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道的性質

老子根據他對天地萬物的變化、社會的發展、歷史研究、人性觀察，生活的體驗，那時他似乎頓悟體驗到，在宇宙之間，天地萬物和人，都受到一種隱而不顯，為而不作，動而不驚的力量所支配規範，老子稱之為“道”。一點不錯，今天我們都知道在自然界中有許多自然律存在，例如：萬有引力之律、行星運行之律、四季變換之律、生命繁衍之律......凡此種種不計其數，極為複雜奧秘。且試想，在上古的老子時代，老子能揣摩出有自然律的作用，他是何等的聰明智慧！可是老子卻覺得說不清楚，因為這種自然律的確如他所說：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第十四章）

對於這種似無又有的律（道），他嘆說玄啊，恍惚啊，玄而又玄啊。他認為天地間既有這樣的道，世人若都遵循它，則天下必定太平，社會必治，人亦可享安詳。老子所謂的復命，就是返璞歸真，回復順其自然之命。可惜，老子不知在這一切大道，天道之上，還有一位更高超而主宰的神，這一切的道都是他設計的，萬物和人都是他造的，也是他把天地萬物和人，安置在這一切自然之律之中。老子太沉醉在他思想智慧的發現里，他忙於自圓其說，以進化演進的思想，用他發現的“道”把天地萬物和人串連起來。他沒有因為對“道”的發現，而更起敬畏之心去尋求神，“道”反而成了他尋求認識神的遮蔽。受他的影響，結果，也成了許多中國人、高麗韓國人、日本和民族的遮蔽。

雖然，老子對自然律的揣摩是超越了當時的時代，但他對自然律的觀念畢竟是模糊的，是非常籠統的，恍恍惚惚的，當然他還分不清在自然律中，有許許多多不同的類別與性質，例如：天體運行的律、物理變化的律、化學變化的律、生理變化的律、氣象變化的律、植物生態的律、動物生態的律......這些律之間，有某種程度的關聯，互相作用，但彼此之間，又各有其不同的屬性和作用，各照各自本身的法則運行。而且，除了這些自然律之外，人的社會和行為更是複雜，還有屬於心理面的層次，有思想、情感、意志的因素，是受到另一類心思法則規範的；更且人是有靈的人，靈有靈的講究和德性，既不同於物質的自然界，也不同於精神的心理層面，那才是信仰的中心層面。老子的道僅及於粗淺的物質層面而已，但老子卻想以物質層面的觀察，來推論心靈層面的事，實在是大大的錯誤了。

《老子》既為人的玄思產品，所以在論到“道”時，難免有許多破綻，有許多錯誤，有許多似是而非的推理，有許多經不起時代考驗的缺陷，甚至有許多荒誕的主張，這是為什麼《老子》之論，不僅不能為今人所認同，亦難以為古人普遍所認可的主要原因。即使純粹以人的思維去衡量《老子》，老子所謂之大道，遠不及孔子所謂的大道可行。老子在八十章所主張的小國寡民社會理念，遠不及孔子之大同社會更具有實現的可能性。老實說，孔子理想的禮運大同社會，曾早於他八百五十多年前（西元前一四〇〇年間），在摩西所率領的以色列會眾中出現過，更在教會初期的耶路撒冷（西元30年間）出現過。而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毋寧是有些頹廢的、倒退的，也許只有回到古老的初民時代的否則只能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有可能出現。但是，那種社會絕不是聖經所預言的天國或神國的景象，而是大災難之後的淒涼光景。那是一種人與人不知道如何彼此相愛，互相和平互助合作交流的社會。由此可知，老子絕不是聖經中，那類能引導人認識神旨意的真正先知，而是一個玄思的社會政治哲士，以《老子》陳述了他的社會政治哲學，他根本沒有論到神，把它的著作內容當作神道討論，實在有些文不對題。

三、《老子》中的聖人乃是他理想的政治領袖

正如作者遠氏所言，老子的時代，正是春秋諸侯爭雄的亂世，兵禍連年，烽煙蔓延，民不聊生，流離失所，苦不堪言，亦即所謂“大道既隱的時代”。老子身為周朝命官，卻無力挽狂瀾，他一定向周朝天子作過建言，但不被採納，他大失所望，心灰意懶而隱退西戎。《老子》實乃他的政治哲學主張，他所謂的“大道”，乃是他所主張的“修身、齋家、治國、平天下”的王道無為理念，與孔子的“大學之道”是同一類型，同一目標的。所不同者，孔子是以經學的方式，引經據典的陳述他的“大學之道”，而老子則以哲士悟道的方式，以玄奧之哲語來展示他的理念。在《老子》中他所陳述的“聖人”就是他所期盼出現的政治領袖，有王道、光明公義、為人不積、與人不爭、無私善人，不武不強，救人救物、包容處下......的美德和情操。像這樣的聖人世間何處去找，無怪乎作者遠氏只有在主耶穌身上能看見。這並非巧合，因為在主耶穌身上具有各種角度要求的美善。

然而，耶穌卻不是老子所預期的聖人，因為他並非做老子盼望他所作的事，建老子所以要為他建的國，救老子所謂的救人。耶穌所行、所作、所說，遠非老子所曾想像，所曾領悟，所曾知曉，所曾意料的。如果老子對耶穌這位“聖人”稍微有一點啟示，他的《老子》可能就完全不是現有的寫法了，他也可能不再傳他的“大道”，而只極力傳那位啟示他的啟示和這位他極盼一見的神人了。老子若真有啟示，他的心情、態度、行止都可能完全改變。主耶穌的聖不僅看來符合《老子》的標準，豈不也完全符合孔子、墨子的聖人標準！其實遠超過他們的標準。如果老子是先知，孔子、墨子就也都是先知了。我真巴不得他們當日都是真正的先知就好了，那他們一定都會傳先知般如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但以理.......等有啟示、有看見、有主有神的道。而不是只去傳他們思想的哲人之道，為政之道，那中國後二千年的歷史，定然是另一種景觀。然而他們的問題，是犯了同一類病，就是他們都想撇開神來談道，撇開承認天地間確實有一位超然的主宰來談“道”。雖然他們都不是所謂的無神論者，可是他們都自命清高，自以為是有智慧、有見識、有思想的人，不尋求神，且倡言敬鬼神而遠之，或以鬼神為傷人（老子六十2-4），他們都將神視作鬼之同伍。因此，受到他們的影響，使中華民族逐漸淪為無神、無主之民，成為失去了靈魂中心之族，以致後來又反轉過來淪為泛神亂拜之民，真是嗚呼哀哉！可憐之極！

因為，我們若仔細的從福音書觀察，我們就會發現，主耶穌的所行、所言、所作、他的作風、他的態度、他的使命、他的目標，與老子所期盼的聖人完全不同，可說是老子從來未曾想到過的。

例一：老子以為聖人應“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然而主耶穌在地上時，恰恰相反，他是日夜作工，難得歇息。他一面是積極的傳天國的福音給萬民，並且醫病趕鬼；又一面把握每一個機會，教導、教訓他的門徒怎樣為人，怎樣作神的兒女，認識神的旨意，認識將來歷史的發展，訓練門徒當怎樣按照神的旨意，存着公義、愛心、誠實、殷勤、忠心的服事人。他是又作為，又言教。

例二：老子以為聖人之治當“實其腹，弱其志，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大智者不敢為也”。（老子第三章）而主耶穌卻教導門徒不要單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因為人活着不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話。他告訴門徒要立定心志，為神的國和神的義努力，若不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主，就不配作他的門徒。他不僅要門徒接受福音的道，他也要門徒知道天國的奧秘、將來必要發生的事，並且要將他所教導他們的話，將來也要教導以後受浸作神的兒女，作他門徒的人。所以，基督徒決不能無知，因為無知就容易受騙，使徒們也教導信徒都要“在各樣知識和見識上多而又多”（腓一9）、“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彼後一6）。主耶穌絕不推行愚民政策。他要萬人得救，並且明白真道（提前二4）。

例三：老子以為“天地不仁，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第五章）然而，主耶穌卻告訴百姓，神是“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的，因為祭祀乃是因為人犯了罪之後，不得已的替代物。其實神是愛世人，不僅不以百姓為芻狗，並且反而賜下他的獨生子作百姓的贖罪祭，背負世人的罪孽作犧牲，為要拯救世人，使百姓可以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並且神叫萬事萬物互相效力，為要叫人得益處。這種思想和老子的聖人是何等不同！

例四：老子以為“聖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十二章）是一種智慧的治理。其實，無論是為腹或為目的政治，都一樣是叫人走向滅亡的政治。因為他不知道人的敗壞和滅亡是因為罪的發展結果，“人心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主耶穌指出，從人心裡發出各樣的惡來，（馬可福音七22-23）因此，人所需要的真正治理，包括老子和他的聖人在內，都不只是耳目口腹的問題，而是需要歸向神，在生命上和心靈上蒙拯救被更新的問題。主耶穌來，就是要人信他而得着重生，得着生命的救恩。主耶穌說：“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三36）老子對這個生命救恩的問題，完全不懂也不知，連一點點邊都沒有摸到，他卻還以為他為聖人作了“為腹不為目”是最正確的判斷，而說“故去彼取此”。由此可見，人的智慧在神的面前，顯得何等的幼稚可笑。

例五：老子又說“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語，我無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這些話若是用在歷代世人的君王身上，在某種環境和時期，或許是件好事，因為世上之君王的作為，經常都是作惡，少作為就少作惡。中國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正是這段政治哲學短暫的運用結果。但是如將這些話加諸於主耶穌身上，則完全錯了。若是民真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人就不會墮落敗壞，人就不需要拯救了。老子不知道，人的問題在於人早就是罪人，心術已經敗壞了，罪惡會越過越猖獗，世風日下是必然的趨勢。

若沒有主耶穌的積極作為和拯救：傳福音；教導成全門徒；背負世人的罪孽受辱；在十字架上為人流血贖罪；藉着死敗壞掌死權的魔鬼；從死里復活釋放永遠的生命；降下聖靈感動人；叫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而悔改認罪接受主寶血的洗淨，得着神公義的赦免，承受神所賜永遠的生命而重生，使人得着心靈更新的徹底拯救；沒有主耶穌的這些積極作為和拯救，人類早就在罪惡敗壞中自相殘殺而滅亡了。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他不僅帶着門徒東奔西走日夜作工，他死而復活升天之前，特別叮嚀門徒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

在老子全篇八十一章之中，從未明確指出人已經是罪人，人需要在生命上徹底更新的拯救。他總以為社會世風之壞是因為知識增多和外物的引誘使然。老子和他的聖人，都不知道人需要心靈的拯救，不是只要一點不擾民、不生事的無為而治就可長治久安的。

例六：老子在第八十章說出他的理想社會，“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老子心目中的聖人，明顯是要能夠率領百姓實行這種社會的政治領袖，這是他聖人的目標。但是，這豈是主耶穌所要建立的教會或天國，所要帶進的新天地嗎？老子他不知道，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不能倒退的，上古的初民時代一去而不復返。其實，知識的增加、人口的增多、物質和技術的進步，並非罪惡，亦非人類痛苦悲哀的根源。人類真正的病症，在於人是罪人而又離棄了神，日趨墮落敗壞的緣故。只要人悔改轉向神，接受了救恩，知識增多、人口增加、技術物質發達、交通往來方便頻繁的社會，絕對比老子嚮往的社會美好。

由以上略舉幾段的討論可知，老子所謂的聖人，雖然是他的理想人物，有某些消極性的美德，但卻是走錯了方向的人，是向後走的人，是與神背向的，他與主耶穌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交集。他在對人的認知上，沒有區分人在物性（身體）、理性（心智、魂）和靈性三重不同層次的需要和問題。他從自然界看見各種動物吃飽了，就都相安無事了，因此，他推論將人維繫在肚腹溫飽的簡單解決上，乃是上上之策。他反對理性的培養開啟和教育，因為他認為會誘發更多的欲望和問題，他輕忽人的知性，更不知人有靈性。他是個反理性又不懂靈性的人，怎能與主耶穌基督相提並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