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一
楊愛程

古話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我能不能「死於安樂」，還在上帝的手中，現在尚無從預測。但是，「生於憂患」這一條，我確實是占住了。

「解放」前，我父親在國民黨的地方政府任職，曾先後在甘肅省南部的幾個縣擔任「合作主任」、「建設科長」、「教育科長」之類的普通職務。因此，參加「國民黨」、「三青團」之類的政黨組織，也在所難免。我母親一直是教師，曾先後在幾所小學，師範學校任教。一九四九年八月間，解放軍接管我的家鄉，位於甘肅南部的臨潭縣時，我父親正在擔任該縣教育科長，母親擔任女子小學校長。那時，他們已經有一子三女，除我之外都到齊了。生活雖然不算富裕，但也相當溫暖舒適。我父親抱着「一身不事二主」的態度，匆匆交割手續之後，便不辭而別，逃亡到甘南藏族地區，打算在那裡經商行醫，藉以謀生。因為我的大伯父是個老中醫。我父親跟着他學過一陣子，可以說是初通醫理。

從父親留下的筆記中，我讀到這樣一段話：「滄桑陡變，江山易主，合則留，不合則去，此所謂文士對待時運之常態，我亦不能例外。解脫為人作嫁之羈絆，自由逍遙，親山林，遠污流，潔身食力，快樂有餘，何患之有？這就是我違背時運，走上險絕道路的根本原因。」

在我小的時候，因為是「階級敵人」的兒子而處處受到歧視，排斥，以至虐待。那時，我曾對父親有過怨恨的心：他為什麼不是「貧下中農」呢？他為什麼不去參加紅軍，也去「爬雪山，過草地」，轟轟烈烈地「鬧革命」，卻要參加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隊伍中去呢？對於歷史的巨變如何改變個人命運的事，我當時是無法明白的。父親於一九八六年去世後，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一本筆記簿，其中大半本都是以「我的自述」為題，簡略地記述了他的家世和生平。我覺得，這是父親留給我的心聲，是珍貴的遺產。

從他的自述中，我了解到了父親在「解放」初逃亡到藏區去的真正原因。古代有過「伯易叔齊不食周粟」的故事。我父親雖然沒有什麼「高官厚祿」，但在「滄桑陡變，江山易主」之時，也想要「親山林遠污流」，「潔身食力」，追求解脫了「為人作嫁之羈絆」的「自由消遙」生活。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文士」，抱有這樣一種心態，實在沒有什麼可指責的。

當然，他也可以走另一條路。那就是聞風轉向，效忠新的主人。祇要他肯對自己過去的思想行為「深刻反省」，對舊政權「欺壓人民的罪惡行為」加以「揭發批判」，對共產黨和毛主席表示感恩戴德，就足以使他在「新社會」保住一個職位。他的老同事中做這樣的「風信雞」而保全了飯碗的人，也有不少。然而，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深受孔孟之道的薰陶，對一些今天的人已經淡忘了的道義原則，還十分認真執着。他們沒有學習過「辯證法」，也不太了解「實用主義」的妙用，所以「自絕於人民」的人相當多。在我父親的老同事中，除了那些願作「順民」的外，有幾個自殺身亡，其餘的全都加入了逃亡的行列，向西南方藏族人居住的深山老林里轉移。後來的結果表明，他們所做的決定確實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