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密碼》的主要情節——主業會（Ｏｐｕｓ　Ｄｅｉ）對錫安隱修會（Ｐｒｉ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ｏｎ）長老和聖杯持有者的追殺，始於該會與梵蒂岡教廷在崗多夫堡（Ｃａｓｔｅｌｏ　Ｇａｎｄｏｌｆｏ）進行的一場秘密的交易。崗多夫堡也發生過一場與中國（科大，科學院，外交部）有關的事件。事在１９８３－８５年間。我親歷。

　　　　　　　　　　　　　　背景

　　１９８３年９月９日，李淑嫻和我再次到羅馬。這一回住在崗多夫堡，為期三個月。崗多夫堡是教皇的夏宮，也是梵蒂岡天文台所在地。它還包括一個很大的教皇花園。我們剛到崗多夫堡時，教皇保羅二世還在夏宮避暑，直到９月１８日他才返回羅馬城中的梵蒂岡城。夏宮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只參觀的聖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岡博物館，而沒有去崗多夫堡，就等於只參觀了北京城中的故宮博物館，而忘記了去頤和園。

　　崗多夫堡的格局也有幾分類似頤和園，但尺度大。從羅馬乘火車東南行，三十多分鐘後進入Ａｌｂａｎｏ湖區。湖面開闊，平靜無浪，類似昆明湖。但其直徑有四公里。沿湖走一圈，要用四個多小時（昆明湖兩小時足矣）。這裡曾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划船比賽場。Ａｌｂａｎｏ湖由火山形成，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勢最美。湖與西岸山的尺度比例也恰似昆明湖與萬壽山之比。山頂的最高建築（相當於頤和園的佛香閣），就是崗多夫堡。

　　我們來這裡是同羅馬大學物理系的同行合作，與宗教無關。當然，同梵蒂岡天文台的同行也成為朋友。我有一篇文章（Ａｓｔｒ．＆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１４０，７７，１９８４）在致謝中寫道：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ｔｈａｎｋ　Ｄｒｓ．Ｇ．Ｃｏｙｎｅ　ａｎｄ　Ｂ．Ｓｔｏｅｇｅｒ　ｆｏ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ｏｌａ　Ｖａｔｉｃａｎａ．。這裡Ｓｐｅｃｏｌａ　Ｖａｔｉｃａｎａ　即梵蒂岡天文台。Ｄｒ．Ｇ．Ｃｏｙｎｅ　神父是梵蒂岡天文台台長。Ｄｒ．Ｂ．Ｓｔｏｅｇｅｒ是梵蒂岡天文台研究人員，宇宙學學者。二人均為耶穌會（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ｅｓｕｓ）會士。

　　《達芬奇密碼》中說，教廷的機密會議常在崗多夫堡的天文學圖書館裡舉行。這不是事實。我常在崗多夫堡天文學圖書館裡看書。圖書館無人管理，也沒有反竊聽設備（比中國駐羅馬大使館的保密會議室差得多）。我有一張崗多夫堡出入證，只在有教皇的瑞士衛兵把守的地方有用，其他地方無人查驗。有一次，一個當地人和我走在堡外，忽然聽到從一個窗口傳出聲響，該人輕聲對我說：“聽，教皇在裡面在喝酒。”可見，這裡大概不是一個舉行機密會議的好地方。（電影《達芬奇密碼》中，機密會議一場，沒有聲稱那是在崗多夫堡天文學圖書館。Ｒｏｎ　Ｈｏｗａｒｄ怕Ｇ．Ｃｏｙｎｅ找他麻煩？）

　　科大人倒是常在崗多夫堡舉行“會議”，雖然不是機密的。當時，科大有近十個人在意大利。加之羅馬常有過客，李和我在崗多夫堡的公寓，一時成了中國學生學者的一個集散地。過客當中的ＣＣＰ們不介意進入教皇領地。距集散地不遠，有一小院落，外掛的牌子是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　ｄｉ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已數百年了，比所有ＣＰｓ的歷史都長。所以，ＣＣＰ中的宣傳部人員，也算是到了他們的名稱的源頭朝聖。

　　　　　　　　　　　　崗多夫堡的望遠鏡

　　在插圖版《達芬奇密碼》（Ｔｈｅ　Ｄａ　Ｖｉｎｃｉ　Ｃｏ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中，有一張精美的崗多夫堡照片，突出了堡頂上的兩個望遠鏡園頂。（電影《達芬奇密碼》中，堡頂出現了三個園頂。是否也是怕找麻煩，以區別於崗多夫堡？）。“密碼”作者說，這兩個望遠鏡是歐洲最先進的天文台設備之一。這證明作者只從外面看過這兩個望遠鏡園頂，沒有入內。從外面看兩個園頂，光亮銀白，熠熠然，象徵着天主、教廷、上蒼三位一體的崇高。但如進入園頂，就知道望遠鏡已棄置了。原因是，距羅馬太近。羅馬燈光造成的天空背景太亮（燈光污染），在崗多夫堡已不能做有研究價值的天文觀測。

　　兩架天文望遠鏡中，一台是施密特望遠鏡，口徑一米，質量遠不是歐洲天文台中最先進的。但比北京天文台的施密特望遠鏡（９０厘米）略大。突發奇想，我建議Ｃｏｙｎｅ神父把這台棄用的施密特望遠鏡送給中國的天文台。望遠鏡只能沿着緯度平移。中國有許多地方與羅馬的緯度相同，不難找到沒有燈光污染的地方。Ｃｏｙｎｅ神父一聽我的建議，竟然馬上同意了。在崗多夫堡非秘密“會議”上，我的朋友們也都支持這個想法。

　　其實，由耶穌會士送天文望遠鏡到中國，是有歷史的。據記載，第一架天文望遠鏡，即伽利略於１６０９年在威尼斯用來發現木衛星的望遠鏡，只隔了五年，１６１４年，就由耶穌會士Ｊ．Ｔｅｒｒｅｎｔｉｕｓ帶進廣州。所以，中國的第一台架天文望遠鏡應就是世界第一架天文望遠鏡。我向中國科學院匯報後，科學院也接受了這一計劃，並計劃將該望遠鏡放在新疆烏魯木齊天文觀測站，鏡址也選定了。

　　１９８５年春，中國科學院派了五個人（我不在其中）專程去梵蒂岡天文台，討論具體的拆卸及運送技術性事宜。經中國駐羅馬使館科技參贊的同意，雙方簽署了備忘錄。此備忘錄只涉及梵蒂崗天文台和中國科學院兩方。至此一切順利。

　　　　　　　　　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中心（ＩＣＲＡ）

　　有一個困難：中國和梵蒂岡沒有邦交。若涉及外事文件，如何簽署？按國際慣例，這種問題，找一個第三方（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作為中介就可以解決。我有這方面的一次經驗。

　　１９８２年在上海召開第三次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廣義相對論大會。當時ＰＲＣ與以色列無邦交，不能在以色列護照上簽發ＰＲＣ入境簽證。另一方面，這個會議是國際組織辦的，不是中國一方主辦的邀請會，不能拒絕以色列學者參加。形勢一度極緊張。以Ｓｔｅｖｅ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７９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首的一批美國猶太裔物理學家公開聲言，如果中國政府不發籤證給以色列學者，他們將抵制會議。後來找到一個變通方法：由國際理論物理中心（ＩＣＴＰ）作為第三方。ＩＣＴＰ主任Ａｂｄｕｓ　Ｓａｌａｍ　（也在１９７９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簽發給兩位以色列學者，Ｔ．Ｐｉｒａｎ　和Ｇ．Ｈｏｒｏｗｉｔｚ，各人一紙，作為護照。中國領事部門在該紙上正式蓋章發放簽證。在他們入境時，由我到上海虹橋機場去接（驗明正身）。我曾是ＩＣＴＰ的國際理事會成員。所以，進入上海的兩位虔誠的猶太教徒，原則上是虔誠的穆斯林Ａｂｄｕｓ　Ｓａｌａｍ教授的“ＩＣＴＰ王國”公民。

　　我建議用類似方法解決中國和梵蒂岡之間的望遠鏡轉移。不難找到一個願充任一次性“王國”的第三方。

　　１９８５年夏，羅馬大學等發起成立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中心（ＩＣＲＡ）。後來，ＩＣＲＡ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ＵＮＥＳＣＯ）的一個下屬。準備參加這個中心的有美國斯坦福大學物理系，美國Ｈｕｂｂｌｅ空間望遠鏡研究所，梵蒂岡天文台等。我也代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體物理中心參加ＩＣＲＡ。以ＩＣＲＡ作為轉移望遠鏡的第三方，十分合適而且方便，即先由梵蒂岡天文台將望遠鏡送給ＩＣＲＡ，再由ＩＣＲＡ送給中國科學院。無涉中梵外交。

　　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７日，ＩＣＲＡ正式成立，羅馬大學校長Ｒｕｂｅｒｔｉ教授，梵蒂岡天文台Ｃｏｙｎｅ神父，斯坦福大學Ｅｖｅｒｉｔｔ教授，空間望遠鏡研究所Ｇｉａｃｏｎｎｉ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單位草簽了ＩＣＲＡ的章程。

　　　　　　　　　　　　北京的自激振盪

　　６月１９日　意大利信使報（Ｍｅｓｓａｇｅｒｏ）報導了ＩＣＲＡ成立的消息，提到有羅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梵蒂岡天文台等學術機構參加。美國之音也簡單地報導了這條消息。這是條學術消息。一個國際學術組織中含有中國與梵蒂岡，並不新鮮。比如，二者就都是國際天文學會（ＩＡＵ）的會員國（地區）。６月２０日以後，西方媒介不再提這件小事。６月２１日，教皇保羅二世接見所有參加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會議的學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對此，西方媒介也沒有任何報導。ＩＣＲＡ　是個學術機構，同ＩＡＵ一樣，它與中國和梵蒂岡二者之間的政治，宗教或外交沒有聯繫。

　　但，北京開始自激振盪。

　　第一個信號發自“大參考”。６月２２日和２３日連續兩天，“大參考”重複轉載有關ＩＣＲＡ的消息，而且放在政治欄目中。“大參考”是一種內部報紙，它選登外國報紙和通訊社的消息，只有局級以上的幹部有權訂閱。“大參考”兩次選登同一消息，少見。說明有人為ＩＣＲＡ和崗多夫堡望遠鏡二事而陷入自激。

　　果然，６月２４日，中國外交部向中國科學院查詢有關梵蒂岡天文台望遠鏡一事，並暗示這件事已經觸及了中國對梵蒂岡的外交政策。本來，中國科學院清楚地知道望遠鏡的全部內情，他們曾派人去過崗多夫堡，簽過備忘錄。只要說明此事為純學術交往，就完了。但是，在官場，凡遇到追究責任的時候，第一反應是推卸干係。所以，中國科學院立即把查詢之事踢到科技大學。幸好，科大的同事有崗多夫堡非秘密“會議”的共識，支持這項活動。再則，科大根本沒有參與簽署備忘錄。科大不理會外交部的查詢。

　　６月２７日，中國外交部再就此事查詢中國駐羅馬大使館。如前所述，大使館的科技參贊是直接經手此事的，完全知道這是一件非政治性的學術交流。但同科學院一樣，想減輕干係。正好那時我正在ＩＣＴＰ短期訪問。駐羅馬大使館找到我。我把事情的原委寫了一個詳盡的報告，以證明這件事根本不涉及中梵外交，就如１９８２上海會議不涉及中以（色列）外交關係一樣。中國駐羅馬大使館接受了我的報告，沒有提出異議。

　　到此，真相已大白，證明是一場虛驚。事情本可以結束了。但不知甚麼原因，北京的自激振盪還在繼續，而且，振幅愈來愈大了。

　　６月２９日，中國駐羅馬大使館再度被查，這次來頭更大。據透露，在一次ＣＣＰ中央常委會上居然也提到這件事。幾乎同時，７月１日，在合肥，舉行ＣＣＰ成立第６４周年大會。在會上，我也是被表揚者之一。名字登在“安徽日報”上。表揚的事跡之一恰是“努力為科大開闢國際交往渠道”云云。我當時人在Ｔｒｉｅｓｔｅ，對國內的消息全然不知。無論是北京常委會，還是合肥大會，都不知道。

　　７月２日我接到中國駐羅馬使館緊急通知，責令我於１９８５年７月３日上午必須趕到羅馬。任務見面再談。我漏夜乘火車從Ｔｒｉｅｓｔｅ去羅馬，３日清晨趕到大使館。原來，十萬火急的事是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教授將於當天（７月３日）從北京飛抵羅馬，要我去親迎院長。作為科學院的一個成員，迎接院長也是應盡的義務，但要我從六百公里之外的Ｔｒｉｅｓｔｅ乘夜車專程趕來迎駕，未免架子大了一點。（在意大利乘夜車很累，如不是包廂，是不敢睡覺的，因小偷多。）後來才知道，迎駕一事，倒不是盧院長的主意，而是北京官方決定的，責由駐意大使館執行。當時外交部估計，當盧院長一到羅馬，必定會被記者團團圍住，訊問有關梵蒂岡望遠鏡等事。責我在機場護駕，為院長解圍。

　　當日下午２時，我和幾個大使館官員到達羅馬達·芬奇機場，恭候院長。北京來的飛機誤點，直到下午６時還沒有到。我不斷仔細地觀察機場大廳，始終沒有發現一個企圖圍追我院長的記者。機場氣氛倒是極其緊張，警察帶着警犬不斷地來回巡邏。不過，他們的任務並非專為保護盧院長，而是由於前一天，７月２日，巴勒斯坦游擊隊襲擊了候機樓中的以色列航空ｃｈｅｃｋ－ｉｎ櫃檯。

　　總之，無論在機場，或是在隨後的訪問活動中，根本沒有一個記者有興趣採訪我院長。外交部為院長精心準備的關於梵蒂岡望遠鏡的答記者問，沒有派上用場。

　　七天以後，７月１０日，我陪盧嘉錫院長小游威尼斯，聖馬可廣場上的海風終於使我院長認識到，他不是記者或狗仔隊有興趣的對象。院長顯得輕鬆多了，好像聖馬可廣場上一支逍遙的鴿子，除了不會飛以外。這時，院長告訴我，他到羅馬那天，即７月３日，是星期三，正逢中國外交部兩周一次的例行新聞發布會，為了對付外國記者提問ＩＣＲＡ及梵蒂岡天文台望遠鏡，外交部發言人精心準備了答詞。很可惜，沒有一個外國記者提這個問題。實際上，外國輿論早就忘了ＩＣＲＡ倒底是哪幾個字的縮寫。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梵外交事件。

　　儘管如此，當局還是決定終止執行由耶穌會轉移望遠鏡到中國的計劃。

　　可見，八十年代的北京當局，對耶穌會等事務的了解，似乎還比不上１６１４年明代的萬曆朝廷。以至，一架天文望遠鏡就會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和自擾。對於科大參加ＩＣＲＡ一事，當局找不出任何錯，故仍允許進行。後來，許多科大的，非科大的朋友及學生都是以ＩＣＲＡ作為第一站，踏入歐洲。

　　　　　　　　　　　　　後記

　　二十年後的今天，ＩＣＲＡ規模更大了。Ｃｏｙｎｅ神父和我依然都是它的成員。近兩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暑期，每年都有約十個中國天體物理學家來ＩＣＲＡ的新總部Ｐｅｓｃａｒａ作學術交流，並享受亞得里亞海濱的沙灘和陽光。今年（２００６）照樣。李淑嫻和我也每年暑期從美國來此一會眾老友。有關當局似乎終於開了一點竅，不再看到有趣的自激了。

　　至於崗多夫堡，我後來還多次住過。不少中國同行也住過。１９９９年，北京天文台一對研究宇宙學的新婚夫婦（不是信徒）還在崗多夫堡度蜜月。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日教皇保羅二世去世。當天我給許多朋友發了一個ｅｍａｉｌ。大意說，我雖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尊重保羅二世，他是一位偉大人物。主要理由是，他對科學的態度相當開明。他為伽利略一案正式平反。主張科學研究與宗教信仰分離。他曾說“宗教和科學二者各自應保持自主……宗教不是基於科學的；科學不是宗教的延伸”（Ｊｏｈｎ　Ｐａｕｌ　Ｉ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９９０）。所以，“異教”如ＣＰ者們也可以住進崗多夫堡，作研究，教廷不過問。這一點，在８０年代的中國還沒有達到。就是今天，宗教信仰應與科學研究分離，“科學不是宗教的延伸”，在許多地方，包括華盛頓Ｄ．Ｃ．，也還有許多人不完全明白。

　　尋找聖杯的故事，開始於達芬奇的“莫娜麗莎”和崗多夫堡的圓頂，終結於牛頓墓前的蘋果——最後一個密碼ＡＰＰＬＥ。無論是否作者的原意，都免不了令人想到西方文明的精華。相比之下，伽利略的天文望遠鏡，就是一架聖鏡。可惜的是，進入中國後，聖鏡就下落不明了。最後的密碼在那裡？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４日，從羅馬飛回Ｔｕｃｓｏｎ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