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話不好好說

任不寐

一個只講力量和利害的民族，往往不講道理和是非。或者說它講另外一種假道理，並因此形成了自己的話語方式和文字符號。這種話語方式就是我所說的“詩性語言”，它所承載的民族精神就是我所說的“文學思維”。如前所述，“詩性語言”和“文學思維”是文學教育培養起來的。關於這個問題不再贅言，我們現在要進一步分析的“詩性語言”是如何和民族精神互相作用的。教育家和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特（Wilhelm vou Humboldt,1767-1835）說：“由於語言的存在，民族差異才成為一種受人注意的精神現象。……語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對語言不斷施於影響的自然結果。……而語言則把它所獲得的這類特徵固定下來，並以此對該民族產生反作用。”（《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德）威廉-馮-洪堡特 著 商務印書館 1999年出版P203-204。）

古代中國語言分兩大類：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現在我們生活中的語言有三大類，一種稱姚（文元）體，就是新聞聯播和報紙上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缺乏信息量，卻輝煌壯麗，氣勢磅礴、或正義凜然，或語重心長。第二種稱為王朔體，以市井厘語和俏皮話為主要內容，充滿犬儒和機智，也充滿髒話、得意和無奈。第三種稱為楊朔體，就是作家和詩人用來寫作的，或滿腔悲憤，或淚流滿面，或興高采烈，或一往情深。但是無論那一種語言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話不好好說，或者拐彎說，或着“說着說着就要動手”。對“有話不好好說”的“詩性語言”可以總結出三大特點：非理性、否定性和實踐性。我們進一步做具體分析。、

1、非理性
文學思維和這樣一些詞聯繫在一起：衝動、急躁、沒有判斷力和批判精神，誇大感情等。總的說來，文學思維缺乏推理能力，而是用想象代替推理，用抒情進行價值判斷。關於文學思維的這些特點，可以參考龐勒對“群眾心理”的相關描述：

這種思維習慣“從邏輯上屬於十分拙劣的一類”，它也有推理，“它的推理也要藉助於觀念”，但它所採用的各種觀念之間“之存在着表面的相似性或連續性。”這種推理方式“類似愛斯基摩人的方式，他們從經驗中得知，冰這種透物質放在嘴裡可以融化，於是認為同樣屬於透明物質的玻璃，放在嘴裡也會融化; 他們又象一些野蠻人，以為吃下驍勇敵手的心臟，便得到了他的膽量; 或者象一些受僱主剝削的苦力，立刻便認為天下所有雇主都在剝削他們的人。……把彼此不同，只是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因此不妨說，他們並不推理或只會錯誤地推理，也不受推理過程的影響。”（《烏合之眾》Ｐ48－49）

柏拉圖對文學思維也進行過即使不是開創性的也是經典性的批評：

“在柏拉圖看來，詩歌是欺騙：他提供模仿的模仿，而生活的目的是尋求永恆的真理; 詩歌煽動起難以駕駑的情感，向理性原則挑戰，使男人象個女人; 他誘使我們為取得某種效果而操縱語言，而非追求精確。詩人發送出很多精美的言辭，可是，如果你問他到底在說些什麼，他們只會給你一個幼稚的回答：不知道。”（《文學對抗哲學——從柏拉圖到德里達》（美）馬克－愛德蒙森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出版，Ｐ1。）

任何原始民族都經歷過“詩性語言”階段，但有的民族很早就從詩性語言轉進入了理性語言時代。在這方面，希臘社會是一個特別著名的範例。雖然詩和歌也是希臘社會早期主要的精神文化形態，但很快理性語言就支配了精神世界。不僅如此，希臘的詩歌事實上也一直沒有被抒情完全統治，“在詩和歌裡面，詞及其思想內容占據主導位置，伴隨的韻調和激情只起次要作用。”（《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P213。）漢語則長期停留在詩性語言階段，這種語言從象形文字到文字的運用都是一種獨特的比喻，往往又出乎意料地把不相關的概念組合到一起，通過想象力來影響事物的本質，並傾向於把無生命的事物和有生命的事物列列為同一範疇（比如很多這樣的歌詞：“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你搞不清楚它在說什麼），也傾向於進行“本質主義”的思考（“究其本質”、“不可告人”、“別有用心”，等等），對事物背後的神秘力量充滿巫術般的想象。在洪堡特看來，漢語是“偏離高度規律的形式的語言”。他說：

“即便是最堅定地捍衛漢語的人恐怕也會意識到，漢語並沒有把精神活動確立為真正的中心，使的詩歌、哲學、科學研究和雄辯術以精神生活為出發點同樣成功地繁榮起來。” （《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P299。）

首先，詩性語言有一種自我拔高的功能，但卻缺乏信息量。它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使自己在言說的同時被自己感動，變得神聖不可侵犯或不受自己控制。比如，我們常常說：“啊，祖國！”話一出口，一種神聖感油然而生，於是我們就高大起來。可實際什麼信息也沒有。再比如，“狼煙四起”，一看到這個詞我們眼前就出現一幅戰爭畫面，但究竟有幾匹馬、多少士兵，你不可能知道。、

其次，這種自我感動的力量發展到極端回出現一種叫“自體中毒”的輕微精神障礙，即自己被語言控制而不是相反。最經常的症狀是“真實謊言”：一個人經常通過比喻來說明一件事情，說着說着自己都以為那是真的了，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結論。我們舉個例子：有一位文學教授，他參加了一個評委會結果自己給自己評了獎。這自然遭到了批評。他很生氣，就說自己政治處境很不好，這些知識分子的象別人一樣搞政治迫害——請注意，他的結論來了——這些人竟然搞政治迫害！這時候他熱淚盈眶，他被自己感動了，並毫無疑問是真誠的。這種感動是輪番上升的，具有越說越激動越激動越說這種再生機制，最後可能衝動下訴諸暴力或其他非理性的行動。我認識一為“民間作家”，他和朋友吵翻了，理由是這樣的，下面是他的推理方式：１、我猜疑他可能是A，２、既然Ａ是惡的，３、他竟然是惡的！於是他覺得和朋友不共戴天。

當然，這種自體中毒有時候掩蓋着某種極端自私自利的動機，只是由於把否定放大到他人身上，通過抒情的作用想象成為真實，掩蓋了自己的真實心理——但心理學上的研究比這種想象力深刻的多：我們知道：攻擊和抱怨，這本身已經是內疚。自己被自己感動的心理真相往往是，良心急需文學的援助。

2、否定性
詩性語言首先來自資源匱乏約束下的主觀自由的匱乏。同時，這種語言反過來又為爭奪資源服務。一方面，詩性語言為不當得利進行道德辯護，這種辯護一般說來在邏輯上是非常幼稚的，比如利他主義。另一方面，詩性語言成為爭奪、拼擠生活的號子——語言暴力是生活暴力的意識形態。
這種語言暴力在本質上是一種否定的語言，幾通過對他人的否定來毀滅他人，目的是使自己在生活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或者在劣勢的情況下通過語言攻擊取得心理平衡。

首先，詩性語言在邏輯上——也由於資源爭奪的你死我活的性質——迷信善惡二元論，走極端，不寬容。它設定兩個價值極端，由於人自我中心這種天性，他人總是處於惡的那一端，並罪不可赦，沒有任何好處，自己則處於善的這一端，好的天花亂墜，白璧無瑕。沒有任何中間狀態，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魔鬼就是天使。基督教文明因上帝這一縱向公設使所有的人都在靈魂上是平等的，既不可能是天使（沒有人是神），也不可能是魔鬼（每個人都是神的孩子），但在漢語世界，這種理性認識是不可能發生的。

其次，在上述道德上的“階級成份”劃分完畢之後，“善”就要對“惡”進行否定，而且必須是徹底的否定。就這樣，人神共懼的中國大批判誕生了。這種大批判之不講道理，就是通過抒情武裝自己、然後通過“本質主義”的獨斷進行論斷來實現的。否定性語言同時在心理上受權威人格的影響，因為批評別人客觀上有暗示自己比被批評的人要高明這種功能，所以，中國人都特別深愛此道。正如魯迅說的，他們在說“世風日下”的時候實際上是想說“他們世風日下”。有時候，對他人的全盤否定是通過對另外的一個人的全盤讚揚來進行的，有時候這種否定則指向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一顯示自己與眾不同。句個例子：如果兩個人在爭論，批評家唯一的反映是不問是非，而是兩個人都否定，以暗示自己“和他們不是一夥。”即使流氓強姦婦女，他也寧願評論說，那兩個人太不成體統了！
這種人可以命名為“批棍”，我批故我在，是非不重要，批判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須批評。我一批評，我就“贏”了。所以在很多討論會上，中國人根本無法討論問題，也不會傾聽，爭吵成了家常便飯。而在互聯網中文論壇上，口水與磚頭齊飛，冷嘲和熱諷一色。對於這種愚蠢的狀況，由於匿名發言往往更沾沾自喜，沒有任何恥辱感。

否定語言還具有“事件饑渴症”，渴望別人出問題，希望出突發性事件，希望窺探陰私，然後見獵心喜、落井下石，居高臨下進行批判，進行機會主義的自我凸現。“批棍”對他人的不幸缺乏同情，他人的遭遇成為他起鬨的材料和化裝的顏料。嫉妒在這裡也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稍有名氣的人，或者女明星，更容易引起“批棍”的熱情。經常的話語是這樣的：“連他都這樣，真令人失望”、“其實難符啊”，等等。《聖經》上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但在這裡，使人紛爭的人自以為有福了。
社會性原因並不難找。就是否定指向各種社會資源（如注意力、政治地位、經濟利益等），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了。和教育最密切相關的的原因就是：“賤民”因為長期壓抑通過語言攻擊實現自己的“想象力執政”，這是一個普遍性的事實。研究認為，學校的管制和否定性評價培養出來的學生就習慣於操持否定語言。

正因為如此，有人把中國稱為一個罵人的國度。“罵”是否定性語言的極端形式，否定性話語還要配以激烈的音調，而這音調反過來有鼓勵語言的粗暴。中國民間罵人花樣之豐富、內容之無恥，確實蔚為大觀。筆者曾經有幸在某時公安局實習，清楚地記得有這麼一段對話（立此存照僅僅為了研究，願上帝寬恕我）：

警察：????媽，誰讓你站起來了！
民工：你怎麼罵人……
警察：你媽X誰罵你了？????媽，你給我跪下！（踢了一腳）
民工：我的腳累了……
警察：你媽了X的，我看你是找抽了（一頓耳光）！
民工：（哭）
警察：哭你媽了X啊，我????媽了？瞧你媽X那操性，我????打不死你——????媽你還敢看我？你媽X你以為你是誰？到裡面我他媽整死你（又一頓拳腳）！
民工：大哥，我不敢了，大哥，我錯了，我錯了……
警察：錯你媽X！錯哪了？說？????媽你為什麼錯，知道錯你媽X還犯（更強烈地踢打）！
（過了一會兒）
民工：大哥，我要上廁所。
警察：（不理睬）
民工：我實在憋不住了……
警察：別不住了，拉啊，憋不住了和我有啥關係啊？！
……

這段“對話”給我強烈的刺激，我能感覺到這種語言包含着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的密碼。我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能力把它全部破譯出來。遺憾的是，這種“對話”實在太普遍了，而基本上是行為暴力的伴奏。這種語言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詩性語言：它是比喻（“暗喻”），是極端的想象，並把想象當成事實。如“你是狗”，“????媽”，等等，實際上“你”不是“狗”，而那種“性行為”也沒有發生。這種想象和“疑是銀河落九天”這種詩句所蘊涵的文學邏輯是完全一樣的。

當然，也有隻罵不動手的，這在各個地區有不同的表現。至於知識分子，在這方面也好不遜色，不過大體上屬於只罵不動手之類，不過他可能是在為國家暴力伴奏。孟子說：“無父無母，是禽獸也！”這種姿態讓人不寒而慄。想想吧，如果給他權力，他對“禽獸”實施最殘酷的暴政肯定會以為是天經地義的。知識分子的另外一種罵術就是反諷，這個問題我們也討論過了。反諷沒有愛和寬恕，只有憤怒和蔑視，因此從反諷的語言暴力發展到政治暴力也是輕而易舉的。

3、實踐性

文學語言也有強烈的強烈的實踐意欲。由於情緒的泛濫和自我感動，它會“說着說着就要動手”。

這種實踐性首先表現在語言主要用語社會生活而不是精神創造，因此中國文化沒有科學和哲學精神，只有實用的道德倫理和權術兵法，只有詩歌和散文。其次，在社會生活中，經濟生活缺乏數目字管理（黃仁宇），缺乏契約精神和效率觀念。最後，它表現在文人領導革命這種政治傳統中，而文人對革命的領導往往進入浪漫主義的極端運動，由於道德取代了法律，由於善惡二元論取代了個人平等觀念，往往導致對生活的傷害。

這就是中國文學教育給我們提供的語言教育。學生從校門出來，成為各種形式的語言暴力者、學會假抒情，說自我感動的謊言為自己的錯誤辯護，不會討論、不懺悔、不寬容——他們打算否定一切站在他們前面的人，而且以高大的形象。

我到不是主張取消漢語，而是提倡一種新漢語，新語文。人類精神文化包含着求生、求善、求美、求真四方面的內容。詩性語言有它的審美價值，但它應該主要把自己留在這個審美領域，而不是壟斷整個精神生活。我們已經看到，文學的僣越必然導致社會生活的非理性化，整個社會沒有人格健全的人，每個人都打算對別人行兇並覺得正義凜然，但受到傷害以後又被自己苦大仇深所感動。

這一切應該改變，是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