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為什麼自由主義者紛紛皈依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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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自由主義者紛紛皈依基督教？
張培鴻
鏡頭一：周日在上海電視台新聞綜合頻道上看到一個專題片，講述自國務院廢除《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代之以《城市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以來，浙江省金華市救助站出現一群“跑站”人員。他們成群結隊，到救助站騙吃騙喝，還將救助站購買的回鄉火車票拿去販賣，然後又謊稱丟失，要求救助站重新買票。一旦要求得不到滿足，就聚眾鬧事，甚至動手打人。據悉，這種情況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發生，導致該救濟的人員得不到救濟，不該獲得救濟的卻頻頻得手，終致樂此不疲。
鏡頭二：去年，上海律協邀請刑法分則專家王作富教授講座。在吃飯時，針對經濟犯罪案件偵查、起訴和判決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不嚴格依照犯罪構成和罪刑法定原則定罪量刑的現象，有人詢問刑法條文是應該再細一些還是再粗一些。換言之，我們是應該給法官放權還是限權，才能保障司法公正？王教授以日本刑法為例，簡單分析了使用粗疏甚至落後的法典實現法治和採用細密的立法仍然造成罪刑擅斷、出入人罪的例子。因而，法律本身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關鍵在於所有參與訴訟的律師、警察、檢察官和法官內心必須相信法律，尊重法律。
長鏡頭：一百年來，中國的精英們（知識分子、政客、革命家、改良主義者）殫精竭慮，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先後經歷了改良、革命和內戰，進行過全封閉、半封閉和開放的建設試驗，開展了無數次解放思想的“大”討論。到今天，人們仍然如此鬱悶。同百年前相比，區別恐怕只是在想的和說的、說的與做的之間有了更大的距離。歷史，總是在原地打轉。
……
經歷了百年歷史的自由主義，終於痛苦地發現：中國的問題，越來越不是制度的問題，也不是法律的問題，甚至不是思想和啟蒙的問題。中國的救贖之道，必須到制度和法律的背後去尋找。因為這個問題成堆、積重難返的社會，唯一缺乏的只有信仰。
在信仰問題上，自由主義者能夠選擇的餘地實在不大。無神論作為一個官方欽定並強制推銷的思想品牌，挾裹着科學精神和理性主義的現實力量，成為大多數中國人最為直接的思想出路。然而，在精神的層面上，無神論本身與其說是一種信仰，不如說是一劑毒藥。由於無神論的排他性，直接導致了當下信仰匱乏的局面。事實上，無論理性和科學本身的有效範圍還是人類應有的謙卑情懷，都決定了無神論只能陷入自我論證的迷局中。它既不能排解個人內心的困惑，也無法解釋中國社會的原地踏步。可以說，正是對無神論的迷信造成了今天信仰的缺失。
佛教似乎是接收中國人信仰的傳統選擇與合適出口。然而，鼓吹出世的人生觀造成了佛與人世的隔閡，在成佛的無望實踐中，大多數人要麼選擇敬而遠之，要麼只能選擇背叛。奇怪的是，還沒有等到人們作出選擇，佛教就已經主動向世俗迎合了過來：看看那些不斷翻新的旅遊門票，看看那些逢年過節總能燒到頭柱香的官員，再看看那些帶有行政職級的和尚。你就會知道，信仰佛教是不是等於欺騙自己。每次看到菩薩們似笑非笑，接納並保佑一切許願捐贈者，我都會想，人們拜佛，到底是為了贖罪還是想藉助佛的庇佑掩蓋罪行？
面臨無神掄的排擠和收買，佛教或者沒有別的選擇。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迎合對於真實信仰的傷害，對於拜金主義和墮入世俗的縱容，是無與倫比的。佛教拋棄了唯一高貴的出世品格，慷慨接納了金錢和流俗，不管是自願還是逼使，都已經墮落了。或許那遠在雪域高原的分支（指喇嘛教），還殘存着一絲關於自渡和渡人的信念。但是，你有藏人的血脈嗎？
伊斯蘭教就不用說了，儘管我一直對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存有敬意，但由於其中一支特別的流派參與了對文明的反動，造成了全球範圍內對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偏見和敵意。本來出自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現在似乎成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代名詞，人們已經分不清髒水和孩子，只好一起潑掉。
秉承寬容與非暴力（不服從）原則的自由主義，儘管反對暴政，卻也反對用暴力推翻暴政，因為用暴力推翻暴政後建立的也只會是新的暴政；自由主義的起點是個人主義，終點卻是謙卑與擔當；自由主義從科學和理性精神出發，最後回到對單純理性的反思；自由主義認同民主制度，相信法律權威，但在民主之上，他們更看重自由；在信仰的問題上，自由主義者與左派不同，他們不會發動群眾，將一種自我認定的信仰強加出去。自由主義者尋求信仰的歷程不是主動的引導和順從，而是基於內心的痛苦，純粹為了尋求精神的出路。
這樣，他們無可避免地走向了基督教。基督教（本文尤其是指新教）的基本教義是愛，這種愛不是與恨相對的那種，而是與罪相對的愛。恨是一種指向他人的責人的情感，罪則首先是一個指向自我的責己的懺悔過程。因此，陷入苦悶和困境中的自由主義者，超越之道，惟有對基督的信仰。
楊小凱在《基督教和憲政》一文中，描述了自己從一個理性的，抱持科學精神的無神論學者向基督徒轉化的精神歷程。在一般的意義上，這種轉化可以作為自由主義者信仰的範本。他先從理性主義的角度認識基督教，發現基督教是一種積極入世的宗教，它與佛教不同，對經濟沒有阻礙作用，能夠支持不斷擴張的社會秩序。從而得出制度並非來自科學，而是來自信仰的結論；隨後他對理性進行檢討，開始理解基督教。發現很多重要的東西其實都不是理性的，如母愛和人類的進化，然後得出理性其實是妨礙創造的結論。他認為，迷信理性和唯物論，社會將變得非常淺薄，雖然很多東西都容易解釋，但這種解釋卻毫無意義；最後他找到了基督教成功的根本：信！信是非理性的，但卻只有信能夠化解紛爭，最終達致人類社會的理想。
無神論者最為慣常的對信仰的質問，是關於上帝是否存在的證明。對此問題楊小凱也有精彩的回答，他認為一定要看到上帝才相信的看法，其實是停留在分子水平上的思想方法。分子與分子之間非常相似，但分子與分子的組合卻呈現出極其複雜的自然和社會現象。你可以看到分子，但卻看不到分子之間的這種關係，而這種關係卻並不因為你看不見而不存在。這種分子之間的關係就是靈、就是信、就是上帝。
誠然，基督教在天主教沒有改革之前，有過一段黑暗的時期。宗教改革之後，教徒直接面對上帝，從而把個人的價值提高了。這場關於基督教的改革勝於禪宗創始人慧能對佛教的改革，因為禪宗只是改變了個人對宗教的信念和修煉方式，而基督教謀求改善的則是基督徒之間人與人的關係。比如，基督教培植無緣無故的愛、認同商業競爭的規則和底線、尊重傳統的生活方式、放棄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制訂與世俗契合的規範（摩西十戒）、引導失敗者自願認輸等等。最讓自由主義者迷戀的，是上帝雖然萬能，但他永遠尊重人的自由選擇。
因此，我非常理解近期中國一批優秀的公共知識分子受洗成為基督徒，走向一種更高層次的追求和眼界。對他們而言，上帝不會因為我們存在種種的問題而拋棄我們，上帝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但卻不是為了解決我們的問題而存在。
願上帝保佑中國！
2005-11-24感恩節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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