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話佛教東傳史（十）
【 作者：夏杞人 來源：『煮酒論史』 點擊數：510 文章錄入：扯淡網 】
（四十）神會弘法，南宗獨秀

神會來到北方時，普寂的北宗禪已成為唐廷的官禪，神會要撼大樹不能一上來就連根拔，比較好的策略是從枝幹上搖。於是神會沒有去普寂待着的洛陽，而是選擇了距洛陽不遠的滑縣（司馬懿的老家）大雲寺召開無遮大會，來為正式發起挑戰北宗禪先打外圍的宣傳戰。

所謂無遮大會，是指僧尼道俗都可參加的弘法大會。大雲寺當時在全國有多所，由於武則天登基前曾有勸進的僧人向她上偽《大雲經》為武氏稱帝造勢，所以武則天在全國主要州治都設有大雲寺作為官寺，以示禮佛，鑒真東渡前住的就是揚州的大雲寺（即現在的大明寺）。所以神會這個大會的規格並不低。

734年大會召開，神會將醞釀已久的兩個重磅炸彈悉數拋出。首先就是圍繞禪學正宗象徵的祖師衣缽傳承制度，神會公然宣布，自達摩初祖開始，便有一領袈裟在慧可至弘忍等五祖間進行傳遞，連綿不絕，這相當於帝王的玉璽、丐邦的打狗棒，代表着正宗更替，現在這件袈裟就在慧能的手中，神秀的弟子們枉稱正溯，偽造歷史，今普寂自稱禪宗第七代，這是欺世盜名的說法！

此論一出便在無遮大會上引起大嘩，關於禪宗傳承，人們確實聽說有祖師衣缽的提法，神秀在世時對此也語多含糊，現在神會在此言之鑿鑿，不由得大家心裡不起疑惑。神會看到第一炮見響了，接着又從教理上對神秀北宗提出批判。他聲稱，達摩初祖所傳禪法是以頓悟為主，“自心見性”，而神秀的北宗卻違背達摩初衷，重漸覺而輕頓悟，這是邪魔旁道，誤人正途，要求為慧能的南宗禪正名。

神會在主座上說的唾沫星四濺，底下坐着的普寂僧團的崇遠禪師坐不住了，他站出來說，“普寂禪師名聲遠揚，天下知聞，你一下座末僧居然如此誹謗大師，是不是你與自己的小命有仇呀？”（“豈不與身命有仇”）這種公然以生死相脅的說詞出自一個和尚之口，還真是有些不可思議，可見北宗派僧人的憤怒，事關本派立宗的根本，不赤膊見紅也不行了。

神會也並非只受些言語上的威脅，此後他在北方真的數次遇險，好在有南宗僧人的保護才得以脫險。神會對此並不介懷，相反他更來勁了，這種定宗旨、辯是非的大會他又在北方各地開過幾次。745年他應兵部侍郎宋鼎之邀，把無遮大會竟開到了東都洛陽，這裡是普寂派僧人的大本營，北宗禪和尚們對此忍無可忍了，於是勾結御史盧弈向唐玄宗誣告神會宣揚邪說，圖謀不軌，唐玄宗耳根子軟，遂將神會貶出洛陽，隨後一貶再貶，兩年內把神會逐了四次，直攆到湖北荊州才罷休。

北宗派僧人以為這下沒事了，可是世事難料，這個時候胡人安祿山開始出來搗亂了。安史之亂（755-763）發端於河北范陽，幾年之間兵禍如蝗蟲過境，席捲大半個中國，唐王室都被趕的到處亂跑，那些北方的寺院僧團更是大遭其殃。北宗禪在中原苦心經營多年的寺院僧眾被摧殘一空，北宗無數高僧送命（普寂在安史之亂前就去世了），勢力大受挫折。神會這一支倒是因禍得福，由於被貶南方躲過了戰亂，而且天下大亂還為南宗禪的掘起提供了政治機遇。

唐王室與叛軍開戰打紅了眼，什麼招都想出來試一試，比如請回紇兵來援，交換條件是回紇兵如攻下長安可放任士兵劫掠。這還不足以籌夠唐兵的軍晌，於是平叛副元帥郭子儀想到了求助於在當時頗有名望的神會。神會說，這好辦，我們來賣僧人度牒籌軍晌吧。

唐朝的和尚是不必交稅的，亂世中還可以躲在廟裡吃大鍋飯，所以很多老百姓為了生計都願意出家。官府為了抑制這種僧眾過濫的情況要求出家人數必須要在國家嚴格的控制之內，這就產生了所謂度牒制度，當年玄奘出家時參加的度僧考試，近千人中只取27名，可見當年度僧的嚴格。

不過現在要打仗，這些全都顧不上了。神會為郭子儀出了這個飲鳩止渴的主意，並拖着80多歲的年老之軀親自設壇度僧。前面說到的曾迫害過神會的盧弈已被叛軍殺死，而普寂及其主要弟子又都沒有神會長壽，所以神會的大名開始遠揚，他度僧得的錢全部捐給朝廷，由此得到唐廷的重視，同時由他度的僧自然的歸入南宗禪門下，從而南北兩宗的勢力發生了根本逆轉。唐肅宗還京後下旨為他在洛陽荷澤寺造廟供養，隨後又正式封神會為禪宗第七祖。至此南北禪宗的這段公案終於有了個結果。

慧能禪宗在中國的得勢除去一些偶然因素外，主要有幾個重要原因：

首先，南宗禪講求的不立文字、頓悟成佛的宗旨，將唐初各宗煩瑣的佛教義理徹底拋開，它肯定了人人皆有佛性，而且成佛的先覺條件不再是對佛教經典窮其無味地苦讀。只要機緣合適，眾人就可通過“頓悟”這一方便法門立時成佛。這大大減少了成佛的人為屏障，令眾多學佛的人不再望深澀的佛經而卻步，這對於佛教的中國化傳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同時它對佛理的破壞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只不過這些後果是在兩宋後才逐漸顯露出來。

其次，禪宗主張隱修山林脫離世俗生活，不象此前一些宗派那樣熱心與政治結合（比如華嚴宗對武氏政權的支持），這對王權的鞏固有好處，所以歷屆政府對禪宗的敵意較少。

再有，南宗禪的大本營在南方數省，這裡遠離中國的兵亂戰場。後來經唐武宗會昌法難、唐末大起義、五代更替，北方原有各宗的寺院體系遭到了極大毀壞，而禪宗在亂世中得以保存了實力，又由於宋後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開始南移，造成了南禪高僧輩出，最終他們在北方攻廟略地，最終一統了中國佛界。

神會之後，禪宗逐漸分成了青原和南嶽兩個體系，從南嶽系中形成了溈仰、臨濟二宗，青原系中形成曹洞、法眼、雲門三宗，到宋後臨濟宗又一枝獨秀，它又進一步分化出黃龍和楊岐兩家，以上統稱五家七宗。中國佛教就是在這種不斷分化之中逐漸失去了義理研究的活力，隨着唐末至兩宋以後政治上的崇佛空氣發生逆轉，中國佛教逐漸走過了他的盛世天下，開始向西山日薄處行進了。

（四十一）會昌法難、臨濟宗風

表面上看，唐代儒、釋、道三家並立，互有爭鬥，其中佛、儒的群眾基礎最廣，應該彼此矛盾也最激化。其實不然，儒、佛是兩套不同場合和作用的哲學，儒家講“忠君仁民、禮義孝親”，這是套“入世”的哲學，直接作用於世俗生活和國家治理上，所以隋唐以來，官員選拔的科舉制度是以儒家經典為考試科目（唐代的科舉還沒有發展成後來的八股文，除儒家經典外，考試還涉及先秦諸子的其它學問，甚至包括唐詩的寫作水平）。而佛教講的是“善惡因果，轉世輪迴”，這套思想是“出世”的學問，管的是“個體修行，普渡眾生”。儒、釋兩家井水不犯河水，比較能夠相安無事。

釋、道的關係就要複雜的多，二者在中國被認為都是神、人溝通的工具，都有超度生靈的作用，而中國佛教在發展中借鑑了道家的一些學說來為本土化服務，而道家也學習了佛教的宗教儀式和寺院管理。二者形式相近，功能趨同，那麼何者的法力更大，更受統治者的喜好，就成了此消彼長的關鍵。

唐王室的皇帝們比較實用主義，他們基本上對三教都不排斥，哪個在某件事上更有作用就提倡哪個。比如被稱為“中興皇帝”的唐憲宗，他覺得佛教的祈福許願上更有噱頭，就大張旗鼓地搞了迎取法門寺佛骨舍利的活動，耗資甚巨。為此，大文豪韓愈很不滿意，寫了個《諫迎佛骨表》來痛罵唐憲宗是當年梁武帝，早晚要為這盲目禮佛而國破身亡，唐憲宗一怒，差點把朝愈的腦袋可砍下來。但是，唐憲宗在求長生不死的事上，就又求助於擅於鼓搗出個泥丸仙丹來矇事的道家，他最終就是死在誤服仙丹上的。

也有不能象唐憲宗這樣一碗水端平的帝王，比如這章的重點人物---唐武宗李炎。唐武宗諡的這個“武”字，大約是在誇耀他在位時對回訖人用兵的戰績。晚唐時中國有內憂有外患，這時最大的外患已不是突厥、吐蕃這些昨日黃花的游牧政權，而是改成繼突厥而起的西北回訖人。這夥人自安史之亂入援長安開始，就一直不斷地騷擾大唐的邊境。唐武宗比較他前面幾位被宦官挾持的帝王來還算有些自主性，他起用李德裕為大將，利用分化瓦解一一擊破的老套路，最終收拾了這伙異族入侵者。

邊境安穩了，唐武宗雄心萬丈，也想着“再活五百年”，奇怪的是他不吸取唐憲宗、穆宗服丹暴崩的教訓，仍是重用道士來求長生之術。他用的兩個道士，一個叫趙歸真，一個叫鄧元起。歷史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於，北魏太武帝用道士崔浩（崔浩是信道的儒官）、寇謙之而殺僧；北周武宗用道士張賓而滅佛，輪到唐武宗，這兩位姓趙、姓鄧的道士向皇帝獻丹的同時，也獻上鼓動唐武宗全面取諦佛教的毒計。而這位唐武宗還真的就言聽計從了。

除了道士來穿小鞋外，佛教自身也有些總也改不掉的毛病遭人忌諱，說起來與前面兩次滅佛的主因如出一轍，那就是佛教的過度泛濫造成了生產力的低下。自神會為平安史之亂大開私賣度牒以來，到了唐武宗年間，全國的僧侶總數又一次失控，而且其間魚目混雜，良莠不齊。各地一些寺院成為大亂後最有勢力的地主組織，侵吞農田，寺院經濟惡性膨脹。對此，文采不錯的唐武宗在《廢佛教書》是用這樣詩意的語言來評價的：勞人力於出木之功，奪人力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愈此道！

皇上既然都這樣說了，那麼可想而知佛教徒的日子也就必不好過了。會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開始沒收寺院財產；會昌三年，唐武宗下“殺沙門令”；會昌四年，敕令盡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還俗；會昌五年，唐武宗對此前的滅佛成果又來次大檢查，勒令全國東西二都可以留寺兩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節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從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廟全部拆毀，僧尼全部還俗。此次滅佛的成果是，為唐王室收繳了良田數千萬頃，強迫還俗的僧尼26萬人，拆寺4600所，可謂“戰績輝煌”。

其前兩次滅佛的實際效果似乎都不如會昌法難這一次嚴重，原因可能是南北朝期間正逢佛教東傳的初期，佛教強大的生命力抵銷了王權滅佛的巨大破壞。但唐武宗這次不同，前面已說過了，佛教自隋唐八宗、南宗禪一統以來，在中國的傳播勢能已大不如前。佛教哲學的一些先天因素造成，它在中國的經幾百年傳播後，或者出現象玄奘法相宗那種艱澀的經院哲學脫離民間，或者出現淨土宗這種簡裝版佛教，失去義理研究的活力，又或者象密宗這樣與神魔鬼怪相結合，退化成原始巫術，再或者如禪宗這樣玄中談玄，發展成抽象派藝術。總之沒有哪一個能真正順應時代，發展出真正推動宗教變革的原動力。於是晚唐時分，中國佛教象沒油的汽車在經多次點剎車的制動後，經唐武宗這次急剎，滑行勢能嘎然而止。

唐武宗滅佛銷毀了很多佛教經典，中華八宗中那些義理深邃的宗派沒了精神食糧頓時後繼乏力，象天台宗這種有海外親戚（日本、朝鮮）的還好些，有些經典可以回流，至南宋時天台宗又有了些傳播。而華嚴、律宗等宗的日子就更難過些，它們在宋後基本上融入到禪宗的思想流派中；密宗的那套思想本來就不合漢民族的文化習慣，所以它的流傳很有限，元、清時期藏密大舉入華，漢密就整體融入到藏密中去了；三論、法相在會昌法難之前，修習的人就很少了，所以消失的更快；淨土宗因為有個淨土信仰頗受民間百姓的好感，所以它的思想流傳了下來，但宗派組織基本上被禪宗通吃。最後就只剩下一個禪宗了，自己又分裂成五家七宗，主戰場在南方數省，後來漸漸一統中原，到兩宋後這五家七宗又只有臨濟宗一家獨大。

臨濟宗主張“棒喝領悟”，就是你老老實實地去問法，兩句話不和就要挨打受罵，有的人開悟了，更多的人只能莫名其妙。你被打了還別叫冤，臨濟宗這種見人就打的毛病對誰都一樣。臨濟宗的祖師黃檗希運（因住黃檗山得名，此山在江西宜春市）的時候，有次唐宣宗（繼唐武宗之後的那個皇帝）去問法，剛問了兩句，黃檗就一巴掌打在唐宣宗的身上，氣的唐宣宗直罵“太粗生”（事見《景德傳燈錄》），黃檗說，你懂什麼是粗是細，說完又是一巴掌。唐宣宗一看，估計打不過他，只好告退。

也有比較能打架的不服這個邪，黃檗有位高徒叫義玄（因後來常住河北正定臨濟寺而稱臨濟義玄）也去向黃檗問法，問了三次，被黃檗用棒子打了三次。義玄回去後苦練武功，誓報此仇，武藝長進後又來找黃檗，兩句話不到，黃檗又舉棒來打，這次義玄也不客氣了，奪了黃檗的棒子照着黃檗的禿腦殼就是一巴掌。黃檗和尚最大的優點就是服軟，一看這個年青後生更能打，就宣布將傳衣缽給他，將義玄招安。這南宗禪的故事就是這樣的不可理喻，後來義玄在河北臨濟寺開宗立派，遂成為禪宗中的最大流派----臨濟宗。至宋後臨濟宗成為中國佛教第一大宗派，還有個南宗禪曹洞宗也流傳了下來，但勢力較小，其它如溈仰、雲門、法眼等五家中的其它小派別則興盛了一段時間後就轉入消寂。

臨濟宗的祖庭在河北正定的臨濟寺，這個寺現在隱於正定城裡的古文化街中，不仔細找常會被忽略掉。寺中的其它建築大多無存，只剩下一座造型修長的澄霄塔可以供人瞻仰。日本的禪宗信徒很喜歡來這裡朝聖，中國人卻大都不知這個小寺院的歷史來由了。現在河北地區最大的禪宗寺院是趙縣（就是出趙州橋的那個地方）的柏林禪院，這個寺的規模相當大，寺門前的文化街是趙縣最繁華的地段，柏林寺有個很好的傳統，就是不論香客還有遊人來此都不收門票，自如進入，河北佛學院也設在這裡，走在趙縣的街上常會碰到一些來此修行的僧尼。

臨濟寺所在的正定城在古代是個重要的地區重鎮，這裡現在留下了很多文物古建，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名錄的就有六、七處。古文化街上有一處花塔，造型奇異，堪稱中國古塔建制的精品。這種造型的塔在全國只有新疆還保存了一個，但與正定花塔比起來工藝差了很遠。

文化街上還有一處唐開元寺，現僅存一塔一鐘樓，建制完全是唐式的，極具古韻。開元寺塔建於東魏，唐代重修，從審美角度上甚至要優於長安大雁塔。開元寺的鐘樓分兩層，下面一層是唐代原物，上面一層為五代時重修，這個鐘樓是中國現存“四個半唐代木建”中的那個“半個”，同時它又是中國年代最古的唐代鐘樓。另外四個唐代木建全部在山西省，對古建有興趣的朋友不要再被時下那些假古建矇騙了，要看唐代古建只能去山西和河北正定去找。

正定還有個隆興寺（又稱大佛寺）是當下正定諸多古寺中規模最大的一處，內有很多宋、元木構建築，大悲閣內有一尊宋代銅製千手千眼大佛，高22米（相當於時下八層高的居民樓），此佛像是中國古代雕像藝術登峰造極之作，審美價值無需多言。諸位朋友有時間還是拿出幾天到石家莊地區一游吧，把趙縣、正定、定州的古建可一網打盡，最後別忘了去一下石家莊西郊的毗盧寺，這裡有精美的元代壁畫，在前面的貼子曾介紹過。（扯淡網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