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話佛教東傳史（二）
【 作者：夏杞人 來源：煮酒論史 點擊數：750 文章錄入：扯淡網 】
（八）印度佛教的鼎盛和衰亡

空宗和有宗的論劍一時分不出個勝敗，而印度的政治局面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貴霜王朝立國近兩百年，從伊朗崛起的薩珊王朝攻占了中亞，抄了貴霜王朝的後路，從此貴霜王朝走向衰落，不久被恆河下游摩揭陀地區起家的笈多王朝取而代之。貴霜滅亡前留給佛教一份重要遺產就是璀燦的犍陀羅文化。

最初佛教是不立偶像的，這樣做也是為了有別於婆羅門教（婆羅門教的諸神造像已很多），所有涉及如來的雕塑均以蓮花或菩提樹代指。犍陀羅地區深受希臘文化的影響（亞歷山大走後，希臘人的大夏政權又在這裡統治100來年），他們不管印度佛教徒這一套，率先按希臘人的面部特徵，穿上印度人的珈紗塑造了佛陀的形象，所以早期的佛像雕塑居然跟他的印度同胞一點也不象，活脫脫一個希臘貴族。現在有考證說釋迦部落是操蒙古語的黃種人，所以釋迦牟尼若知道自己被雕成白種子的樣子一定火冒三丈。更搞笑的是，鍵陀羅塑造的菩薩形象也一點不莊重，體現出希臘式裸露上身的人體美，幸好那時菩薩是以男性的身份出現，若按中國的傳統可就真亂了套了。

犍陀羅文化起始於貴霜迦膩色迦王（125-129）時期，經前期石刻藝術的發展，至4-5世紀逐漸以泥塑藝術為主，造型也更加印度化了。阿富汗的巴比揚大佛（被塔利班大炮轟毀的那尊）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佛成站立姿態，高約50多米。西方控險家在20世紀初才第一次看到它，嘆服它的偉大，尊為世界第一大佛。

不過巴比揚大佛比四川的樂山大佛要矮不少，樂山大佛高71米，開鑿於唐明皇開元初年（713年），前後鑿了90年才完成。它有多大？它的耳朵眼裡可以站進兩個人，你想它有多大。

犍陀羅文化的出現極大豐富了佛教的造像藝術，以此為模板，佛祖和羅漢的形像開始脫去神秘的面紗，以一種更直觀的形式深深印入了世界各地佛教徒們的內心。

再來談笈多王朝，作為印度本土發展出來的政權，它堪稱孔雀王朝之後第二個黃金時代，從這時起印度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制，封建制度也得以取代已在印度存在2000年的奴隸制。所有這些令印度的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都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這為婆羅門教的新生準備了條件。

笈多王朝於6世紀被中亞厭噠人（白匈奴）滅亡，而匈奴人的好日了也沒持續多久，6世紀末德里附近的坦尼沙國興起（這是德里成為印度政治中心的開始），戒日王（606-647）重新統一了印度北部。戒日王是個狂熱的佛教徒，在他的支持下佛教在印度達到鼎盛（其實有點最後瘋狂的味道），戒日王擴建了王舍城（竹林精舍的所在地）西北部的那爛陀寺，在這裡建成古印度最大的佛學院，最繁榮時有房屋300間，供上萬名僧侶學習，而且食宿費全免，唐玄奘西遊至此曾在這裡住了5年，並受到了戒日王的接見，他後來寫成的《大唐西域記》中很多素材取之於此。

戒日王死後，印度重新陷入列國時代，而佛教也象大觀園裡過春節一樣，放過最後一夜炮仗後開始衰落。佛教為何會被革新後的婆羅門教（印度教）取而代之呢？這裡面有佛教本身的問題，也有外部的因素。

前面提過唯識、中觀兩大學派在“空”、“有”爭論中各不相讓，隨着辯法的不斷進行，兩者越來越蛻變成煩瑣的經院哲學，而且無論哪一方都很難做到自圓自說。由於太過注重於理論上的鑽研，而漸漸忽視了生活中的實踐，令一般百姓在紛繁的教義面前一頭霧水。而失去了草根民眾的理解，一代大教也就喪失了存活的土壤。這種情形在晚唐的中國同樣出現過，後面講到禪宗和淨土宗時再把這個話題進一步深化。

相反，婆羅門教則吸收了以前的教訓，開始着手平民化的改革。婆羅門教必竟與印度民族生活息息相關已有兩千年的光景，他們從百姓生死婚喪習俗着手完善宗教儀式，喚醒了印度百姓心中的民族主義情節（這與公北元一世紀以來多次的外族入侵也有關係）。同時婆羅門教緩和了同世俗政權階級的關係，不再搞神權高於王權，這就取得了統治階級的好感，他們還給中亞入侵來的一些少數民族貴族重編家譜，送出剎帝利種姓頭銜，以換取婆羅門教的國教地位。最終在8世紀的時候，改頭換面的婆羅門教二代在印度重新得以興盛。

佛教在空宗、有宗誰領風騷的迷茫過後，又與印度教和民間巫術信仰揉和搞了個大雜燴，即密宗（傳到西藏後，與當地原始崇拜結合而成藏傳佛教）。講究咒語、心意密法這些神秘主義色彩濃厚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又撐了兩三百年。自十一世紀起先後統治印度的回教國家，其中有阿拉伯人、突厥人及其後的蒙古人，由於他們在中亞時就與佛教國家結下了梁子，所以對佛教絕無好感。在其武裝排斥的打擊下，印度佛教就此一橛不振，到了13世紀時，以那爛陀寺和超岩寺的毀滅為標誌，佛教在印度基本絕跡。

貼到這裡有一點傷感，印度人是哲學動物，他們對佛學思想近兩千年的不斷探索最終以失敗告終。不過佛教並沒就此終結，小乘佛教在東南亞，大乘佛教的空宗、有宗在中國、日本、朝鮮，密宗在蒙古、西藏都得到了發揚光大。

（九）白馬東來大教始傳

佛教在阿育王時代開始走出國門向外傳播，大體在公元前2世紀時順着絲綢之路傳到西域諸國，大月氏的貴霜王國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由西域再往東，佛教文明就不得不與華夏文明不期而遇了，本貼真正絢麗的篇章由此開始。

中國史載最早提及佛教的記錄是在《三國志魏略》中說，公元前2年，漢朝使者景廬出訪大月氏，賓主落座後，當地國王先向他口授了一遍《浮屠經》，“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我相信景廬一定如聽天書般不知所云，所以這個事件只能算作個插曲，類似文革時候非洲兄弟來中國訪問，先要在迎賓廳里聽一段毛主席語錄，聽得懂聽不懂，倒是沒人去管的。

到了漢明帝（58-76）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偶然事件。公元64年的一個晚上，漢明帝做了個夢，夢見西天有尊大神，腳踏金座，頭頂光環。漢明帝納悶，第二天上朝時向群官請教：
“朕昨晚夢見一個天神，身穿金色凱甲，腳踩七彩祥雲（大話西遊看多了），可是俺猜中了開頭，卻猜不中這結局，諸位愛卿有何高見”
有位博學的學士出班上奏說：
“天竺有位大神，叫佛陀，聽說他可知前生來世，不如把他找來給我們大漢八卦一下。”

漢明帝把這話記在心裡，隔年（即公元65年）正好有一撥大臣要出使西域，漢明帝囑咐他們把那個叫佛陀的請回來。這幾位漢使到了大月氏，沒見着佛陀，倒是在今阿富汗的客棧里碰到兩位印度來的游僧（一個叫涉摩騰，一個叫竺天蘭）。想想自己得交差，就不管那麼多，把這倆和尚拉上了“開往周漁的火車”（不，是駛往洛陽的牛車吧）請回中國來。游僧們要帶點佛經作見面禮，於是又牽了匹白馬在陽關斜陽無限關山的背影下，伴着一路銀鈴聲款款東來。

一代大教的東傳自此終於開始了它在華夏大地上的漫漫征程，不過當事人不會有這麼重的歷史使命感。他們一行人走了兩個月到了洛陽，受到漢明帝的非常禮遇（漢明帝此時倒忘了仔細瞧瞧這倆外國和尚有沒有穿金甲、踏祥雲），先住進當時的外賓招待所（鴻臚寺），後來乾脆建了一個大宅子送給他們講學。因為他們來時有白馬相隨，遂定名“白馬寺”。

白馬寺是中華第一寺，現址在洛陽城東，後經歷代不斷擴建，到唐代時已成為中原大寺。不過與大多數中國土木結築的建築一樣，它也沒逃過歷代的兵火毀壞，現在大家可看到的白馬寺院落大都是明清新修的，少了些漢唐古韻，多了些近代人的塗脂抹粉。

外來的和尚好念經，這兩位印度游僧住下來念了一段外國經，不知怎麼就翻譯成了漢語，按章節多少起了個名字就叫《四十二章經》，從此中國有了第一部漢文佛學經典。我不懂到了《鹿鼎記》裡面，這麼本《四十二章經》如何就成了部武林密集，還害得韋小寶差點賠了性命就偷，真佩服金庸老先生的拿來主義。

《四十二章經》後來在白馬寺中的清涼台收藏，裡面主要是小乘佛教的一些思想論述。但很遺憾的是，原本毀於兵火，倒是朝鮮的佛教徒們有從漢譯本譯過去的高麗版《四十二章經》。100年後西域高僧支婁迦讖和曇柯迦羅又把《大乘般若學》和《僧祇戒心》等書介紹到中國來。所以148-189年這四十年間是印度佛典漢譯的第一個高峰期 。

不過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並非一帆風順。因為此前一個叫劉徹的皇帝剛剛於前143年下令“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孔老二的弟子們坐到上層建築的塔尖上，屁股還沒捂熱，當然不肯讓佛教徒搶去了風頭。同時有漢一代，中國國力昌盛，民眾富足，儒教宣揚的尊禮重教正有市場，自漢末以後老莊哲學和玄學又開始方興未艾。所以直到那倆印度和尚客死洛陽，佛教在中國也沒多大動靜。

（十）五胡亂華與普渡眾生

世上沒有無緣由的愛，也沒有無緣由的恨，中國人雖然比較有慧根，但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佛教的特別偏好。事實上恰恰正相反，佛教東傳至中國後表現出的是極大的水土不服。

原因是這樣的。漢代總的來說是個尊儒的社會，儒家思想成為華夏民族文化里的一部分融入每一人的血管，而佛教的一些教義又是那樣的與儒家社會傳統格格不入。

比如佛教首先要講剃度，而儒家說“毛髮精血受之父母，棄之何忍”（夏侯敦同志說完這句話後把被射瞎的眼珠子撿起來吞到了肚裡）；佛教講出家，以身侍佛，而儒家講忠孝，放着八十老母你不養，去養滿面紅光的佛祖，你吃飽了撐的；佛教要求禁慾，出家人更不可能娶妻生子，而儒家說“不孝有三，無後乃大”。這些根本的矛盾令華夏人對着佛教教義，覺得再好也只能猛咽口水。

不過漢末三國期的社會環境還是給人們一個重新審視佛教的機會。這首先在於漢末以來的大亂世，隨着漢家政權的倒掉，儒家學說對人們的思想控制也隨着淡化。竹林七賢“接輿髡首,桑扈裸行”就是這種反傳統的表現。在魏晉這一中國繼春秋百家爭鳴後又一次思想自由的黃金時代裡，首先站出來為佛教正名的卻是一位漢人的儒生----牟子。

牟子是三國時的東吳人，青年時期學宗儒術，通習百家，後來信奉了佛教。牟子寫了本佛教東傳史上很重要的書《牟子理惑論》，在這本書裡他着重對上述儒家社會傳統與佛教教義相衝突的地方作了解釋。他說佛教並不放棄修道德、崇仁義，而是更注重大德而非小節。比如自己修行成了佛，還可以再來幫助父母兄弟等一些脫離苦海，得到解脫，這才是大仁大孝。

而對於佛教的出家和無後這些與華夏社會傳統有衝突的現象，牟子的解答更顯得狡猾。他說“許由避堯讓位而逃入深山，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孔子非但沒有譏笑他們無子無財，反而稱讚他們求仁得仁，這與佛教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正是一個意思”。這叫以儒之矛，攻儒之盾，這位牟子先生若活在現世，去參加個大專辯論賽當個主辯一定是絕不屈才的。

牟子的辯護為佛教在中國打上了漢化的標籤，由此獲得了市場准入的資格，而佛學在中國主動向儒家習慣的靠攏也正是它得以廣泛傳播的前提。

東傳期另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就是漢末至晉末的全國大動亂，讓我們停下來先溫習一下這段五胡亂華的歷史。

290年晉武帝司馬炎死，白痴皇帝晉惠帝即位。第二年，熱鬧的八王之亂（實為十三王之亂）就開鑼登場，隨後劉淵帶領着匈奴席捲中原地區，逼着司馬氏的後人跑到江東建了個東晉小朝遷。而北方羯、鮮卑、氐、羌這些血性民族象草原上發現孤羊的群狼一樣，一起衝上來趕赴這次征服大餐。

從此過去的中原樂土深陷於無盡的戰火動亂之中，百姓疾苦、禮道廢馳，晚上睡去不知道自己還有無可能吃到明天的早餐。這時主張業報輪迴的佛教正好派上了用場，因果循還的的教理恰符合當時人們今生為苦，冀望來世的生活體驗。而普渡眾生、慈悲為懷為受苦的百姓提供了心裡寄託的港灣。

碰巧，當時的皇帝們也苦於老百姓的反抗意識太強，宣揚佛教正可以讓老百姓傻乎乎地覺得以後可以到來世討說法，而不再糾纏於今生中的得失，這當然有利於他們的統治。以此為契機，佛教大傳的世俗條件均已具備，終於要迎來他在中國傳法的黃金時代了。

（十一）西域妖僧佛圖澄

宗教的傳播歸根結底離不開世俗王權的支持，佛教在印度有阿育王的皈依，基督教在羅馬有君士坦丁的敕封，而在中國第一個尊佛教為國教的君王則是五胡時期後趙的羯族皇帝石勒。

石勒以偷來的十八匹馬為資本在晉末亂世中起家，在不到20年間，擊司馬騰、攻克洛陽俘西晉末帝、殺王衍、幹掉北方晉朝殘餘武裝劉琨、滅亡劉淵匈奴的嫡系前趙劉曜，一統北方（燕地慕容鮮卑除外），完成了從奴隸到皇帝的瘋狂大逆轉。這樣的嗜血武夫又如何信奉慈悲為懷的佛教呢？這還多虧了一位叫佛圖澄的西域奇僧。

佛圖澄是西域龜茲人，曾求學佛法於古印度，並學會了很多印度的幻技方術。公元310年佛圖澄來到洛陽，不久被引見給石勒，石勒先聽他講了一通佛法，覺得雲山霧罩地不得要領，於是乾脆赤裸裸地問他“你把如來吹得神乎其神，那麼佛家可有什麼靈驗的東西嗎？”

佛圖澄早料到石勒會有此一問，遂也不過多廢話，讓人取來一個小碗，碗裡盛滿水，然後他在一邊燒香念咒，不久水紋盪起，從碗裡竟長出一朵光彩奪目的青蓮花。石勒被這距今1700年前的古老魔術弄得大為折服，二話不說，封佛圖澄為“大和尚”（注意這是和尚這一稱謂的最早記錄）。從而佛圖澄得以在後趙國內普傳大法，並在石勒的支持下廣建寺院893所，上行下效，佛教在石勒治下遂大為流行。

佛圖澄的法術非常傳奇，他的一些“神跡”在唐代《高僧傳》、宋代《資治通鑑》、以及今人蔡東潘的《兩晉演義》裡都多有記述。比如《高僧傳》裡說他左胸上有一大孔，以絮堵之，以免肝腸外流，夜間讀書時將絮拔出，孔內即有強光射出，可為照明。而且腸子也可從孔中取出，洗滌乾淨後還可再放回去。此外還有“麻油塗掌，預卜吉凶；祈水下龍，為民求雨”等等特異功能。石勒對佛圖澄的神力深信不疑，行軍打仗都要帶上他，以求收“有如神助”之效。佛圖澄也由此成為中國古代第一位正史留名的魔法師（玩過帝國時代等遊戲的朋友對這個角色該不會陌生）。

石勒之後繼位的石虎，人雖更加殘暴，但對佛教的情有獨衷一點不讓先皇。他力排眾議（有漢人儒士建議他改衷儒家為國教）繼續推廣佛教。而這時的學佛之風也已深入民間，成為北方地區的最受人注目的大教。

348年，佛圖澄去世。第二年，冉閔就殺了後趙末帝石鑒，在鄴城建立起冉魏帝國，從此北方大亂。到了362-365年間，前燕慕容恪與東晉桓溫這兩位當時最有名望的戰略家，開始在洛陽地區這行大會戰，前燕兩度攻陷洛陽，又被東晉兩次收復。佛圖澄的大弟子道安為躲這次戰亂攜眾弟子南遷襄陽，從此在北方已蓬勃發展起來的佛教開始渡江南下，深入漢人東晉地區，開始在南方製造出同等殺傷力的巨大影響。

道安在襄陽制定出中國第一部僧侶規範，並第一次提出所有佛徒應都以釋為姓（以前僧侶們是以老師的藉貫為姓，師從天竺來，就姓竺；從安息來就姓安；從大月氏來就姓支）。現在有個常在包公電視劇里演展昭的演員佛名叫釋小龍，他的這個姓就是道安的規範中按出家人的習慣來取的。

道安在襄陽的名氣漸大，引起了北方前秦大帝苻堅的濃厚興趣。這位後來在肥水之戰中“一敗成名”的苻堅，在十六國期是位文治武攻均很出眾的君王，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中把苻堅與唐太宗、漢武帝等一起列為“中國五位大帝”。苻堅也篤信佛教，而且他對佛學大師的興趣也同樣不低。淝水之戰前，他專門安排了一次襄陽戰役，戰略目標之一就是俘道安北上。378年，前秦大將苻丕攻陷襄陽，果然俘獲道安，送到長安來，後來道安成為北方的佛界領袖。

道安的徒弟慧遠（334-416）在道安被俘北上時，於379年逃到江西廬山，在這裡建了著名的東林寺（這個寺廟在後面還要專門講到，禪宗五祖弘忍也曾在東林寺修行，開“東林法門”），繼續在江南廣傳佛法。南北朝時，廬山與長安成為中國佛教的兩大中心，慧遠也與北方的鳩摩羅什合稱佛宗雙聖。

（十二）天龍八部鳩摩羅什

前面講過，苻堅不惜兵伐襄陽，終於把道安弄到了手，然而苻堅並不就此罷手，不久他又開始打另一位曠世高僧的主意了。此人就是中國佛教史上四大譯師之首的鳩摩羅什（另三人是真諦、玄奘、不空）。

鳩摩羅什（343-413）西域龜茲人（與佛圖澄是老鄉呀），祖上原是古天竺婆羅門種姓的望族，父親鳩摩羅炎後來辭去在印度世襲的高官，出家學佛，成為一名天竺高僧。老鳩摩遊學至西域時，龜茲國王看上了他的才學，硬把妹妹許配給他，逼他還了俗，隨後二人生下了小鳩摩，即後來名震華夏的超級高僧---鳩摩羅什了。

鳩摩羅什很好地繼承了父母身上的佛教基因，從小就表現出對佛學教義極高的悟性，七歲起隨母出家（老鳩摩哪去了），20幾歲時已在西域頗有佛名。當地人對他有多崇敬？史書載，當年西域各國的國王請鳩摩羅什去講學，都要親自跪在羅什要坐的寶座前，由羅什踩着國王們的背一步步登上寶座，可見羅什在西域堪稱一人之下（佛祖）萬人之上。

西域各國對鳩摩羅什的如此禮遇，令那邊廂的前秦大帝苻堅看的眼熱心跳，恨不得也馬上把羅什請來由自已來作回他登座的台階。382年前秦西伐西域，大將呂光出征前，苻堅特意把他叫過來千叮萬囑一番“你丫仗打的多爛我不管，但要是不能把鳩摩羅什搶回來，你丫就提着自己的狗頭回來見我”（呵呵，苻堅說話應該沒我這麼粗俗）。

呂光接了這麼個軍令狀，一路打下去還真挺爭氣，西出陽光所向無敵。383年他滅亡了龜茲國，俘到了鳩摩羅什後先發個電報回長安向望眼欲穿的苻堅報喜，然後大軍東返準備領賞。然而天有不測風雲，走到涼州武威地界時忽然天下大亂，呂光發現從涼州到長安的路已經中斷，而苻堅同志未等見到心儀已久的大師，自己先掛了。

事情是這樣的。383年這一年，苻堅裹挾着鮮卑、羌人同盟軍百萬人親征東晉，在淝水打了個“風聲鶴嚦、草木皆兵”的青史留名的大戰役後，前秦帝國土崩瓦解。385年，苻堅被更加老謀深算的“老羌子”姚萇在岐山俘獲，不久被殺，他對鳩摩羅什的相思病很快就轉移到後秦的開國皇帝姚萇的身上，並更大程度的發作起來。

呂光大軍有家不能回，乾脆自己在武威建了個國家叫後涼，準備長住下來。他並不重視鳩摩羅什，但也不肯放他東去，於是羅什在涼州被監禁了19年（至今武威市仍有一座“鳩摩羅什寺”，乃是在羅什當年住過的原寺舊址上歷代重修後保存下來的）。在此期間羅什潛心學習漢語，為他後來的譯經作了準備。呂光為了讓羅什學習漢語安便，還專門為他配了個生活女秘書，即龜茲國的公主。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可惡的異教徒呂光將鳩摩羅什用酒灌醉，將他與龜茲公主一起關在密室里，羅什忍辱含羞，與龜茲公主破戒成親（此段還是照例要刪節若干字，唉，寫個佛教的貼子，咋也要動不動地刪字呢）。

鳩摩羅什在涼州秘密成親，數年無音訊於中原，而長安那邊的姚萇和他的兒子姚興，並沒因此而斷了奉羅什為後秦國師的念想。公元401年，後秦趁後涼內亂之機，派大軍圍攻武威，兩年後城破，後涼滅亡。鳩摩羅什終於重見天日，被後秦新主姚興迎進了都城長安，正式開始在中原華夏設壇講法。

十年磨劍，鳩摩羅什受到姚萇重視以後遂大展才華，他先後譯出大乘佛教空宗的多部重要經典。要認識鳩摩羅什對漢傳佛教的巨大貢獻，只需看看這些重要經典的名字即可略知一二。《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此為三論宗修習的三大經典，因而鳩摩羅什被尊為三論宗（中華佛教八大宗之一）之祖。
《妙法蓮華經》，此是天台宗（中華佛教八大宗之一）的立宗經典；
《阿彌陀經》、《十住毗婆沙論》，為淨土宗（還是八大宗之一）的修習的依據；
《彌勒成佛經》，促成彌勒信仰的發展；
《坐禪三昧經》，促進菩薩禪的盛行；
《金剛經》，大乘宗宗的重要經典，為各中華各宗派所研習……。

鳩摩羅什一生只譯不作，但他的學問之高，華夏無人出其右。南方東晉的佛界領袖慧遠（即佛圖澄的徒孫）雖不能向他當面請教，但也通過信函往來經常向羅什求教問題，後來這些書函成書為《大乘大義章》。此時的羅什儼然是當時的佛學權威，他之於中國佛教的啟蒙作用，類似於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

然而不幸的是，希望鳩摩羅什身後留下一男半女的還不只是前面提到的後涼王朝呂光，羅什到達延安後，好異想天開的還有後秦帝姚興。他為能製造出更多的鳩摩羅什二代出來，就強逼羅什一次迎娶十位妻子，羅什再次“忍辱從之”。

不知是否出於鳩摩羅什這些複雜的經歷，金庸老先生在他的武俠巨著《天龍八部》中創作出鳩摩智這樣個反派大人物。從姓氏到佛界背景，明眼人很容易看出這是從鳩摩羅什衍生出的一個戲說歷史人物。在金庸的書中，《天龍八部》是貫穿佛學思想最多的一部。

所謂八部，據羅什譯的《法華經》解是八種神道怪物，因以“天”及“龍”為首，故名。八部者，一天，指天神；二龍，指龍神；三夜叉，食鬼之神；四乾闥婆，只食香氣的樂神；五阿修羅，執拗而善妒之神；六迦樓羅，食龍之大鳥；七緊那羅，頭上生角的樂神；八摩睺羅迦，大蟒神。這八種神道精怪，各有奇特的個性和神通。據說金庸在《天龍八部》的最初構思中，欲以八個武林人士的故事來代指這種八種神道，至於具體誰是哪一個，那只好由武俠迷們來對號入座了。

鳩摩羅什於公元413年圓寂於長安大寺，火葬後的靈骨舍利後來被安放於陝西戶縣的草堂寺，唐代建起舍利塔，此塔至今仍在，是我國保留下來的僅有的唐代古塔中的一座，考古價值甚高。今年是鳩摩羅什誕辰1660年周年，10月份，中日兩國佛學界百餘名高僧還在草堂寺舉辦了紀念法會。當地政府“佛教搭台、經濟唱戲”也算是作足了古人的文章。

（十三）一闡提人皆得成佛

南懷瑾老先生在《論語別裁》中對儒、釋、道三者進行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儒家是糧食店，裡面賣的東西雖千百年來一成不變，不外乎五穀雜糧，但中國的老百姓卻一天也不能不吃，有道是“民以食為天”，所以米店的大股東又叫“天子”。

道家象藥店，道家思想用於撥亂反正（比如漢代文、景帝年間的無為而治），沒病的時候不用去，有病了就必須要去抓點藥，所以太上老君在西遊記里是個煉藥的。

那麼佛家象什麼呢？南懷瑾說佛家象雜貨店，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超市大賣場。裡面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學佛的人跟逛商店一樣，進來轉一轉可以買東西，也可以不買，想買多一點也可以，佛法深遂，取之不竭。
到了公元5世紀的時候，中國佛學這個大賣場上，又有新的商品擺上了貨架。

前面講到印度佛教的時候提過大乘空宗與有宗的華山論劍（論到佛教在印度絕種，兩派也沒分出高下）。鳩摩羅什是位大乘空宗般若學的譯經大師，他譯的多數經典都是這一類的思想，因此在西晉到南北朝的前期中國曾有過一段般若學大行其道的歲月。然而在印度不能獨美的空宗，到了中國後發現他的老對頭“有宗”不久也跟了上來---真夠鬱悶的呀，不是冤家不聚頭哦。

龍樹菩薩所創立的空宗中觀思想，是以研究空性（無我）為核心的。所謂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即不同於“有”也不同於“無”。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是一種相對的依存關係(緣合)和一種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假名）。比如你看到一杯水，你認為他是存在的，那是因為你的眼睛和這杯水之間構成了一種相對的依存關係，如果你把眼睛閉上，那麼這杯水從你的認識世界中也就消失了。所以這杯水即不是絕對的無，也非絕對的有，它是“空”。

空宗般若思想雖從哲學高度解釋了萬物本源的問題，但他認為世界萬物皆為空，這就同時否認了佛法的客體存在，造成了一些佛家弟子修行中的迷茫。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是寧可信其“有”，不願信其“無”，中國佛家弟子希望樹立一個實在的修習目標可以遵循，並且關心什麼樣的人才可修習成佛。這樣以佛性為核心問題的涅槃學就被提上了大賣場的貨架。

中國首先提出有宗思想的人是一位叫竺道生（355-434）的南朝僧人，他自幼師從名僧竺法汰（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從天竺來的），15歲時即可登台講經。據說他的口才極為出眾，“吐納問辯，辭清珠玉”，（又一個大專辯論賽的主辯材料）。有一次他在蘇州虎丘白蓮池說法。說到吐沫星子亂飛的時候，碰到了池水暗涌，池中巨中隨之上下晃動，觀眾們以為石頭是被他的佛經說動的，由此傳出佛史上著名的“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佳話。

如果一到虎丘旅遊，一定會上述這段佳話不會陌生，這是虎丘作為南方著名佛學經場的重要事證。虎丘的另一處名勝就是建於五代吳越國的雲谷寺塔，因為它是斜塔，所以在中國建築史上的地位就更高。與這裡有關的名人還有不少，比如逼勾踐臥心藏膽的的吳王夫差就埋在虎丘之下，唐代白居易曾作過蘇州刺史，宋代的蘇東坡、清代的乾隆也在這裡留下過不少詩篇。所以有幸到蘇州來除了看園林，還不要錯過了出了個竺道生講法的虎丘寺。

當然這裡提到竺道生，並非僅因為他能辯，而是因為他首先提出“一闡提人，皆可成佛”的思想。“一闡提人”是指性情懶惰，不能主動行善的人。北方有位法顯和尚（後面還會提到）譯的 《大般泥洹經》中說一闡提人因品性怠惰，是不能成佛的，這就擋住一些對自身佛性沒有自信的俗人求佛之路。而竺道生則認為，萬法有法性，眾生也都有佛性，一闡提人經過修持一樣可以成佛。

竺道生的思想在當時具有進步性，大教始傳期群眾基礎的作用比教義的絕對正確要來的重要。而一些上層僧侶們不這樣想，他們認為竺道生的理論挑戰了他們的權威。中國的老和尚們認為自己身邊出了個哥白尼式的異教徒，盛怒之下雖沒把竺道生燒死，也從此將他趕出了建康僧團。

佛教是一門研究萬物本源的哲學，從它所建立的世界虛無的思想體系中不斷鑽研下去，往往會進入形而上學的層面，教義教理皆由遠離淺顯本義的抽象詞彙和複雜的認識論來解說。玄中談玄，圈外的人會茫然不知其所云，這便勢必會拉大佛教徒與草根階層的思想鴻溝，最終弱化佛教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佛教的發展，印度與中國在佛教的鼎盛之後都出現了自身再生活力的匱乏，而走向式微，其本質的根節不能不說因此而成的。

由竺道生開創的大乘涅槃學說，也有一套龐雜的思想體系，其中那些形而上的東西我都不多講了，我只覺得他所堅持的人人皆有佛性的觀點在當時最有進步意義。然而佛界老學究卻不能接受，視為異端。不過好在當時還有個印度老師來為中國的佛學爭論作個裁判。不久後北涼僧人曇無讖譯出了有宗的重要佛典《大般涅槃經》，其中提出的眾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印證了竺道生的先知先覺，從而竺道生名聲大振。

竺道生在佛法修行手段上還有個重要的發明，就是“頓悟”思想的提出。簡單地說，道生認為佛法實相是個完整圓滿的整體，不可分割，因而人們修習它也就不可能逐段去參悟，只有頓悟才是求法的唯一途徑。到唐代時有僧人發展了他的頓悟學說，最終形成了“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禪宗思想。

434年的某一天，竺道生再次升壇講法，他與往常一樣，字字如珠、句句入心，眾生正聽得如痴如醉，忽然發現竺道生手中羽扇落地，大家近前一看才發覺，竺道生同志已然圓寂了。

竺道生雖死了，中國佛教東傳的興盛期卻快要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