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在監獄寫下的《提後》，預見自己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事實證明，他的預感是對的。不久後，他便被執行砍頭，殉道。
值得注意的是，保羅在他的眾書信中，他絲毫沒有任何對羅馬政府的殘暴有任何抱怨之色，反而他在兩次入監獄之間所著的《提多書》三章中，勸勉弟兄，要順服政府的權柄。雖然以前多次利用他羅馬公民的身份，保護他不受猶太同胞的傷害，但當他面臨來自羅馬政府的裁決的時候，他沒有再和其他反羅馬的勢力合作，而是慷慨就義。這是其一。
另一位使徒彼得，在新約中留下了彼得前後書，我們知道他的結局是釘十字架，因為沒有羅馬公民權。彼得反以此為榮，甚至覺得不配，要求倒釘。而他書信中唯一提到有關羅馬政府的地方，作為使徒彼得晚年的作品《彼得前書》二章，和保羅極其相似的是，也特別提到勸外面的弟兄，順服政府的權柄。這是其二。
而保羅和彼得的教導，絕非泛泛而談，而是有相當的針對性的。因為當時逼迫是普遍現象，而教會信徒欲對政府產生的血氣之爭想必也是普遍的。所以使徒的教導，也是針對這個局勢而發的。
從公元後三百年的教會受逼迫的歷史來看，教會在不同的羅馬皇帝下，深受逼迫，但是主流教會在最困難的時候，也很少和羅馬帝國內外的政治反對勢力合作，大都以受逼迫為榮，使教會昂然屹立在怒海之中。只有在最後君士坦丁率軍打回羅馬，並以十字架為軍隊標誌的時候，才紛紛加入，不過，君士坦丁的戰爭屬於內戰，和國外勢力無關。這是其三。
在下僅僅是探討在逼迫之下，教會是否能從聖經，從歷史的角度，尋找更合乎神心意的應對方式，以使我們有別於其他渲染仇恨的宗教和派別。活出基督降世所帶來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