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傳統的“慈悲為懷”顯然無法導致“無緣無故的愛”，那麼這所謂的“慈悲”究竟還是否“慈悲”？
答案仍舊是否定的。
所謂寬恕並非寬恕可以寬恕者，而是寬恕不可寬恕者。只有不可寬恕者存在，寬恕才存在。寬恕來自神聖維度、愛的維度。但是在中國則不然，寬恕僅僅是寬恕可以寬恕者。如是看法，面對人性的邪惡、貪婪、殘忍、血腥顯然無能為力，不但在人性的開掘上十分淺薄，而且作為認識人性的資源也沒有什麼積極意義。既然可以寬恕，那麼，又有何寬恕可言？至於不寬恕不可寬恕者，則意味着中國的“慈悲”的並不“慈悲”。在中國的寬恕中儘管有“同情”，所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但是卻沒有愛。不寬恕也正是對於愛的世界的拒絕，也因此，愛的缺席所導致的虛無之感以及內心深處的對於愛的缺席的無力承受，必然要求對於共同責任的逃避。既然是共同責任就不可能有限，一旦有限，就可能“問心無愧”，無罪的罪人與無罪的兇手也就都不復存在。這樣，本來我是有限的、無知的、有缺點的，但是無限者都寬恕了我，我有什麼理由不去寬恕他人同樣的有限、無知與缺點？我是如此的罪孽深重，但是無限者都寬恕了我，我又有什麼理由不去寬恕他人的罪孽深重？當然，這樣講也並非放棄對於罪惡的批判，而是意在強調，在批判罪惡之時，千萬不要忘記自己靈魂中同樣存在着的心中之賊，而那些被批判的罪惡也絕非與我無關，那些罪惡可能同樣潛在於我自己的心靈。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所有的人都並不完美，所有的人都可能腐敗。所有的人都可能是魔鬼。所以狄德羅才感慨：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惡魔。因此，必須在譴責中蘊涵悲憫，在控訴時共同懺悔。我的批判不是為了證明我的正確，而只是為了證明批判本身的正確。但是，中國的寬恕卻通過對於共同責任的逃避而逃避了愛。一方面，是動輒拒絕，動輒說“不”，置身道德高地，自我美化、自我頌揚，沾沾自喜於從未“同流合污”，以“紅蓮出水”、“玉樹臨風”自居，即使“闖了禍”（毛澤東對大躍進的反省），也是“好心辦壞事”，即使失敗也是“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每次災難過後，則所有人的結論都是：我們太好了，他們太壞了，是“他們世風日下”（魯迅）。例如，文革的罪惡本來與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同在，本來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靈魂中的麻木、愚蠢、冷漠、殘忍、懦弱、虛偽而懺悔，但是一場災難過後，在“四大惡人”之外，所有的中國人頃刻之間就令人遺憾地都成了受害者。同樣，正是由於對於共同責任的承擔的逃避，因此對於法律的犯罪之外的良知的犯罪也就毫無意識。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除了“怨天尤人”，除了沒完沒了地彼此控訴，就是人人都在批判別人中開脫自己的罪責，並強化自己的道德優越感，但是卻從未意識到“罪惡”並不端坐於我們對面，而是獰笑於我們內心。有人感嘆，我們這個民族擁有那麼多的罪惡，卻從來沒有罪惡感，實在是金玉良言。另一方面，既然自己永遠沒有錯，那麼錯的就一定是他人；既然拒絕承認自身是惡的存在，那麼他人就一定是惡的存在。於是，善惡被絕對分開，善被留給自己，惡被推給他人，他人成為自身罪惡的“替罪羊”。即便“己所不欲，毋施於人”這一名言，由於它的根基不是無限者，而是有限的“己”，因此事實上也使“所欲”的內容完全主觀化，自我懺悔的“己”變成對他人控訴的“你”，變成“你所不欲，毋施與人”。這種逃避道德責任的方式使得人們輕而易舉地將自己降低到惡的水平。結果，惡人成為歷史的罪人，並且必須為歷史承擔責任，好人則有權對惡人全面專政，並且可以“象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人們輕而易舉地相信，只要懲罰了惡人罪惡就會遠離我們，然而，事實卻偏偏事與願違，罪惡最終竟然愈演愈烈，甚至幾乎無處不在。馬克斯•韋伯發現，在世界上存在兩種文明，一種是悲劇文明，一種是非悲劇文明。悲劇文明面對兩個世界，一個是彼岸世界，上帝的世界，那個世界是十全十美的，一個是此岸世畀,這個世界是不完美的，充滿了罪惡。人們用彼岸世界來否定、超越此岸世界,所以他們便不斷的改進和完善，走向崇高美好，而非悲劇文明只有一個此岸世界,這個世界充滿了罪惡,而我們便只有不停地在罪惡的泥沼里打滾。令人拍案驚奇的是，悲劇文明的結局並非悲劇，非悲劇文明的結局卻恰恰是一個悲劇。究其原因，正是因為非悲劇文明缺少一個十全十美的彼岸世界。中國的寬恕也如此，由於缺少一個十全十美的彼岸世界，使得中國的所謂寬恕並非寬恕，而且“充滿了罪惡，而我們便只有不停地在罪惡的泥沼里打滾”。
進而言之，愛的缺席必然同時就是恨的出場。在中國文化傳統的敘事中，我們不難看到種種激動人心的理由，例如仁義、忠孝、道德、江山、社稷，等等，有時，這些理由也確實能夠欺騙自己，讓自己以為這些理由也就是歷史的真相。我們在這些理由中陶然自得也心安理得，然而，事實上卻絕非如此。只要我們透過這些激動人心的理由，就不難看到在這一切背後所隱含着的共同的根源：仇恨。伍員鞭屍、臥薪嘗膽、荊柯刺秦王，在“正義”背後，隱含的是仇恨；《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在“革命”背後，隱含的是仇恨；至於“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伸”，“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斬草除根”，“殺人滅口”，“有仇報仇，有冤申冤”，隱含的更是仇恨。在此意義上，說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甚至不惜以仇恨立國，也並不過分。依照常理，仇恨只是人類眾多情感中的一種，其餘的還有愛、同情、憐憫、快樂、陶醉、欽羨、妒忌……可是細細回顧一下，我們民族的全部歷史幾乎都與仇恨有關。仇恨始終主宰着我們的民族。究其原因，仇恨正是愛的缺席後人們尋求自我肯定的一種替代方式，一種倒錯的情感，一種病態的表達方式，既然無法通過施愛來肯定自己，無法以存在的方式來自己，就必然通過做惡來肯定自己，通過非存在的方式來肯定自己，並且尋求一種滿足。殊不知，仇恨已經不是天使的聲音，而是魔鬼的咒語。進而，因為不存在仲裁者，因此就只能以行動的效果做為判斷存在價值的絕對依據。報復性反抗的仇恨，為反抗而反抗的仇恨，因此應運而生。遺憾的是，很少有人會認真地反省仇恨中所蘊涵的人性醜惡與殘忍，很少有人會認真地反省將仇恨當做精神支柱與生存原動力的人生是否太陰暗、太恐怖。動輒“滅門”、“誅九族”、“斬草除根”，動輒“血濺五步”，甚至，對於仇恨的選擇竟然成為為某種崇高理想而獻身的高尚行為，然而，仇恨卻猶如一尾美味可口的巨毒河豚，一旦吃完，我們這些食客的生命也就完結了，最終，仇恨的毒素也就完全將人性中美好的東西呑噬淨盡。
顯而易見，仇恨之為仇恨無疑已經與寬恕相距太遠。它所稟賦的，不是寬恕，而是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以血償血、以惡報惡，成為中國的一大特色。不難發現，中國的歷史上血腥屠殺堪稱舉世無匹。中國的劉邦、項羽們所說的：“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此也”，更已經演化為歷代帝王將相手中高懸的恐怖之劍。歷史上那些被冠以“聖賢”、“名君”之名的統治者哪一個不是依靠暴力為自己樹立起不朽的紀念碑？沒有寬容，沒有仁愛，沒有憐憫，只有屠殺和血腥。人就在這裡忘記自己還是一個人，並且徹底退化為獸，成為一群嗜殺的行屍走肉，成為一架暴力的機器。更引人矚目的是，自古迄今，對於暴力的變本加厲的張揚，已經不僅是強者維持權力的法寶，而且還每每成為弱者奪取權力的途徑（阿Q的革命觀也無非是“滿門抄斬，——嚓!壁!”）。世代血仇，因果循環，殺人者與被殺者的身份因此而不斷切換，人性中陰暗醜惡的那一面也因此而成為掙脫道德束縛的泛濫洪水，沖毀了中華民族僅存的最後一點人性的堤壩。然而，歷史的血泊證明：暴力永遠無法實現人間的正義，相反卻只能距離人間的正義越來越遠。必須看到，某種制度或許會陷人於“不義”，但是卻不會陷人於“不幸”，陷人於“不幸”的不是制度而是人性，因此倘若不去改變人自身，而只是去改變制度，就只能是不斷進行角色輪換而已。革命，革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充其量也就是改變一下“不幸” 的雙方角色，卻無助於改變“不幸”本身。其次，罪犯對於問題的解決固然是依靠暴力，但是我們對於問題的解決卻絕對不能依賴暴力，否則我們豈非與罪犯同類？既然我們反對罪犯殘忍地殺害他人，那麼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殺害這個殺人的罪犯？如果我們一定這樣去做，除了讓最原始的復仇快感得到滿足，又還能得到什麼？無論以何等美妙的詞句加以修飾，暴力也仍舊是暴力。以黑暗去取代黑暗，永遠不可能接近光明；以暴力來取消暴力，成為贏家的仍舊是暴力；以血還血，流淌的無非是更多的鮮血。手段本身一旦成為目的，唯一能夠去做的，也就只能是一次次地舉起屠刀，直到自己最終也成為刀下之鬼。總之，任何形式的對惡的抵抗都不過是對惡的投降乃至對惡的複製。最後，對人的暴力無論如何都是不合法的。即便是“正義的暴力”也必須以愛的方式去反對。正義的暴力也仍舊是暴力，而且，任何一個實施暴力的人都會把自己實施的暴力看作是“正義的暴力”，因此，唯一的正義就是不使用暴力。同樣，即便是對於惡人的暴力，也仍舊是對於人類本身的暴力的暴力的前奏。能夠施之於他，也就能夠施之於你，能夠施之於個人，也就能夠施之於人類。這，就是海明威的追問：喪鐘為誰而鳴？而海明威的回答是：喪鐘為我們每一個人而鳴——是的，為我們每一個人而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