寧，坐立不安。按照禮拜的程序，在接近尾聲時，要由牧師帶領全教堂為一些具有特殊祈禱要求的信徒做祈禱。禮拜正在進行着，安貝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着：你是否介意或是否願意讓我或我們把阿薩住院提到今天祈禱的事項中去。或許因為不能拒絕好心的安貝，或許出自想去獲得一種體驗的心態，或許有一種真的期盼祈禱能夠奏效的僥倖心理。我對安貝點了頭。當祈禱時，安貝和我一起走到教堂前面，與七、八位要求祈禱的信徒一起跪在台邊專為祈禱設的跪凳上。輪到我時，我簡短地告訴女牧師邦妮：我女兒名叫阿薩，六歲，現已住進醫院，即將做手術。“阿依的女兒和丈夫在北京”，旁邊的安貝補充了一句。教堂新聘任的助理牧師大衛用手按着我的肩，女牧師邦妮把手放在我的頭上，為阿薩大聲地帶領大家祈禱，祈求上帝保佑阿薩手術成功，早日痊癒。身後信眾席上傳來一片助禱聲。當時，我心裡真的充滿着深深的感動，眼裡溢滿了感激的淚水，祈禱表達着一種良好的願望，我多麼期待這種良好的願望能夠成為現實。禮拜結束時，我座位前後左右好些認識不認識的信徒，紛紛安慰我，表示要繼續為阿薩祈禱。休夫婦和邦妮夫婦打來電話詢問情況，邦妮還把阿薩的名字添進了她冰箱上的祈禱名單裡。

在第一自由衛理公會，我所參加的活動中，最隨意、最不拘形式、最有樂趣的是婦女小組的活動。在美國，像西雅圖第一自由衛理公會教堂近千數成員的教會恐怕不多。人多，組織不利，容易渙散，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節奏快、社會流動性大，教徒來源複雜，居住分散的環境中。馬克經營教堂的策略是以小群組為取向（Group—Orientated）。由信眾根據興趣、特長、年齡、性別、住地、問題等等自我聯絡、自我組織、自我活動，目的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群組及其活動以滿足信徒的不同需要，增加內部的交往。而教堂通過群組把大家擰在一起。跟着安貝，我進了她的婦女小組。當然，事先得通過小組成員的同意。小組活動每星期四晚上在發起人蘇維（Soph）家進行，人多時有八、九人，少時四、五人。大家每星期聚一次，有時有固定話題圍繞討論，但絕大多數時候談天說地，沒有定規。兒女、丈夫、朋友是議論的主要人物，書籍、電影、服裝、烹調是經常的話題。講故事、說笑話、做手工、交換禮物，舉辦生日會，活動的方式多種多樣。成員們走到一起來，分享幸福和快樂，也分擔痛苦與憂慮。記得一次吉麗（Gene） 就談到，他的大兒子從越戰回來後，一直糾纏在自責自怨自恨的情結中。家裡人從不敢當他的面提越戰。但最近兒子才告訴吉麗，越戰時他開槍打死了在田裡勞作、沒有武裝的越南農民。吉麗對兒子的精神狀態十分擔心與憂慮。聽了吉麗的故事，在醫院工作的護士貝克（Beck）當即表示要去華大醫學院的精神醫學專家那裡幫助諮詢。蘇維建議吉麗動員兒子來參加教堂的活動，從信仰上幫助他解脫。讓我驚奇的是，這些美國婦女們對陌生的文化十分感興趣，自從我進入了小組後，中國、彝族也成為小組經常的話題。一次，我講到彝族傳統社會中對違反家支法的處理，辛迪（Cindy） 一直不理解，為什麼彝族社會沒有饒恕（Forgiveness）與寬容（Tolerance）。我告訴她，因為那是彝族社會，如果饒恕與寬容，社會就會動搖，就會崩潰。辛迪的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源自於用基督徒的眼睛來看外面的世界。

回國前，在小組為我舉行的告別會上，蘇維發表講話，認為我的出現對小組來說是一段新的經歷，不僅因為我與她們“分享”了關於中國的故事、彝族的故事，使她們消除了許多誤解，增加了新的知識；還因為那次我帶小組去一間黑人教堂的冒險經歷。冒險（Adventure）是蘇維的原話。事情是這樣，一次，我建議 蘇維和安貝安排小組到黑人教堂去參加一個為吸毒者精神康復所舉辦的祈禱會。雖然蘇維和安貝是開明信徒，但要組織小組去別的教堂，尤其是黑人的教堂參加活動是從沒有過的事情。我只是想試試，沒指望這事能成。但很快得到通知，決定作為小組活動前往參加。97年3月20日在小組組長蘇維的帶領下，安貝、辛迪、謝麗爾和我一行五人來到錫安山浸禮會教堂（ Mt.zion Baptist Church ）。一進入黑人教堂，立刻有一種新鮮異樣的感覺，我十分興奮，沖在最前面，三步並兩步地來到教堂前面的第二排（第一排留出來，給7、8位黑人年輕人，也是今天為其祈禱的吸毒康復者），想“占”最佳位置，便於觀察。幾位在後面嘀咕什麼，一直過不來。我着急了，過去拉着蘇維，二話沒說，就往前走。祈禱會開始了，這天的布道人是美國著名的黑人女作家、傳教士阿琳．邱恩博士（Rev.Dr.Arlene Churn）。這位黑人女作家的演講很有煽動性，不象馬克有固定的講桌，相對平穩的語調，她在台上揮動着手臂，移動着步子，時而閉上眼睛，祈求上帝，時而仰望上空，感謝耶穌。台下的信眾呼應着她，激動地喊着“是的!”,“正確！”，“ 阿門！”。祈禱會唱詩陣容宏大，大概有70、80人，可樂隊的組成只是幾種簡單的打擊樂器和電聲樂器。這裡的唱詩除具有濃重的搖滾風格還具有非洲黑人傳統音樂的韻味。黑人個個是天生的音樂家，他們用鼓掌來做樂器，自行增加聲部，加入口技，唱詩席、台上、台下整個教堂都在音樂聲中搖動着，沸騰着，那音樂、那演唱非常地感染人。祈禱會結束時，前排淚流滿面的黑人年輕人轉過來與坐在第二排的我們握手致意。

驅車回家的路上，我發現小組成員們個個都深有感觸。辛迪興奮地說“祈禱會太棒了，我真希望我是黑人，那樣的話，我一定參加這家教堂。” 我追問，“為什麼你非要是黑人才參加，我們不是來了嗎？” 辛迪說，“ 但是，我還是感覺不自然 )”。 蘇維埋怨我把大家帶到前排，她說“你就差沒有把我們領到第一排去了，” 她們原想坐最後一排的。蘇維說，最讓她感到窘迫的是當那些黑人年輕人轉過身來，正好對着我們四個白人女士（她把我排出在外！），讓人特別不自在。“可是，我根本沒有想到有什麼colour ( 膚色 )的問題，” 我繼續說：“如果能把這位黑人女博士請到‘我們’的教堂去做一次布道就好了！” 安貝馬上說：“儘管阿琳．邱恩博士的布道很激動人心，講演很富有激情，但缺乏深度。信仰＝思想＋感情（Faith = Head + Heart）.要不然激情一過，信仰就枯萎了。今天康復的黑人年輕人感動得熱淚盈眶，但如果沒有理性的信仰做支撐，走着瞧，康復只是短暫的”。 謝麗爾倒不以為然，她說她很喜歡這個布道，也喜歡黑人祈禱會的這種活躍熱烈的氣氛。布道有的需要簡單、有的需要深刻，有的要有激情，有的要有深度，要看對象。象馬克的布道適合第一自由衛理公會的信眾，因為大多是知識分子。如果搬到黑人教堂來，倒不一定受歡迎。

記得最早我對安貝、對教堂的人總說“你們的教堂”，對郝瑞和華大的朋友總是說“我房東安貝的教堂”。半年後，就是這次到黑人教堂“冒險”，我脫口而出“我們的教堂”，說明我認同的變化，這是一個不知不覺的過程。從此，與安貝和教堂的朋友在一起時，我改用為“我們的教堂”（Our Church）。但檢討自己，我對教堂的認同，主要是因為自己在這間教堂活動，有這間教堂的朋友，喜歡這裡的布道和音樂，而不是在信仰上對耶穌和上帝的認同。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就在3月23日晚上，我和謝麗爾聊天。“我聽見你說‘Our Church，’我很高興，” 謝麗爾說，“你有沒有打算在回中國前成為基督教徒。” 我很乾脆地回答，NO，我沒有打算入教。她說，“這是我的一個願望，希望你在離開美國前能夠入教會。” 我沉默了一下，思考怎樣向謝麗爾作些解釋。很快，我放棄了這種努力。我知道，她是為了“拯救”我，而我已經給了她回答。謝麗爾有些沮喪，去了客廳跟安貝說話。我獨自在樓上，猜想她們一定是在議論我入不入教的事。這使我心裡有些煩亂。

其實，謝麗爾知道我對入教的態度。在這之前，她雖未正面跟我談過入教的事兒，可旁敲側擊是經常的。有一次，她跟我探討拯救、來世、永生，談到其核心是信仰問題，信不信耶穌、信不信上帝。我轉移話題方向，反過來問她，在我們家鄉，彝族人崇拜祖先，信仰鬼神，他們從來不知道有上帝、有耶穌，談不上信仰不信仰，他們到底能不能得到拯救？能不能夠進入天堂？謝麗爾不加思索地說，不信上帝不信耶穌，當然不能得到拯救。“你的上帝是不公平的，” 我對謝麗爾說：“不知不為過。” 這可難住了謝麗爾。好幾天后謝麗爾特地上樓來對我說，如果上帝的福音沒有傳達到我的家鄉，上帝不會因此不管我的彝族同胞，即便他們崇拜偶像 (idol)，信仰多神，也會得到上帝的寬恕與拯救，死後進天堂，跟上帝在一起，得到永生。但是對於那些得到了上帝的福音，而拒絕上帝的人來說，是永遠不會進入天堂得到永生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謝麗爾話語的犀利與尖刻。

謝麗爾搬來昆岸不久，就參加了入會培訓班（Membership Class）。當時我很想跟謝麗爾去，但謝麗爾說不行，培訓班是給已經信教或有入教願望的人舉辦的。對此，我一直不死心。好在入會培訓班是不定期的，只要有人提出入會要求，隨時都在舉辦。97年3月2日，禮拜程序單上註明教堂又要舉辦一期入會培訓班。培訓的主題是“怎樣做一個自由衛理公會教徒與一個基督徒”.我馬上對安貝說，培訓班對了解教會很重要，我很想旁聽。儀式結束後，安貝說她去幫我問馬克，是否能讓我參加。她大概怕我直接去問馬克或我在場會使馬克為難。不到五分鐘，安貝滿面春風地走過來，告訴我說，馬克同意了。我高興地跳了起來，一邊感謝安貝，一邊感慨地對安貝說，馬克真是一個心胸開放的牧師(OPEN—MINDED PASTOR)。

安貝說她也想複習教會的知識，於是我倆一起到教堂參加培訓。培訓班從自我介紹開始。從自我介紹中，我了解到馬克的父母就是傳教士，1940年代準備到中國傳教，沒成行，最後去了印度。馬克出生在印度，12歲在浸禮公會接受洗禮。在印度期間，讀英國人辦的寄宿制學校，後來回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加入衛理公會是在1982年。馬克的培訓分兩次完成，主要講了四個問題: 其一，做一名基督徒的條件；其二，衛理公會的歷史；第三，衛理公會的基本信仰；第四，教會的性質與功能。配合講解，馬克還發給大家一些資料。我最喜歡的是衛理公會的年譜(Our Family Tree).那是採用人類學譜系樹狀圖的形式記錄的從約翰．威斯利(John Wesly) (1703-1791)創建衛理公會到1977年的該教派的主要人物與大事紀。

培訓結束時，一位名叫David的中年男人上前去感謝馬克，說馬克的介紹簡明系統，他學到了很多知識。這也是我的感受。馬克講述的許多東西不是靠我這一年半載的觀察、體驗能夠獲得的。比如馬克在講課中總是把衛理公會所屬新教與天主教進行比較，反對天主教把教皇的權威與聖經的權威等而視之，不贊同天主教對神父職能與角色的設定。他對基督教內部派別分歧的感受，恐怕其細微與強烈是其他人難以覺知的。我曾找機會請教過馬克一些問題，比如浸禮公會與衛理公會的區別。馬克的回答是，前者更注重信仰中的感性與感情的因素，後者更強調信仰中的理性與理智的因素。可惜馬克教務太忙，我沒有太多的機會與他攀談、討教。不過說實話，無論安貝和蘇維說他怎樣地平易近人，沒有有的牧師故作的威嚴，鼓勵我與馬克談話，我心底里還是有些敬畏他。

我相信,安貝參加入會培訓班真的是想複習有關教會的知識，而不是為了送我上教堂，順便聽聽課。安貝是一位在信仰上執着追求永不停息的信徒。安貝的祖父是傳教士，父親是太平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虔誠的信徒。按安貝的話來說他們都是“上帝的人”( God’s men )。可是，出生於基督教家庭的安貝，年輕時卻是一位教會的叛逆者，她曾考察過東方的佛教，探索過美國的莫門教。折騰十多年後，85年回到自己從前的教會,第一自由衛理公會。安貝告訴我，轉了一圈回到教會，堅定了對耶穌對上帝的信仰，但並不等於說在信仰上就沒有任何問題了。她腦子裡仍然掛有問號，仍然在尋找答案，精神上的成長是一輩子的工程。每天早上的早禱是安貝雷打不動的安排。讀《聖經》，做祈禱，看信仰書籍，做筆記心得，安貝總是那麼用功刻苦。我曾開玩笑說:“安貝,你要是做博士論文的話早做出來了”。的確，與安貝交談，會感到信仰對她來講不是盲目的，她是經過認真比較，做過深入研究的。記得一個禮拜六我應邀參加了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聚餐會。回來後，頗有感觸地跟安貝談到這家教會太注重食物，講究營養。這引發了安貝的一套“比較宗教學”。安貝說，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把關注點放在身體保養上，而把更重要的東西，精神的升華丟掉了；浸禮公會把關注點放在洗禮上，其實洗禮只是一種形式，過重地重視形式，並不等於有堅定的信仰和對上帝的忠誠;天主教會把重點放在神父(Priest)身上，強調只有通過神父才能接近上帝，逐漸把耶穌和上帝遺忘了。最有意思的是安貝對天主教會的聖母瑪麗亞崇拜的議論。她說，天主教徒老去拜聖母，想通過聖母到上帝和耶穌那裡去得到好處。其實瑪麗亞只是上帝選中的女人，借她的腹生了耶穌。上帝對每個人都有分工，種地的、做工的。不能因為瑪麗亞生了耶穌就有什麼特別的與眾不同的地方。安貝認為，自己的教堂能夠全方位地理解上帝，並沒有揀了芝麻，丟西瓜，這使她感到很幸運。

跟安貝在一起生活了兩、三個月後，漸漸地發現除周日宴請客人的正式大餐，我們的飯桌上不再聽到感謝上帝賜予食物的祈禱聲了。這些當初安貝或許為了宣稱自己是基督教徒，或為讓她那要調查基督教的房客體驗信徒家庭氛圍而走的過場，因為我們之間的相互了解而變得不重要的。再說，做樣子的事情總是長久不了的。而這以後，我也能夠漸漸地不再僅僅從諸如飯前祈禱這樣的一些的外顯標識去觀察信徒了。

對兒女和孫女的信仰問題，安貝很少談及。只有一次婦女小組活動時，安貝說女兒格溫多林對上帝的態度因為外祖母而變得越來越壞。事情是這樣，安貝的母親自丈夫去世後，幾年來以淚洗面，在憂思和哀傷中度日，常常祈求上帝讓她到天堂跟丈夫團圓。97年2月13日，我與安貝全家一起到護理中心去給老人過91歲生日。老人淚流滿面、淒楚傷感，讓大家心酸不安。回來的路上，格溫多林生氣地問安貝“為什麼上帝把祖母留在世上活受罪，祖母是最虔誠的教徒”。安貝對小組的人說，我也問自己“到底為什麼？”。過了幾天，我與法國天主教神父魏明德先生談起這個事情兒。魏神父說，向上帝發怒，向上帝挑戰，說明在試圖理解上帝，接近上帝，這是一個好兆頭，並讓我轉達這個信息給安貝。安貝聽了，認為有道理，高興了起來。

至於詹森，我倒是與他有過一次長談。那是96年11月6日。那天安貝外出，我和詹森煮餃子吃。詹森告訴我，他16、17歲時，每星期去教堂，大概堅持了一年。但他總覺得自己內心並不信仰上帝，如果去也是裝樣子，於是不再去教堂。詹森認為，牧師布道常常從聖經中抽取隻言片語斷章取義加以發揮，如果把整個故事讀下來或許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後來，有人勸他回到教堂去，因為有許多姑娘上教堂，可以找女朋友，信教的姑娘心地好。詹森說，他覺得不應該，去教堂就是為了做禱告，做禮拜。不信仰就不要去，要誠實。詹森還透露說，他的前任女朋友可真的是教徒，不過信的是佛教。

與安貝比起來，謝麗爾對其他宗教的態度要開放的多。她陪我去過希臘人、芬蘭人的教堂，訪問過清真寺和藏傳佛教寺廟。記得那間希臘人的東正教教堂，整個空間掛滿了耶穌、聖母、使徒的畫像。謝麗爾說，我們老批評異教徒偶像崇拜，我們自己也搞偶像。我發現她的語言是批評的，但認同是顯然的。與安貝不同，謝麗爾除了有一種基督教的大認同觀，還對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有一種好奇心。

97年2月的一天，做公車司機的謝麗爾下班回來，遞給我一張報紙，報上有一則消息的標題是“藏傳佛教薩茄寺歡迎大家”。按照報上的指引，1997年的2月9日我和謝麗爾來到的這座杏黃色的寺廟參加坐禪儀式Meditation。我倆脫鞋步入寺廟大廳，佛台的香爐升騰着裊裊的香煙，盤腿坐在坐墊上，環視大廳，落座的約80人，絕大部分是白人。讓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好幾位白皮膚、藍眼睛的美國女士穿着華麗的藏裝，腰間繫着七彩的藏式圍裙；有兩、三位美國男士披着紫色的袈裟，胸前掛着念珠。不一會兒，薩茄寺的創建者，寺廟的主持Jigdal Dagchen Sakya步入大廳，開始領導儀式。他用藏語念經講解，旁邊一位身披袈裟的美國年輕人做英語翻譯。經書三行對譯，一行藏文，一行藏語標音，一行英文。念誦時，藏文由主持領讀；英文由美國翻譯領讀。說印歐語的美國人念誦漢藏系語言的經文，讓我委實覺得愕然與佩服。見周圍團轉人們的認真勁，我也跟着吭吭哧哧地念了起來。喃喃的藏語念經聲，瀰漫的藏香味，紫色的袈裟衣，盤腿的誦經者，一時間我真有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恍惚與迷惘。（寺廟照片）

打盤腿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半小時後，我就不停地移來動去，變換坐姿，調整麻木的雙腿。由於人多，座位的空間小，根本不可能把腿放直了。旁邊的謝麗爾也有這個問題，我們倆時而眼光碰在一起，偷偷做個苦臉。但是四周的人們似乎沒有這個煩惱，他們安祥地跟着念經，平靜地做着手印。這些美國人的打坐功夫真叫我暗暗吃驚。這裡沒有教堂禮拜那麼多的節目，沒有音樂，沒有唱詩班，沒有奉獻的程序，一切顯得那麼自然、簡單、肅靜。我還發現，在講經中，主持沒有去跟其他的宗教做比較。

關於講解手印，我記得兩手搭在一起，中空，意味着一切皆空。我注意到一直講藏語的主持，在解釋手印時，口中蹦出了一個英文詞Emptiness(虛空)。儀式好不容易結束了。大家享用糕點、水果和酥油茶。沒想到在美國能喝上香噴噴的酥油茶，兩個多小時的盤腿苦，似乎消解了。我抿着茶，舉舉杯子，向謝麗爾示意：好喝。謝麗爾對酥油茶並不感冒，我發現她一口也沒喝。離開寺廟時，一位藏族小伙子遞給我們一份邀請，幾天后寺廟要組織一個藏人集市(Tibetan Bazaar)活動慶祝新年，屆時銷售喜馬拉雅的手工藝品和反映藏族宗教文化的錄音錄像帶，還能品嘗藏族的傳統食品。很遺憾，我們沒去成。

我第一次訪問清真寺也是與謝麗爾一道去的，不過這次經歷對謝麗爾來說，恐怕不怎麼愉快。那是97年7月19日，禮拜六。清晨，早飯桌上，我對謝麗爾說想看看清真寺。謝麗爾建議先打電話。她說,伊斯蘭的清真寺可不像基督教的教堂那樣歡迎客人，可以隨便出入。於是，我先給叫伊斯蘭清真寺(Islamic Mosque)打電話，應答的是留言機。很幸運，我撥通了第二個號碼，常青伊斯蘭協會(Evergreen Islamic Institute)。對方歡迎我下午兩點鐘參觀清真寺。一查清真寺的位置，很遠。謝麗爾自告奮勇開車送我前往，並囑咐我換上長袖，婦女不能裸露身體進寺，我們得守規矩。1：50分，我與謝麗爾來到一棟灰色建筑前。這是一座矮小、簡樸的清真寺，寺正門外是一個籃球場。一位叫Khalid Ridha中年男士接待我們，交談就在寺外的長凳上。Khalid Ridha很健談，他介紹說，他是庫爾德人，從庫爾德斯坦移民到美國已經17年了。我問他，習不習慣美國？在信仰上是不是真感到自由？他說，美國是居住和生活的好地方，在宗教信仰方面儘管社會上對伊斯蘭教有歧視，比如婦女戴面紗不好找工作，但與他自己的國家相比，的確是自由得多。他比喻說，美國的宗教自由是甜水，雖然甜水裡面也有苦的味道。說到伊斯蘭教的情況。他說全世界有12億穆斯林，美國有6百萬。但他認為數字不實，因為美國社會對穆斯林有偏見，許多信徒並不公開自己的宗教身份。由於出生率高，穆斯林家庭孩子多，信徒人數增長快，他估計全美的穆斯林人數上了千萬。西雅圖地區有7個清真寺，2萬2千信徒，信徒中除了阿拉伯人外，有相當部分的黑人，也有少部分白人和黃色人種。他的意思是，穆斯林也是一個具有多樣性的宗教社區。我提出參觀清真寺。在起身到寺里去時，我拿出相機想讓謝麗爾給我和Khalid Ridha合照一張以清真寺為背景的照片。Khalid Ridha很巧妙地回絕了我。他指着球場側面的平房說，那裡是我們的托兒所，有很多可愛的孩子。

Khalid Ridha從平房中牽出了一幫4、5歲的孩子，女孩大都戴着面紗。列隊照像時，有個女孩轉過頭來天真地問我：“我們為什麼要跟你照像？”我告訴她，因為你們都很漂亮、很可愛。（照片）

我和謝麗爾學着Khalid Ridha脫鞋進寺。Khalid Ridha說，清真寺是神聖的地方，不能把污穢帶進來。看來，脫鞋除了講究衛生外還有更多的意義。寺里用木門隔為兩個廳，分別是男女做禮拜的地方。我問為什麼非要男女分開做禮拜。Khalid Ridha說，這是一種傳統，一種規矩，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是對婦女的歧視。Khalid Ridha介紹說，這間清真寺過去是一家教堂。買下這棟教堂做清真寺，是因為其完美的麥加朝向。

我拿起手邊架子上的《可蘭經》，發現是阿拉伯文和英文對照的。於是問Khalid Ridha，禮拜時用什麼語言。他說，祈禱時一律用阿拉伯語，布道時有英文翻譯。Khalid Ridha恐怕壓根也沒有想到跟我來的謝麗爾是基督徒，要不我想他不會進行下面一番有關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比較：

《聖經》是耶穌死後三百年才成書的。憑使徒的回憶與記載有多少是準確的？有多少是來自耶穌當時的說教？有多少又是符合上帝的意志的？很難說清。再說《聖經》有那麼多的版本，究竟哪一個是真實的？而我們的《可蘭經》只有一個版本，這就是上帝通過穆罕默德記錄下來的，是最為可靠的。全世界的穆斯林所念誦的是一本《可蘭經》。

我看看了謝麗爾，謝麗爾沉默地立在那裡。我想幸虧今天跟我來的是謝麗爾，如果安貝在這裡，非有一場舌戰不可。糟糕，Khalid Ridha的比較還在繼續，這下是耶穌和穆罕默德的比較，我倒想聽下去。Khalid Ridha說：

我們承認耶穌，但不像基督教那樣認為他是上帝的兒子，他是人的兒子，是瑪麗亞的兒子，他僅僅是一位先知。伊斯蘭教只信仰一個上帝安拉，一位真神，即便最偉大的先知穆罕默德也只是先知。而基督教崇拜上帝外，還崇拜耶穌，其實是信仰多神。聽到這裡，我已經覺察到謝麗爾的不耐煩了。於是，我趕緊向Khalid Ridha道別，感謝他的接待與介紹。

Khalid Ridha談興正濃，跟着我們走出清真寺，送到汽車旁，“┅┅美國的穆斯林為美國所做的貢獻，比美國人能夠想象的多得多。尤其在社會道德風範上，在救助窮人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Khalid Ridha還在繼續着。我馬上見縫插針說，我和謝麗爾也在幫助無家可歸的人，我們現在就得趕到市中心的夜晚關懷站，已到了熬粥的的時間。“哦，你們得當心些，那裡有毒品和酒精，很危險。” 他打住了剛才的話題，關心地對我們說。 謝麗爾發動了汽車，我再一次說感謝和再見，便向夜晚關懷站駛去，我們倆的確是禮拜六的班。一路上，謝麗爾開着車，不言語。我心裡有些歉疚，讓她難受了一個半小時。我決定再也不讓謝麗爾跟我上清真寺了。

就在第二天下午，伊斯蘭清真寺的傑米爾(Jamil)來電話，我跟他約定下周二在清真寺見面。我發現，伊斯蘭教信徒並不象謝麗爾她們想象的那樣難以接近，這不，一聯絡就約了見面。星期二下午，我乘坐公共汽車來到清真寺，在寺門口等了半個小時也不見人影。有一位阿拉伯人模樣的男子路過，我上前訊問。他說是有叫傑米爾的人，把我讓到他家中等候，他家就在清真寺旁邊。女主人莫尼卡熱情地張羅倒水，很容易，我們聊了起來。莫尼卡生了八個孩子，大的21歲，小的4歲，因為丈夫在美國做生意，5年前從巴勒斯坦移居西雅圖。她用帶有濃重阿拉伯腔調的英語對我說，由於家裡孩子多，她得做家務、照看孩子，因此英語學得不好。但要取得美國國籍必須得學習英語參加入籍考試。最近她的弟弟要舉行禮婚，她不能前往參加，就怕沒有美國國籍，回來時有麻煩。她把學習的書拿給我看，書名是<< 自由的聲音 ─ 美國入籍英語與公民知識考試 >> Voices of Freedom – English and Civics for the U.S Citizenship Exam。 封面是自由女神像，內容含括美國地圖、美國地理、美國諸州與首都、信仰、國旗、政府機構、國會、總統、最高法院等等。她說。她每星期去兩次國籍班學習，參加學習的人來自世界各地，其中也有中國人。不一會兒她的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回來了。女兒們都帶着面紗。漂亮的大女兒21歲，在社區大學上一年級，專業是電腦。她說她開始喜歡上了美國，因為這裡婦女較之巴勒斯坦的婦女來說，生活容易得多，沒有那麼嚴格的禁忌。就說生育，她的父親方有八個兄弟姊妹，她母親方有11個兄弟姊妹，她母親生了他們姊妹10個，死了兩個，留下8個。她解釋說，墮胎在巴基斯坦是絕對禁止的，婦女生產一直到不能生為止，負擔很重。其原因，一是安拉不容許殘害生命，胎兒也是生命；二是從40年代開始（1940），一直打仗，死了許多人，需要增加人口。可8歲的弟弟對我說他不喜歡美國，我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就是不喜歡。這小子來美國時才3歲，對巴勒斯坦不應該有什麼記憶，我想。看來，等不到傑米爾了，我告訴女主人，周五我來參加禮拜。她囑咐我不能從正門進入大廳，而要從側面上樓到婦女禮拜的地方。

星期五下午，我頂着向安貝借的頭巾，來到清真寺，從側門上樓，進入婦女做禮拜的地方。這裡，大人孩子滿滿的一屋。大部分是阿拉伯人，有幾位黑人和幾位白人。我晚來了半個小時，禮拜早已開始，我坐在前排，希望能夠看到底下大廳里的情況。透過井字形的木條，我發現，只能看見主持禮拜的神職人員，其他祈禱的男人們不在視野里，但能聽見從底下傳來的低沉渾厚的祈禱聲。主持禮拜的神職人員披着頭巾，有點像阿拉法特。我跟着旁邊的婦女學行複雜的禮拜身勢，剛開始不得章法，有些腳忙手亂。樓上人聲嘈雜，祈禱聲，孩子的哭鬧聲、大人的哄勸聲雜柔在一起。但能夠辨明下面祈禱與講經用的是阿拉伯語，英語翻譯不像薩茄寺是邊講邊譯，而是講說一大段後，譯出個大概意思。翻譯是阿拉伯人，口音很重。我聽不清，也聽不懂。清真寺的禮拜同薩茄寺的一樣很簡單，不外就是行禮、祈禱、講經。

儀式結束後，我在地下室見到了頭戴白帽身着白色長衫的傑米爾和他那戴着頭巾的美國妻子。傑米爾60歲左右，很熱情，一見面就告訴我他去過中國，頭上戴的白帽就是中國的穆斯林送給他的。我問他是不是伊木阿目，他說他也算是。只要有知識，能夠領導禮拜，都可做伊木阿目。他介紹說，這麼大的清真寺實際上只有一個全日制的管理人，其餘都是自願義務工作的。傑米爾自豪地說，這間清真寺是西雅圖最大的清真寺，建成於1981年。西雅圖總共有8個清真寺（與Khalid Ridha的口徑不一致），其中兩個是教堂改造的，6個是新建的。信徒來自各個種族，不僅僅是阿拉伯人，因為安拉是全世界各個種族的上帝。關於禮拜語言，傑米爾說念誦《可蘭經》一定得用阿拉伯語，因為最早是用阿拉伯語寫成的，不可用其他任何語言代替，但講經時，可以採用英文翻譯。這座清真寺屬於遜尼派。但傑米爾說：《可蘭經》只有一本，穆斯林是一家。我問今天來參加禮拜的人數，傑米爾說不好統計，大概有600多人。傑米爾1947來到美國，退休前是波音公司的工程師，有6個兒女。他特地準備了兩本他自己撰著的書送給我，一本是叫《麥加朝聖》( Hajj )，是有關到麥加朝聖的路線、程序、服裝、禁忌、地點等的指南；另一本是《伊斯蘭教—生活的完美之道》( Islam – The Perfect Way of Life )。道別前，我與傑米爾夫婦在清真寺旁邊合影留念。在那驕陽高照的盛夏，傑米爾的妻子和我都捂着頭巾。

安貝和女兒格溫多林從96年底就實施合資購房計劃，經過無數次的祈禱與半年多的奔忙，終於如願以償，97年5月1日，大家搬到西雅圖的郊區Shoreline 居住。雖然新住處離學校很遠，要轉兩次公車，來回約3個小時。但一方面因為跟安貝相處有了感情，我不想另尋房東；另一方面我還要繼續上教堂，了解教會，於是跟着安貝搬來Shoreline。謝麗爾和詹森也一起搬了過來。不過，這回詹森成了樓下妹妹格溫多林的房客。新家的斜對面是一座灰色的小教堂，掛着西雅圖基督教會( Seattle Christian Assembly )的牌子，路過時，見許多說中國話的人進進出出，吸引着我總想到中國人的教堂去看看。因為兩次外出，直到7月6日禮拜日，我才約上安貝來到這家教堂參加禮拜。

教堂雖小，但擠滿了人。一位高大的中年女士，見我倆是新面孔，幫助我們擠出了兩個位置。我以為我們趕巧遇到“聖餐”，多來幾次後，才知道這個教堂十分重視“聖餐”，每個周日禮拜的第一個程序就是“聖餐”。這裡，整個禮拜把耶穌作為關注點，感謝耶穌用自己的寶血洗清人類的罪惡，感謝耶穌做人與上帝的中保。禮拜採用漢語普通話，布道時有英語翻譯。禮拜沒有唱詩班，只有一架鋼琴伴奏，一人在旁邊領唱。

因為剛過美國國慶的緣故，那天布道的主題是“自由與上帝”。話題從該教會91歲的曾公公經過多年的努力最近終於通過美國入籍考試說起。牧師說，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度，上帝打開救恩之門，使大家得以幸運地成為美國公民。但在這自由的國度里，充滿了物慾、色情、暴力和罪惡。亂用自由，就會遭遇危險、受到傷害，甚或自我毀滅。沒有上帝的關愛，離開上帝的懷抱，自由的國度將變成最不自由的地方。相信上帝，讓上帝做你的庇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福音才是永恆自由的國度。禮拜的英文翻譯做得相當好。安貝對布道很是讚賞。說這位牧師能夠抓住國慶的時機，巧妙地從曾公公的入藉考試引入布道主題，肯定是一位從神學院畢業的有經驗的牧師。

其實這位名叫曾金財的牧師，拿的是電腦方面的學位，曾在華州一家很有實力的電腦公司工作。後來，毅然響應上帝的召喚，辭去薪水優厚的職位做起了清貧的牧師。曾牧師的太太名叫英美，就是那位給我們找座位的女士。英美當年是叱吒球場的籃球健將，台灣出了名的“國手”。現在退役相夫教子，幫助經營教堂。我曾應邀到他們家參加聚餐會。沒想到運動員出身的英美燒得一手好菜，那是我到美國後吃到的最為豐盛，最為可口的一頓中國大餐。

我在這家教堂參加過好幾次禮拜和讀經聚會。這裡，無論是牧師或是信徒都愛把基督教與中國的道教、佛教做比較，把過去信仰佛教道教時不愉快的經歷，與皈依上帝后的喜樂相比較。從台灣來的信徒，尤其是年紀大的信徒，經常聲討佛寺道觀偶像崇拜和多神信仰的“謬誤”，以此彰顯基督的至善與至美。周日禮拜一完接着就是教堂的聚餐會，人們以兄弟姐妹相稱，儼然像一個大家庭。看來，中國人的教堂即便在美國也是帶有中國人的特點。

一年一晃即逝，該到回國的時間了。我到教堂去跟馬克告別，感謝他容許我參加教堂的活動，特別是參加他的入會培訓班，感謝他和他的教友們一年來對我的關照。馬克說，“你好像已經成了我們教會的成員了，你走後,我們會想念你的。” 我和安貝在教堂的辦公區完成告別任務，正準備上車，馬克急急忙忙地從教堂出來，手裡搖着一本書，他告訴我這是他撰寫的新書，書名是《迷惘時代的精神生活》Spirituality in a mixed up age，這是剛接到的樣書，他第一個送的是我。從教堂回來的路上，安貝跟我順道來到曾牧師家裡跟曾牧師和英美告別。

1997年9月30日上午，西雅圖機場候機室里，傳來了登機的通知，我正與郝瑞教授依依惜別，突然氣喘吁吁的曾牧師出現在我們面前。他遞給我幾本有關基督教的書籍和兩樣給我女兒的禮物，還特地為我做了臨行前的平安祈禱。曾牧師向主祈禱，保佑我一路平安，幫助我早日信主。帶着曾牧師的祝福，帶着郝瑞教授的友情，我離開了西雅圖,離開了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