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入世、活出信仰
來源： 作者：曼德

積極入世、活出信仰

——在國內某企業元旦晚會上的講稿

中國有句古話——“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仲尼就是孔子，這句話是說如果沒有孔子，中國歷史就會如長夜一般。實際上有了孔子，萬古還是長夜。為什麼這麼說呢，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在他的名著《晚清70年》中寫到，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長期停滯，2000年如一日，社會結構實際上一直沒有改變，就象毛澤東所說：“千載猶行秦法政”，政治上2000年來是皇帝專制的家產官僚制，經濟上2000年來是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很多人思考為什麼在中國沒有催生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為什麼中國在落後西方國家三四百年時間後，在1978年才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1993年，我到深圳的時候問當地人，為什麼深圳與香港只有一橋之隔——羅湖橋，以前就只有深圳人偷渡香港的份，香港為何經濟發展地那樣好，法律制度那樣地健全？這裡制度是一個明顯的原因，但制度背後的文化、思想、宗教信仰才是催生制度的根本原因！

我們國家經歷了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市場經濟最終沒有在我國誕生，我們是移植西方國家的經濟模式過來的。影響中國兩千年的，最重要的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的優點我們今天先不談了，我在這裡只談談它對市場經濟的誕生形成的巨大的阻礙作用：

首先．儒家是一個高度尊重現實和傳統的人生倫理系統，它不追求來世，也不會有來世與今世的對立。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不探討我們死後到那裡去的問題，他也不關心來世、得救和永生，儒家裡面沒有一個超越現實世界之上的屬神的國度。沒有一個永恆的批判者和公義嚴厲的審判官，沒有一個有尊嚴榮耀的人的形象和美好世界參照系統。孔子覺得我們的生命是祖先傳下來的，所以特別抬舉祖先，形成了祖先崇拜和所謂的“祖宗之法不可變”。這種2000年來尊重傳統，反對變革秩序、反對改造世界的觀念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其次，儒家的自我修煉、內聖外王的人生信仰系統也只給士大夫階層享用，至於社會上占80%的凡夫走卒、商人農民的生活與工作沒有信仰上的價值，所以根本上貶低了職業和工商業的意義，這也是老百姓得不到信仰關懷、使中國民間社會巫術迷信、異端邪靈泛濫的原因。中國社會的“官本位”現象是來自於儒家的，所謂“學而優則士”。“我”讀《四書五經》就是為了當官，商人做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搞個紅頂戴戴，甚至不再經商而去從政。我去沿海一些地方，那些企業家名片寫的是縣政協、市政協、省政協什麼的。官本位思想還在作怪，商人有了錢買官，不會擴大再生產。這是中國企業無法作大的原因之一。

最後，儒家對金錢沒有賦予超越的、信仰上的意義。儒家一方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表現出對金錢的藐視，另一方面儒家由於沒有超越此世的理想、沒有人活着的目的是榮耀上帝這個理念，所以儒家最終將現世中的福、祿、壽與死後的聲名不朽，來作為人生的目的。金錢在這裡只具有很現實的意義，金錢成為滿足個人慾望和自己活得更好的一種手段。所以中國社會真正的狀況是“天下熙熙，既為利來；天下攘攘，既為利往”。但這個“利”或者說是金錢沒有任何超越性，沒有信仰的價值，所以中國古人逐利的勁頭是催生不了市場經濟的。

這樣一個文化根基導致中國2000年如一日，直到1978年才開始真正出現私營公司、股票等組成的市場經濟。

那麼市場經濟最初誕生在什麼地方呢？是印度嗎？是埃及嗎？是伊拉克嗎？不是的。這些國家和國家中的人，雖然都有對金錢的貪慾，但為什麼發展不出市場經濟來？跟馬克思齊名的著名社會學家韋伯認為市場經濟的誕生跟對金錢的貪心一點關係也沒有，反而跟特殊的文化宗教有密切的關係，他考察了各國經濟發展史，得出的結論是，在基督教新教誕生的地方，如荷蘭、瑞士、英國、美國，最早誕生了市場經濟，是新教倫理催生了市場經濟，為什麼說是這樣呢？

在我看來，新教，也就是我們的基督信仰的三大方面，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一個是新教的積極入世傾向，一個是天職觀，一個是預定論。

首先我們說基督信仰的積極入世。基督徒主禱文是：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我們必須將信仰實踐出來，將上帝的旨意貫徹在地上，也就是一定要將真理貫徹到現實生活中，而不要懸在半空中下不來。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以及佛教，道教等等，都是宣揚一套離世、逃世修行的人生觀。我去溫州雁盪山，發現山裡面很多道觀、寺廟，而基督教堂不在深山老林中，基督教堂是在鬧市中。這說明基督教是積極地入世的、是要拯救世人的。

宗教改革時期的神學家加爾文說：“世界就是我們的修道院”，他沒有說在阿爾卑斯山上的修道院才是修道院，而是現實的這個世界才是我們真正需要修道的地方，而我們的工作、生活是我們在世界這個修道院中修道的方式，也就是說我們的信仰要貫徹在我們在世上的方方面面。正象〈〈哥林多前書〉〉中所說的：“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麽，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有一點大家一定要明白，上帝創造這個世界是為了榮耀上帝自己，而且上帝要借基督徒來榮耀、得勝這個世界，上帝要在地上的任何領域敗壞魔鬼撒旦的惡行。〈〈馬太福音〉〉中還教導我們，要我們作光作鹽，也就是要基督徒在社會的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各個領域作標杆、作明燈、作防腐劑。這樣一種積極入世的信仰觀念，無疑能最大限度地推進地區、國家和整個社會的文明與進步。

其次我們講馬丁·路德提出的天職觀。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認為只有神甫的職業才有信仰上的價值，才是神聖的，才是上帝的呼召。而馬丁·路德提出每個基督徒的職業都是上帝的呼召，都是非常神聖的。馬丁路德說：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每個人都是全時間敬拜上帝的神職人員，每個人在自己的職業上都是在全職侍奉上帝，每個人的職業就是他信仰的方式。宗教改革時才真正出現了職業這個概念，職業一詞是calling。call是呼喚、呼叫的意思，calling，含有“召喚、神召”的意思，意即上帝在天上呼喚你、命令你以何種方式來榮耀他。職業即是天職，是上帝安排的任務，這是職業最根本定義。calling也是我寫的兩本書的英文名字。就象在〈〈歌林多前書〉〉中所寫的：“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份，仍要守住這身份”。天職觀大大提高了普通人職業的地位，使日常工作獲得了尊嚴和權利，使不事生產的社會階層和默想的行為失去了卓越的地位。天職觀尤其給予了工商業信仰上的價值，就是作生意、賺取財富、經營企業也是在響應上帝的呼召、是calling、是神聖的敬拜。天職觀有力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使敬業、勤儉、理性計劃等現代職業精神誕生並得到強化，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崛起準備了強大的精神資源，它還使卑微的民眾及其職業獲得了社會地位和信仰價值，撼動了統治階級，成為走向民主社會的強有力的推動力。

另一個對現代社會的成型有根本影響的基督教思想就是加爾文的預定論。被譽為“美國之父”的法國神學家加爾文，是一個在我國被忽視的人物。其實他的思想帶領了奠定美國基業的早期清教徒，建立美國的清教徒完全是被他的神學思想引導的。在我的那本〈〈天職〉〉一書中講的就是清教徒精神。清教徒精神成為美國建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

加爾文的預定論認為，上帝在創世之先就揀選一部分人為上帝的選民，只有他們才能獲得拯救，其他的人命定要下地獄。這樣的揀選是上帝主權決定的，任何人類的行為、巫術、聖禮都無法改變上帝的旨意。也就是人的得救完全在於上帝，與人的一切無關。就如〈〈以弗所書〉〉所寫的：“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羅馬書〉〉上也說：“神揀選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為，乃在乎召人的主。”

人是否得救完全是上帝預定的，這就排除了人的任何迷信、巫術、聖禮甚至燒香、磕頭、獻冷豬肉、賄賂神靈等手段，將人的行為排除在外，也將人干預神靈世界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將得救的確據完全地指向了現實的社會中，基督徒的眼光不再盯着聖禮、屬靈的世界，或象極端的靈恩派特別關注方言、醫治等靈恩，而是將眼光關注在現實世界中。正如〈〈申命記〉〉中所說：“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

而凡是上帝的“選民”，他蒙受的恩典就永不會失去，而凡上帝拒絕賜予恩典的人，不但不可能用帶着巫術性質的方法獲得恩典，而且也沒有任何其他方法來得到它。基督徒必須成為上帝的“工具”，必須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來“證實”他是選民，必須踏實作明顯的事情。因為除了社會生活以外，其他的一切途徑都是我們人所無法干預的，屬於“隱秘的事”。

那怎麼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呢，一靠堅信，二靠社會生活證明你是上帝的選民，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事務上見證神的榮耀、找到自己得救的憑據。

預定論使基督徒更加堅信自己是“選民”的一分子，以終身的所有作為來榮耀上帝，只要因信稱義、確信自己是得救的，就在凡事上榮耀神，就不會再干一件壞事。而且確信自己是得救的，就要把工作、生活中的每一寸光陰用來榮耀神。如此才能得到被上帝揀選的確證。若他有一絲絲自我懷疑，或在行為上偏離了選民應具的德行，那恰好證明他不夠“資格”得救，只能抱怨其命運。如此只能使人類社會的各種事物、行為更加地聖潔。

預定論使基督徒積極地介入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事務，並用這些事務上的符合上帝心意的果效來驗證自己基督徒的名分。所以，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們應該盡力在凡事上、在經濟、政治、社會活動中榮耀上帝，用上帝之道指導並變革社會中的經濟、法律秩序，並在工業、商業、貿易等職業中盡力工作和不斷擴大再生產，在增進財富上榮耀上帝，就如清教徒布道家約翰衛斯理所說“盡力掙錢、盡力省錢、盡力捐錢”，把掙錢上升到天職、上升到神聖的責任倫理的境界。為上帝的榮耀盡力掙錢，為上帝律法的緣故盡力省錢，為耶穌的愛和鄰人之愛而去捐錢。我們知道，美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都是在清教徒捐贈建立的神學院基礎上成立起來的，有了捐獻，才能有公共事業的發展。所以，把財富當作榮耀神的事物、而非理解為形而下的事物的觀念才能促進經濟整體發展，才能催成一個企業、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社會整體的良性發展與進步。

通過天職觀與預定論，新教催生了市場經濟的精神，也就是資本主義精神。我們了解了歷史，就知道了市場經濟的精神根源在哪裡，我們就不會捨本逐末被一些烏七雜八、似是而非的觀念所誤導。

我們看到了新教倫理在歷史上的功用，今天，我們同樣可以在自己的企業中運用新教倫理打造我們的企業文化。現在，美國很多大公司的企業文化都建立在新教的根基上。我們看什麼樣的企業文化是以新教倫理為基石的企業文化呢？這樣的企業文化有5個特點，今天我們簡單地講一下。

一是信仰先行，也就是企業文化、價值觀要先行。《馬太福音》中說“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人有了信仰才能確立一生的意義和職業生涯規劃，而一個企業有了信仰、價值觀才有方向和凝聚力。青島海爾的張瑞敏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說他在企業中不僅扮演工程師角色，還扮演“牧師”的角色，就是天天講、周周講、月月講，樹立職員們新的人生觀、職業觀、職業精神。

湖南夢潔家紡公司獲得了2005年企業文化先進單位，其產品在國內市場占有率也是第一。這與他們將愛作為企業文化的宗旨和根基有關。這是一個以愛為核心的企業，在它的企業內刊《夢潔·愛家》中寫道：夢潔企業文化核心：在以“愛”為基石的付出中成就榮耀。夢潔公司的統一的行為規範：1，潔身自好；2，善待他人；3，愛人如己。

愛不僅改善我們的公司文化，也提升公司的目標和我們人生的目標。雖然我們每個企業的直接目的是賺取利潤，但在牟利這個目的背後，有着更高的、終極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對人類、對他人、對世界的愛。惟有愛，使我們的經濟活動和每天的工作充滿了意義，使我們的牟利活動和賺取的財富得到了永恆之光的關照。

二是員工與企業家要共同認為在企業中工作是侍奉上帝的方式，我們被按立、呼召成企業人員。對工作要神聖，要將工作與自己生命信仰的實現聯繫起來。2005年6月份，我們接待了美國著名職業精神著作《愛上星期一》的作者約翰·貝克特先生，他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用暖氣爐生產商——美國貝克特公司總裁。他在我們召開的一次近200多名職業人士參加的會議上進行了演講。他說，他為什麼把這本書起名“愛上星期一”呢？這是因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大多數職業人士“討厭星期一”，星期一標誌着一周的工作又開始了，標誌着煩躁、勞累等狀態又要重複了。

貝克特先生講他年輕時非常喜歡星期天，因為在美國星期天是做禮拜的日子，大家穿得漂漂亮亮到教堂里唱讚美詩，親戚朋友們歡聚在一起，非常高興愉悅。但是一到星期一，想起又要面對繁重的工作，他就開始心生厭煩。有一段時間，他甚至萌發了去當牧師不再工作的念頭。

後來發生的眾多事情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改變，他首先感到自己在企業中的工作與那些牧師的神職一樣具有神聖的價值。他意識到，自己不能生活在兩個世界中，不能生活在星期一與星期天的割裂狀態中。他在對我們的演講中說，工作就是敬拜，是你信仰的一部分，而星期一是星期天的延續，所以要“愛上星期一”。

第三，利潤是途徑，不是終極目的。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跨國公司競爭力》課題組在研究世界500強時發現：他們樹立的企業核心理念幾乎很少與商業利潤有關。摩托羅拉公司： 保守高尚的道德操守，對人永遠的尊重。福特公司的核心價值觀中有一項是：讓每一個人都用得起汽車。這兩個公司的核心價值觀似乎與自己的商業利潤無關，更強調的是人類的永恆道德規範和對社會的責任。瀋陽的華夏人企業，將企業目標定為： 把福音傳遍世界各地，成為上帝愛中國的見證。這些高遠、神聖的目標賦予了企業永恆的價值，企業不僅不為此經濟效益下降反而更加地好。

學經濟學的人第一天要上的就是理性人假設，就是人要以謀求利潤為行為的第一動機。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教倫理打破了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也就是人單憑着榮耀神反而才能發展出市場經濟、反而才能是國家富強；而人僅僅憑着對金錢的貪慾，反而發展不出市場經濟來，反而使企業短視、不能成長壯大。

第四， 企業文化中要彰現愛，以及相關的謙卑、服務、尊重人等理念。我們的社會現在最缺少的就是愛，而企業中、公司中缺少的也是愛。南方的好多企業，各級主管對待同事與下屬員工，有時連起碼的人道也沒有。我到溫州樂清市講座時，有很多職工向我反映當地從來沒有周末的概念，有時候一整年都沒有休息的時間，這實際上是把員工當機器而沒有當作人來看待。江浙一帶企業勞資關係還算是不錯的，以前很繁榮的珠江三角洲一帶，現在發生了民工荒，原因就是長期對勞工的非人待遇遭到了自發的抵制，現在廣東的老闆們嘗到了沒有工人的苦果。

《南方都市報》報道的阿星事件，是因為主管剋扣員工工資而導致殺人的，而《中國青年報》評論的王斌余殺死多人案，也是貧富矛盾、勞資矛盾激化造成的，在這些案例中，我們看不到絲毫人對人的愛來，看到的只是人對人的欺壓、殘酷和血腥的報復。我最近看了深圳的一份《晶報》，說深圳龍崗區一家手袋廠由於有了夫妻房，而使工廠效率大為提高，至少提高了三成。讓人性中的正常需要得到滿足，這是人道的最起碼的表現。就是在監獄中也有不少探監專用的夫妻房，更何況我們的企業呢？有了對人的愛，人的尊嚴才能得到保障，員工才能時刻為企業着想，才能煥發出自己的熱情和才幹出來。

在大城市的職業人士中，我們是否也貫徹了愛的精神了呢。只要我們留心一下媒體，就會發現公司中也極度缺乏愛。對女職員的性騷擾不時發生、各級主管的蠻橫無禮常常激發下屬的反抗和衝突、鈎心鬥角的辦公室政治、功利而沒有人情味的公司文化等。我們在這種沒有愛的文化中工作，自然沒有微笑也沒有效率。

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世界各國首腦都對她恩戴仰慕的特蕾莎修女，是一個對愛最有發言權的女士，她將她的生命奉獻在了救助和關愛印度加爾各答窮人、老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身上。在一次美國克林頓總統的早餐會上，當載着特蕾莎修女的輪椅緩緩推進來時，在座的美國精英人物們都全體起立向特蕾莎修女致敬。在這次總統早餐會上克林頓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所做的事，再過幾年人們就會忘記；而特蕾莎修女所做的事情，將永世長存、永遠銘記在人們心中。” 特蕾莎修女說的：“許多人誤解了我們職業中的工作，我們的職業就是愛。”

最後一點，企業要樹立信仰第一、家庭第二，工作第三的理念。企業中的工作，不是為達成其他事情的手段，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在工作中實踐信仰，將信仰放在引領工作的第一位。我們一般的企業也宣揚一種為了工作不顧家庭的觀念，實際上這是與人的生命原則不相符合的。家庭是實現每個人生命信仰的最根本基地，是體現永恆的愛的最基本的單位，是生命的基礎訓練營。如果確認工作是人實現生命信仰的一種方式的話，那麼家庭就必須置於在工作之上。英特爾副總裁、首席CTO帕特·基辛格是非常熱愛家庭的職業人士，他始終將家庭放在工作之上，他在探討如何平衡信仰、家庭、工作的書《平衡的智慧》中寫道：“信仰第一、家庭其次、工作第三，這是我的次序安排原則。”

時大鯤，是摩托羅拉中國前總裁，他在GE幹了14年，曾陪同傑克·韋爾奇受到鄧小平接見，他是位非常熱愛家庭的職業人士。他與妻子陳女士1977年結婚後一直非常和睦恩愛，兩個孩子也聰明懂事，各自事業發展得不錯。時大鯤先生在一次記者答問中指出：“我倒認為若想有一個充滿喜樂平安、和諧豐富的生活，次序是相當重要的。我的人生次序可以用5F來概括：信仰（Faith）、家庭(Family)、公司(Firm)、娛樂(Fun)、未來(Future)。信仰比家庭重要，家庭比事業重要。很多時候，我遇見衝突的時候，我就是以這個原則來選擇和確定的。”

以上五點可以說是以新教倫理為根基的企業的5個基本特徵。

最後，我們回顧一下今天所講的，我們從對儒家思想的對比中，看到了市場經濟的起源和它背後的精神到底是什麼，看到了新教思想在人類經濟發展和文明進程中所起到的偉大作用。我們也看到以新教倫理為根基的企業文化的特點和它的積極意義。我們每個人，都是在經濟領域中被賦予天職的職業人士，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在自己的工作中，在自己的企業中，努力實踐信仰、活出信仰，使周圍的每個人、每個企業、甚至整個國家，都能成為有生命、有信仰、有呼召、充滿榮耀和和諧的上帝國度中的一分子。謝謝。

作者 曼德 《新職業觀》《天職》著者 其網站為www.canaanland.cn

（本文根據2005年12月31日晚講稿進行了部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