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話佛教東傳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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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西遊記之法顯版

自東漢明帝年間白馬東來，至十六國南北朝時期，數以百千計的西域、天竺高僧陸續來到中國傳法。隨着佛教在中國地位的提升，這些外國和尚大都受到禮遇及崇拜，類似於時下外籍教練和隊員在中國足球場上獲得的風光，這就令一位叫法顯的和尚看得鬱悶不已。

法顯（338-423），本姓龔，平陽郡人（今山西臨汾）。從他的出生年份和出生地來看，應該是生活在石虎治下的後趙帝國里。法顯20歲的時候受戒成為比丘，然後在平陽和長安的寺院裡一混就消磨了40年光景。晚年的時候，法顯對自己的前半生進行了徹底的否定，他覺得冥冥中自己一直有件大事業未能完成。

有一天他上網瀏覽新聞，看到了張朝陽同志在天安門前擺COOL的照片，再看文字介紹得知這個當年窮酸書生現在竟上了Mr.胡潤編的中國百富榜。此事對法顯的刺激極大，他終於得到啟示“土鱉是受人氣的，待俺出國一圈也換個海龜的新馬甲回來”。

385年，長安僧團的領袖道安（就是佛圖澄的大弟子）去世了，而鳩摩羅什此時還被呂光扣在涼州過不來。法顯利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機向當時長安的國王---後秦帝姚興請求派他去西天取經，姚興看了看法顯那張老臉，一邊剔着牙間的肉沫說“好是好，可是俺現在沒錢，你知道這年頭地主家也沒餘糧呀”。說完一個飽嗝把法顯嗆出十米開外。

萬事怕個執着，法顯此後不斷向姚興寫申請書，公元399年的時候，姚興從牙縫裡擠出了錢，終於打發法顯及另外四位僧人一起上路趕赴天竺（走的遠遠的，成天價的來說，你丫煩不煩呀），而這一年法顯已是62歲高齡，所以姚興可能壓根就沒指望法顯能活着回來。

前秦苻堅敗亡後，中國北方處於重新洗牌的混沌之中，由於一時沒有一統江湖的人物出現，最混亂時北方有十一國並立，單是涼州地區（即西行的必經之地--河西走廊）就有六個國家之多（北涼、南涼、西秦什麼的一些小國），而且互相死掐地正自過癮呢，法顯這一路西行過去可謂殺機四伏。

兩百年後玄奘和再往後的義淨西行時比法顯可要便宜得多。首先中國一統，沒那麼多軍閥礙事，其次盛唐威名之下，大唐的外交通牒比現在美利堅的passport還要牛，所到之處無不倍受禮遇。相比之下，法顯拿的後秦通牒到了別國就成了通輯令，好多姚興的債主們正紅着眼睛要找姚氏拼命呢，法顯想了想後決定還是把這些爛文書扔掉吧。

出了河西走廊就進了新疆地界，這裡是萬里戈壁再加萬里的沙漠，古代的寂寞商路上，每天都有人無法堅持走到最後的綠洲而倒斃荒野，至今古路旁邊的山體上還有很多人鑿小洞，當年就是為存放死者骸骨而鑿的。

我想象法顯等五人走過這片不毛之地也必是九死一生，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法顯的另四位同伴先後夭亡於此。難解的是，倒是歲數最大的法顯命最硬，居然活着出了新疆、又翻過帕米爾高原、再過七百級棧道、趟過興都庫什山冰河， 有一天法顯一覺醒來居然聞到了空氣里飄然而來的一陣暗香，老法顯為之然精神一振，他提氣再嗅，不錯，這不就是印度人頭髮里散發出的陣陣樟香嗎。

我們可愛可敬的法顯老頭知道，自己終於到魂牽夢繞的天竺了，他伏在印度河河畔長跪不起，大喊“神啊，救救我吧”。這一年是公元405年，這一路法顯整整走了6年。

對於佛教徒而言，到了印度也就象是回到了家。法顯抖擻精神開始取經學法，他遍游北印度，然後又在中印度住了三年，前面印度史部分提過的那家食宿免費的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他也去過（不過當時該寺還沒有唐僧來時那麼風光）。法顯學會了梵語（60多歲了還能學外語，至今英語還沒學好的朋友自己掌嘴吧），又取到了經書，便打算經斯里蘭卡由海路回國。誰知當地的國王好客，又留他住了些日子，據說至今斯里蘭卡還有一處法顯洞，這可是中斯友誼的見證哦。

公元411年，法顯啟程東歸，在海上漂了兩年，又在東南亞一帶狠轉了一圈，過足了出國癮。於413年回到東晉王朝的首都---南京。細心的朋友可能發現了個問題，法顯是拿着後秦給的獎學金出國的，怎麼回來的時候卻投到東晉的懷抱中去了。

這個事情是這樣的。五胡十六國真是超級大亂世，列國政治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413年（也就是法顯歸國的這一年）發生了兩件事。一是胡夏劉勃勃改姓赫連，這位匈奴的後代是十六國期第一號猛男，此時他正抓住稱霸關中多年的後秦姚氏帝國猛KEI。另一件事就是東晉大將劉裕滅了西蜀國，為三年後收復長安、滅亡後秦掃清了北伐的障礙。你說這兵荒馬亂的讓法顯如何返回長安，他西遊時已差點丟過一次命了，現在還是老實一點的好。

另外還有個因素也很重要。五世紀初的時候，中國佛教的重心已開始由北向南轉移，後面會講到北魏太武帝滅佛的事件，法顯若回了北方，保不齊會被太武帝當成佛教痴迷者給勞動教養幾年。

法顯在南京住下來，憑他帶回來的那些經書和翻譯的本領也不愁沒有飯吃。不久他與從北方鳩摩羅什（這時羅什已去世）僧團南下的陀跋陀羅和求那跋陀羅（這兩位都是印度人，看這名字多繞口）一起譯出了《大般泥洹經》（它是大乘《涅槃經》在中國的初譯本），及《摩訶僧祇律》等書，開有宗的先河。後來北涼僧人譯出了完整的《涅槃經》，加上竺道生的宣傳，從而涅槃學（有宗）取代般若學（空宗）開始在中國流行起來。

（十五）四大譯場佛法普傳

佛教於公元一世紀正式傳入中國，其後經歷了近200餘年的“不應期”，到晉末南北朝時驟然迎來它在中國之旅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其後的兩個黃金時代我認為是大唐和康乾之世），這裡面的內在原因是什麼呢？中國古代先後傳入的外來宗教還有不少，比如景教（基督教的前身）、祅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就是笑傲江湖中說的明教），為什麼這些宗教沒有在中國造成同樣的影響呢？

原因可能是多兩方面的：首先從社會層面上看，漢末至晉末的大亂世，使中原漢族百姓處於一種極度地悲慘生活中，歷史上無論春秋戰國還是秦末的大起義期間，從沒有出現過類似五胡十六國期這種殺伐無度、赤地千里的局面。人世無常生離死別，使大眾更易於接受業報輪迴的解說。

簡單地說儒家教人知禮節，佛教教人明生死。亂世中生活尚且不易，知書達禮這些就有些次要了。而生老病死這些人生苦難則更考驗老百姓的神經。佛教正好就是教人如何超脫現世之苦，去尋找來生的極樂世界。所以它的教義一經在華夏傳播，便很容易受到老百姓的接受也就不難理解。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來自於政治層面。宗教的普及與統治者的大力宣傳總是密不可分，所謂上行下效。五胡期十六國中有超過大半的國家是崇佛的，例如前面已講的後趙石勒、前秦苻堅、後秦姚興等等。那麼這些胡族皇帝為何對佛教情有獨鍾呢？除了佛教與現世無爭的教義有利於抵消被統治者的反抗精神、方便盤剝百姓外，其實與胡人的統治心理也很有關係。

當時的中原地區原盛行的儒家和老莊玄學思想都是漢人的思想精華，也符合漢人的文化傳統，胡族新統治者不願照搬過來，所謂華夷有別。同時他們又覺得為便於統治沒有套理論體系也不行，胡人無論武力有多強大，究其文化基礎卻是貧乏的，因此他們的自卑感也就很強。來自於天竺，生根於西域的佛教恰能滿足胡人的這種需要，藉助推廣佛教文化來與漢地的儒家文化相抗衡，是他們得以長住中原而不被同化削弱的思想武器。

而景教、祅教、摩尼教大都不具有上述的這些傳教優勢，所以雖然它們在華夏文明中留下了痕跡，但最終沒能造成堅實的信徒基礎。比如襖教，它傳入中華的歷史也很悠久，與佛教幾乎同時期，但終久沒有登上上層建築的頂峰、在群眾中影響也很小。唐武宗會昌法難（這個後面會講到）中，襖教與佛教一起被禁，受到很大的打擊，從此襖教就一撅不振，再沒有復甦過。而佛教則不然，唐武宗之後不久就慢慢地恢復了傳播，一直傳到現在還有大量的信徒。

說到傳播，還有人才因素的作用。佛教漢傳歷史上一直不缺大譯經師，他們把佛教的印度經典介紹過來，又以對漢學的精通將這些經典用漢學思想和詞彙翻譯成書。這種譯經活動，最初是自發單獨地進行，到了十六國時期，由於王權的介入和譯經人才的增多，逐漸形成了著名的四大譯場。

首先是後趙的首都鄴城（現河北臨漳縣，就是西門豹治水、曹操築銅雀台的地方），佛圖澄和他的弟子們曾在此翻譯經卷，講傳佛法。
比鄴城譯場大的多是長安，前秦苻堅支持的道安（佛圖澄大弟子）僧團和後秦姚興倚重的鳩摩羅什僧團都在這裡。姚興還專門建了個“逍遙園”作為他們譯經的場所，這是中國最早出現的皇家佛學研究機構。不過，佛學聖地怎麼會起了個“逍遙園”的名子呢，兩者格調上不大相配嘛。

南方比較大的譯場在東晉的建康（即南京），這裡也是人才濟濟。除了前面說到的慧遠、竺道生、法顯、佛陀跋陀羅等人外，至梁武帝年間還出了真諦、僧祐等新一批的大譯經師。而真諦更是與鳩摩羅什、玄奘、不空（一說是義淨）等齊名，被稱了漢傳佛教四大譯師。

真諦（499-569），是地道的印度人，天竺名叫拘那陀羅。梁武帝年間他從海路來到中國，主要在廣州和南京兩地的譯經場講法。真諦在中國生活了23年，譯出經書278卷，最終使他青史留名的是他譯出的《攝大乘論》這部在印度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卷。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因為《攝大乘論》是有宗唯識觀的經典著作，正象鳩摩羅什譯“三論”而成為大乘空宗中觀學的權威譯家一樣，真諦譯的《攝大乘論》也使他成為中華大乘有宗唯識學的第一人。（有宗和空宗的在印度的打架故事參照相關章節）。

說完鄴城、長安、南京，四大譯場中的最後一個是不太起眼的涼州姑臧（即現在的甘肅武威）。它能擠身四大譯場還多虧了五胡時期一個叫北涼的小國和它們極度崇佛的國王。

北涼是由一批叫盧水胡的匈奴（此時的匈奴血統已很不純了）所建，盤踞在涼州的北部（甘肅內蒙一帶），在天下大亂之中並不太顯眼，但國王沮渠蒙遜也時刻想着一朝揚名立萬。403年後秦帝姚興看着前秦遺臣（呂光）建的後涼國不順眼，沒事就找茬來痛扁一頓（當然另一個目的是來搶涼州城內的鳩摩羅什），沮渠蒙遜覺得有機可趁，於是也加入了這場對後涼的群毆（來打群架的還有南涼、西秦等國）。

終於涼州城破，後秦姚興眼急手快搶走了鳩摩羅什，北涼只好搶些其他高僧回去供着，隨便一數也有幾百名之多。為什麼會有這些多高僧在涼州呢？原因很簡單，涼州是印度、西域僧人進入中原的必經之地，由於各種原因很多僧人在此滯留下來，後來就逐漸形成了姑臧僧團。北涼接手了姑臧的管理後，在此建起了“閒豫宮”作為譯經場所，其規模絲毫不遜於姚興長安的逍遙園譯場。姑臧僧團的曇無讖譯出了《大般涅槃經》（這本在十三章里專門提到過），也使北涼這個小國家以佛事的顯要而在十六國中着實混出了名堂。

北涼的文治武功都比較一般，但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壽命在十六國中卻最長。當拓跋鮮卑人於公元439年打到它的城下，其它那些十六國中的成員都已灰飛煙滅了。隨着北涼的滅亡，五胡十六國正式劃上了句號，後面我們要集中看看佛教在南北朝期間的發展了。

（十六）佛道的婚姻悲劇

佛教最初傳入中華大地的時候，為了儘快地得到中國的綠卡，曾與道家辦了一次假結婚的手續，到了5世紀的時候這一婚姻已名存實亡，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協議離婚還是不歡而散了。

前面講過，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為了儘快地取得上層社會及黎民百姓的認同，曾很想找一個中華文明相結合，選了一圈發現道家最合適。道家歷史淵遠，可追溯至春秋百家爭鳴時的老子學說。《道德經》開篇第一句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認為，道就是虛無，道是萬物衍生的本源。這就與佛家的性空源起的學說不謀而合，道家的“道”和“名”也大體可比擬於佛家的“法”和“識”。即有共同語言，道家又有中國戶口，佛家這位外來妹就顧不得矝持，把熱臉蛋向道家的冷屁股上貼了上去。

道家在婚姻問題上是有前科的，之前它與儒家還有筆鴛鴦帳沒結清。老子是周朝最後一個禮官，周朝是重禮的社會，所以禮官的地位可與現在的中科院院士相比，孔子在四處推銷自己的儒家思想時也想到要與道家套套近乎，於是在《史記》中就專門收錄了孔子向老子問禮的記載。孔子以此認老子為老師，拿着老子收山弟子的名片四處炫耀。

事物的發展常有戲劇性，儒家雖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得到相當的推廣，但最終成為中華文化正宗還是頗費了些周折。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身邊的文臣武將大多是一些法家的人，他們給儒家使了使壞，秦始皇就做出個焚書坑儒的壯舉來。劉邦建漢的時候馬上得天下，他對儒家也沒什麼特別的好感。到了“文景之治”，兩位漢家皇帝都推崇道家的無為思想，儒士們還是靠邊站。儒家的真正崛起是因為漢武帝劉徹，他採納董仲舒的建議，下了著名的詔令“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道家一下子受了冷落，正巧佛教送上門來，道家來者不拒。

為了講明佛道的戀愛史，道家編出了一個故事。《史記.老子列傳》載，老子寫完《道德經》後，就出函谷關（河南洛陽以西）乘牛西去，不知所終。道家由此演義說老子是一路走到了印度，在那收了弟子叫釋迦牟尼，這麼講佛教進入中國是尋根來了（以上故事可不是我侃出來的）。

佛陀成了老子的徒弟，佛教弟子為此心裡實在不舒服，但為了拿綠卡也只好忍了。到了南北朝時期，各朝各代普遍尊佛，道家再次靠邊站了。佛家弟子終於有了出氣的機會，反過來也編了故事，說孔子和老子都是佛祖身邊的菩薩，一個叫儒童菩薩，一個叫道童菩薩，這下老子反過來成了佛陀的徒弟。徒弟便徒弟唄，還加個“童”字，頗有輕蔑之意。道佛的婚姻由此破裂。

牛鼻子老道是愛鑽牛角尖的。光離婚不行，還要向負心人索要精神損失費，他們說“丫別高興太早，有你倒霉的”，而且不久報復的機會就來了。

公元5世紀，山西北部的拓跋北魏崛起，作為五胡十六國的終結者，這些鮮卑人出手不凡。參合陂一役把不可一世的後燕帝國打的找不着北，隨後又在關中幹掉了胡夏赫連部了，不到20多年的時間就橫掃中國北部。42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即位，15年後他滅掉北涼，北方就此一統，中國進入南北朝時期。此時的東晉也已game over,南方是劉裕建立的劉宋朝廷，雙方隔江而治，快意恩仇。

北魏太武帝剛即位時，本來也是推崇佛教的，但此時的佛教獨尊已久，逐漸不檢點起來。首先佛寺林立，廣占農田，而僧侶又不用交稅，這就大大削弱了王權。中國不象印度執行的是乞僧制度，中國的寺院從一開始就可以收受錢物，發展到後來某些寺院已富可抵國，太武帝打仗需用錢，他覺得該到向寺院伸手的時候了。

此時太武帝身邊恰有兩位信道的大臣，一個叫崔浩，一個叫寇謙之。他們倆起勁地向太武帝說佛家的壞話。太武帝想到自己身為華夏子孫（各位不要感到奇怪，拓跋鮮卑自稱是黃帝之子昌邑的後代），放着本土的道教不去信，卻偏偏信仰外來的佛教，實在是助紂為虐，於是血腥屠殺的序幕徐徐拉開了。

太武帝的揚道抑佛是分幾個步驟來進行的。公元440年，太武帝統一北方的第二年就改元為“太武真君”（您瞧這名子起的整個一位道師的名號）；442年太武帝正式成為道教信徒（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道教皇帝）；444年正月，太武帝下令王公百姓不得再向僧侶施捨錢物；同年9月，開始捕殺名僧。到了445年，太武帝耐不住性子了，他發布了“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僧”的絕殺令，在全國範圍捕殺佛教徒、焚毀佛經、佛像，一時間曾經的東方佛國一片血腥，寺院香爐灰飛煙滅。冉閔屠胡時，鼻子長得高一點的跟着倒霉，太武滅佛間，頭髮長得少的也是死的不明不白。

佛教在中國傳播到第4個百年的時候遭到如此大的一場劫難，怕是佛教徒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更加始料不及的是，這種劫難在中國歷史上還不是僅有一次，中國佛教史上有“三武法難”，北魏太武帝是這“三武”中的第一武。後面兩武也多少都與佛道矛盾有關，可見自南北朝始，儒、釋、道三家為爭當中華正宗已開始赤膊上陣了。

釋、道結了仇在文學作品裡也死掐。揚佛抑道的吳承恩寫的《西遊記》中，孫悟空打的這個大仙、那個大仙的都是道家子弟，連玉皇大帝這位道家神話中的頭，孫悟空一樣不放在眼裡，大鬧天宮後還要請出如來佛祖才能擺的平，兩者高下立見。不過，到了《大話西遊》裡，孫悟空（至尊寶）與盤絲大仙（紫霞仙子）相愛，也算是這兩個世仇家族中的一對羅米歐與朱麗葉。

（十七）北魏鑿窟、造像禮佛

太武帝拓跋燾滅佛，滅的驚世駭俗，滅的心滿意足。可憐成千上萬的僧侶們因信仰而死，死的不明不白；一班王公大臣在一邊看的目瞪口呆。北魏拓跋氏這一家子在中國歷史上絕對是超級猛男一族，他們做的很多事都是大腦風暴，逆勢而為。後面還有個孝文帝拓跋宏（教科書上對他評價倒挺高），還搞了個全盤漢化，逼着全國的胡人改漢姓、穿漢服，說漢語，不從者斬！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真不明白這些姓拓跋的抽的什麼瘋。

其實佛教當時在中國已根深葉茂，拔出蘿蔔帶着泥，一意孤行地打壓只會激化國內的社會及宗教矛盾，更何況滅佛滅的這麼心狠手辣就不怕招報應嗎？哎，這報應還真的很快就來了。

第一個倒霉的是給佛教穿小鞋的的大司徒崔浩。他的官本來來當的好好的，權傾朝野，又極受太武帝的信任。太武帝以前常去崔浩家談心，有時到了飯點兒，也不管崔浩家有沒有精心準備，端上什麼就一起吃什麼，可見對崔浩的親近。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滅佛後的第5年（公元450年），太武帝忽然龍顔大怒（又開始抽瘋了），給崔浩定了個“借修史暴揚國惡”的罪名，下令滅崔氏九族。“滅九族”什麼意思，就是不僅要殺姓崔的，連與崔浩三代內聯過姻的氏族也都一次殺乾淨。這還不算，參與過修史和崔浩一同工作過的一百二十八名同事也一起滅族（各位簡單算算，這得死多少人）。崔浩被解赴刑場的時候，幾十名士兵向他身上撒尿，崔浩時年已70歲，“呼聲嗷嗷”，還沒砍頭呢先被淹死了。

下一個倒霉的該輪到太武帝自己了。太武帝一生東征西伐、殺人無數，沒料到自己也會死的很難看。452年（滅佛的第7年）有個叫宗愛的宦官惹了事，一想這要被太武帝知道了難保自己人頭落地，乾脆找了根本來準備自己上吊用的繩子，進到宮裡把太武帝給勒死了。眾位別奇怪，北魏宮闈就是怪事多，殺個皇帝不僅挺容易的，而且事後也沒被追究，這位叫宗愛的宦官後來還當了大司馬、太師等高官。事後好幾年，才有大臣緩過神來，費了好大勁把宗愛給殺了。大家看看太武帝的兒子們也死的差不多了（大多被太武帝殺的），就立太武帝的孫子拓跋濬當皇帝，是為文成帝。

新皇帝上任三把火，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為佛教徒們恢復政治名譽，並為十年動亂中慘死的老幹部們（我的意思是老和尚們）補開了盛大的追悼會。文成帝想想自己的皇爺爺太武帝實在造孽太多，只是這些舉動還不夠，為了向佛祖表示真誠的悔意，他下令在北魏當時的首都平城（即山西大同）西郊的山上開鑿石窟、雕刻佛像。這就是我們現在很熟悉的雲崗石窟。

石窟藝術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至古印度的七葉窟遺址。早期的石窟是鑿在山洞裡的講經堂，裡面輔以壁畫和石雕，高僧們在此向信徒傳法。公元4世紀的時候，在石窟里砌造佛像開始流行起來，後來佛像越造越宏偉，石窟中其他組成部分逐漸被省略了，只剩下一尊大佛孤獨地站或坐或臥立其中。

中國早期的石窟分布也尊循大教東傳的線路圖，先是在新疆（比如克孜克爾石窟），然後甘肅西部的敦煌莫高窟（始鑿於366年），再到甘南的麥積山石窟（始鑿於386年），最後開始在中原地區盛行起來。

大同雲崗石窟始鑿於453年，由涼州高僧曇曜當包工頭，首期工程鑿了5座大窟，內各坐一佛，分別代表北魏太祖以下的五位皇帝。搞笑的是其中竟然也包括了滅佛的太武帝，這實在是對佛教徒們的一個巨大諷刺。不知後來的佛教徒到此看到它時，會不會象看到岳飛墓里的秦儈像那樣唾口水。

後期的雲崗石窟又陸續開鑿了50年，最後形成石窟53個，大小佛像51000餘尊。我個人認為如有機會去參觀，應該尤其留意一下窟壁上的佛教故事浮雕，其雕刻手法具有健陀羅風格（也就是西方雕塑色彩），不經意還以為是古比倫的浮雕藝術呢。隋唐以後的佛教雕塑才開始漢化，兩者加以比較，別有意味在其間。

文成帝死後，其子獻文帝即位，他繼承了拓跋家族腦筯風暴的傳統，想出個專心侍佛，禪位給兒子，自己作太上皇帝的主意來（他是中國第一位太上皇帝，後來還有幾位，最後一個是乾隆）。當政的馮明太后一看獻文帝胡來，乾脆把他給毒死了，由獻文帝的兒子拓跋宏當皇帝，這位就是全盤漢化的孝文帝了。

孝文帝為配合全盤漢化遷都洛陽後，於494年在洛陽南郊龍門山開鑿了龍門石窟，至505年一期工程結束，為孝文帝及其皇后，以及後來的宣武帝仿雲崗建制各鑿一窟，是為“賓陽三窟”。後來又經唐朝的大力擴建，尤其是在“小尼姑”武則天的主持下，建成了著名的奉先寺窟，內有一尊盧舍那大佛，坐高17米，單是那雙腳就有一米多高。盧舍那大佛是武則天為自己開鑿的，梵語裡“盧舍那”是光明普照的意思，暗扣武則天“日月當空照”的名字。自古以來的洛陽人就喜歡有難的時候來摸摸大佛的腳以取個吉利，也不知“臨時抱佛腳”這話是不是從這來的。

雲崗和龍門石窟都是我國申報下來的世界文化遺產，這也是沾了佛教的光。三大石窟中還有個莫高窟，以後再專門講講吧

（十八）梁武崇佛、夢斷金台

北朝滅佛、禮佛這些事先講到這裡，回過頭看看佛教在南朝漢族政權中的表現。這裡我們要隆重推出佛教史上史無前例的崇佛皇帝---梁武帝蕭衍。梁武帝的名字在中國佛教東傳期的教史僧規中不斷地出現，他將佛教推上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峰，同時關於他禮佛的故事也非常的搞笑，為了充分地認識這一歷史人物，我們先從南朝的政治講起。

南朝歷史總的說來是由一批不爭氣的漢族皇帝們書寫的。除了個別的皇帝（如劉宋武皇帝劉裕），其它人都短於進取，長於內鬥，對恢復北方故土不積寸攻，殺起王室宗親來卻絕不手軟。到了蕭齊末年的時候更出了個東昏侯蕭寶卷（其實他是皇帝，被廢后才改稱東昏侯，史家惡其名，只肯以這個廢號來稱謂他）。蕭寶卷濫殺大臣那些事不贅述了，這裡說說他發明的一個行為藝術。為了形象地向大臣們演示佛教典故，他用純黃金鑿成蓮花，貼在地上，由他寵幸的潘妃在上面行走，叫做“步步生蓮花”，走到哪裡就鋪到哪裡。如此解說佛法，可知人民哪裡還有什麼活路。

齊朝雍州刺史蕭衍看到蕭寶卷胡來，決定起兵反叛（以前蕭寶卷殺了蕭衍的大哥蕭懿）。502年蕭衍攻破南京，代齊自立，史稱梁武帝。此時的北方，拓跋氏遷都洛陽推行漢化不及十年，正在努力緩和鮮卑與漢人的矛盾，暫時對南方的壓力減小。而梁武帝執政前期政治開明，思想進步，所以南方一度形成天下太平，百姓樂業的局面。如果能一直保持下去這種勢頭，南方對北方的弱勢或許還可扭轉，然而搞笑的事情在梁武帝信佛後隨之就發生了。

梁武帝最初是信仰道教的，道家當時講煉藥服丹、羽化成仙（中國的煉丹術也不全是迷信，最早的化學家葛洪就是南北朝時期的一個道士），或許是梁武帝吃了道士煉的泥丸總也不見成效，想想還是佛教修習簡便，又無服藥的過敏反應，從此拋棄道教，改宗信佛。

梁武帝的性格有點偏執狂的傾向，信了佛教後就迅速達到了痴迷者的程度，反正當時南朝國富民安，有的是錢，為了禮佛梁武帝就開始鉚足勁建寺造像。唐代詩人杜牧在《江南春絕句》裡說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其實這數字太保守了，僅梁代建康一地，就有寺院2846所，出家僧尼8萬人，稱當時的梁朝是東方佛國一點也不過分。

更為出奇的是，梁武帝住在宮中拜佛還覺得不過癮，居然四次捨身南京同泰寺（這個寺也是梁武帝親自敕建的）出家為僧，分別是在64歲、66歲、83歲和84歲時（梁武帝是個中國七大長壽皇帝之一）。雖然後世有順治棄帝位出家為僧的說法，但那必竟是由野史演義而來。而這位梁武帝可是貨真價實地要當“皇帝和尚”。他旁邊一幫大臣看得直眼暈，攤上這樣的皇帝只好自認倒霉。然而國不可一日無君，於是大家從國庫里收羅些巨款向寺廟作攻德以贖回皇帝。這可真成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外奇聞，寺院方丈比當綁匪划算，這邊收了贖金，沒幾天人質就又跑回來再次欣然接受勒索。如此往復，國庫里的錢就整體搬家到了寺廟的後院裡去了。

還有更好笑的事情。朝中一位叫賀琛的大臣看到時局不利，寫了一封針貶時敝的文章上奏。梁武帝崇佛以來自我感覺正好，看到有大臣不理解自己的苦心，於是寫了一道詔書下發。這篇天下奇文中說“朕為了國家大事，已有30多年沒有近過女色了（這種事也好意思在詔書裡面講），我平時不喝酒、不聽音樂，每次批准了重罪，我都整天為此悉眉不展。我不吃肉，每天到了很晚才吃飯，過去我腰大十圍，現在只剩二尺多……我如此節制自己，`為誰為之，救物故也`，這樣做還不是為了以我心慈悲普救天下蒼生嗎？”

這真是“急就病遇上慢郎中”，賀琛上表是為勸梁武帝重國治而輕佛事，這位梁武帝倒是寫了一大堆話表白自己如何虔誠侍佛，可惜這些修來的德行換不來國家的大治，不久侯景之亂就發生了。

侯景叛亂的細節這裡不去說了，這支從東魏分裂出來的部隊從安徽壽陽起兵，一路殺往南京來居然沒遇到什麼象樣的抵抗。原因是此時的梁朝臣民對這個惡作劇的皇帝都厭煩了，一起袖手旁觀等着看蕭衍的笑話。侯景軍很快攻破了建康，將梁武帝包圍在王宮裡的台城中。古時弒君是個大罪過，一般人都不願背這個罵名，於是叛軍們採取了春秋時期就已慣用的方法：包圍王宮，不給梁武帝送吃的。梁武帝被困在宮內的佛像前，對着飄搖的燭火爐香追憶着自己的前塵往事，方才悟出求人不如求己，佛陀菩薩換不來白面大米。然而這一切醒悟已然晚了，梁武帝蕭衍在口中發出的“哬哬”聲中，被餓死在台城裡，這實在是對盲目迷信的一大諷刺。

不過，梁武帝對中國佛教的教史僧規還是貢獻多多。遠的不說，中國佛教徒不許吃肉就是梁武帝的獨創。此前印度佛教實行的是乞僧制，只要是乞討來的食物，即便有肉，也該不加選擇地吃下。梁武帝認為既然佛規第一條就是不殺生，那麼和尚吃肉就是助長百姓去殺生，於是他下詔頒令天下僧侶不許吃犖。這道聖詣影響到至今，從此中國和尚改為素食，幾百年後魯智深在五台山上想吃肉急得團團轉，他若知道這個不人性的主意是梁武帝出的，定要去找他用拳腳理論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