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詮釋聖經？--Donald A. Carson

詮釋學的新貌

當保羅吩咐提摩太要竭力「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15)，背後是假設了一個可能會出現的危險，就是有人不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這引發了該如何解釋聖經的連串重要問題。要有智慧地查考聖經，不單只需要知道聖經是甚麼，還要知道如何入手處理它。

傳統上一直用「詮釋學」這個專有名詞來指到對經文的解釋。然而，詮釋學本身近年來亦經歷了重大的變化，所以，我們在這裡值得用小小篇幅，嘗試探視一下詮釋學這門學科所經歷的改變。我們可以將它分為3個階段(雖然它們所達致的結果會有重迭)。
首先，詮釋學曾經一度被理解為解釋聖經的科學和藝術：它是科學，因為在解釋的過程中，可以運用某些重要的規章和原則；它是藝術，因為它同時需要有許多按照經驗和能力而作出的成熟判斷。解經者的責任是去明白經文說些甚麼；它假定如果有兩位具有相同能力，又充分掌握釋經原則的解經者，他們對某段經文的理解，便應該有很大程度上的相同。在這種看法之下的詮釋學，便會將很多注意力放在文法、比喻和其他文學體裁、研究用字的原則上，及如何將聖經的主題連接起來等。

到了第二個階段，詮釋學愈來愈多用來指到懂得有效地運用一系列文學批判的「工具」，包括來源批判、形式批判、傳統批判、編修批判，和較近期不同形式的敘事批判。這種取向雖然有得，但亦有失：這些技巧的主要目的，是要重新建構經文背後某個信仰社群的歷史和信仰架構，而不是聆聽經文的信息。

這兩個取向的重要性，都在第三波——「新詮釋學」——的興起後，大為黯然失色。根據新詮釋學，人類將其本身的偏見與限制帶入釋經工作中。在某一個層面來說，這個觀察所得是完全具有正面意義的。我們都無可避免地帶着本身的解釋「架構」，所謂「完全開放的思想」就根本不存在。這套新詮釋學提醒我們：聖經的權威絕不可以轉移成為解經者的權威；我們慣常地將新的資料放入固有的思想「架構」中(當中混雜了合理和不合理的成分)；我們原以為正確的事情，也很可能要作出修改、更正或放棄，我們還有更多需要學習，我們的思想模式，因時間、地理、語言和文化上的阻隔，跟聖經的作者有很大的距離。

但與此同時，許多新詮釋學的支持者卻踰越了這個界限。他們指出，由於每一個人的解釋都會與另一個人的解釋有某程度上的差異，我們不能言之鑿鑿地談及某段經文的含義(彷佛那是客觀存在的)。他們認為，意義並非藏於經文裡，而是在乎讀者和解經者對經文的解釋。倘若不同的解釋都是合理的，那麼，某人不能表示某個解釋才是正確或真實的；他們認為，在肯定個人選擇的前提下，不應該存着這種講法。倘若任何的解釋都不正確，那麼，所有解釋都同樣地沒有意義(這引致詮釋上的虛無主義，稱為「解構主義」)，或是所有解釋都同樣「正確」——亦即是都好或都壞，就它們能否滿足或符合某人或某社群或某文化的需要，又或合乎某個主觀的標準。基於這種方式，這些新詮釋學的支持者便孕育了對聖經的不同「解讀」(“readings”)，例如：次撒哈拉非洲黑人解讀、解放神學解讀、女性主義解讀、操英語的白種男性新教解讀、「同志」解讀等等。這套新詮釋學跟現代西方文化給予多元主義的極度尊重如出一轍，不會否定任何一個解釋，除非某人堅持他的解釋是正確，而排擠其他解釋。

新詮釋學所牽涉的問題是那麼複雜，我們不可能在這�ㄗ鞒隽钊藵M意的探討。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解釋的方法，不單在現代對聖經的解釋上，同時更在歷史、文學、政治和其他各學科上，控制了大部分討論的議程。儘管新詮釋學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見解，但當中亦有很多觀點是我們必須加以反駁的。從閱讀所獲得的一切知識而得出的結論，都只屬於相對性的知識，但若由此產生大量著作，堅持這觀點是正確無誤，直覺上總令人覺得它有點兒不妥當。若然它堅持所有意義均是由閱讀者衍生出來，不在於文稿本身，那麼，任何書寫文稿來證明這點的行動，都幾乎是難以置信的自我矛盾。更糟的是，這形式依據的理論假定作者的原意不可能準確地在文稿中表達出來。它在作者和讀者之間築起一道無法穿越的樊籬，這道樊籬便稱為「文本」(text)。諷刺的是，寫出這些觀念的作者，正正是那些期望讀者能明白他們的說話，又將其意思寫下來，盼望讀者能被他們的理據說服的人。我們衷心盼望這些作者能同樣客氣地對待摩西、以賽亞和保羅。

即使有限的人類不可能對某文本(或對某件事的其他詳情)獲得徹底而全面的知識，也很難明白為何他們不能獲得某部分的正確知識。而且，對於我們每個人都各有不同這個事實，亦因着我們擁有共同文化遺產的背景，而變得較容易互相體諒和包容；我們每個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創造，只有祂才擁有完全的知識。我們若假定自己能像祂那樣獲得一切的知識，那將會是偶像崇拜，然而，我們亦沒有理由認為自己完全不可能獲得客觀的知識。
事實上，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方式可以幫助我們稍為明白，我們是如何從文本中獲得知識的。誠然，當某位讀者首次翻閱聖經(我們這裡所關注的「文本」)時，他可能大大地受制於個人的偏見和既定的概念，因而在經文當中「找出」作者(和最終極的那位「作者」)原意所沒有的各種東西；又或者，他未能看見其實已包含在經文�ǖ脑S多東西。這讀者的整個思想包袱——現代經常稱為讀者的「思想領域」——可能與作者在經文所表達的思想領域相去甚遠，以致非常嚴重地曲解了經文。可是，這位讀者可能會一遍又一遍地重讀經文，對作者的語言和文化加深認識，明白到自己必須拋棄哪一些「包袱」，並逐漸與經文的思想領域融合為一。另一些人則稱為「螺旋式的詮釋學」：解經者「螺旋式地」鑽探經文的含義。

倘若我們以這種方式來處理新詮釋學，教會將會獲益良多。它提醒我們，神在聖經中給予我們的口頭啟示，不單是套用了屬於某些歷史文化的語言和習語，而且，若要增進我們對經文所啟示之客觀真理的理解，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去認識過往的文化，以致將曲解的可能性減至最低。它亦提醒我們，即使某位解經者對某段經文有真確而客觀的理解，卻沒有人可以透徹了解它，而另一些解經者亦可能發現新的亮光，是該段經文原本有的，同時也是我們原先忽略的。例如，非洲的信徒可能很快便掌握到保羅書信中，有關教會團體性的比喻，但許多西方教會的信徒，卻因為本身有着個人主義的傳統意識形態，較難發現這點。基督徒是需要互相配搭的，無論在解經或其他方面都是一樣。假若我們都深深委身於順服神啟示的權威，而非那些想批評聖經的人所抱持的短暫狂熱和目標(學術或其他方面)，那麼，我們認知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透徹認識聖經，將激發我們培養一顆謙卑和受教的心。

事實上，只要應用得宜，新詮釋學的其中一些見解提醒我們認識到，人類將文化和概念上的巨大包袱，帶進他們要去解釋的聖經之中；這事實再加上聖經所堅稱我們的罪，以及那等同於拜偶像的自我中心，驅使我們遠離真正的亮光(例如約三19-20)；這種認知可以使我們懂得謙卑地承認——雖然是稍遲了一點，對神話語的解釋不單是理性的思考，更是道德和屬靈上的考慮。根據聖經對神和祂百姓之間關係的看法，我們無論在明白真理和實踐真理上，都同樣需要聖靈的幫助。不管聖靈的幫助是如何臨到我們，有思想的基督徒最終的目標，終究不是要成為聖經的主人，而是為着神的榮耀和祂百姓的好處，讓聖經成為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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