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政府主義者的主動死亡——我的蒙恩見證

姚凱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着。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為我舍己。
——加2:20



（一）三次出生

一個人能夠出生幾次？他可以擁有幾個生日呢？一個人又將會死亡幾次？哪一次死亡才是決定性的呢？那些介於這許許多多的死生之間的，又該叫做什麼呢？

2005年，將近聖誕節，我坐下來回首我至今的人生。我發現，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經歷了三次出生：一次肉身，一次精神，一次靈魂。

這三次出生中，只有第一次身體的出生我知道明確的日期：1975年3月18日。那一年是中國幾個大人物生命的最後一年，同時，一場範圍上席捲中國，程度上觸及國人靈魂和肉體的政治運動也正在接近它的尾聲。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時期，但是對於一個嬰兒而言，這些都沒有什麼意義，我對於那一年完全沒有記憶。

如果人之為人，乃是因為人的自我意識，而自我意識又是在和對象意識的糾纏中與之共生出來的話，如果一個孩子的成長意味着他的開始學習用成人的眼光去看，用成人的心思去想，用成人的表情審視鏡子裡面的自我以及鏡子外面的世界的話，那麼，作為一個社會意義上的人，我在1989年又出生了一次。那一年的暮春，在偉大祖國的首都發生了一場至今可以在暗地中聽見迴響的社會震動。與此同時，在離開北京千里之外的大別山脈，在一個小小兵工廠的子弟學校里，14歲的我正在準備投考省城的高中。對於一個習慣了大別山世外桃源一般生活環境的少年而言，那是一個難忘的暮春。他的眼光也許是第一次真正超越了視線盡頭的那些青蔥的山嶺，從此，他站在了世界的面前，世界也站在了他的面前。

和前兩次一樣，我第三次的出生也在我自己的計劃之外（所以，當我們明白我們的人生從出生到死亡都是在我們計劃和意願之外的時候，我們實在是沒有資格說我們掌握着自己的命運）。這一次的出生沒有什麼宏大的歷史事件作為背景音樂，1999年和前面兩個年份比起來，似乎乏善可陳。和前兩次相比，這一次的出生看上去也沒有在一瞬間造成什麼涇渭分明的巨大改變，但它事實上是顛覆性的——我在那一年決志成為了耶穌基督的門徒。

我說“決志成為基督徒”而不是“悔改並接受耶穌基督作為生命的主”，因為我不敢說，在傳道人的熱情建議之下做那個決志禱告的時候，我是不是真正意識到了自己是一個罪人，我是不是真正從心底生出了認罪悔改的意願。這次屬靈的出生是一個剎那間的事情，同時，它又是一個極為漫長和艱難的過程。正如一個孩子肉身的出生，他離開母親的子宮不過是個短暫的事件，但是在這之前之後，為了預備、延續並完成他的出生，他必須不停的成長。如今看來，諸如我1999年初春那樣的一個禱告與其說是人面向神的決定，不如說是神在重重人生迷霧中對人的引領；我相信那個禱告的單純與真誠，但是它對我的意義，卻要經過很久之後才一點一點地向我彰顯出來。在此之前，我的人生道路與目標似乎和我所禱告的那一位神沒有什麼關係。



（二）生死問題

1998年的出國留學也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真正自己做出的重大決定，在此之前，我的人生恐怕和任何一個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沒有什麼不同。即使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這樣蓋棺論定的話，中國的孩子唯一可以做的也只是在無休止的讀書和考試中一年年的升學。道路已經被鋪好，目標已經被樹立，我們能做的只是向着可能的功名低頭前行。當多年遙不可及的大學夢終於成了我的昨夜西風和明日黃花，我決定做一點自己喜歡的事情，一些自己想要去做而非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來到了德國。

最初的選擇是斯圖加特大學建築學系。據說從小我就表現出了文娛與藝術方面的天資，只是這些天資未得機會變為技能和素養。建築學一度是我的夢想，如果當初我在這條路上走了下去，今天的世界也許已經多了一個不錯的建築師。但是在哥廷根學習德語期間，應該就是我決志成為基督徒那年的秋天，一件事改變了我人生的方向。

人在海外，比在國內多了很多不同的信息渠道，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人和不同的書籍。我開始站在中國之外，從一個外人的角度回頭去看我自己生長於斯的故鄉，這使我對那片熟悉的土地有了新的認識，也帶來了更多的思考。在一本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論文集中，一篇叫做《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的文章吸引了我。

在距重慶市中心“解放碑”約20公里的沙坪公園裡有一座紅衛兵墓園。這是60年代遍及中國的城市武鬥給中國留下來的無數墓地之一，據說卻也是唯一綿延至今仍基本完好的墓地。文章記載了作者尋訪墓地和“苟活者”的過程。讓我動容的，是一位汪XX（40號墓）遺孀的訪談記錄：

“我退休好幾年了。25年前的事情我一天也沒有忘記過。我和我男人都是中梁山煤礦的，一道參加造反派，同一個觀點，一起開會，辯論、寫大字報、印傳單。他是出去支援兄弟單位在潘家坪激戰中被打死的。——你問我男人死得有沒有價值？”……價值，象是該有的喲。他是擁軍的，解放軍支持哪派他就參加哪派。又是響應毛主席、黨的號召，關心國家大事，投入文化革命。啷個沒得價值喲。但是現在，文革也基本上都否定了，否定了還有啥價值呢？否都否定了還有啥價值？哦，我怕娃娃吃後爹的虧沒敢再嫁人。今天帶兒子和他剛交的女朋友來上墳，就是要讓他們記得做人的根本，知道這個家的歷史。”

“價值，像是該有的喲。”——這句看似平淡的話擊中了我。像是該有的，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呢？文革否定了，這人就好像沒有了價值，倘若文革沒有被否定，這人是否就有了價值呢？一個人的價值如何可以飄浮變幻在他那個歷史階段被後人所肯定或者否定的年月之間呢？這個活着為了一個價值而努力，並且帶着價值的滿足感而死的人是在活的時候才有價值，還是在死了之後依然有價值呢？人活着到底有沒有價值呢？人到底要不要有一點價值呢？到底什麼又是人活着的價值呢？已經死去的人，他們的價值何所在？面對他們，我們這些活人的價值又何所依呢？我發現我想要知道這個問題，我更想要自己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放棄了建築學，選擇了社會學。我認為社會學可以幫助我認識社會，認識自己，而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地認識自己，我們就能正確地面對自己和別人。我對我自己，也對不理解我的人說：

“這個世界需要有人去構建房屋，更需要有人去構建社會。”



（三）死生之間

新世紀和新千年之初，我有機會去柏林參觀。在洪堡大學的主樓里，我看見馬克思的那句名言，它被用金色字母鐫刻在大廳正中的牆壁上：“哲學家們只是用各種方式解釋世界，但問題是要改變世界。”（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drauf an, sie zu verändern）進入社會學專業學習的我也有類似的雄心壯志。一個文革武鬥死難者遺孀的嘆息引起了我在迷茫的世界裡面尋找道路的欲望，並且很自然地把這種欲望化作了改天換地，造福中國，澤被國人的偉大理想。

這對於一個生長在紅色中國的年輕人來說其實是一件比較自然的事情。在一個被鮮明的意識形態所全面占領的中國，各個時代都充滿了各樣政治運動，各個角落也充滿了各樣政治事件。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都社會化，而社會生活則嚴重地泛政治化了。我開始讀書的時候正是紅色中國比較灰色的年代：它正努力走出過去，走向未來，但是它既還沒有完全走出過去，也並沒有真正走進未來。經歷了漫長的政治運動和歷久彌新的政治教育，人們的生活和思維習慣長久不能改變。在鄧麗君的歌聲中，我們這些男孩子依然在泥巴石頭的遊戲中“打倒美帝野心狼”。至於女孩子們，她們扎着朝天小辮，穿着花裙子，一邊跳皮筋，一邊唱着那些已經有一點古老的共產主義兒歌：

一米一米三，
三、三、三；
三面紅旗，
解放台灣！

這些語言對於孩子而言也許沒有真正的意義，但是卻無可避免地影響了他們的成長。他們的腦袋被反覆漂洗，以至於他們和所有中國人一樣，在即使微不足道的事物上，在任何靚麗的色彩中都似乎能看見一抹“淡紅色”， 一種已然褪色，但是卻又不能完全漂白的色彩。我說的甚至主要不是共產主義理想本身，而是這種主義帶給中國人的一種特有的觀察世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這種 “淡紅色”思維方式的影響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至今我們往往也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去反思和批判代表了這種方式的那個主義。

正是帶着這樣一個“淡紅色”的腦袋，我開始了我追尋人生價值和濟世良方的留學生涯。感謝神，他很快就敲打了這顆開始膨脹的腦袋。

讀書之餘，我開始有意識地更多關注中國的事情，並打算結識一些同道中人。我人在海外，實現這個目的主要靠網絡。我在一個叫“關天茶舍”的政治和思想性論壇安了家（這一“安”就是三年）。我把學來的社會學知識化作我對時事的觀感，和一批有着不同學識背景和人生閱歷的“淡紅色腦袋”們一起在虛擬的世界裡筆墨天下，杯酒江山。隨着一篇篇不見得有質量但至少有數量的文字發出來，我在那裡慢慢從一個無名小輩變成一個略有人欣賞的“有名小輩”，甚至一度做了“斑竹”，也就是負責論壇版面的義工。一切似乎如我所願。

但是，我越來越看見一個“佯謬”：拋開各種艱深的學識和高遠的眼界，我發現這些所謂的“知識精英”——包括我自己——居然和我以為“庸庸碌碌”的市井百姓沒有什麼不同，人類智慧的聚集並沒有使關天這樣一個網絡論壇變得更聖潔更美好。中西各種主義的教主，古今各類理論的Fans，各路神仙聚集在論壇上，為中國的現狀和未來而爭論、對峙。而在這些看上去很崇高、偉大的行動中，人性的渾濁暗流涌動，成為主導論壇局面和走向的非理性動力。不論是愛國的情懷，是正義的良知，是科學客觀的精神還是悲天憫人的胸懷都不能掩蓋在我們在發言和行動的細節中所表現出來的人性敗壞。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恰恰是我自己的做為！我發現我的知識沒有使我變得和以前有什麼真正的不同，反而在網絡這樣一個虛擬社會裡，我更看見我以前在現實社會中所不容易看見的，幽暗的自己。

知識不但沒有本質地改變我，也沒有本質地改變這個世界，甚至，我們對世界的認識都還是一個問題。幾年的專業學習，我拜讀的都是智慧見識超人的大師：Weber，Marx，Habermas，Giddens，Foucault，Elias，Mann，Schutz，Garfinkel，Malinowski，Boas，如此等等。我遺憾地發現，學術的“象牙塔”本身恰是一個“巴別塔”。正如社學會理論所體現的那樣，人類對自身所處的這個世界的種種思考往往相互對立，彼此分離，極度缺乏共識。大師們在他們的經典著作中無不深刻的揭示了人性的問題，更深入地探討了人類社會的種種危機；他們提出無數理論要解釋世界。眾說紛紜，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好像又都不對。

事實上，各種社會理論雖然是人類對“真實世界”進行科學研究努力的結果，但是任何理論都產生於非事實性。非經驗性的思考過程，它受到研究和思考者的信仰（信念），知識的社會性累計，固有的想象力和邏輯推理能力等主觀而個體的因素所影響，由此理論所展現的世界也必然隨着研究者的不同而不同，以至於一位當代著名社會學家說：“在任何時候我們想要確切地了解現實究竟是什麼都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說“問題是改造世界”，而今認識和解釋世界尚且成問題，更徨論解決方案呢？即使是馬克思和他的恢弘理論，也一樣犯了很多錯誤，貽害無窮，留給世界一個失敗的改造經驗。幾年的專業學習讓我得出一個結論：

對於這個世界，我們好像說了很多，其實基本上什麼都不知道。

理論上的反思和實踐中的教訓讓我越來越看見這個名為“神死”實為“人死”世代的現實。在尼采“上帝死了” 的宣告中，我們獲得的不是自由，而是混亂；在潘霍華“世界及齡了”的聲明里，我們聽見的不是合唱，而是喧譁。不再愛神的世人沒有了彼此之間真正的愛，不再敬畏上帝的我們也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尊嚴。各樣的主義，各樣出於人的理想都只不過是從外面想辦法，都是在人類群體，文化和系統層面追求一個“最不壞”的世界秩序，卻不能真正解決這個世界最根本的問題：人的敗壞，每一個個體人的，具體而微的敗壞。由此，我們所有對完美世界的嚮往，所有忠心的祝願，所有心中美好的理想，都顯出不過是希臘神話中的西緒福斯和他背上的那塊石頭，在歷史和現實的光明頂峰與黑暗谷底之間往返、徘徊，永無止息……

曾經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自己已經死了，曾經用大手攪動中國社會的偉人也已經死了；而我，一個曾經的懵懂小子，一個負笈去國，磨劍懷鄉的年輕人，一個“唯恐天下會亂”的“預備革命黨”， 一個紅色中國“淡紅色”的遺產繼承人，在將近而立之年也走向了他“屬世的死亡”——這是一次他自己主動選擇的死亡，更是一次耶穌基督他的主所推動的死亡，所以這是在他三次出生之時甚至之前就已經開始的一次死亡。



（四）一次死亡

2004年9月，我寫信給當時尚未信主的母親，提到我的一些想法：

“我現在可以確認，真正能夠改變這個世界的不是人的理論，不是科學，而是信仰。雖然教會也是普通老百姓呆的地方，雖然教會也會出很多事情，好象我在關天看到的那樣，但是信仰的力量還是可以看到，關天這個論壇和我現在所在的教會給我的不同感受就是，雖然這裡面的人都是不完美的人，雖然同樣會面臨很多問題，但是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界，你看不到希望，而在教會裡面，你能看到希望。”

“雖然我們這個華人的教會很小，沒有什麼實力，沒有什麼影響，甚至沒有自己的教堂，一直是借用一個德國的教堂使用，所以基本上稱不上一個教會，而只是一個“信仰小組”，但是畢竟是哥廷根華人留學生一個感情的家，柴米油鹽的還是要照顧的。我在其中學到很多東西，也有很大的成長，收穫很多。我和教會裡面其它的同工一起，作為一個小團隊，負責整個教會的事物，風風雨雨，這幾年很好的合作，我在其中生活的很愉快。”

“這就是我改變做事方法的原因。和其它任何機構，組織，企業相比，教會的不同不在於其中的人都是聖人，潔白無暇。教會裡面的人就是大街上的普通百姓，也有七情六慾，也會犯錯誤，也有問題。教會的不同在於其中有上帝，有耶穌的愛。所以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在教會裡面你對未來有希望，對自己的未來有希望，對別人的未來有希望，所以你有真正的快樂，我在教會過的很快樂。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在這封信中，我第一次提到我有感動去讀神學，將來做一個全職的傳道人。我很感謝神，在我信主之後的這幾年中對我一步一步的帶領，讓我看見這些年我所走過的道路到底指向何方。當初在傳道人的鼓勵之下做那個決志禱告的時候，我只知道從此耶穌是我的救主，而我從此是一個基督徒了。至於“請耶穌做生命的主”意味着什麼，“做基督的門徒”是什麼意思，我當時其實並不了解。之後很長的時間裡面，雖然我也去教會，雖然也讀經禱告，後來還做同工參與事奉，但是我還是按照過去已經習慣的方式生活，就是在各樣的事情上考慮自己的主張與願望，而非求問神的旨意。神的帶領是奇妙的，他沒有立即否定我的想法，沒有專斷地把那些門猛然關上，讓我碰一鼻子灰甚至一腦袋包。正如我在上面那封信裡面所說的，神讓我在數年的學習和生活中逐漸看見兩條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條道路是寬大的，走的人也多，而另外一條卻是窄小的，走的人也少。他讓我慢慢開始反思自己的志向，開始看到自己需要在這兩條道路中間做一個選擇。

我想我不是在否定其他沒有選擇全職事奉的基督徒。我不想說其它的生活方式和其它的學科“全然屬世”，毫無用處。基督徒在任何環境和工作中都可以為神做見證，都可以是在做神的工作。任何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我們遵從主的教導，心裡當是為主而做，是面對主在做的，都一樣榮神益人。並非只有做傳道人才是真正地委身，並非只有牧師才是在事奉主，每個人的專長不一樣，神的帶領與呼召不一樣而已。所以我並非貶低其他學科和其的工作。主耶穌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我只是在我所關注的那些死死生生的問題上看到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如此有限，看到只有走神的道路而不是人自己的道路，世人才有希望。我要說的是，在世界的道路上，我已經死了。

寫這個見證之時將近聖誕節，我們團契辦了一次聯歡晚會，請了德國教會的弟兄姊妹和其他華人同胞一起來慶祝聖誕。整件事看上去似乎比較糟糕：節目很少，也不算精彩；大家缺乏配合，顯得有些慌亂；人來的不多，一些又早早走了。最後，因為客人少，很多預備的食物剩下了。大量切開的麵包、蛋糕，半鍋肉湯和一大鍋糯米粥無人問津，只好由我們這些同工“分享”，每人帶一些回家。從純粹技術角度講，晚會辦的並不很成功，但是感謝主，他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8:28）。事後同工們相互聯繫，在冷靜的分析和直接的批評中，我依然感到一種無比的溫暖與快樂。弟兄姊妹之間既沒有因為這樣不成功的合作而相互指責，推卸責任，也沒有為了今後日子好過而虛與蛇委，僅僅追求面子上的和平，更沒有背後說人，在暗中發泄不滿情緒，而是相互關愛，彼此接納，在共同的探討中共同進步。雖然這是一次從技術角度講並不成功的聖誕晚會，但是卻如此令人難忘，不是因為別的，乃是因為我們有神的愛。

這就是教會與世界的最大不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3:23）從我們都是罪人，我們都住在敗壞而必死的肉身中的角度，教會內外並無不同。不同在於，教會裡面有主耶穌基督的同在，有神的靈的帶領與保守；教會已經與世界分別，與基督聯合。因着神的慈愛與大能，我們願意承認我們的罪，欣然接受主耶穌的救贖，以至於稱義；並願意把自己交託給神帶領與管理，努力跟隨耶穌的腳蹤，以至於成聖。教會外面是尚未認罪的罪人，教會裡面是已經認罪的罪人；教會外面是尚未得救的罪人，教會裡面是已經得救的罪人；教會外面是在罪中活的罪人，教會裡面是向着罪已經死了的罪人。信仰不僅僅是一個新生命的成長，也是一個舊生命的死亡。

感謝神，當我決志信靠他的日子，他就把他在創世之初就預備的永生賜給了我，而當我在兩條不同的道路中選擇走向他日子，他就讓我在世界的道路上死去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上還有軟弱和敗壞，我也時有跌倒與彷徨。我不僅僅在信主之日就一次而永遠地死了，更是每天都在經歷這與耶穌基督的同死同埋葬。老我如此堅固，舊人如此頑強，我需要靠主恩典，每天都把他釘在十字架上。這個死亡的過程如此之艱難和漫長，它到今天還沒有真正結束。

求那為人而死的神帶領我的死亡，帶領我在世上向死而生的日子，我就必在他再來的日子看見他做王的榮耀。
（五）生命為主

這是一個基督徒的蒙召見證。

聖經說：“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羅10:13-14）在中國那塊土地上，要收割的禾場如此廣袤，莊稼如此之多。他看見神在海外預備他的精兵，為的是福音的門大開的那一天。他確信神給他的感動，確信神在他身上的做工和給他的負擔，他願為這負擔而勞碌。

他希望可以進入神學院學習，將來可以出來事奉他的主，並與主同工，傳福音於他的中國同胞。他“羨慕善工”（提前3:1），又確實讚嘆“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賽52:7）但是他自覺不配被神“呼召”，仿佛傳救恩的工作捨我其誰。他把這呼召看作神全然的恩典，不是神的救贖需要他，而是他和他的國家需要神的救贖。所以他更願意說：這是一個基督徒的蒙恩見證。

他別無他求，唯願神的同在與使用。他希望可以象腓力一樣，當世界上的拿但業們說：“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的時候，充滿自信和喜樂地說：

“你來看。”（約1:46）



2005年12月20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