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一：聖經有教導文化使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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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人說我們要履行文化使命時，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他們的意思是甚麼？文化使命的信念就是我們要把神的真理帶進人類社會的每一個範疇，包括藝術與文學，及至政治、政府、經濟、學校、科技發展等方面。它是根據創世記1:28所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表面上，文化使命聽來不錯。我們基督徒當然要做萬物的好管家，所以我們可以說是有一個環境上的使命。身為基督徒，我們要用神給我們的恩賜及能力在各行各業裡事奉祂。我們不可做任何不道德、高舉人及藐視神的事。我們在寫作及藝術上不可創作任何污穢、邪惡、卑下的東西；我們只能寫作、繪畫以及雕刻那些合神心意的事物。政府的架構應當建基於聖經的真理上，就如「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的事實，以致政府須有制衡及監察的制度一樣。聖經教導我們該怎樣在各個範疇裡生活及表現。神的真理完全地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有教導。就如歌羅西書3:23所說：「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我們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出於向神敬拜及替神管理，目的是榮耀神及促進神的國。

但當牽涉到文化使命，問題就變得很棘手。按基督的定義，神的國是在人心裡面屬靈的國。這就是為何主雖知道自己將被釘死並復活升天，祂仍說天國是在你們心裡(路17:21)的原因。基督住在我們裡面及中間，是祂在我們的心思、意志及靈魂裡掌權(登山八福的主旨，就是指出誰能進入神的國)。然而，那些堅持文化使命的人卻引用創1:28主張我們基督徒要在地上掌權。他們說我們要管治所有的機構、政府及權力組織，使基督徒可以掌權並把基督徒的原則放進眾人中間。他們說基督教是透過建立基督徒文化得以增長。對他們來說，文化使命有時幾乎比在人心裡促進神的國更為重要。這就是他們的教義不合聖經之處。

神從沒有命令我們像回教徒那樣為阿拉去得著世界，管治大地。我們不會為了榮耀主及以促進基督國度之名而殺人。我們還沒有從十字軍的歷史受到教訓嗎？基督教的增長是透過陡婕皞鞲Ｒ舳鴣淼摹Ｎ覀兪苊�就蕛S鞝恕Ｕ�染l�督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28:19-20)。這是就是我們的使命。創1:28隻是告訴我們要愛惜保養神的創造。它沒有告訴我們要為基督征服世界。

文化是從信念生出來的。在學術界有一個很大的辯論，就是到底宗教創造了文化，還是文化控制著宗教。哪個先存在？宗教還是文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事實上，正如我們從聖經知道，神是先造了雞，後才有蛋，我們就知道文化只是反映人的內心，因為神告訴我們人的心才是問題的關鍵。敬虔的文化是源自敬虔的信仰，是人的心被神話語改變的結果。文化每日都在轉變，但神的話語永不改變。神永遠不會改變。所以，基督徒的呼召不是透過影響力、權力及地位去治服文化(雖然善用政府的機制及地位去為基督及真理作見證並沒有錯，正如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在英國國會倡議廢除奴隸販賣)。反而，基督徒的呼召是向萬邦傳揚福音。我們要愛惜保養受造物。我們要讓神的真理滲透人類的生活及習俗的每一個層面，包括我們的職業及我們在政府機制下的權利。然而，沒有真正的教會，就不會有基督徒文化。一個國家或許有基督教的根源及價值觀，但除非福音改變人的生命，那些根源及價值觀只會被擱在一旁，因為人總是按著心裡的喜好來制訂規則及法律。問題的唯一答案就是一個真正改變的心。我們不能治服一個失喪的人的心，但神能這樣作，若我們真盞貝鬯麄儯�向他們福音，並向他們顯明一個敬虔文化是怎樣的(愛心、合一、慷慨、傳福音、讚美神、談論神、陡妗⒙}經教誨、真正的友誼及相交等)。

所以，某程度來說，文化使命也是對的，但我們必須明白聖經是如何定義文化及如何改變文化。神的國現時是在人的心裡，而它是在人心裡增長。基督徒要在神給他們的文化環境裡生活及事奉，像一個從內到外都已被改變的人。我們應該指出錯誤的文化，拒絕參與任何不合聖經真理的事。但我們必須緊記真正改變文化的唯一途徑不是立法(舉例說，當我們把酒精列為非法，換來的只是販賣私酒和罪惡)，雖然敬虔的法例是朝向正確方向踏出的一步。若我們把墮胎列為非法，人們也會繼續墮胎。若我們把毒品列為非法，他們也會繼續吸毒。問題的關鍵永遠是人心必須透過相信基督而得著內裡的更新。我們必須專注於這個核心重點上。若我們能活出基督及傳揚基督，文化將會改變。若我們活像一個假冒為善的人，又不去傳揚整全的福音，那麼我們試圖治服文化的所有工作都必失敗得可憐。我們是否希望影響文化及將真理帶進文化裡面？那就讓我們活出基督，傳揚基督的福音，並用神給我們的地位，去表明聖經之道在人生的各方面上都比其他的門路更好及正當。

聖經預言基督徒建立地上的國度必然會失敗，所以基督必須親自再來完成這事。基督應許神的國(即今世的教會)會有增長，並且沒有任何力量及地獄的權勢能阻止它。所以，雖然基督徒不能治服世界的文化，但教會仍然會增長。事實上，從古至今，福音是在逼迫的環境下增長得最快。神的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事實上，我們地上的政權若敵對基督徒，可能對教會更為有益。最低限度它會喚醒我們要為真理站立並讓神的道改變我們。

神的計劃一直都是要我們傳福音。這看似是一項愚昧的任務，我們卻藉此信息去改變世界。它真的可以改變世界，因為這是自基督降世以來一直所作的事。歌羅西書1:5-6說：「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這盼望就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樣。」是的，我們應該在我們的文化和國家中為真理及道德站穩，但我們最終的盼望是靠著真理的道，藉著耶穌基督的福音，住在基督裡面。我們必傳揚它，不論我們的文化接受還是拒絕。若他們接受，他們會被改變；若他們不接受，他們將會進一步敗壞並積蓄神的忿怒。我們只能作神所吩咐我們作的事，並且去傳揚福音，為真理站立，活出真理。如果這樣作都無效，我們亦沒有後備方案，唯有等候主的再來。

你盼望看見文化變得更以神為中心嗎？不要倚靠外在的方法去治服它；當倚靠神，藉著傳講人以為愚蠢的信息，靠陡嫻哪芰Γ�伴廂們的心意奪回。畢竟，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也不是與文化、政府、以及任何地上的敵人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惡魔爭戰(弗6:12)。神的國是屬乎靈的，所以我們必須用屬靈的方法使它增長。

(Translated from “Does the Bible Teach a Cultural Mandate?” by Brent Barnett. www.relevantbibleteaching.com)

譯者按：

文化使命的提倡者主要是來自改革宗或歸正派的信徒。其實，文化使命的目的及內容杖皇侵檔眯蕾p的。基督徒的確應該在他們身處的環境及地位中作鹽作光，對抗罪惡及為真理作見證。可惜他們在教導及推行文化使命時，犯了四大錯謬，以致在神的兒女當中，產生了好些問題及難處。這四個錯謬就是：

一，他們把信徒的社會性責任視為教會的使命。普遍信徒都知道，主升天前給予門徒的使命，只有一個，就是傳揚福音(太28:19-20)。主從來沒有給予門徒改革社會的使命，你在四福音中看不到主有這樣的教導。保羅書信及其他書信都沒有提及。他們只能把創世記1:28作為文化使命的根據，但這是否太遙遠及牽強？這是神當初給始祖的吩咐，如何引申至新約的教會及信徒身上？難道每個信徒都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嗎？可能有些信徒真的按字面吩咐去儘量生兒育女，但普遍信徒都不會視之為使命吧！把不是使命的事提升為使命，不知不覺就把教會的專注力從真正的使命上移走了。教會的資源、信徒的時間精力都是有限的。神要教會專心履行這唯一的使命，是出於祂的智慧，因為祂知道福音是多麼的重要。有人擅作主張把唯一使命變成「雙重使命」，無論其動機如何純正，這是以人的智慧代替神的智慧，神是不會喜悅的。

二，他們把改變文化的次序混淆了。如上文所說，文化反映人內裡的心思。心思不改變，文化如何能改變？現今絕大多數都是沒有神生命的人，就是在稱為基督徒的群體中，許多都是掛名信徒，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少部分。那麼教會如何靠這少數的人去改變文化和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只靠少數的基督徒政府去管治大部分不信的人，至終也只是一敗塗地。人不會長期順服一個以神的聖潔為標準的制度及政權。他們只會表面或虛假的順服，將來有機會必然會反抗，除非他們已經有了神的生命。那為甚麼教會不專注傳福音，為主作多些實質及有永恆效用的事，反而聚集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改變那些只有福音能改變的事呢？只有神的大能—福音—能使人心改變及順服。

三，他們把神的國降臨的時間弄錯了。筆者很欣賞改革宗大部分的教義，特別是有關神的主權的真理；但他們的千禧年觀，個人認為是不符合聖經。為甚麼改革宗及歸正派信徒這麼熱衷要改變文化及世界？豈不是因為他們認為現今就是千禧年，或認為靠基督徒的力量能改革社會到一個地步引進神的國？他們相信教會時代就是國度時期，撒但已經被捆綁，基督徒可以透過聖靈的能力及教會的復興，漸漸地把整個世界基督教化，那時基督就回來了。所以他們就滿懷希望去推行文化使命，改變世界。然而，聖經並沒有給我們因人的努力可改變世界的盼望。明眼人都能看見，撒但並未受捆綁，牠依然是這麼活躍及猖獗。千禧年有福的光景並未出現。主指出魔鬼仍是這世界的王(約14:30)。保羅說世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林後4:4)。約翰到晚年仍說：「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一5:19)。保羅在臨終前預言「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後4:3-4)。我實在不明白改革宗及歸正派信徒何以如此樂觀地相信教會能改變世界。從聖經和現實看，現今絕對不是聖經所形容的千禧年有福的國度(這個世界仍充滿了罪惡、試探、掙扎、勞苦、虛空、悲哀、眼淚、死亡)。這個國度不是靠你我這些軟弱敗壞的人去建立或引進的，乃是主自己親自建立的：「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但2:44-4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11:15)。根據聖經，神的國是在神審判及刑罰世界之後才出現。這個舊世界既然註定要被神廢去，為甚麼我們還要把我們的希望放在這個將會被毀滅的地上？

四，他們為了堅持文化使命，有時甚至漠視了聖經其他的吩咐。有些改革宗及歸正派信徒，把這個文化使命推至一個極端，就是主張與他們認為不公義的政權對抗。如以上所說，他們認為現在神已藉著教會在地上掌權，而教會是有使命去對抗及改正一切不公義的事，包括政權。神的國是公義的，所以若政權有任何不公義的地方，我們基督徒就該起來抗爭。這觀念就是文化使命去到一個極端的例子了。若這講法是對的，為甚麼保羅不呼籲信徒反抗羅馬帝國，反而教導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羅13:1)；為何彼得說：「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彼前2:13-14)。為何主在登山寶訓裡說：「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太5:5)；「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太5:38-42)？難道一個所謂「文化使命」就可以把這所有經文都廢掉嗎？

你們沒有過讀教會歷史嗎？初期教會三百年受到羅馬政府的大逼迫，他們完全沒有抗爭，沒有企圖改變羅馬人的文化風俗，單單以一個勇敢溫柔的心去面對苦難甚至死亡，但他們的見證卻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來歸信基督。今天那些主張文化使命，鼓吹基督徒要與政權抗爭的信徒，豈不知神的旨意是叫我們在一個不是絕對公平的環境中學習順服及忍耐，並彰顯出溫柔但不屈的生命見證嗎？「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彼前3:14-17)。神用著那些殉道者溫柔受苦的見證，令圍觀的人，包括那些殺害他們的人，自覺羞愧、良心受責地悔改信主。有人說司提反受害的見證，也為當時在場的保羅播下了信主的種籽。

今天主張用文化使命來對抗政權的信徒，單一以公義為口號，不明白神讓信徒受苦的旨意，漠視聖經中一切有關順服的教導(基督徒只在被逼作違反信仰的事上可以不順服)，不理會初期教會的榜樣，沒有像主一樣顯出「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彼前2:23)的溫柔見證，勉強要用屬血氣的方法抗爭，結果敵人非但沒有自覺羞愧，反而惹起更多的怒氣和衝突，連那些不認同對抗政權的教會及信徒也被牽連，聚會受到更大的打擊。你們真是大錯特錯了！

其實，我們為信仰的緣故付出代價，為義受苦，這也是難免的。若我們真的為福音而受苦，聖經說是可喜愛的。為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但若有人執意去行聖經沒有明說的教導而受苦，甚至連累別人受苦，這就是非常愚昧了。「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什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彼前2:19-20)。

總結來說，我們基督徒在世上有作鹽作光的責任，在我們的地位上要見證基督，但這不是教會的文化使命，教會唯一的使命是傳福音及建立門徒。現在是教會時代，教會有屬靈的權柄宣告人可以因信福音而罪得赦免，但現在不是神國時代，我們不是透過基督徒的努力引進千禧年國度。教會現在沒有權柄及能力改變世界的文化。現今不是信徒在地上掌權的時代，乃是屬神的子民被擄到巴比倫的特殊時期。我們現時的身份不是在國度中與主作王，而是在外邦中作神的餘民。我們好像但以理在巴比倫王及波斯王的統治下生活及服侍，但卻沒有被世界同化及在信仰上妥協。我們不是以神的主權作口號去爭取社會公義，乃是因神的主權而安心，忍耐等候直到主再來建立祂的國。

轉二：文化使命：治理，統治抑或見證？

https://t5.shwchurch.org/2012/09/24/%E6%96%87%E5%8C%96%E4%BD%BF%E5%91%BD%EF%BC%9A%E6%B2%BB%E7%90%86%EF%BC%8C%E7%BB%9F%E6%B2%BB%E6%8A%91%E6%88%96%E8%A7%81%E8%AF%81%EF%BC%9F/

幾年前，大陸基督徒對於“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還很陌生。近些年，隨着知識群體信徒人數的增長，文化使命的呼聲越來越高。許多知識分子基督徒認為，我們信了主，自然應當以信仰去影響文化，甚至使文化基督化，使中國基督教化。在這種潮流之下，我們需要認真地思考，文化使命究竟是什麼？我們應當把文化使命放在什麼位置上？

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必須界定什麼是文化。據說龐朴先生曾問錢鍾書，文化如何定義。錢鍾書說，文化這個東西，你不問嘛，我倒還清楚；你這一問，我倒糊塗起來了。要給文化下一個定義，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簡單說來，文化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廣義的文化，一種是狹義的文化。廣義的文化非常寬泛，幾乎無所不包。梁漱溟說，文化乃是“人類生活的樣法”，包括人類的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幾乎無所不含。陳獨秀反對將什麼都納入文化當中，他更願意從狹義的角度來理解文化，認為文化指的是文學、美術、音樂、哲學、科學之類的事。

基督教文化使命中所說的文化，當然不是狹義的，而是包羅萬象的。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詞來源於拉丁文 colere，指的是“耕地”。上帝創造了亞當，然後把亞當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創 2:15）地在上帝的祝福和人的管理下，結出豐碩的果子。人類看守管理上帝所造之世界的一切活動及其產物，便是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如布龍納所言，“人是文化性的造物”。由此可見，在上帝原初的創造中，文化並非與上帝相敵的；相反，文化表達的乃是被賦予上帝形象的人對上帝所創造之世界的治理。

然而，人類的始祖墮落以後，地受到咒詛，人在地上終日所思的盡都是惡，人類的文化也敗壞了。上帝所賜給人類的語言和能力被人用來建造巴別塔。上帝因為對人類的愛，為人類預備了救贖。如果說在人類墮落之前，上帝賦予我們治理這地的使命就是文化使命，那麼人類墮落之後，應當如何看待最初的使命？今天，如果我們仍然負有文化使命，那又是一種什麼樣的使命？

一、改革宗的文化使命觀：治理全地 ，恢復上帝的創造 

時下文化使命的重提主要是針對基要主義神學，特別是時代論前千禧年派的文化觀。時代論前千禧年派對於文化持十分消極的態度。他們認為，這世界臥在那惡者的權下，正在一天天敗壞。這世界是一艘沉船。主耶穌再來的時候，這艘船要完全沉沒。教會的唯一使命，就是拯救靈魂，改變社會或文化是在浪費時間。

強調文化使命的改革宗神學則與此完全不同。改革宗神學認為，上帝不僅是天地萬物的創造主，也是人類歷史的主宰。上帝要在人類歷史中彰顯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不僅僅是拯救靈魂，而且要建立神聖的社會並在全地榮耀他的名。上帝的主權應該在世界的每一個領域得到彰顯。改革宗神學強調，教會不僅有福音使命，而且有文化使命。將文化使命與福音使命並列的做法通常是建立在對創世記 1 章 28 節的理解上。“上帝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 1:28）南希 ·帕西（Nancy Pearcey）在《整全的真理》（Total Truth）一書中說，“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的意思就是要發展社會：建立家庭、教會、學校、城市、政府和法律；“治理那地”就是要駕馭自然：種莊稼、建橋梁、設計電腦、創作音樂。帕西認為，這就是上帝賜給人類的文化使命，因為創造我們的本來目的就是讓我們去創造文化，建設文明。上帝賜給人類的文化使命，並沒有因為人類的墮落而改變。治理全地今天依然是上帝賜給人類的使命。正是這種文化使命激發了加爾文主義者去改變社會和文化。

談到文化使命時，人們通常會追溯到加爾文。加爾文自己並沒有專門討論文化的問題，但他卻被人稱為“文化神學家”。加爾文十分強調上帝的主權和人的全然敗壞。不過，加爾文承認，人類雖然墮落了，但沒有完全失去上帝的形象。文化是上帝創造的一部分。只要人的文化活動依然在繼續，基督徒就負有改變文化的責任。天主教文化史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說，加爾文和路德對於人性和人的意志持同樣悲觀的態度，對來世和上帝的權能同樣地強調；“然而，所有這些觀念都被加爾文和加爾文主義強烈的道德實踐精神改變了 ……激發新教去掌管世界、改變社會文化之意志的，不是路德，而是加爾文。”3 加爾文不僅如此思想，也如此實踐。他在日內瓦的服侍，不只是為了靈魂的拯救，也是為了用上帝的話語來改變日內瓦使之歸正，成為一個基督教的社會。加爾文的思想在法蘭西、英格蘭和蘇格蘭乃至美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4 蘇格蘭和英格蘭的加爾文主義者都試圖建立新的耶路撒冷。英國的清教徒為了信仰的自由，跑到新英格蘭去建立一個“神聖的共和國”，一個基督教的社會。清教徒被稱為“世俗中的聖徒”，他們滿懷榮耀上帝的激情，要用聖經的真理使整個世界歸正。

加爾文主義的文化使命觀在近代荷蘭改革宗神學家凱伯爾（Kuyper）那裡得到了最充分的繼承和發展。凱伯爾無論在思想領域還是在實踐領域都是一個曠世的天才。他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創辦人，曾經擔任過荷蘭的首相。在自由大學的就職演說中，凱伯爾曾豪邁地說：“在我們人類生活的全部領域，在這些領域的任何一寸土地上，作為萬物之主的基督完全有權力說：‘這是我的！’”5凱伯爾是一個強調普遍恩典和基督王權的神學家。他認為上帝的救贖性恩典能夠恢復自然，使萬物都回到上帝原初的旨意之中。凱伯爾對於普遍恩典的看法比加爾文11神學思考 更加樂觀。加爾文更多是從對罪的約束的角度來看待普遍恩典：“即使在這敗壞的本性中仍存在一些上帝的恩典，這恩典雖然沒有潔淨人的本性，卻約束人的惡行。”6 凱伯爾則認為普遍恩典是文化的基礎，因為上帝對於造物的計劃是通過普遍恩典完成的。人雖然墮落了，但因着上帝的恩典，人仍然能行善，人借着科學的發展仍然能恢復對自然的統治。7 凱伯爾強烈地突出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認為世上的萬物能夠在人類的治理之中向前發展，榮神益人。他把基督教信仰歸納為一種完整的世界觀，一種生活體系，它涵蓋了生活的所有層面。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應該榮耀上帝，彰顯出上帝的榮耀。“人開始理解，管理自然界和一切受造之物是他的神聖職責，這正是上帝在創世之初所吩咐人要做的。咒詛並不在這個世界本身，而在罪上。人生的正道不是從世界逃進修道院，人的責任應該是在世界上、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上侍奉上帝。”8 凱伯爾心中時時燃燒着榮耀上帝的激情。1897 年，在紀念《標準》雜誌創辦 25 周年之際，他說：“無論世界的抵抗多麼激烈，上帝聖潔的律令都要在家庭、學校、國家中被重建起來；換言之，要把聖經和萬物所見證的上帝的律令刻在這個國家的良心中，直到整個國家重新敬畏上帝。”9

凱伯爾的神學被人稱為新加爾文主義神學。他的文化使命觀不僅影響了他的荷蘭同仁巴文克、弗倫霍溫和杜耶沃德，而且傳到大洋彼岸的美國。現代美國神學界舉足輕重的幾位人物，如范泰爾、薛華、卡爾 ·亨利和寇爾森，無不受到凱伯爾的影響。世界監獄事工負責人寇爾森不遺餘力地重申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寇爾森延續了加爾文主義對於創世記 1 章 16 至 28 節的解釋，他認為：“自從上帝創造世界和人類開始，創造的發展主要就是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這是人類主要的工作。人要遵守上帝的命令，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10 寇爾森同樣認為，文化使命並不因為人的墮落而終止。罪進入到上帝創造的秩序當中，但並沒有消滅整個秩序。寇爾森也意識到，新約聖經中確實沒有特別提到文化使命。但是，他說，我們不需要找到這樣的經文，因為賦予亞當的文化使命至今仍然適用。因此，“當我們被救贖時，我們不僅從驅使罪惡的動機中得自由，更被恢復實現被造的最初目的，並有力量做當做之事：建立社會和創造文化——並同時恢復本來的創造秩序。”11

如上所述，改革宗的文化使命觀是建立在對創世記 1 章 28 節的詮釋上。上帝在人類墮落之前賜給人類治理萬物的使命，在人類墮落之後依舊不變。這就是說，基督的教會被賦予了兩個使命，一個是馬太福音28 章 18 至 20 節所表達的大使命，即福音使命，另一個就是創世記 1 章所表達的文化使命，二者相輔相成，並不互相矛盾。

改革宗神學的文化使命觀激發了許許多多愛主的基督徒在社會文化的不同領域為主作見證。它扭轉了繼重洗派以來的分離主義傳統，讓基督信仰的光輝照進了世界的各個領域。然而，仔細尋思起來，這種文化使命觀總有一些讓人感到不安的成分。或許是因為這種文化使命觀更多是建立在榮耀神學，而不是十架神學的基礎上。陸昆弟兄說：“榮耀的神學就是試圖在世界的、今生的榮耀中找到上帝的榮耀，在能力中找到上帝的能力，在豐厚的生活中找到上帝喜悅的證據等等。”12這並不是說凱伯爾、寇爾森等人離開了十架神學。他們都是身上帶着十字架印記的可敬的聖徒。 可是他們的文化使命觀卻容易導致人對這個世界及人的文化持過於樂觀的態度，也容易導致人用世上的統治和力量去證明上帝的榮耀。“統治神學”或“主權神學” （Dominion Theology）的出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12

二、統治神學的文化使命觀：統治世界，建立地上的國度

統治神學也是從改革宗神學中發展出來的一種文化使命觀。它所理解的文化使命是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國度，用摩西的律法來統治這個世界。統治和治理十分相似，卻有些微妙的不同。統治神學認為，亞當和夏娃墮落之後，撒旦篡奪了人治理世界的權柄。上帝呼召教會從撒旦手中奪回這治理的權柄。人歸信基督後，就應當去掌管這個世界，統治社會的各個領域。用統治神學的一個代表人物諾斯（Gary North）的話說，聖經提出了一個世界範圍的統治計劃：上帝的國度（文明）。在末世論上，統治神學持後千禧年觀，認為這個世界要被基督化，成為千禧年王國；也只有在整個世界基本上被基督化以後，基督才會再來。教會的責任是要為基督征服這個世界，使得所有世上的文化都基督教化，將天上的模式印在地上，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國度。這種神學因此也被稱為“天國已臨神學”（Kingdom Now Theology）。“統治神學”最重要的特徵是相信神治（Theonomy），認為應當用舊約的律法來統治這個世界，整個社會都應該服從摩西律法，包括道德法和民事法。它又被稱為“重建神學”（Reconstructionism），因為它突出以基督教的原則，特別是聖經的律法來重建社會。重建神學在政治上表現為激進的宗教右派，極其重視對基督徒的政治動員，認為基督徒應當控制政府和社會中的重要位置，並在整個社會中施行舊約的律法。

統治神學在神學界的影響並不大，但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影響卻不可低估。在美國，詹姆斯 · 肯尼迪（James Kennedy）曾經建立過一個中心，叫做“為基督奪回美國”（Reclaiming America  for Christ ）。 大 衛 ·艾克曼所著的《耶穌在北京》和遠志明的《神州》也不無統治神學的影子。許多基督徒並沒有直接受到統治神學的影響，但他們內心深處的觀念卻與統治神學“不謀而合”。基督教王國的觀念在人心中是那樣地根深蒂固。

這讓我們想起了五旬節前耶穌的門徒所問的問題：“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徒 1:6）門徒們心裡期待耶穌能給他們帶來政治上的神權統治，他們的盼望是地上耶路撒冷的復興。然而，耶穌並沒有給予他們所期待的答案。統治神學把上帝的主權等同於用上帝的律法來統治這個世界。他們想把上帝的國度搬到地上，卻忘記了耶穌曾說：“我的國不屬這個世界”（約18:36）。他們為了彰顯上帝的榮耀，試圖採用政治手段、權力等世界的方式，到頭來必顯為愚拙。相反，五旬節後，使徒們憑着聖靈的大能，成為攪動天下的人。然而，他們在世上沒有任何的政治權力，他們是以在人看為軟弱、愚拙的方式，在擴展上帝的國度，彰顯基督的榮耀。

三、低調的文化使命觀：見證基督，盼望新天新地

從創造論的角度來理解文化使命，容易導致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的樂觀主義。人類歷史上確實不乏福音復興、社會變好的世代。但人類的歷史並沒有因此而不斷進步。我們所生活的世代依然是一個彎曲悖謬的世代。因此，我更願意從救恩論的角度來看待文化使命。在我看來，文化使命不是耶穌所賜下的大使命之外的另一個使命，而是大使命的一部分。

當耶穌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救恩並從死里復活之後，他對門徒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 28:19—20）是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是我主基督的。當耶穌從死里復活的時候，他就已經把被魔鬼篡奪的權柄奪回了。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基督的門徒就是世界的統治者。耶穌沒有讓門徒去統治世界的各個領域，而是賜給了他們大使命。很多人把大使命等同於福音使命。可是這大使命的內容，不僅僅是傳福音給萬民聽，它還包含使萬民做主的門徒，給他們施洗，教訓他們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文化使命是做門徒的一部分。做門徒、遵守主的教訓包括在個人生活和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見證上帝的榮耀。耶穌對門徒說：“你們是世上的鹽 …… 你們是世上的光。”（太 5:13—14）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就是在世界上做鹽，防止這個世界進一步腐化；做光，照亮我們所處的黑暗世界。“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腓 2:15—16）在實際的內容上，這種文化使命觀與改革宗的文化使命觀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它同樣要求基督徒在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彰顯基督的真理，但是它的目標沒有加爾文主義者那樣雄心勃勃。它不指望借着文化使命在地上恢復上帝的創造，更不奢望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國度。它懷着對新天新地的盼望，不遺餘力地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為基督作見證。它不是建立在普遍恩典之上，而是建立在特殊恩典之上，建立在十字架之上。耶穌升天之前對門徒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它所憑的同樣是聖靈的大能，而不是人的聰明和智慧。

把文化使命定位在見證而不是治理或統治，似乎稀釋或減弱了基督的王權。其實，基督掛在十字架上的時候，基督的王權也沒有被動搖過。十字架上依然寫着：“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約 19:19）君士坦丁成為羅馬皇帝的時候，基督是王，德西烏斯對基督徒殘酷逼迫的時候，基督也是王。那些在大逼迫中靠着聖靈的能力堅持信仰的殉道士，他們的身上充滿了上帝得勝的榮耀。寇爾森引用歌羅西書 1 章20 節來說明，救贖涵蓋了創造的所有層面，他也提到羅馬書中受造之物將脫離敗壞的轄制的應許。他以此推出，我們重生以後的使命，是修復上帝的創造，把萬有帶到基督的主權之下。13他卻沒有看到，無論是受造之物還是我們的最終得贖，都要等到基督再來的時候。“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羅 8: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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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Lei th,    An  Introduct 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81,        p.75.

2         Henry     R.     Van  Til,    The Calvinistic Concept  of Culture,      Baker        Book         House,1959,p.89.

3         Christopher   Dawson,  Judgement  of Nations,       轉引 自 John        Le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81,      pp.75-76.

4         參見道格拉斯 · 凱利：《自由的崛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5         Abraham        Kuyper,     “Sphere Sovereignty,”          轉引自大衛 · 諾格爾的《世界觀的歷史》，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6 年，15 頁。

6         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上），加爾文出版社，2008 年，227 頁。

7         參見 Henry   R.     Van  Til,    The Calvinistic Concept of Culture,      Baker        Book         House,1959,    pp.120-121。

8         《加爾文主義講座》，引自《加爾文傳》，華夏出版社，2006 年，223 頁。

9         Ab r aham      Kuy p e r ,       Le c t u re s   o n   Ca l v i n i sm,     Biographical       Note,        iii,     Eerdmans,        1931.

10       寇爾森、皮爾斯，《世界觀的故事》，校園出版社，2005 年，372 頁。

11       同上。

12       “今夕何夕”，《教會》2008 年第 1 期。

13       寇爾森、皮爾斯：《世界觀的故事》，373—37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