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引”耶穌？反駁巴特埃爾曼的《製造耶穌》

“聖經傳抄/更改的內幕”的內幕 

張逸萍譯自：" ‘Misquoting’ Jesus? Answering Bart Ehrman The Story Behind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

by Greg Koukl 09/01/2010（https://www.str.org/publications/misquoting-jesus-answering-bart-ehrman#.W5F_TVRKiUw ）

https://www.chineseapologetics.net/theology/S_misquote-Jesus.htm

《紐約時報》的暢銷書《錯引耶穌》（Misquoting Jesus，《製造耶穌》）的副標題是“聖經傳抄/更改的內幕”和“為什麼”（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作者巴特·埃爾曼（Bart Ehrman）的矛頭直指向任何認為新約文件可信的基督徒。下面這句話就是了∶

說“底本”（即原文檔）是上帝默示的，有什麼意義？我們沒有底本！我們只有錯誤百出的副本，其中絕大多數是底本之後的幾個世紀抄寫的，並且顯然在數千個地方，與底本不同……我們的手稿中的差異，比新約中的單詞還多。  [強調語氣乃原作所有]

就這些事實表面而言，埃爾曼對是正確的。新約有130,000個單字，然而，倖存的手稿（手寫的副本）揭示了約40萬次用語不相符。[ii] 事實上，埃爾曼指出，手稿「在很多地方彼此不同，我們甚至不知道有多少差異。」[iii]

此外，巴特·埃爾曼是一位有成就的學者，有著無可挑剔的誠意。他與布魯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共同撰寫了《新約經文》（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第4版） - 以該領域的學術標準而論，梅茨格可說是當時最偉大的新約聖經手稿學者。[iv]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稱：「《錯引耶穌》對大多數基督徒認為是福音的很多新約事件，都表示懷疑。」《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相信埃爾曼的論點可「確保讀者可能再也不會以同樣的眼光閱讀福音書或保羅書信。」[v]

當然，這正是埃爾曼想要的。《錯引耶穌》是近年流行的那種  -  將“他們不想要你知道的事情” 曝光的把戲。當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當研究生時，埃爾曼“揭露”他的發現，就是那些破壞他自己“作為重生基督徒”信仰的發現，讓他接受了不可知論，也是他現在對上帝所抱的態度。[vi]

聖經是否因為2000多年的抄寫和再抄寫，而被更改了？埃爾曼回答說∶「是的，非常明顯。」更糟糕的是，大量的更改，使人幾乎不可能對重建底本有任何信心。

若不知道原文檔是怎樣的，就沒有上帝所默示的文本； 沒有上帝所默示的聖經，就沒有正統的基督教。只有一堆關於耶穌的屬靈想法，在多種互相衝突的文檔中表達出來，這些文檔會隨著時間而倒塌。

這種懷疑是否有理？簡單地說，沒有。儘管埃爾曼有這樣的資格，[vii]  他講的“誰知道底本講什麼”的觀點，並不是多數“文本鑑別學”（Textual Criticism，又作文本批判學、經文批判、低等批判）學者的意見。包括埃爾曼的導師布魯斯·梅茨格，埃爾曼以這書獻給他的。學者們有這樣的信心，其原因在於重建任務本身的性質。

重建莎莉阿姨的秘方

手稿是手工抄寫的文檔。在主後最早的1500年裡，聖經的所有副本都由文士抄寫，他們盡其所能 - 在大多數情況下 - 忠實傳遞文檔。無可避免，錯誤是會發生的，當錯誤在後續幾代文檔中被複製時，又產生具有相同錯誤的多個副本，於是錯誤會按幾何級數地複雜化。[viii]  似乎很清楚，有些變化是故意的，甚至有神學上的動機。

鑑於這樣的歷史，很難想像怎麼可能恢復原文稿。然而，這種不確定性來自兩個誤解，其實就是對古代文物的傳播史里的等級和檔案的誤解。

第一個誤解是：傳播或多或少是線性的 -  一個人將消息傳遞給第二個，再傳遞給第三個人，等等，叫很多代以後的人，都只有一個版本。第二個誤解是：是口頭傳播的，所以比寫下來的東西，更容易扭曲和誤解。

這兩個假設都不適用於新約的文本。首先，傳播是以書面形式完成的，書面文稿可以測試，口頭傳播卻不能。其次，傳播不是線性的，而是幾何級數式的 - 例如，一封書信產生10個副本，它們又產生100個等等。

讓我舉例說明測試是如何進行的。它將幫助您了解學者們如何能充滿信心地，從來自與底本相隔幾個世紀而又相互衝突的手稿，重建原文件。

假設莎莉阿姨在夢中得到一份叫她青春長駐的靈丹妙藥配方。當她醒來時，她在一張紙上潦草地寫下這配方，然後跑到廚房去配制她的第一鍋“莎莉秘方湯”。幾天后，她變成了一個容光煥發的青年人。

莎莉阿姨非常興奮，她把手寫的秘方發給三個牌友（莎莉阿姨活在科技黑暗時代 - 沒有複印機或電子郵件）。接著之後，她們又各為自己的十個朋友抄寫副本。

一切都順利，直到有一天，莎莉阿姨的狗狗吃掉原來那份手稿。她驚慌失措地聯絡了那些遭到類似神秘事件的朋友。那些從她三個收到原手稿的牌友手中也收到副本的人，也被通知了，為要試圖恢復原來的文字。

莎莉收集了所有倖存的手寫副本，共計26份。當她把它們攤開在廚房桌子上時，她立即注意到了差異。除了到處拼寫錯的單字和縮寫外，有23份副本幾乎相同。而其他三份里，有一份的烹調材料，以不同的次序列出；另一份把兩個短語倒置了（“混合然後剁碎”而不是“剁碎然後混合”）；還有一份包含了其他手稿未提及的烹調材料。

你認為莎莉阿姨可以從這些證據中，準確地重建她原來的處方嗎？她當然可以。拼寫錯誤和縮寫是無關緊要的，次序亦然（這些差異都意味著相同的意思）。次序倒置的短語比較特別，但可以很容易地修復，因為人們不能混合未被剁碎的東西。然後莎莉會刪除那額外的材料，因為一個人錯誤地添了一樣，是有可能的，而25個人都意外地漏掉它，乃是不可能的。

即使差異很多和多樣，我們仍然可非常有信心地重建原文稿，因為只需要有足夠的副抄本和一點常理。

這是簡化的講法（非常簡化，但你明白了），這就是學者們如何做“文本批評”的工作。這是一個學術專業，用於重建所有古代文獻，而不僅僅是宗教文檔。這不是基於猜測和宗教信仰的隨意工作，卻是一個謹慎的分析過程，以至機敏的批判家們能確定任何作品所可能有的訛誤程度，並在某些條件下，高度確定地重建原文。

這最後一點道出整個討論的關鍵問題∶無論整理前的差異數量有多少，我們都可以有信心地恢復原版本嗎？這個關鍵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三個因素。 首先，有多少份抄本？第二，手稿有多舊？第三，不同之處（差異）的性質是什麼？

多少和多舊？

如果現有的手稿數量很少，而原稿與最舊的副本之間的時間差距很大，那麼，重建底本就很困難。但是，如果有許多副本，並且最舊的副本與原稿的時間接近，實際上就是說，學者可以肯定，他能確定原稿的措辭。[ix]

若留意非聖經文檔的記錄，可讓人了解新約手稿證據的重要性。這些就是歷史學家依賴的，所有古代世俗著作的資料。它們也是根據現有的文稿證據，非常有信心地修復的。[x]

約瑟夫（Josephus）的第一世紀文獻《猶太戰爭》（The Jewish War ）只有九份完整手稿留下來，抄寫時間是第五世紀  -  寫作後的四個世紀。[xi] 塔西圖斯（Tacitus）的《羅馬帝國編年史》（Annals of Imperial Rome ）是新約時代羅馬世界的主要歷史資料之一。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只有兩份手稿倖存，而且是定期為中世紀的。[xii]  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歷史》（History）有八份留下來；凱撒（Caesar）的《高盧戰爭》（ Gallic Wars），十份；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歷史》（History），八份；還有七份《柏拉圖》。所有這些都與原作相距超過一千多年。荷馬（Homer）的《伊利亞特》（Iliad）有647份現存的副本，所以它的手稿證據，在世俗作品中最驕人。[xiii]

請注意，於大多數古代文獻，只有少數手稿倖存，有些手稿和原稿相隔，有800 - 1500年，或更長。然而，學者們確信他們能準確地重建原稿。事實上，幾乎我們所有的古代歷史知識都依賴於這些文件。

聖經手稿證據

相比之下，新約聖經的手稿證據令人驚嘆（另見F.F.Bruce和McDowell）。最近的一個統計，顯示有5,500份個別的希臘文手稿。[xiv] 這些早期片段有：大寫抄本（uncial codices，大寫希臘文字手稿，合成書本形式）和小寫抄本（minuscules，草書風格的小希臘文字）。

在9至15世紀的2,795個小寫抄本碎片中，其中34個，有完整的新約。[xv]  有著幾乎完整的新約的大寫抄本，可以追溯到4世紀及更早。梵蒂岡抄本（Codex Vaticanus）可能是歷史最悠久的，追溯至325-350年。[xvi] 宏偉的西乃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追溯至340年，[xvii]  包含一半的舊約和幾乎全部新約。亞歷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包含整個舊約和幾乎完整的新約，可追溯到5世紀中葉。[xviii]

最有趣的證據來自碎片。切斯特比替紙草抄本（Chester Beatty Papyri）包含大部分的新約，並且可以追溯到三世紀中葉。[xix] 1956年宣布的寶地母紙草抄本（Bodmer Papyri II）系列，包括約翰福音的前十四章的大部分內容，以及最後七章的大部分內容，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主後200年，或更早。[xx]

然而，最驚人的發現是在埃及發現的約翰福音18章31-33節的一小部分，被稱為約翰雷蘭蒲草紙（John Rylands Papyri），只有三英寸見方，它是新約任何部分的最早抄本。紙莎草紙的日定期為主後117-138年（雖然它可能更早），[xxi] 顯示約翰福音在其寫成的40年內，傳播到遙遠的埃及。

請記住，大多數紙莎草紙是碎片。只有大約50份手稿包含整個新約聖經。即使這樣，文本證據也非常豐富，特別是與其他古代作品相比之下。

還有兩項事物，可以相互驗證手稿的準確性∶古代版本（翻譯）和稱為“教父語錄”的，就是我們早期教父曾引用過的經文。

教會早期，聖經被翻譯成拉丁文（現有10,000份抄本）。[xxii] 到了3世紀和4世紀，新約聖經被翻譯為科普特語和敘利亞語，又被複製；不久之後，又有亞美尼亞語和格魯吉亞語的。[xxiii]  隨著福音傳播和教會的成長，這些版本幫助傳教士，用當地人自己的語言，把福音傳至新的文化中。翻譯版本也幫助現代學者回答有關希臘手稿的問題。

此外，還有古老的經外資料  -  教義，教誨和教父的引用  -  這些都詳細地引用經文。實際上，“教父語錄”本身幾乎包括新約聖經中的每一節經文。[xxiv]

我希望你在這裡留意到一些事情。巴特埃爾曼對聖經文本的主要關注點（大量的差異），只能在有大量手稿的情形中出現。學者們普遍認為這是好事，不是壞事  -  好消息，不是壞消息  -  因為導致問題的條件，正是提供解決方案的條件。愈多手稿可用以比較，則愈多差異可能出現，但也有愈多原材料可作比較，以解決差異的問題。

排山倒海似的一大堆的手稿，讓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原稿在整體文檔中被保存下來。不需要找其他東西來替代缺失的部分。我們有110％的文檔，而不是90％。[xxv]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知道如何將麥子與稗子分開，以恢復原始版本嗎？其答案完全取決於我們的最後一個問題∶這些差異的性質是什麼？

那些討厭的差異

根據手稿專家丹尼爾華萊士（Daniel Wallace）的說法，「版本文字的差異，只不過是與標準版本不同（例如，印刷版本，某特定的手稿等），它們涉及拼寫、單詞順序、省略、添加、替換，或完全重寫。」[xxvi] 請注意，任何差異，無論多麼微小，都會增加總數。

這些差異究竟是什麼？它們可以分為兩類∶重要的差異和微不足道的差異。一個微不足道的差異，絕對不會影響我們重建原版本。無論哪個解讀是原本的，意思都一樣。

例如，超過一半的差異（是的，超過200,000）是拼寫錯誤，[xxvii]  是意外的（例如：ie / ei錯誤，在經文中，與及在我們自己的寫作中，一樣普遍），或不同的拼寫的選擇（例如：kreinai vs. krinai）。還有一大堆其他例子，都是在縮寫或風格上，無關緊要的差異（一個定冠詞出現在一個名字之前 - “the James” -  卻不在另一處，因為它沒有改變其意義）。[xxviii]

顯然，一些微不足道的變化在神學上很重要。KJV約翰壹書五章（“約翰引句”，Comma Johanneum）的呈現，似乎與三位一體相呼應，這是一個重要的教義問題，但顯然這個差異不在原版，所以它沒有產生任何文本問題。它只出現在四個手稿中，最早可追溯到10世紀（另外四份，抄寫員把它寫在頁邊），[xxix]  幾乎一般人都認為是訛誤。此外，三位一體的教義並不依賴於這段文字，而是由許多其他沒有問題的段落驗證得來的。

若數千個差異，都只出現在一個手稿中（“單數讀數”），是類似的問題。這些明顯的錯誤很容易糾正。

以下是華萊士所總結的差異方式∶[xxx]

1.拼寫差異或無意義讀數（例如，漏掉一行）

2.不重要的字的次序（“基督耶穌”與“耶穌基督”）和同義詞

3.雖然不切實，但有意義的差異（例如，“約翰引句”）

4.有意義且切實的差異

華萊士的最後一個類別構成“遠低於”所有差異的1％。[xxxi] 換句話說，超過396,000處的差異，不影響我們重建原版本的能力。即使有文本上切實的差異，絕大多數人在神學上的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相對地，它們“不能引起人的興趣”。[xxxii]  爾曼自己也承認這些事實。

在我們早期的基督教手稿中發現的大多數差異，與神學或思想體系無關。最早遠的差異，都來自：純粹和簡單的 - 筆誤、意外遺漏、無意的添加、拼寫錯誤的單詞，這樣或那樣的錯誤。[xxxiii]

華萊士的第四類  -  有意義（在文本意義上）且切實的差異  -  是唯一能產生後果的。「我們在這裡講到」，科斯滕貝格（Kostenberger）和克魯格（Kruger）寫道：「關於有兩種（或更多）可能的解讀，各自的證據……相對平等。」[xxxiv]

在這裡，專業文本鑑別家的分析技巧，可用來淘汰最不可能的差異。他們有一套特定的規則  -  分析文檔的規則  -  這使他們能解決絕大多數衝突，於是滿有信心地恢復原稿。

諷刺的是，這正是埃爾曼在他對新約文件的結論，無意中證明了的。

埃爾曼的“十大”

在《錯引耶穌》平裝版的最後一頁，埃爾曼列出“不在新約原文中的十大經文”，作為他的的謝幕炮火，但卻證明他的整個論點都是錯的。

首先，我立即認出十段經文中，有六段，在我使用的聖經譯本（NASB）里，都在邊注中註明這些經文不在最早的手稿中。沒有什麼可驚奇的。

其次，埃爾曼的“十大”名單中，有三分之一畢竟是在新約聖經中。事實上，路加福音22∶20,24∶12和24∶51b是有問題的。然而，同樣的字句卻在沒有爭議的段落中逐字出現（分別為馬太福音26:28和馬可福音14:24;約翰福音20∶3-7;使徒行傳1∶9,11）。

第三，若刪除埃爾曼所列出的任何有差異經文，不會損害任何神學思想。即便是刪除馬可福音的長結束（16∶9-20），或者關於耶穌和行淫時被拿的婦人那一段很有魅力，但很可能不在正典中的對話（約翰福音7∶53-8∶11），亦然。

最後（也是最具破壞性的），埃爾曼所列舉的，證明了和他的意圖剛好相反的事情。他絞盡腦汁地說，我們永遠失去原文檔了。他所列舉的，本身表明了：我們可以認出最嚴重的錯誤段落，然後刪除它們。

埃爾曼自己的作品（《錯引》，還有《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證明上面提到的文本鑑別法  -  他用來批評新約的方法  -  足以恢復原稿面目。又證明大量的差異不會影響我們重建原稿的能力，反之，我們擁有的豐富手稿證據，使我們能夠清除掉大部分差異。否則，埃爾曼無法自信地列出他的“十大”  -  或任何其他不在新約聖經中的經文。

還給有諷刺的事情，就是他在另一部作品中所承認的事實。將《錯引耶穌》的悲觀意識，與他和梅茨格爾合著的《新約經文》所展現的樂觀情緒進行比較∶[xxxv]

除了新約希臘文手稿和早期版本的文本證據，文本鑑別家還可以比較早期教父所寫的評論，講道和其他論文中所引用的許多經文。事實上，這些引用是如此的廣泛，以至如果我們對新約聖經文本知識的所有其他來源都被摧毀，它們仍然足以用來重建整個新約聖經。[強調加上的]

巴特·埃爾曼的兩本書，上面都寫著他的名字，給人完全相反的印象。[xxxvi]  兩者都是在同一年（2005年）出版的。

我們可以從證據中得出什麼結論？幾乎所有新約文件中的400,000個差異  -  拼寫錯誤、倒置的單詞、不切實的差異等  -  對重建原稿的任務，完全無關緊要。幾乎所有剩下的差異，嚴格地使用已被接受的文本鑑別規則，都可以解決。

這意味著我們的新約純淨度超過99％。在全部文檔的20,000行中，只有40行有疑問（約400字），[xxxvii] 沒有影響任何重要的教義。

學者D.A. 卡森（D.A. Carson）這樣總結∶「利害攸關的是：文本的純淨度如此實在。我們認為這些差異，不能以任何方式，損害我們信以為真的任何教義，和我們被命令去做的任何事情。」[xxxviii]

我們的主要問題是：「我們能否非常肯定地複製原來的新約？」甚至巴特埃爾曼，自己本人也證明：我們可以。

作者

Greg Koukl

PUBLISHED Wed, 09/01/2010 - 17:45

© 2010, Greg Koukl. Used with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注釋

 Bart Ehrman, Misquoting Jesus—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first paperback edi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2007), 7, 90. [ii] Daniel Wallace, “The Number of Textual Variants: An Evangelical Miscalculation,” bible.org. [iii] Ehrman, 10. [iv] Bruce Metzger passed away in 2007. [v] Both quotes can be found on the back cover of Misquoting Jesus. [vi] Ehrman, 7, 257. [vii] Michael Kruger on STR Radio, July 25, 2010. [viii] When a large number of manuscripts exhibit the same “signature” pattern of variations, they are referred to as a text family or a “text type,” e.g., the Alexandrian Text, the Western Text, or the Majority Text (aka the Byzantine Text, the underlying manuscript family of the KJV). [ix]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The Heresy of Orthodoxy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205. Sufficient certainty is the goal, not absolute certainty. [x] Very minor differences in number appear in various catalogs of these documents, but these are accurate enough to make our point. [xi] Paul Barnett, Is the New Testament History? (Ann Arbor: Vine Books, 1986), 45. [xii] Geisler and Nix,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Chicago: Moody Press, 1986), 405. [xiii] Bruce Metzger,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4. [xiv]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07. The number of manuscripts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as more are discovered. [xv] Geisler & Nix, 402. [xvi] Ibid., 391. [xvii] Ibid., 392. [xviii] Ibid., 394. [xix] Ibid., 389-390. [xx] Metzger, 39-40. [xxi] Geisler and Nix, 388. [xxii]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08. [xxiii] Barnett, 44. [xxiv] Metzger, 86. [xxv] Daniel Wallace, “The Majority Text and the Original Text: Are They Identical?" Bibliotheca Sacra, April-June, 1991, 169. [xxvi] Daniel Wallace, “The Number of Textual Variants: An Evangelical Miscalculation.” [xxvii] Daniel Wallace, “Is What We Have Now What They Wrote Then?” [xxviii]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15-217. [xxix] Ibid., 219. [xxx] Daniel Wallace, “Is What We Have Now What They Wrote Then?” [xxxi] Ibid. [xxxii]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26. [xxxiii] Ehrman, 55. [xxxiv]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25. [xxxv] Metzger and Ehrma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4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6. [xxxvi] To be fair, this portion was undoubtedly authored by Metzger. Nonetheless, the ironic conflict remains. [xxxvii] Geisler and Nix, 475. [xxxviii] Carson, D.A., The King James Version Debate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