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欣見曙光的經濟學家

劉良淑


楊小凱檔案

楊小凱開創出新興古典經濟學派，被視為最有潛力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人。1986年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大師詹姆斯．布坎南讚譽他為「當今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

1948年 出生于吉林
1966年 就讀於湖南省長沙市第一中學，捲入文革
1967年 寫「中國向何處去」，次年被捕，判十年勞改
1978年 出獄，次年在湖南邵陽新華印刷二廠任校對
1980年 借調北京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1981年 與吳小娟結婚
1982年 在武漢大學管理系任講師
1983年 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經濟學博士
1987年 在耶魯作博士後
1988年 到澳大利亞墨爾缽的莫納什（Monash）大學任教
1993年 當選為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
2004年七月七日因肺癌去世，享年五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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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醒來時，不敢相信自己是關在一個動物園籠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後，我確認了這一點，心中馬上被一種沉重的感覺所壓迫。嚮往一般人行動自由的感覺開始變得越來越強烈。每天早上醒來時，那種心上壓着石板一樣的感覺越來越令人痛苦……」1

　　一九六六年中國文化大革命初始，不滿十九歲、愛國熱情澎湃的楊曦光（楊小凱的原名）捲入運動中，次年寫了「中國向何處去」傳單，油印八十份，散發出不到二十份。當時這類紅衛兵小報之類的傳單滿街都是，但不久政風倒轉，他因該文而被點名批判。事隔約二十餘年後，他寫了《牛鬼蛇神錄》一書，提起初入獄的感受，仍彷佛昨日。

十年監禁、勞改的烙痕，跟着他一輩子。後來移居國外，得了博士，作到教授，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享譽普世，但黑獄折磨的沉重與驚恐仍積澱在他心靈的深處，不時成為冷汗淋漓的夢魘。2一九八五年，在寫博士論文的同時，他利用夜晚記述懷念的獄友，其中有不同政見的政治犯、反對人士、國民黨官員、企業家、宗教信徒、強盜、小偷等。《牛》一書被推崇為描述那時代最富洞察力、文筆極出色的作品，而該書最後一句話為：「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囚禁的精靈在一起。」

黑夜裡的摸索

　　這些囚禁的精靈，在「號子」里等候判決的期間，成日待在狹窄氣濁的斗室，經常餓得發慌，靠紙片和飯粒作成的象棋和朴克打發時間；在勞改隊裡，白日干大量的體力活，夜晚有時還要挨批鬥。雖然置身如此深沉的黑夜，有自主思想的人卻不會輕易放棄覓索。社會的問題未解、自身的冤屈未雪，不甘的靈魂無止息地在尋找答案，探求出路。

年紀輕輕的楊曦光在被關進「左家塘」看守所之後，心思並不停滯，依舊不斷琢磨如何化解社會的混亂。他回憶道：「我通過左家塘複雜的『電話系統』向陳老師借《資本論》，不久，三卷《資本論》就通過送飯的犯人之手轉來了九號。……最初給我的印象相當好，……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後，我卻發現勞動價值論毫無道理，它忽略了……使用價值。看完《資本論》，我不知為什麼，心中期望未來的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有三個念頭，一個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個是把分工問題揉合到價值理論去，第三個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後來我在勞改隊沿着這個思路寫了一本經濟學筆記。」3

　　暗中和一些獄友深談，拓寬了他的視野。寫「中國向何處去」時，他尚是個幼嫩的理想主義者，然而政局快速的變異讓他感到幻滅。在痛苦的禁閉中，他失去了對「好壞對錯」的關心，認為價值標準的判斷會隨着歷史而變化，眼下最應當關注的，是如何適應環境而生存。但是有一位受到尊敬、被稱為「舵手」的獄友前輩，一次卻嚴肅地對他說：「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實在是非常殘酷，很多知識分子因此信奉一種純客觀主義，不相信這世界上有什麼真正的是非善惡，認為這種主觀判斷沒有任何意義。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種真正的罪惡，這在歷史上一定會成為公認的定論，這是客觀真理，不是隨意性的主觀判斷所能改變的。」4

　　由於寫「中」文時，楊曦光尚未成年，因此得免死刑，只需勞改。在聽到判決之際，他的情緒反應十分激動。「等我冷靜下來，我開始盤算怎樣在勞改隊中越獄逃跑。……也許我必須下決心學會扒竊的本事。」那天夜裡，他向「舵手」吐露心聲，誰知卻遭到勸阻。「舵手」深思熟慮的指出，如果政治局勢不變，他離開監獄後迫害並不會減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勢變了，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間就會煙消雲散。」「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有這一天的，……如果你有這個信心，就用不着策劃逃跑了。」

　　在以後的勞改生涯中，楊曦光定下心來，奇蹟般地克服困難，歷經二十餘位獄友的指導，自學高中和大學英語及數理等課程，並不斷對經濟問題進行思考。等到踏出岳陽的建新勞改農場，他已有大學畢業生的實力了。

向信仰敞開

一九七八年春天，妹妹來接他出獄。油菜花香，稻田青綠，田野生機勃勃，中國的政治氣候也已經改變了。

他去湖南大學旁聽了一年，然後在一間印刷廠當外文校對，在那裡認識了當時任排字工人的吳小娟。這位提琴精湛、家世坎坷的淑女，一九八一年春節與他結婚，成了他一生的良伴。

一九八○年，他寫出幾篇經濟學論文，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但政審不合格。然而有幾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借調到該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那時他開始換用乳名「楊小凱」。兩年後，武漢大學破格聘他為講師。一九八三年，他受到美國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鄒至莊的重視，挑選赴美留學。

到了教堂林立的美國，楊小凱卻沒有工夫涉獵信仰。一年後，帶着女兒前來與他團圓的妻子，發現他讀書無分晝夜，非常辛苦。他曾說，「這兩年讀書，比坐十年牢還難。」5

為了學英語，吳小娟去參加查經班，在那裡受到基督徒各方面的幫助。楊小凱雖然沒有興趣參與活動，但對信徒的照顧卻十分感動，「在我們大陸的人看來，這真是無緣無故的愛，找不出一點利害計算的理由。」6

他對基督徒最早的印象，是關在左家塘時。九號監房有一位綽號「李牧師」的天主教徒。文革時公開信教的人「就像妖怪一樣稀少」。7起初，他以為這人是精神病患，因為他經常早晚禱告，飯前劃十架謝飯。這位三十歲上下的獄友，平時爭着做髒活、重活，每星期自動抹一次地板，還發明一種原始的紡紗機，可織成毛巾來補衣服，為眾人效尤。在判刑前，他向大家說，神已啟示他，「要去最艱苦的地方，……一去就是十數年」。

小娟在美國受基督徒的吸引，經常去教會。在艱苦的求學日子，她因着信徒的勸導，沒有墮胎，生了一個兒子。一九九四年又得了老三。楊小凱極愛孩子，愉快的家庭生活，讓他對信仰多了一份好感。

拿到博士學位、得到莫那什大學的教職、全家到墨爾缽定居，生活安定了之後，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年中，楊小凱也經常上教堂。當時他存着一種心態，想去研究基督教的社會功能，了解基督教文明。那段時期他寫了一篇「宗教的經濟學」。

由憲政探究至信仰

　　後來，在信仰歷程的自剖中，楊小凱說明，他對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於看出基督新教在經濟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8一些經濟史學家指出，意識形態與宗教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秩序、道德準則，而這些便成為法律制度的依據，經濟表現則為其成果；在國際競爭的環境中，經濟表現又會反饋回來，影響該國的意識形態。政治和法律對經濟發展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卻並非來自科學，乃是來自信仰。而歷史可以為證，凡是以基督新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在經濟上皆成為世界的翹楚。

　　到海外之後，楊小凱雖然埋首經濟學研究，但對於中國前途的關切熱誠不減。事實上，如何才能振興國族命運，正是他在學術上苦心研究背後的動力。他經常與中國相關人士保持聯繫，也去中、港、台的學府講學。他的妻子回憶，一九八九年六月初，他為中國的改革前景憂心忡忡；四日那天，他在澳洲的家中打開電視，看見報導，抱着電視機痛哭流涕。

　　可以說，楊小凱探究信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找尋強國良方。一位極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哈耶克曾強調，制度乃是建立在很長期的歷史、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基礎上，而最有利於自發秩序擴張的意識形態就會勝出。就此而言，基督新教帶來的成功，是極值得研究的事。

細究之下，楊小凱分析出幾個基督教讓憲政成功的因素，諸如：尊重自由抉擇、愛仇敵、不劃分等級、服事最低賤的人、神的「第三者功能」等。按照這些原則生活，使人得以彼此尊重、信賴，而這正是能夠建立大型企業的基礎。事實上，最佳商業行為的準則亦源自十誡。更重要的是，這些精神能帶來和平的政治秩序，因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遊戲規則，滿足「模糊面紗」的要求，即正反雙方都認為遊戲規則是公平的。新教所導致為對方着想的精神，能克服施行憲政最困難的一點，就是失敗者願意認輸，甘願為了社會而犧牲個人的利益。這些要素促使一個社會能走向不斷擴張之秩序和公正。

楊小凱同意，基督新教是世上唯一能帶來這種社會狀況的宗教。而對像他這樣鑽研經濟學的人而言，這無異於證明了上帝的存在。

跨越理性的踏板

然而，從經濟與社會貢獻的角度看基督教，頂多對它具好感而已。楊小凱坦承，「讓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為他原是徹頭徹尾的理性主義者，不能接受缺乏科學證據的事。但是，讀了哈耶克的書，卻破除了他固步自封的觀點。哈耶克指出，讓世界能發展的許多重要東西，都不是出於理性；如果迷信理性，這個社會就將變得非常淺薄，永遠長不大。宗教和非理性的東西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經過沉思，楊小凱終於想通了這一點，而且發現，身邊隨處都可以舉出例證來支持。譬如，媽媽愛孩子，這天經地易的事卻不合乎經濟的理性，因為從成本效益分析，媽媽養孩子划不來；可這卻是人類生存的關鍵。又譬如，人說話的本能也是非理性的愛好，就經濟成本和收益而言，這個本事沒什麼利益；但如今計算機的發明，追根究底，與人的語言脫不了關係。

接受了非理性的重要性，楊小凱對於不是根據理性而相信宗教的人能予尊重。另一方面，年事愈長，他愈發現迷信理性往往犯錯。他舉了一個例子：某經濟學家在自己家買賣房子的事上，所作的決策總是虧損，還不如妻子的直覺所作的判斷。

親歷神跡與真信心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他們的大女兒小溪長了腦瘤。手術前後，信徒們為她的禱告，以及神對禱告的奇妙回應，在楊小凱心中起了震撼。

二○○一年八月底，楊小凱因身體不適，去醫院檢查。九月手術後，確診為晚期肺癌，既無法開刀，做化療也只有短暫的功效。楊小凱在病房中醒過來，發現自己不能講話，通過喉管才能呼吸。他知道此時誰都救不了他，於是決定皈依基督。他認真地向上帝懺悔，也向妻子請求寬恕。幾個月後，他的病情奇蹟式地好轉。次年二月，他們夫妻一同受洗。一年後，他的生活幾乎正常，不但可以講課、赴中國，還去游泳、打網球，甚至玩帆船。

該年楊小凱作見證時回首分析：「我的第三階段，就是從哈耶克的社會科學的理性追蹤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訣。」基督教的教義乃是說明，人與造物主怎樣才能恢復關係，而相信神在十字架上所預備的救恩，乃是關鍵所在。楊小凱指出，一個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是一種「複雜性的理論」，這種關係是看不見、摸不着的，其實與基督教所講的「靈」類似。共產黨以「三個代表」來建立黨員之間的關係，其實也需要一種「信」。他體會到，自己的良心、基督徒共同經驗的精神經歷，都是指標，見證這種非理性之「信」的可靠。他和妻子去上了基要教義的課程之後，明白了基督信仰所提供的歷史證據，讓他的信心更加堅定。

在天國相會

　　皈依基督之後，楊小凱的生命明顯地有了改變。他的妻子見證：「小凱信主以後，對信仰益加虔誠，凡事先謙虛自省，儘可能站在別人的立場替別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難，……總會認真地祈禱，求主寬恕並賜予智慧和力量。他對學生的態度越來越像父親對兒子一樣。」

　　原來堪稱「工作狂」的楊小凱，經常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一周工作七天。他的成就受到全世界經濟學界的矚目，被認為是最具潛力獲得諾貝爾獎的華裔經濟學者。就在事業邁向巔峰之際，他的生命竟似乎來到盡頭。楊小凱不諱言，他開始向神禱告，是因為沒有別的辦法，那時「只是說，要上帝救我這條命」。她的女兒也見證說：「爸爸情緒波動很大，一會兒他完全相信上帝會治癒他，另一會兒他又被對死亡的恐懼和絕望所征服。」但是他逐漸開竅，知道相信上帝后，靈魂得救，已經有永生，這是最重要的；至於在世上的年日，無論長短，神都有美意。

　　二○○四年一月，楊小凱開始低燒不退，醫生認為只餘一、兩個月可活，但他卻又熬了半年。他的侄兒目睹了他們夫妻的信心：「小娟阿姨……宗教是她獲得精神上平靜的途徑。……奇妙的是，這一切沉重的負擔並沒有吞蝕小娟阿姨臉上永恆的笑，那種由衷地、極具感染力、從心底煥發的笑。她知道，笑是她所有最有效的療藥……這是她能給他最好的禮物。小凱叔叔也總是用他那純真而燦爛的微笑回答着她。」

　　在追思禮拜中，她女兒提及：「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里，……他期望着天堂的一切。……爸爸很高興地想到他會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會和我們在天堂里重逢。」他的好友，莫納什大學教授Ian Harper教授說︰「小凱辭世前幾天，我坐在他的床邊，親眼見證他內心的平靜與日俱增，不再有對死亡的恐懼。……楊小凱終於在耶穌身上發現了終極真理。」

　　今年正逢文革四十周年，七月亦是楊小凱辭世兩周年。這位當代傳奇人物的一生，行經了理想的路、苦難的路、求知的路，邁出了封閉的社會，具備了世界性的眼光。他的心路歷程，實堪為不少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細究之下，支撐着他走過來的，是他內心始終點燃的那份熱誠之愛。在黑獄的磨難里，這份愛沒有熄滅，促使他繼續追求真理，照顧周圍的人。然而，在基督信仰里，這份愛才找到了源頭。最後，從神而來的愛澆灌他的生命，帶來全人的更新，讓他體會到「在愛里沒有懼怕」。他已然活在永恒生命的曙光中！


註：1. 楊小凱：“‘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始末”，原載《中國之春》1990:12。 2. 吳小娟：“小凱和我在一起”。3. 楊小凱：《牛鬼蛇神錄》，「聖人與君子」。4. 前書，「舵手」。5. 吳小娟，同前。6. 楊小凱：“我的見證”。7. 《牛》，「聖」。8. 本文有關楊氏信仰的轉折，見楊小凱：“基督教與憲證”及“我的見證”。

原載《恩福》雜誌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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