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希孟：趙紫宸先生的基督教世界主義情懷

　　內容提要：趙紫宸先生熱情地肯定了世界主義，他有時把國家主義看作與世界主義一樣美好。這時他心目中的國家主義乃是愛國主義。他把愛國主義意義上的國家主義當作是對世界主義的補充和內在含義。但他更對國家主義採取批評的立場，把國家主義同法西斯主義視同一體。1當他肯定國家的作用時，在他，愛國是愛世界的初步和過渡，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不對立。我們今天須知，使人民只知有己國，不知有外國，有世界，閉關自守，是頂有害的。趙先生借天國來弱化民族隔離，這與世俗哲學世界主義淡化民族概念異曲同工。

　　基督教會與世俗國家的關係問題是一個老問題。教會與國家各有其目標：教會要向萬民傳福音，在普世實現救恩。國家尋求國民現世福利，更有一些國家謀求君王統治者的一人一家之私利，把國家機器視為壓迫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教會絕不可俯就國家。凱撒的當歸凱撒，基督的當歸基督，這是教會與國家關係的基本原則。教會並不以愛國為最高最遠目標，反以世界人類為最高目標。教會因而常常為主受迫害。在一種專制制度下，教會若不受迫害，反倒說明她同邪惡合流。更重要的是，這個世界的國家政體是臨時性的，而且是不完善的。教會應當與國家有一種張力關係。“梵二會議”認為教會應當與國家合作，為人民利益而奮鬥，但又認為教會是人類超越性的標誌和監護者，不應與政府混為一談。教會與國家各自獨立，教會不應從政府獲得特權。教會的理想是世界主義，國家的理想是愛國主義。按趙紫宸先生的意見，耶穌主張超國家主義。超國家，不是無國家，而是使一切國家得有其共同的事業、友誼的關係和統一的標準。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當今世界統一的幅度遠大於始皇帝。但世界主義不同於用武力統一天下，不是要建立王朝。譚嗣同先生在《仁學》中說：“耶穌之天國，平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質言之，無國也可也。立一法，不唯利於本國，必無損於各國，使皆有國。創一教，不唯可以行於本國，必合萬國之公理，使智愚皆可授法。”趙先生故而受啟發反對絕對國家主義。他主張萬族一本，天下一家，中外東西，聯合一致。2基督教信奉的上帝是萬王之王，萬君之君。國家如果有意義，那就是要促進世界大同，由個人而社會，而國家，而世界。國家是工具，是橋梁。

　　上帝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人類同種同源。這乃是世界主義的基本出發點。這一思想非常珍貴，可今日仍有不少華人持守“炎黃子孫”的狹隘觀念。不少人仍拒絕人類共同起源說。他們拒絕基因學說和其他科學人類學。中國人之“嚴夷夏之防”、“華夷不兩立”的觀念很熾。趙紫宸先生喜歡做窮根究底的探索：他不停地問“為什麼”。3“上帝為什麼要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因為上帝是愛。”人本有上帝形象，這是全人類合一觀念的依據。這同狹隘的“炎黃子孫”說，同“血脈同宗”說，同“一個李字掰不開”說，同“一家人不說兩家話”說，同每年一次的祭掃黃帝陵、同到山西洪洞大槐樹下尋根祭祖不同。中國有夏商周斷代工程這類腐敗的學術，據說還會有堯舜禹斷代工程，三皇五帝都會有年譜——偽科學與狹隘民族主義一同上演。

　　按《聖經》觀點，人類若以上帝為父，人類即為兄弟，平等而且自由，誰也不得奴役、壓迫、專政、剝削誰，誰也不應該做“代表”讓他人擁戴。世界無核心。有之，也只能是以個人為中心。基督教初期的共產主義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是一種原始的世界主義觀念。趙紫宸先生據此認為，“人既是基督的門徒，教會的分子，又是國家的國民，社會的分子，世界的公民”。基督教就處在這種兩難之中。4但是，他又認為，“國家的法令若不合上帝的旨意，則不從。只從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命令，而不是國家的命令，才是最高的命令。”5即使對國家命令，他也傾向於民主制度，因為在這種制度下，人民有微小選擇權。我認為，在極權、全權政府組織下，政府的命令是無上命令，國民只有順從，不能違抗。然而反抗是人民的權利呀！天地是上帝的天地，宇宙是天父的宇宙，天下為公，是頂自然的事。6集權力、榮譽、功勞於一人的時代應當過去。

　　趙紫宸先生認為，倫理上的至善（supreme good）包括：“向全世界人類全體看，造成和平，建立天國，以表彰上帝聖愛良善的公義，以至於人人得成人，得建人格，得享幸福，得有永生，得為天國的分子，是善，也是至善”。7“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下面同歸於一。”（所一9：10）這至善就是天國。

　　世界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基督教的人人親愛。愛是出發點，愛也是歸宿。趙先生對此有專門論述：“上帝是愛”。世界主義的基本出發點也是上帝之愛：“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翰一4：19）“人若說，我愛上帝，卻恨他的弟兄，便是謊言，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上帝。” （翰一4：20）康德認為：“你應當，所以你能”。然而實情是，人卻“不能”，所以上帝謙卑下凡，親自來救人。邏輯上，人應當有道德，然而事實是，人卻沒有道德。人要為善，須有力量。人無力量，上帝乃賜予之。8趙紫宸先生認為，從基督教的觀點看，一個充滿愛的世界主義的世界，應當由上帝保證。但我們須知，愛人助人，決不同於中國皇帝的懷柔遠人和解放2/3世界人民。

　　在趙先生那裡，基督教的世界主義是反對爭權奪利的，是反對功利主義的。這當然不同於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我們不應當一概反對功利。基督教不是單純反功利主義。但按趙先生的意思，基督教的倫理是救世界，不是使世界爭權奪利。基督教也反對享樂主義，這是她的世界主義題中之義。

　　一種世界主義的觀念，對中國文化的固有弊端應當有所排斥、杆格和批評。世界主義是對本族中心論的否棄。世界主義思想若不挑戰民族主義，便不能成功運行。而且，世界主義必然同各民族原有的迷信、人身依附、落後成對立之勢。這是必然的，而不是或然的。基督教若不挑戰民族本位文化，便是失察、失職、失業、失語、失范、失敗。50年代後，基督教在中國變成自閉自封自大的民族教會，“中國化”成了拒外的理由，但“五四”以後的教會卻抨擊過中國的腐敗。趙先生就是如此之人：“然而中國已經毀滅了中心的信仰，是中心腐化，意志薄弱的，前途不可預期，目前只是難產的劇痛。”9比如講民主，他說中國應當既有經濟民主，也要有政治民主。有人說，中國人主張天下為公，四海一家。然而趙先生認為，這種道理部分已經不存在了。中國近代文化偏重於守舊、守成，缺乏維新的活力。趙先生敢於批評中國文化，乃是從世界眼光來看中國。他說：“在今日，中國絕對沒有民主”。10他歡呼“中國文化現在正在劇變中”。我認為我們應當和趙先生一樣，促進和歡迎中國的劇變。我們難道不是正處在一日二十年的時代嗎？人權入憲，乃表明一種舊思維方式的終結。

　　趙先生從基督教世界主義出發，批評中國文化“看不見歷史上還有超歷史的基督，也不曾夢想到、盼望到上帝從世界之外的來臨，因為中國文化只知道你與我，以及這現象的世界。國人不容易信基督。”11我認為，要推廣基督教，就必須否棄中國道德文章。“中華基督教”、“漢語基督教”，乃是想造成大雜燴。趙先生認為，固有的中國文化絕不會在自己之外盼望基督的來臨。中國人或能了解佛教，但不能真切了解基督。我以為趙先生這一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之缺乏世界主義的原因。

　　趙先生認為，基督教是由超世界進入世界，要用超世界的生命力拯救現世界。上帝是父，人類是兄弟。這是世界主義的基本概念。他說：“從廣義方面說，基督教無國界，無種族界，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都是弟兄姊妹。論性情志向，則同國之人，或者氣味不相投（同國之人，可能槍炮相向——本文作者）。異族的人，反而志同而道合（比如國際人權干預，又比如外國人到山西貧困山區送書、送醫，中國的“公僕”卻在城裡享福——作者）……人之所需，萬人供之，自不宜有人與人之間交與的阻礙。說本質則天下之人，雖有形貌上的不同，風俗習慣上的殊別，歷史背景的差異，而在要求、願望、喜懼、愛惡、理智、情性等等上，莫不相同。”12人類同祖同源，這是世界主義的根據。人類同祖同源的根源又是上帝。他看到世界縮小，人群多接，倫理範圍自然要擴大到世界人類。上帝為父，人類都是兄弟的倫理，自是人類必需的理想，必需的倫理。

　　趙先生認為，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換言之，從世界主義看，人人平等，不能把人看作螺絲釘、千里馬和馴服工具。我認為，只有世界主義才不以人為工具。種族愛國主義肯定會以人為草芥、蔽屣。

　　他從世界主義出發，主張限制主權，這可以說是世界主義的題中之義。基督教是超世界進入現世界，是世人求超越而與上帝直接聯繫。“世界上的國家民族須要放棄他們各自爭執的絕對主權，與他國他族，尤其是弱小國家，弱小民族，連合為一，求取互相協作，彼此交融的真正正義的和平。”13各國之內，政府要解放民眾。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主權無限，反對國際輿論的譴責與國際干預，乃是小農意識，是過時的思維方式。沒有不透風的牆，也沒有不受外力監察、批評的內政。作繭自縛式的家庭內政一去不復返（中國素有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今日則有包庇情事）。

　　在論到教育時，他說：“人們只知道統制教育（壟斷教育——引者注），襲取教育，造成盲瞽的人民（愚民政策——引者注），使作一政一黨的工具。”他認為，“這是國家的禍患，不是人民的幸福”。在許多地方，思想已經成為機械。他反對政府欺矇人民，提倡政府保護人民，發揚民主，由國內延伸到國際。

　　他認為應當建立親睦和平，協作互惠和民族間的交融，要建立民族間的相敬相羨的了解，要注意國際公意的仲裁（不應把國外輿論對一國人權的批評當作敵對，這種批評常常能促進國內進步：虛心使人進步嘛！——本文作者），堅持互訂同簽的條約，作為國家正誼公道的後援與指導。換言之，國際公約，不獨約束一國政府在國際上的行為，也約束一國政府在對待內部人民時的行為：“基督教正是要天國臨到人間，自然希望國家絕對主權的破滅和世界新秩序的建立。”14

　　世界新秩序斷不容納國家政府的絕對無上的主權，似乎對內可以任意欺壓人民，發動戰爭。拿着武器，對人民說，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提倡“輿論一律”，讓人民如同小媳婦一樣怕挨打，乃是專制和自私。這就要求國外干預，如同一個家庭的暴力需要外部干預。國外干預從來是一國進步必不可少的因素。沒有國際限制的無限主權，乃是腐敗的權力。“萬國之上，必有一個比從前的國際聯盟更完備的組織，以為仲裁、調劑、監察、統治國際關係的機關。”15海岳開通，將各國自閉自守的可能性打破，使人們急待一個公正和平新秩序。封建時代，父杖子，夫毆妻，族長私設公堂，乃天經地義。這一切現而今都算違反國際法。

　　基督教祈盼的天國概念，乃是世界主義在人間的實現。趙先生云：基督給的生命是永恆的生命，“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衣被我，我有疾病，你們看護我……這些事，你們作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我常想，一國之人權，一國人民之生存狀況，往往要以該國囚犯、流浪者、下層人民的生存狀況為轉移。我們長期忽視無權者、乞討者的地位，以為對犯人應當專政，只許規規矩矩，其後果是國家主席也淪為階下囚。“最小的兄弟”——我們的關注之所在。有人認為，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已有保障，是因為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中有宗教徒。但那些家庭聚會者，教堂外的信眾的信仰自由就不該得到保障嗎？

　　基督教的世界主義認為，我與他人，渾然一體，這同“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相比是一個更高的境界，這是“超世界的世界”。16在天國里，上帝是父，眾人是兄弟。“我們懇求你在各國各族之中，呼召你的先知，出來廣傳你天國的福音……惟願你的慈愛除滅了世上的恐怖與冤讎，貪凶與爭戰”。17世界主義因而提倡博愛。中國學者批評自由、平等、博愛很有些經驗。世界主義的天國與地上之國不同處在於，世界注重的是操權，天國注重的是服事。這是基督教世界主義同世俗極權主義的不同。在未來世界主義的世界中，鎮壓、壓迫、不受限制的權勢，以及自命不凡的集權，將不復存在。這從《聖經》有關天國的教訓中可以看出：外邦人有君王治理，有大臣操權，而在耶穌的門徒中卻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傭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20：25-28）後來的“為人民服務”，“人民的勤務員”，“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小小老百姓”，“公僕”，“三個代表”，大概源於此？然而不及於此。

　　人間有國、有家、有種族區分，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但按趙先生的意見，人心常向着超乎此種限制的精神境界發展，18此即世界主義精神。事實界，有區分，有歧視，而在價值界，則沒有此種區分。“上帝子女所有的團契，惟以愛為法律，以耶穌為導師——那就是天國”。19以人為人，不問種族的差異。人間有殘殺，須建一不殘殺的人間。這世界，充滿了殘缺紛爭，而在天國里，卻是悲天憫人。世界不合理，故要有一個合理的世界。按基督教的看法，“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永無窮盡。阿門。”（主禱文）

　　趙紫宸先生認為，上帝的命令是普遍的法律，各國均得遵守，沒有什麼主權國家的利益與權勢可以凌駕於上帝命令之上。上帝的命令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道德命令。人的命令因而是低一等的。他期望“國與國早早脫離兇險”，“全能的上帝，你是世界萬族的父親……懇求你救兒女脫離戰爭的兇惡。”20可見，趙紫宸先生雖不是和平主義者，但嚮往和平。他主張，不僅國與國之間，而且一國之內，解決一切糾紛，都應當使用和平手段。豈有在國際上反戰而在國內分歧上開戰之理？譚嗣同認為，無國則畛域化（化除，消除），戰爭息，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這裡，消除國家界限是十分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譚嗣同的君主廢，貴賤平，公理明，貧富均，視其家，逆旅也，視其人，同胞也。21如今歐洲人出國如出門，十分容易，國界將不會重要。他引用譚嗣同的話來說明和平與世界一家的理想。他反對國家主義，認為國際形勢險惡，國家主義的壓制，使人嚮往世界和平。他希望豺狼與綿羊同居，虎豹與牛犢同臥。22“昔有國家，各憑武力，彼此爭奪，那就是強權勝，公理敗”。這裡包含了廢除國家的理想。謀私利者常假國家之名以逞。他認為，強國與弱國之分乃起源於人類分裂為國家。國家是人設立的，亦將由人而廢除。他不是國家至上論者。他不是先國家，後個人。

　　“全能的上帝，你是世界萬族的父親，我們用至謙卑的心向你呼籲，懇求你救你的兒女脫離戰爭的兇惡，領天下國家走和平的道路……一切弟兄聯絡團結，成為一個社會”。23趙先生對國際性組織、國際聯盟非常推崇。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一樣，是政府間組織。我認為還應當有更高的組織，此即各國民間的跨國組織和世界公民代表大會，在世界上發揮超出聯合國的作用。這應當是理想。世界公民代表大會應當高於由各國政府代表參加的聯合國大會，民眾有權控告本國政府。我以為還應當有世界民間人權大會，有世界議會——有別於政府代表組成的聯合國。

　　梁啓超先生說：“我們須知世界大同為期尚早……我們是要建設一種世界主義的國家……，我們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不能知有國家而不知有世界”。24趙先生引用梁先生的話以反對國家主義。他認為國家主義與法西斯一樣，把世界推向了憂患恐怖的氛圍。國家主義對內鎮壓人民，對外借武力謀求統一。他認為梁先生的世界主義被人忘記，但人類不應當忘記這理想。

　　《聖經》說：“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本，指血脈），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要借着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徒17：26-31）趙紫宸先生引用梁啓超的話表達他的美意：“我們向來不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我們中國人所崇尚的，一面是個人主義，一面是世界主義，中間卻不認得有什麼國家主義” （我認為趙先生的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因為我們中國人最講國家）。25宇宙唯一，世界唯一，人類唯一，這說明它們有着根本統一性。國家當然不是人類最高團體，26國家之外還有別的國家。他說，如果一國自認為有絕對尊嚴，絕對威權，那麼世界就會有紛爭、悲劇、衝突，人類的命運取決於天下一家的觀念的實現。

　　趙先生說，中國人的國家觀念很薄弱，種族觀念不強烈，也可以說這是因為大同世界天下一家觀念作怪。27不過，我認為，中國人的國家觀念與種族觀念太強烈了，這大大危害了人民和個人權利。但他關於中國人被“絕對國家主義”的國家欺凌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國家觀念太強，個人觀念薄弱，個人不知應負的責任，每一個人無足輕重，故自暴自棄。我以為這是中國社會太過集中造成的個人責任意識淡薄。他提倡由萬族一本、天下一家的基督教使各宗教聯合在一起，擎起耶穌的理想來。

　　這世界越來越小，國與國變成了一個社會，誰也不能獨立自存。國家獨立這一理想其實很難真正實現。一國不能脫離世界而獨立存在，獨往獨來。世界是一個有機體。在這個世界上，各個國家都成了一個個人，也應當懺悔其罪惡。他期望“世界主義國家”的實現。28這個思想乃基督教的精魂。他批評國家主義：“個人只能知有國，不能知有個人。這樣，立國的真意義便都失掉了。”29隻有在世界主義和天下為公的基礎上，個人才能有自由，有人格，有人權。凡國家主義熾盛的地方，個人往往缺乏自由。國家——個人發展的桎梏！國家——束縛自由的枷鎖！國家——正在逐漸過時的勞什子！

　　趙紫宸先生引用G.C.Bingon的話，上帝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打破了猶太人與外邦人，奴隸與自由人，希臘人與化外人的界限。他期待打破各國中間的阻隔，使一切種族觀念破除淨盡，促成互相尊重的國際生活。30隻有熱衷於權勢的人才煽動排外民族主義情緒。只有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才宣傳在衛星上可以看到中國長城。

　　趙紫宸先生說：“人在不講理性的時期，茫茫然尊己而抑人，自稱為開化的天民（如“中華”——引者），稱他族為化外的蠻夷。一說蠻夷，便生輕蔑心，一生輕蔑心，便容易產生侮辱心，一生侮辱心，便容易時時因交觸，因獨私，因攘掠的慾念而啟殺人心。”31基督教提倡上帝愛一切人，有限的道德生活一變而為無限的道德生活。

　　趙先生有時自相矛盾地說國家主義與超國家主義可並行不悖。他又說耶穌是愛國的，保存祖國的國粹，發揚祖國的國魂。他說這是偉大正直的國家主義。我對此論頗不以為然，並認為這與趙先生其他論述相矛盾，而且與基督教信仰不一致。說耶穌是愛國的，不過我要問，他的國是什麼國。耶穌的國不在這世界上，正如趙先生說他的父是天父一樣，他的國也在天上。耶穌不是愛國義士，不是起義領袖，他反對猶太人狹隘民族主義與愛“國”情緒。保羅把生於亞洲的基督教傳到西歐，使之成為歐洲文明的一部分，足見歐洲人並不把基督教視為外來宗教，也不排除保羅而另倡“自傳”。趙先生那樣熱切地把耶穌說成愛國義士，有些無根據。趙先生說：“愛國的人不但能了解自己國的歷史，盡力為祖國的目標，使軟弱萎頓，愚陋惡劣的祖國，可有美麗快樂的將來”。32不過我認為，一個頑劣的國家，它的滅亡乃是它新生的前提，我們應當加速它的滅亡，而不是維持不死不活的惡劣的生命。國家有時又是政府的別名，像盧旺達大屠殺政府，國際干預廢除之，良有宜也。我們今天知道，聯軍解放伊拉克，乃是促成薩達姆政權的完結，這很好。我們可以認為，趙先生反對狹隘的法西斯式的國家主義，贊成自己抗爭的國家主義。他的國家主義，不是盲目崇奉國家的一切作為。這一點，趙先生又表達得很好：“愛國之人，莫不知道現在的祖國有不可愛的地方，須要創一理想之國為將來的祖國，因此愛國的意識是愛將來的國，是在永存的現在中，刻意努力輔助同胞，開同胞的知識，進同胞的人格，以達到將來的樂國。”33這是指愛未曾出世的同胞，愛百年後的文化。

　　趙先生的論述可謂深刻，遠見。但我希望不要簡單地稱耶穌為愛國，因這會引起誤解。他認為，耶穌的國家主義乃推己國及人國。所以他的國家主義同法西斯一黨的狹隘國家主義不同，是正直的國家主義。他說：“然而國家的主權也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因為國家之外，尚有他國，操有同樣的主權。絕對主權說是歐洲國家主義的兇器，既已妨礙他國，復屢自害其國。提倡國家主義的人，若尤而效之，以為一國對於他國絕對的不負道德上的責任，那麼這等人是要毀滅國家的人格。……人必須處於人群之中，國必須列於諸國之間”。34他提倡限制主權，這想法很好！可是他又說，“國家主義並非是‘非國際主義’，乃是與國際主義並行的主義”。這理解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他竟說：國家主義不可無，國際主義也不可無。35然而，趙先生畢竟是基督徒。他說：人格日益擴大，始則愛一家，人格與一家等大；繼而愛一鄉，人格與一鄉等大；繼而愛一國，人格與一國等大；終而愛一世界、一宇宙、一上帝。人格就與一世界、一宇宙等大。總之，愛的範圍越廣，人格越偉大。36

　　趙紫宸先生認為，把基督教看成帝國主義的工具，“實在有不能持平的地方”。因而他認為，宗教是不分國界的。世界的教會，不分種族國界，而有共同的團契。他又認為，“本色教會”是中國基督徒所創造的制度，因為中國自昔並沒有基督教會。他坦言：“我們的教是世界教，此教的精神是世界精神。”37趙紫宸先生認為，基督教是“獨脫空間實際國族種界的範圍而流行無極”，“是超國家主義”。趙紫宸還說：“我們的教是世界教，此教的精神是世界精神。”38

　　西方邏輯與哲學的徹底性，不僅慎終追遠，而且達致終極——在倫理上就是由一人一家達到世界主義。這才是趙先生的本意。他對同胞主義也是有時讚揚，有時批評。39趙先生專門有一章論述“基督教與國家主義”（《基督教哲學》）說，要有國家觀念，也要有世界觀念，要有國民生活，也要有世界公民的生活。我認為，趙先生的本意即是從國家開始，達到世界主義結論。生活順序：先國家，後世界。邏輯順序，先世界，後國家。他認為，這兩種觀念與生活，互相滲透，所以，我們斷不可因其提倡愛國而歡呼雀躍反對世界主義，也不可因他提倡愛國而嫉恨他。我們不可無族人的友誼，也不可無國際的友誼。總之，他不反對世界主義。他提倡國家主義，但又認為國家主權也得依道德法則行事。“國家必修德而行，也要尊重他國主權”。他心目中的國家主義，有時竟然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40這使我想起極端民族主義者常常掛在口頭上的“文化侵略”、“教育侵略”、“宗教主權”等。趙先生反對面臨西方精神時國人所謂“文化侵略”、“精神侵略”之說。他說，文化是不能侵略的，精神是不受侵略的，放心罷！41如果文化竟然能侵略，那我們歡迎這種侵略，猶如我們歡迎“科學侵略”、“民主侵略”一樣。

　　基督教的世界主義在“外邦使徒”聖保羅那裡表現得更為徹底。在《聖保羅傳》中，趙先生分析了基督教誕生時的哲學背景。“天地一理，人類一性“，這有民胞物與的觀念。這種思想成了羅馬帝國廣大的人群宇宙論（世界主義——本文引者注）。“人類為一體，萬有為一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都是我所存之地……天下人均是弟兄。”42[c1]

　　趙紫宸先生稱保羅是做了“背國的叛徒”，稱他是“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里雲。”趙紫宸先生把保羅的世界主義放在當時大環境下分析：斯多葛派認為天地一理，人類一性，民胞物與，與大同主義毫無二致。似乎法利賽人是當時的愛國者。43

　　趙紫宸先生提倡的世界主義有時指地上的世界大家庭，有時指天國。但無論如何，這都同華夏民族主義對立。他和魯迅先生一樣以敏銳的眼光審視華夏文化的頑劣。他說：“今日的中國，是罪惡滔天的中國”。這與“河殤”、“城殤”、“國殤”、“華殤”有相近之處。他引羅素的話說中國人有 “貪婪、懦弱、殘忍”三惡德。44例如美國世貿中心被炸，中國女大學生歡呼雀躍，便是明證。他批評中國文化說：耶穌不講“五倫”，僅講“一倫”，即朋友之倫。夫婦、父子、君臣，皆朋友也。45他認為耶穌因此是超抵抗主義者，而不是不抵抗主義者。世界主義講一倫——人人皆朋友，故是“超抵抗主義”。他借朋友的話說：“天國之內，包藏萬民，在宗教方面有紛紜復沓的宗教，有雜陳亂列的公會。在思想方面，有千變萬態的哲學，有殊途同歸的科學。在天國方面，又有黃白紅黑的民族，有東西南北的人民。”但他又認為，“在天國範圍之內，盡可衝突，盡可紛爭，但其特點，乃在於相爭而兼容，相異而相和，相矛盾而相保護……”46我極欣賞這種哲學。由此我認為教派林立，和而不同，百家爭春，甚好。中國教會自50年代一元化後，宗派消除，鴉雀無聲，黨同伐異，難容異己，這是單一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不符合當今多元共處並存文化。

　　趙紫宸先生在談到耶穌時，曾講過耶穌的愛國主義即“愛猶太國”的主義。但在《聖保羅傳》中，這種愛國主義就不見了。保羅是基督教的締造者，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是他創立了“因信稱義”，廢除了割禮和律法稱義。“主的福音借着聖保羅傳遍了羅馬的天下，主的教會借聖保羅衝破了耶路撒冷的局部的民族的範圍而成為世界人類大統一的心靈結合。47據聖保羅，我們時代，宇宙萬匯，一切群生，都要得救。鶴鳴九臬，聲聞於天，聖保羅心憂天下，放眼世界。“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由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加三：28）

　　保羅認為，刻苦修行，虛文儀節，規條律戒，是迷障，極危險。保羅那時就反對“禮儀”。原始基督教會中“禮儀之爭”的結果是保羅派勝，舊禮儀敗。但在基督之後2000多年的中國，舊禮儀卻打敗了基督教。舊禮儀仗着國家主權論橫行無忌。連基督教會信徒也主張恪守向皇帝下跪的舊禮儀，向“天子”祭拜。中國人死守祭天拜祖的禮儀，如猶太人守舊割禮，過舊節日一樣。這為世界主義的基督教所克勝。

　　自保羅以後，各地教會皆是一個教會。民族教會，地方分立，乃是對基督教真義的反叛。耶穌基督是教會的根基，教會的元首。只有在康熙大帝時教會的頭才可能是皇帝，他有權威裁斷宗教事務。中國教會熱衷於由國王、政府包辦教會信仰。中國現今教會崇奉“三個代表”，似乎教會代表“先進階級”，又似乎教會應由“三個代表”來統帥。但從教會觀點看，肢體雖多，卻是一個教會。中國教會無論如何首先應該是基督的教會，這從保羅時就如此。教會是一個世界的聖徒之家，是上帝之國。48基督教是歷史宗教，而不是中國的傳統自然宗教。自然宗教拜天祭地，實行祖宗崇拜，這是自然經濟、自然狀態下的原始宗教。基督教進入社會歷史領域，歷史哲學因而是基督教的產物。歷史哲學藉助於上帝在人類歷史中的大能，使人類歷史合一，使人類有共同本性，自然界紛繁複雜，使中國人的自然主義社會觀把人類四分五裂，缺乏統一性。中國有歷史學，但沒有歷史哲學，只有天人合一。歷史同自然沒有分開。從自然到歷史，是一次飛躍。中國基督教會忘記了一個歷史的宗教應當同中國的自然力崇拜不同，這與保羅這位有較高修養，又有羅馬文化背景的人不同。在“禮儀之爭”中反對舊禮教的保羅，當然要受到迫害——差點系獄，差點被中國皇帝或政府驅逐——耶穌因而讓他速離耶路撒冷城到外邦去。保羅要撤除猶太人與外邦人的界限，一如後來傳教士要抹去中國舊禮儀與西方禮儀的對立——此即廢除律法和舊禮儀。上帝是全宇宙的救主，全人類的教主，難道不是中國人的救主嗎？

　　1894年法國陸軍上尉德雷福斯被誣陷為”出賣軍事機密”以”叛國罪”論處。一年後真相大白，但軍方仍不肯認錯，因為“國家尊嚴和榮譽高於一切”。作家左拉認為，唯有個人尊嚴才維護國家正義，國家應維護每一個公民的尊嚴和名譽，才能使人感到驕傲和安全。左拉的《我控訴》受到愛國主義者的質詢。但左拉願為受到國家權力侵害的公民喊冤。這一事件昭告世人：人的生命高於國家利益，人的價值勝過一切價值，踐踏個體尊嚴和權利乃是犯罪。國家犯罪是最大犯罪。

　　我們中國是個物產豐繞的國家，最近又生出一批“憤青”（其實也包括“憤老”）：

　　他們有着強烈的“愛國心”，民族意識高漲，但民主意識欠缺，對世界公認的先進國家心存憤恨，一面對現存國際秩序強烈不滿，另一面對國內現狀熟視無睹。他們把一切國際糾紛極度單純化為弱肉強食的利益之爭。……他們將我國政府務實講理的外交政策歪曲為軟弱無能，以21世紀的義和團自居，聲斯力竭地瘋狂排外。比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他們大呼抵制外國產品，完全不顧其現實不可行性和本國損失。……在外交上，他們也一味主張對美日等國無端強硬。憤青們善講毛時代對抗發達國家幾十年也沒有怎樣的謬論，完全無視抗美援朝一戰不僅死傷無數，更從此被國際社會孤立三十年，導致國內政治空氣長期高壓，運動不斷，餓死人無數，以致改革開放前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現實。……他們崇尚暴力，喜歡以暴力方式解決問題。“滅、殺、奸、核……”等字眼是他們愛用的詞彙。

　　今天，有些人躲在民族主義的裝甲車內，藉口反對“文化侵略”而提倡“宗教主權”，拒外攘外。這是十分危險的。“撞機”事件和誤炸使館後，中國的民族主義火焰極熾，反美情緒陡增。羅馬教廷“封聖”，也使中國教會的民族自閉主義有了根據。然而，我們時代的哲學關注的是世界和平和世界主義。世界是哲學思維的起點、目標、根據和標準。哲學乃是“世界公民”意義上的哲學。哲學是超越一切地域、膚色和語言的。哲學的永恆主題是世界，是超民族的、世界性的。世界哲學以全球為單位。新的世界觀的交流使人類具有關於自身統一的、全球性的經驗。雅斯貝爾斯稱世界哲學是超越地域、民族的世界公民的哲學，是世界交談。基督教的世界神乃是世界哲學的前提。我們應當捍衛基督教的世界主義，使之免遭民族主義的污染。世界智慧、世界宗教、世界文學、世界信仰、世界民族、世界公民、世界和平、世界價值——我們奮鬥的目標和出發點。世界哲學將導致人類的合一，這與世界宗教的作用同理。大而公，聖而公——基督教教會的特色。

　　當今世界，地球很小。把基督教會當作皇家苑林和私人宅基地的時代已經過去。他人不得染指內政，外人不得評論自己政制的缺失的時代已永成疇昔。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一處侵犯人權，舉世皆可指責，這才是今日之大道理。一國之人，乃是世界公民；一國之旅遊資源，可供世人享用。我們再把異已的思想、主義、學說拒之門外，恐怕只會引來萬國騰笑。今天，一國國內之人權，並不僅僅是政府手中的玩物和自我表彰的東西。我們不應當把外部關於自己國內人權狀況的批評視為敵對，反唇相譏，再來一通關於它國人權的白皮書，或再來一部表揚和自我表揚的文件。我們的人權觀念長期受到階級鬥爭觀念的影響，被公民權利所代替，自然權利意義上的天賦人權被人民權力所代替。如果我們的人權觀念與實踐有問題，那麼，外界的批評就不是壞事，它可以大大促進和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

　　我們中國的“學者”比工人階級和政府官員更有“愛國心”。商號酒店牌匾若用繁體書法，便被認為是涉及國家“語言主權”的事。學校課堂上若說外語，就是有關“語言主權”的大事。49小孩見面曰“哈羅”，再見說“拜拜”，教師上課講幾句英語，並不涉及國家主權。我不知道中國學者的政治鬥爭理念怎麼這麼強烈。漢語大量外來語彙，如“麥當勞”、Email、SARS等名稱，也成了“愛國者”搗蛋發難的對象。我不知道，民粹派為何不敢取消學刊論文的英文標題和摘要。

　　2004年4月16日太原

　　【注釋】

　　1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42頁。

　　2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21頁。

　　3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24頁。

　　4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08頁。

　　5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08頁。

　　6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09頁。

　　7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04頁。

　　8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02頁。

　　9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01頁。

　　10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01頁。

　　11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03頁。

　　12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67頁。

　　13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70頁。

　　14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75頁。

　　15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75頁。

　　16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46頁。

　　17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46頁。

　　18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34頁。

　　19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34頁。

　　20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30頁。

　　21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31頁。

　　22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31頁。

　　23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30頁。

　　24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22頁。

　　25 《梁任公近著》第1卷（上），第241頁，《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20頁。

　　26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20頁。

　　27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21頁。

　　28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22頁。

　　29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23頁。

　　30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23頁。

　　31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71頁。

　　32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72頁。

　　33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72頁。

　　34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73頁。

　　35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74頁。

　　36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41頁。

　　37 趙紫宸：“我對於創造中國基督教會的幾個意見”，《真光雜誌》1927年第26卷第6號，第1-13頁。

　　38 趙紫宸：“我對於創造中國基督教會的幾個意見”，《真光雜誌》1927年第26卷第6號，第1-13頁。

　　39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37-238頁。

　　40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72頁。

　　41 《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72頁。

　　42 《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04頁。

　　43《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09頁。

　　44《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0頁。

　　45《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59頁。

　　46《趙紫宸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75頁。

　　47《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79頁。

　　48《趙紫宸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46頁。

　　49 《中國教育報》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