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的老外

基督教自唐朝就已傳入中國，迄今已有將近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了。明朝以前中國基督教的歷史相當模糊，斷斷續續的，有關資料也很零散，值得一提只有一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十六世紀以後，尤其是從利瑪竇入華以來，歷史記載和書刊則是比較豐富完整的。最近一段時間裡，我因協助朋友校對有關基督教入華傳教士的一些資料，產生了對於中國基督教歷史的興趣，並引起了我動筆寫寫感想的念頭。利瑪竇就是我最想寫的第一位人物。

大名鼎鼎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明明是一個老外，卻做了“中國人中的中國人”！他講中國話，吃中國飯，穿中國衣，交中國朋友，寫中文書，讀中國的四書五經，領中國皇帝賜給的俸祿，死後長眠在中國皇帝親賜的土地上。2010年是利瑪竇在中國逝世四百周年，從中國到他出生國意大利，從官方到民間都有隆重的紀念活動。中國和意大利、梵蒂岡都舉行了有關的學術會議，中西方同步播出了利瑪竇專題紀錄片，澳門等地舉辦了紀念利瑪竇的展覽活動，天主教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發表了紀念講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奉無神論的中共政府居然也紀念一個天主教傳教士！這是因為，利瑪竇真的是愛中國，因為愛而把自己變成了中國人中的一個，因為愛而竭盡所能地幫助中國進步，因為愛而把神秘的東方介紹給西方，因為愛而把他心中最神聖的基督教信仰傳給中國。耶穌基督是愛的化身：他寬恕罪人，甚至為殺害他的人禱告。利瑪竇就是以耶穌為榜樣，給古老中國帶來了從神而來的愛，而這種愛的力量是無堅不催的。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利瑪竇四百周年紀念大會的致詞中說：“利神父以自身為中國人，兼治漢學，以區區一身合神父、賢儒、基督徒、意大利人、中國人，豈不偉哉！”

利瑪竇（生於1552年）出生和成長於十六世紀中期的意大利。當時，從馬丁路德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方興未艾。在歷史潮流推動下，天主教本身也進行了改革，以向海外傳教為主要目標的耶穌會就是在這個時候成立的。在聖經里，耶穌基督吩咐給基督徒的大使命是：把福音傳到地極，使萬國萬民歸主作門徒（《馬太福音》28章19-20節）。這就註定了基督教必定是擴張的宗教，傳教是基督徒的神聖職責。由於向海外福音未達之地傳教極其困難，有些西方傳教士認為最有效的傳教方法是“一手拿劍，一手拿十字架”，也就是以武力征服為工具以達到傳福音的目的。利瑪竇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以武力而是以耶穌基督的大愛為武器，在已有數千年固有文明的古老中國獲得接納並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說耶穌基督以愛贏得了世界，利瑪竇則是以愛贏得了明朝時期的中國。雖然利瑪竇對中西文化交流貢獻巨大並為人們所稱頌，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他首先是天主教傳教士，傳福音才是他真正的使命！如何向中國人傳福音呢？利瑪竇採用的方法是像主耶穌那樣用愛來戰勝世界。為了達到歸化中國的目的，他下決心先要愛中國人。為此，他竭盡努力先把自己歸化成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人中的若干人”。他不僅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學，而且熟讀中國古典四書五經。他尊重中國的文化習俗，認為中國人所敬畏的天其實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儒家思想不僅不衝突，而且是互補的。他認為中國人祭祀祖先與孔子只是表達對先人的懷念與尊敬，是“盡孝恩之誠”和“敬其為人師範”，並不是基督教意義上的拜偶像行為。他敬重中國皇權統治，結交中國士紳階級朋友，學習並運用中國語言，適應中國習俗，完全把自己變成了中國人。他熱愛中國，對中國文化和歷史懷有深厚感情，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死後長眠在中國！在傳播基督福音的同時，他給中國帶來了西方科學知識和天文地理方面的成就，並把四書五經等中國經典翻譯介紹給西方。

利瑪竇於1583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跟隨另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傳教士羅明堅來華，居住在廣東肇慶。那時交通不便，一封信寄到歐洲，收到回信往往是6、7年之後了。正是在廣東，利瑪竇刻苦學習漢語，攻讀四書五經等中國典籍，閱讀了大量中國文學作品，並達到精通的地步。他還嘗試着把《四書五經》翻譯成了拉丁文，使中國古典在歷史上首次被翻譯成為西方文字，對西方了解中國起了重要作用。剛到中國時，利瑪竇以為天主教教士應該相當於中國佛教的僧侶，所以他就穿戴和尚的袈裟，打扮成和尚的模樣，並把自己的住處稱為鮮花寺。後來他發現中國人並不把和尚當回事，士大夫一類的讀書人才是屬於社會上流的有地位的人。於是，他就改穿儒服、戴儒冠，像讀書人一樣蓄鬚留髮。他除了長了西人面孔，其他方面與當時的儒生一模一樣。據說他甚至因為不能改變眼睛的顏色和鼻子的高度而遺憾！此外，他廣交中國朋友，他結交的朋友大多是官僚士大夫階級人士，這些人對他融入中國、在中國人中傳教幫助極大。有人問他來中國的目的，他說：“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裡侍奉天主。”正因為他的這種愛中國的態度，他被士大夫們尊稱為“泰西儒士”。利瑪竇的愛心還體現在一些細微的事情上。有一次，他的傭人抓住了一個翻牆進來偷柴火的人。利瑪竇不僅沒有斥責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給他，說他是因為貧窮的緣故，不必和他計較。

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來到南昌，廣交儒士權貴，並在白鹿洞書院講學。利瑪竇依平等的關係與中國人交往並結下友誼，他認為建立友誼是被中國人接受的重要手段。有了友誼，中國人就不會把他當蠻夷對待，而是視他為自己人。他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義，從儒家思想中信天、敬天、事天和人文主義方面入手，認為中國古人所敬拜的天或上帝實際上就是基督教的天主。《天主實義》中說：“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這就找到了中國文明與基督教的共通之處，於是，在基督教看來，中國人的敬天傳統就是可以接受的了。古往今來，利瑪竇是這樣做的第一人，中西比較文化研究實起源於此。利瑪竇還學習中國文人，像他們一樣以文會友。他以中文寫成的《交友論》和《天主實義》等書曾經風靡一時，大受歡迎。他的一些朋友，如馮應京等人，就是從《交友論》開始對他發生興趣，在讀了《天主實義》之後，就決定受洗了。此外，利瑪竇努力向中國人傳授西方哲學、倫理學、數學、地理學和曆法天文知識，同時也向西方介紹中國。儒士瞿太素本想從利瑪竇學習煉仙丹，卻不料所學的乃是基督教真理以及西洋科學知識，歷時不久，頗有心得。

在南昌，利瑪竇像明星一樣大受歡迎。幾年後，他來到南京，繼續結交了不少名士，如禮部侍郎葉向高、明末大思想家李贄，以及後來受洗歸主的徐光啟（官至禮部尚書）等人。最初引起徐光啟興趣的，正是利瑪竇帶來的《坤輿萬國全圖》。在南京，利瑪竇與佛教和尚就基督教與佛教之優劣進行了辯論，他的科學知識使他大勝。利瑪竇在中國二十八年傳教的出發點是：基督教福音並不排斥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真、善、美、聖、天等等核心理念。

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利瑪竇來到北京，向明神宗萬曆皇帝敬獻了自鳴鐘、西洋琴（古鋼琴）、《聖經》以及他自己繪製的中國地圖《坤輿萬國全圖》。由於需要傳教士協助修理自鳴鐘、西洋琴和修改曆法，萬曆皇帝不僅允許利瑪竇等人在京居住，還賜給他們月俸。《明史》記載：“帝嘉其遠來，假館受粲，給賜優厚。”進京以後，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裡，徐光啟與利瑪竇朝夕相處，聆聽利瑪竇的教誨，併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前六卷。中國人關於幾何學的基本概念，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錢、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詞彙概念，就是他們確立的，沿用至今。由於此書在中國初次引入了幾何學知識，對中國乃至日本、朝鮮等國影響巨大。後來，利瑪竇還與工部尚書李之藻合作翻譯了《同文算指》、《渾蓋通憲圖說》等重要著作，對中國科技進步的貢獻十分巨大。利瑪竇還幫助萬曆皇帝修改曆法。在北京，利瑪竇以其豐富的東西學識結交上流社會士紳，與他們討論宗教問題，廣受知識分子歡迎。“時與名公巨卿論學，賓客過訪，絡繹不絕；每接見賓客時，扼言天主教理。一有賓客，則倒屐出迎，雖在抱病呻吟之時，亦必欣然出接，忘其所苦，客去則呻吟如故。無論貧富貴賤，一視同仁。因此，交遊日廣，人多樂以相親，受其感召者，大不乏人。”（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利瑪竇對中國文學和四書五經造詣甚深，與人周旋應對時往往引經據典，用中國文化知識闡明基督教義，故而深得當時儒者的欽佩。進京四年以後，北京已有200多人受洗皈依天主教，包括一些公卿大臣，如被稱為明朝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有人對利瑪竇在華結交的知名人士做過統計，共有129人，上至皇親國戚，下至文人官宦和僧侶。這些遍布各地的中國朋友有力地保護了建立不久、根基不深的教會不，使它們不被反對勢力傷害和摧毀。利瑪竇結交的朋友中，既有達官顯貴，也包括晚明思想家李贄這樣的異類。李贄對利瑪竇進京並在京城定居提供了許多幫助。

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5月11日，積勞成疾的利瑪竇神父在北京逝世。此時，中國的官僚士大夫階層完全接納利瑪竇為自己人，把他當成了 “中國人中的中國人”。本來。依照朝廷慣例，客死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只能在澳門安葬，不能留在中國內地。然而，按照工部尚書李之藻的奏摺所請求，萬曆皇帝特地破例允許把利瑪竇葬在北京，並賜地20畝給教會 “永遠承受，以資築墳營葬，並改建堂宇，為供奉天主及祝釐（祈求福佑）之用” 。宰相葉向高在駁斥反對破例的大臣時說，單是利瑪竇翻譯了《幾何原本》就足夠讓他永留中國了。利瑪竇的葬禮成為京城轟動一時的大事，不僅有諸多京城官宦士大夫參加，還有許多人來自他曾經生活過的南京、南昌和廣東等地。他在中國傳教28年，建立4個教堂或傳教點，最後的一個就是北京的南堂，這也就是北京的第一個天主教堂。如果說有什麼夢想，利瑪竇在生命最後時刻的夢想也許是做中國皇帝的神父。這一夢想也是利瑪竇之後的諸多傳教士—如湯若望、南懷仁等人—的夢想。

日本作家平川佑弘在其《利瑪竇傳》的中文版序言中說：“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 利瑪竇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科技和地理知識，進而傳播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化。他為中國士大夫打開了眼界，使他們意識到西方並不是野蠻的國度，其天文、地理、科技乃至文化、宗教和道德都有值得中國人學習的地方。而在西方，利瑪竇翻譯的《四書五經》以及在他死後由金尼閣於1615年整理出版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取代了《馬可波羅遊記》，成為了解中國的必讀書籍。這些書籍再加上後來踏着利瑪竇腳蹤來華的眾多西方傳教士們發回歐洲的報告，在西方思想家中逐漸興起了對於東方文化的興趣。利瑪竇可說是用愛來傳福音的典範，他以耶穌為榜樣而開闢的傳教方法路線至今仍是基督教宣教的正確方法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