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上帝，還是信經濟學家

　在接觸美國科學倫理學家安德魯·金柏利《克隆——人的設計和銷售》一書之前，經濟學家對克隆技術的態度，我一直不甚了了。這除了在國內經濟學界的確鮮有人就克隆技術的誕生發表看法外，我還一直受到這樣一種認識的支配：克隆技術的誕生本身是科學界的事，而由此引發的道德問題是倫理學家的事。
然而看過安氏著作，其間透露出的事實讓我吃驚不小：在國外，克隆技術剛誕生，經濟學界就對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從權威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期刊到市場分析專家都無一例外地對這項技術的誕生持贊成態度。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針對倫理學家對克隆技術的責難，冷冷地說：“不要鑽牛角尖，管他呢，幹起來再說。”

如果說社會對經濟學家的意見僅僅採取“坐而論道，不足與謀”的態度也就罷了，問題就出在還有更讓人吃驚的事。安德魯·金柏利在書中列舉了經濟學家贊成克隆技術所產生的莫大影響力後，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可預計對於克隆技術最終被應用與推廣的並不是科學的因素，而是經濟的因素！對道德最終構成威脅的也不是科學家，而是經濟學家！

一門號稱不關心價值判斷的學科為何恰恰是對道德威脅最甚的學科？箇中理由不能不讓人深思。

法國著名史學家布羅代爾認為，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所獨有的經濟，而是幾千年來人類行為的組成部分。但這種論斷無法否定這樣一個事實：早期的市場交換活動並不構成社會解決基本經濟問題的手段，市場真正成為基本經濟手段是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18世紀中葉始。而市場意識則濫觴與勃興於此前作為思想先導的啟蒙運動。在市場意識勃興的背景下，啟蒙思想家們對於市場運作中人的行為的規律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哲學家弗蘭西斯·哈奇森在經過仔細研究後認為，人類行為的規律不是建立在宗教信條或古老的戒律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自利原則的基礎上。這一發現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不啻於牛頓萬有引力定律。但真正完成宗教神學向世俗神學的革命性轉變的卻不是哈奇森，而是他的學生亞當·斯密。斯密提出，經濟秩序建立的準則是人類自身利益。正是因為每個自利的人對自身利益的追逐，促進了國民財富的增加與人民福利的改善。宗教與權力所強加給個人的責任與義務不僅沒有任何意義，反而會妨害市場的有效運作。這就是斯密的自由市場原理。由此原理引申出一個重要的哲學信條：每個人都是“經濟人”，“經濟人”在選擇自身行為時，沒有任何道德的或宗教的神聖標準，而只有最大限度符合私利的實利主義判斷。宗教不是救世主，以人的自利的品格所推動的市場調節是人類世俗救世主。由此，斯密以其自由市場理論完成了神學和倫理學上的一場革命。因而，儘管後世經濟學家有人主張經濟研究不談價值判斷，不講道德，而實質上，自斯密始，經濟學已經僭越其本分，對哲學、社會科學以及整個社會意識產生深厚的影響。

斯密之後的200年，更使斯密信徒們得出這種結論：20世紀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實驗場，最終證明自由市場制度是人類最完美因而也是最後一種制度安排，歷史已經走向終結。在此情勢下，斯密學說在倫理學上的革命更進一步深入，以至於經濟的準則終於逐漸取代了宗教或神學的法則成為惟一的法則。納爾遜就說：“如果就舊時的祭司通常詢問每個行為是否符合上帝設計世界的準則，那麼在當代經濟學的學說中，經濟效益和經濟發展的準則取代了神的計劃。”

世俗經濟學取代宗教神學，經濟學家於是也幾乎成了上帝。金柏利本人在書中也說：今天，當統治者們在公共利益準則方面遇到困難時，不管是就業政策，還是環境保護，當然也包括克隆技術的應用與推廣問題，他們都要求助於現代神使——經濟學家。

問題在於，這些所謂世俗神使的經濟學家在精心構想他們自已對這些重大問題的答案時，他們不依賴於任何宗教的神示或道德的信條，而只有一個經濟法則。具體到克隆技術的態度上，克隆技術將生產出各種“人體商品”，由這種新技術與新產品，進而開闢出一個全新的人體市場，由此將引發世界範圍內一場新的“創新浪潮”。因而，在全球經濟發展普遍缺乏推動力的背景下，由克隆技術引發的創新浪潮無疑可以成為誘發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風暴眼”。因此，經濟學家對克隆技術的贊成也就順理成章了。

不幸也恰恰出現在這裡：“斯密傳統”下的經濟學法則與宗教神學以及道德信條存在對抗與分裂的一面。因為任何宗教都建立在尊重生命的基礎上，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宗教，道德的核心又恰是維護人的尊嚴。而在“斯密傳統”下的“經濟人”是不依賴於任何他人或社會，且沒有任何道德關懷可言。可見二者之間存在深刻的鴻溝。如果說早期世俗經濟學家與宗教神學對抗與分裂的性質還不明顯的話，那麼隨着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所觸及的範圍日益擴大，這種對抗與分裂的性質也會日益突顯，並最終造成這樣的局面：一方面，作為一種有着無限商業衝動的資本主義體系，在賦予了人的自由的同時，也不斷地消解着人的神聖與尊嚴，並最終以克隆技術作為消解人神聖與尊嚴的最後篇章；而另一方面，經濟學家還在為這樣一個被金柏利稱為“將人類靈魂與肉體徹底分開，並將人類赤裸裸地放在拍賣台上”的技術大唱讚歌。於是，一度幾乎以經濟法則替代宗教神示與道德信條的經濟學，終於快接近與宗教、道德、人文科學真正分道揚鑣的十字路口。

就這樣，今天的人類看來終於將意識到他們其實很久以前就一直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信上帝，還是信經濟學家？

本文選摘自盧周來著《窮人與富人的經濟學》（海南出版社出版）。盧周來，一位70年代出生的年青的經濟學者。在盧周來身邊的經濟學人都很年輕，大多具有西學背景和深厚修養，而且對中國當代的改革富有一種天然的使命感，相對嚴峻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開始把他們推上前台。相對於新左派或左翼的稱呼，他們更習慣於非主流經濟學家的這個標識。前者帶有某種意識形態色彩，而後者則表達了一種訴求——不滿於主流經濟學家的改革路徑並壟斷話語權，盧以弱勢群體的代言人自居，要求更多的話語權。在這本《窮人與富人的經濟學》中，讀者將會聽到這樣一些“另類的聲音”。(盧周來)

《中華讀書報》2002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