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蘆笛 比動物還愚昧的“精英” |
| 送交者: 隙縫人 2002年04月18日05:12:56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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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
此話怎講？比方說，過去國內街上的下水道維修，常常就這麼敞着口子好多天，也沒什麼照明和圍欄。晚飯後您出去找朋友，跟着感覺走，撲通一聲就下去了。出水才見兩腿泥，那兩條腿跟黑漆油過似的，光可鑑人，讓您想起曹禺《北京人》上那位老太爺油了９９道漆的壽材。於是您趕快回家洗刷一番，換條毛滌褲子再出去。再到那陷阱那兒，得，這次留了神，大兜圈子繞過去。到了朋友家，您和他免不得喝上幾盅，然後告辭。回去的路上您騰雲駕霧，醺醺然哼着“小河的水呀清悠悠”。到了陷阱那兒，撲通一聲又下去了，又是那油了９９道漆的壽材。這時您就免不得要大開罵，因為沒褲子換了。那條毛滌褲還水淋淋掛那兒呢，這ＴＭＤ又貼進一條去。明兒個怎麼出門，穿游泳褲？天一黑太空裸奔？ 這種事，動物是絕對不會幹出來的。慢說人家不會兩次掉進同一個大敞着口的陷阱去，就連掉一次您也甭指望。所以，您在那陷阱里罵天罵地罵政府，罵完了免不得要罵自己蠢到沒藥醫──這當然是說，如果您還有三分自知之明的話。 如果您隨便翻翻中國近現代史，立刻就會發現這正是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一直在幹的事：反反覆覆地往同一個陷阱里跳，簡直就跟跳出癮來似的，好像跟女孩兒“跳房子”一般有趣。 滿清末年那情景，跟這會兒也差不多。最大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國家貧弱讓人欺負，再一個是政治腐敗，社會不公，窮者無立錐之地，富者富可敵國。於是孫大炮那精英出來宣布他的驚人發現：一切都是專制制度造成的，只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立馬就能進入太平盛世。別的精英們聽了他的話，鬧出個什麼辛亥革命來。皇上倒確實推翻了，民國也建立起來了，可不知怎麼回事卻冒出個軍閥混戰來，老百姓原來只是日子難過，這會兒乾脆連小命都難保了。 於是又有所謂國民革命，地無分南北東西，人無分男女老少，人人高唱：“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可國民革命成功了，好像大夥兒唱得也不是那麼歡。執政的國民黨在抗戰期間迅速腐敗了，一黨專制比起帝制來似乎也好不到哪兒去，官場的腐敗似乎尤過滿清，而社會不公，民不聊生如故。鬧騰了兩次革命，似乎只是兩次跳進了同一陷阱，每次拔出腿來都見不到別的新鮮東西，還是那積年污泥。 於是又有精英出來宣布，跳陷阱這行動本身不錯，只怪原來那些精英給大夥兒找錯了地方，這次咱們找到的洞府可是畫在九天玄女娘娘嫡傳真經“客觀規律”上。只要大家跟着咱們奮勇跳進去，那水簾之後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咱們還要養雞餵老虎豹子，好剝它們的皮來作衣服（註：這是敬愛的譚震林副總理在１９５８年講解的共產主義社會圖景）。這次跳的結果如何，似乎不用我再來說了。海外中文網上別的難找，要找個不揭發批判中共的專制與腐敗的罈子還真不易。 那些揭發批判當然是鐵的事實，老蘆自己就可以補充上三天三夜。問題是怎麼辦？再去跳那個已經跳了三次的陷阱？中共腐敗到極點不假，社會不公到極點不假，可跳陷阱就是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麼？您要動員大夥兒跟着您跳第四次，恐怕至少得先解釋解釋過去那些革命是在哪兒出了岔子，然後再說明一下您的革命和前幾次有什麼本質不同，證明一下為什麼這次大夥兒跟您跳，那水簾後面藏着的就真是您允諾的樂園，不是比原來還深一萬倍的污水，熱一萬倍的邪火。 然而似乎沒人這麼做，也沒人想得起來要讓革命理論家們這麼做。要說服愚昧的大夥兒跳陷阱，只消開憶苦會就行了。敬愛的林副統帥４０年代在東北發明的“兩憶三查”（憶階級苦，憶民族苦，查出身，查成份，查鬥志），到了２１世紀還是革命理論家們的唯一的傳家寶。幹革命不要腦子，只要苦大仇深的階級感情。所謂革命的輿論準備，就是暴露敵人的黑暗腐朽，激起大家的義憤，腦子一熱併肩子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誰要是敢提醒大家慎重些，謀定而後動，誰就是喪盡天良，就是萬惡共匪的孝子孤臣，無恥的奴隸奴才，革命群眾就立刻要查他的罪惡動機，階級出身，特殊身份。 奴隸們起來不難，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也容易，問題是打完了怎麼辦？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愚昧民族的更愚昧精英似乎從來沒人問這個問題。從辛亥到現在，咱們折騰了快一百年，折騰死了小半國人，可就是一點沒長進，永遠讓大腦在那個短路圈子裡來回放電。每在短路圈裡循環一次，咱們就得癲癇大發作，全民手拉手集體跳一次火坑。 這短路圈，說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簡單，就是相信世上有萬應靈丹。哪怕你百病叢生，最關鍵的是找到那帖治療一切疑難雜症的總藥。這用偉大舵把的話來說，就是“抓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抓住那主要矛盾，開出對症的方子來，立刻就“綱舉目張”，“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了”。一部近現代史，就是那些愚昧精英的抓藥史。孫大炮開出來的藥方是西方民主共和國，毛澤東開出來的是“俄國人的路”，而現代革命家們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又回歸到一世紀前的孫大炮那兒去。不管方子怎樣變，都是認定了“社會制度決定一切”，而不管服的丹藥是什麼，服藥的方法都是幹革命。 這其間，竟沒有多少人想過那藥物是不是真能治一切疑難雜症，而服藥的方法又是不是恰好和服藥的目的背道而馳。中國人缺乏最起碼的前瞻能力和反省能力，讓咱們像非洲野人崇拜飛機一般，把人類的發明當成神祗一樣崇拜。迷信幾乎成了咱們活下去的一種生理需要。在這種國情下，把西方人發明的並非十全十美的民主制度，當成解決一切中國難題的靈丹妙藥便毫不足奇。 其實，有人早在五六年前就在《華夏文摘》上證明民主制度本身並不能杜絕腐敗，防止腐敗的社會設計其實是法治，迄今我還沒見到駁倒那個主張的文字。的確，前蘇聯和台灣都實行了民主，腐敗似乎不是消除而加劇了。就算是奇蹟發生，咱們明天一覺醒來，共黨垮了台，民運人士當了家，那濁浪排空的全民腐敗還是在那兒。如果國家不變成法治國家，我實在看不出他們怎麼去解決這個引起社會危機的最主要問題。所以，革命理論家們最好還是先去證明“民主制度一旦建立，社會便立刻自動轉入法治”的科學原理。 大家這會正討論的人口問題也是這樣。在某些同志看來，“革命搞好了，生產自然而然就上去了”。民主社會一旦建立，大家立刻就會突然對生兒育女喪失興趣，人口問題也就不再是問題了。就算依然是問題，那也不要緊。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馬爾薩斯的反動人口論，不但被蘇聯革命成功後的實踐駁得乾乾淨淨，也被中國解放區的實踐駁得乾乾淨淨”，民主革命必然極大地解放生產力，再多的人口咱們都養得起。 稍有理智的同志大概都看得出來，民主是民主，生孩子是生孩子。哪怕使用林副統帥的“變化法”來分析，這兩檔子事似乎還是怎麼也聯不在一起。英國１７世紀就開始實行民主制度，但如果把分布在全球的英人後裔全趕回那小島去，恐怕人民得擠得掉進海里去（就現在那個國家也夠擠的了，領土只有２４萬平方公里，只是咱們最近割讓給越南的海域的兩倍，人口卻有半億，不靠歐盟的糧食養着，立刻就得出問題）。日本和印度都是民主國家，它們的人口似乎也並不少。所以，所謂民主制度能自動解決人口壓力的理論，似乎完全不符合實際。 在我看來，與其說人口的增長跟社會制度有關，莫如說它跟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相伴隨的社會文化心理有關。鼓勵人們自動節制生育的，不是什麼民主制度，而是現代生活方式引起的觀念改變。所以，在中國那同一個國家，城市裡的一胎化政策從來沒遇到過農村那樣的阻力。要靠自願節育來控制人口增長，我看得先完成大部份國民的“農轉非”。等到大部份國民不再是低收入、低素質的農業人口，在耕雲播雨前自然也就會考慮考慮後果，先去想想自己能否保障孩子未來的生活質量（教育、就業、娛樂等等）。而完成這個“農轉非”，其實就是前工業化國家變為後工業化國家的現代化過程，跟建立民主制度並無直接相干。民主管的只是社會政治運作，似乎並不能加速一個一般是曠日持久的社會轉型。 就算民主制度的建立突然莫名其妙地改變了大多數中國人由傳統決定的文化心理，不再恐懼“斷子絕孫”而自動控制生育，從而使得人口總數控制在滿足基本生存權的安全線下，那又怎麼樣？ 那結果是明擺着的。國家不是豬圈，人民不是豬玀，治國不是養豬，只需有足夠飼料即可。巨大的人口壓力並不只表現為存活問題，隨之而來的是如山一般的社會問題：巨大的人口基數降低了人均生產力，而這是衡量國家經濟現代化水平的最重要指標。如果人口增長超過了或等於經濟增長，國家便陷入西方學者所謂involution 之中，永遠不能脫出貧困。此外，龐大的人口還帶來了一系列社會福利問題，諸如教育、就業、國民醫療、失業救濟、退休保險，等等，等等。你既然主張人人平等，總不能看着龐大的失業大軍無所作為吧？可國家的經濟實力就那個樣子，你有本事為大多數人提供就業機會麼？ 在這方面，說句難聽的大實話，資本主義還不如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借用李嘉圖的話來說，是把社會辦成個龐大的“濟貧院”，以犧牲效率來實現高就業，而資本主義正好相反。用敬愛的張春橋副總理的話來說，毛共搞的是“低工資，高就業，物價穩定，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既然三人的活五人干，當然就沒有什麼效率，但也沒有什麼怨言，因為大家全ＴＭＤ一樣窮，“沒比較就沒有鑑別”。 說來可悲，共黨現在搞到天怒人怨，全社會離心離德，讓政府失去了除了知識分子外一切階級的支持，不是因為他們搞毛共那一套反人性的名堂，恰恰是因為他們看出老套路是死路一條，和高效率、高增長背道而馳，所以決定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幸的是他們操之過急，在把國家建成法治國家並通過一系列保障勞工權利的立法之前，在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強大工會組織出現之前，在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前，就去學資本主義講究經濟效益的那一套，把大量的工人拋向街頭。甚至在最近還貿然啟動了大企業的私有化，把那些企業的工人扔進了特別狠毒黑心的資本家的虎口中（根據國內消息，某國企拍賣給某大款後，所有員工一律轉為臨時工，４５歲後一律辭退，平均工資只有４００元，沒有任何勞保福利和退休保險）。這結果，就是讓深重的社會危機越發深重，為呼之欲出的人民革命到處撒下乾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產黨的掘墓人不是別人，正是黨內那些變法圖存的改革派。 這個問題，那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想率領奴隸們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精英們似乎也得考慮考慮吧？如果您的民主革命成功了，敢問您到底是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要搞前者，在中國那種特定的背景下，您要這麼幹就是復辟反動的毛主義；要搞後者，您同樣得面臨共黨現在面臨的問題。須知您建立的偉大民國本身並不會自動解除私有化的陣痛。不僅如此，您的日子將比前任還難過。促使人造反的最主要衝動是“等貴賤，均貧富”，革命群眾的本能追求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平均主義，爭取自由其實不是他們的目的。而私有化恰是“分貴賤，懸貧富”，您有那個膽子逆革命潮流而上，去搞萬惡的私有化麼？ 所以，隨便舉上個把問題，立刻就可以看出，中國複雜的社會問題絕不是像沒腦子的精英們想象的那麼簡單。民主不是萬應靈丹，世上也沒有這種東西。只有蠢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們，才會去相信民主制度一旦建立，一切社會危機便會自動消失，一切社會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更可笑的是竟然沒多少人看得出以暴力革命追求民主那悖論的可笑。老蘆說而又說，說到口乾舌燥，重複到連自己都起膩。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滴水穿石不足以見其艱難，對牛談琴不足以喻其徒勞。我這裡只能再重複一遍，哪怕真理重複一萬遍便成了裹腳布也顧不得了： 我早就說過，咱們之所以三次跳進陷阱去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妄圖用暴力革命去解決社會危機的必然結果。在這方面，毛共革命是最有啟發性的例子。 如果咱們留意一下，便會發現，哪怕在西方民主社會中，也有一個地方絕對無法實行民主，那就是軍隊。軍隊講究的是絕對服從。如果要實行最起碼的民主，則軍隊立刻喪失戰鬥力。列寧就是悟出了這點，才將軍隊和黑幫會組織熔為一爐，發明了布爾什維克那種極權政黨，這玩意和西方的議會政黨截然不同。前者是暴力顛覆一個政權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後者只能在民主社會中運作，通過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推翻”一個民主政府。除了這兩種模式，世上並無別的組黨方式。因此，你要用暴力去推翻一個現代專制政府，就只有靠列寧式的極權政黨，靠一個比對方更獨裁、更蠻橫、更陰險毒辣、更不計一切後果、更百折不撓的軍事化了的秘密組織去戰勝對方，舍此之外別無幹革命的辦法。既然如此，你的革命如果成功了，那“新”社會在極權程度上必然高於“舊”社會，而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三次革命後，社會的專製程度一次比一次高的原因。因此，靠暴力革命去解放人民、實行民主，完全是專供愚昧民族消費的愚人節笑話。 可嘆的是，如此淺顯易懂的道理，就是沒有多少人明白。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至今還是世上最崇拜革命的愚蠢民族之一。光這一點就足證撼山易，撼愚昧民族難。 精英們的愚昧，造成了全民愚昧，而這愚昧的產生原因固然很多，在我看來最主要的一條是沒有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智力活動能力，只有這才能解釋本文開頭說過的反覆跳陷阱跳出樂趣來的怪事。當然，這問題是雙方面的，無論是執政的精英還是在野的精英都比動物還愚昧。於是當政的精英只顧拼命摟錢，社會危機已經到了危如累卵的地步還在醉生夢死，而在野的精英們只知鼓譟造反。兩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便只會是沒完沒了的革命，一直革到核內戰把全民族送上西天才了事。 -------------------------------------------------------------------------------- 蘆笛兄，中國真正的希望是基督化。 -隙縫人- [326 bytes] -4/17/2002 23:08 [Click: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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