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二
楊愛程

我父親靠着從他大哥那兒學的那點中醫知識，到了藏區便靠着行醫生活。但由於不懂藏語，日子過得很不順利，生活的艱難困苦，可想而知。當時，我母親已經成了基督教會中最誠心的信徒，時常離家，到各地去傳福音。父親的筆記中寫到她「盡心為主工作，雖住茅屋陋室，亦無憂無慮」。四個孩子常常見不到母親的面，跟着父親學習在新環境中的生活技能。他們很快學會了藏語，適應了藏族人粗獷的生活習慣，學着藏人的樣子，像穿藏袍那樣裸露着一條胳膊穿上大人的衣服，和藏族孩子一起在深山密林中遊玩。我哥哥常幫耕地的藏民牽牛，以換取酥油炒麵，即「糌粑」。

到了一九五二年，新政府對基督教的逼迫更加嚴厲了，母親出去傳道時經常受到監視，隨時都有可能被捕，因而祇得回到父親流亡的藏區。父親行醫，母親縫紉，加上在該地經商的二舅接濟和藏族友人的照顧，生活似乎還能過得去。如果不是我父親與一宗國民黨殘部發起的「叛亂」案有牽連，生活也許就這樣維持下去了。

自從國民黨撤離大陸以後，在西南西北的偏僻山區，仍然有一些國軍殘部，利用深山密林作隱蔽，和解放軍周旋。當時，在四川、甘肅、青海交界的地區，有一些國民黨舊部通過電台和台灣當局取得了聯繫，便開始四處搜羅原國民黨政府職員，圖謀起事，以配合台灣方面「反攻大陸」的行動。我父親的老同事中有幾位得到了所謂的「任命」，說一等他們的人馬組織起來，台灣方面就會把給養裝備運來。他們鼓勵我父親參加，並給了他一個「辦公室主任」的空頭銜。我母親竭力反對，請求他忘記過去，不要留戀世界，應該一心一意為主而活。但是，他那時已經身不由己了。

不久，風聲傳了出去，解放軍便隨後開進了這個地區。而台灣方面不但沒有什麼給養裝備運來，甚至連音訊都通不上了。這批手無寸鐵的「黨國忠良」，被迫四散躲藏，在大山里轉來轉去，最後一個一個地被捕被關，作了解放軍的俘虜。

我父親看到藏區已不是可以藏身的地方，就趁着夜色悄悄回到老家，在親戚朋友家裡東躲西藏。父親走後，母親和孩子們無依無靠，祇好動身返鄉。

回到家鄉，我家暫時寄住在外祖父家裡。母親托人四處打聽我父親的下落，告訴他現在已經別無出路了，唯有自首一條路可走，叫他把一切交給主，不要懼怕。得到了父親的消息以後，我母親趕緊去見他，並陪着他去公安局交待自己犯下的「大罪」。

一九五三年夏天，一家人回到父親的老家－一個偏僻、貧窮的小山村。一九五四年，村里分給我家三畝地，權作口糧田。父親雖然主動自首，交待了他在藏區的「反革命活動」，但還是不能避免「秋後算帳」。他於這年八月被捕後，被判刑五年，先後在蘭州、酒泉、玉門等地做苦工。我二舅也因為接濟照顧了我們一家人，而以「臥藏叛匪」的罪名被捕，判刑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