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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評江登興《中國教會的專制主義危機》
——給國內一位傳道人（始發真理論壇）

任不寐

1、江登興弟兄探求的問題，無疑是中國教會的真問題，儘管他提供的答案可能是有爭議的，儘管這個問題並不是現在才提出來的。作者探求真理的勇氣無疑是可欽佩的——由於他在教會長期侍奉，他的發言比我這樣的“前文化基督徒”更有衝擊力。我熱盼中國教會能以開放的心態面對這樣的自我反省。我願意認為，這是近年來，中國教會城市化過程中，必然引出的時代性話題。新一代基督徒正在不斷湧進教會，他們將帶來一些新的觀念，並重塑家庭教會的農耕模式和地下格局。一場遲到了50年的教會文化復興正在到來。一方面，它仍然是那個“本色化”的近代性問題，但另一方面，它已經是“全球化”的後現代問題——中國教會的文化衝突悲壯色彩表現在這個方面，她要在同一時間解決兩個時代的問題。當然，象江登興、朱尋道等這樣的年輕一代傳道人，他們在神學上以及在各樣知識上的長進，還有更長的路要走。然而隨着他們的裝備成長，可以預料，中國教會的“文化變遷”將會越來越深入，並帶來一場中國的宗教維新。

2、但解釋教會專制主義的起源，與其在李慎之先生那裡尋找答案，不如在聖經那裡尋找答案。我與李先生生前多次交往，也有過關於專制主義與基督教的深入對話，感覺李先生整個思維框架仍然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如關於中國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二分法，關於對宗教文化的無神論判斷，都存在極大的局限性。第一、李先生秉持的自由主義並不是中年一代知識分子所鼓吹的哈耶克主義，而是胡適的自由主義，但我們知道，胡適的自由主義是從杜威那裡轉承過來的，而在北美，杜威主義代表了當代社會世俗主義運動對基督教正統信仰的背叛。這種自由主義在當代的教育領域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可以視為以現代性的名義祛基督化的罪魁禍首。第二、把中國專制主義定義為“意識形態專制主義”，是另外一個誤讀。在中國，皇帝從來沒有取代過上帝的位置，這是中國文化的自我偽裝。否則我們無法理解數不清的對“上帝”的革命。這意味着中國人從來沒有因為不相信神轉而向人間尋找替代品。事實不是這樣的。中國專制主義不是建議在信仰替代品的意識形態上面，而是建立在軍事力量和暫時性的利害權衡上面。我們不需要長途跋涉到古代去，只要看看現代中國社會人們順服權力的真正動機是什麼就足夠了。哈耶克在中國的信徒常用“理性的自負”來解釋中國現代極權主義，並把文革作為樣板。然而近來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毛與紅衛兵之間真實的關係不是上帝與選民的關係，而是互相利用的關係。澄清這兩點的重要性在於，中國教會所謂的專制主義現象，主要原因並非根植於所謂文化傳統（有這方面的原因），而是根植於信仰的不真與現實的經濟人理性。沒有真正的信仰，就自以為神，這個偽神因為利益的盤算在政治上必然推行專制主義——專制在經濟學上的根據就是實現利益最大化。如果我們看清楚這一點，一方面使我們能超越李先生，為中國專制主義傳統尋找到它的無神論根據，而不是相反，把無神論自由主義的理論視為闡述釋教會專制主義的根據。這並非門戶之見，而是我們能接受的基本真理。另一方面，我們就能更清楚地剝開雲山霧罩的意識形態符號，直接觸及教會專制主義危機的簡單原因。我再說一遍：專制及其順服，與其說是出於文化上愚昧，不如說是出於生活上的精明。如果沒有這樣的看見，我們無法為教會擺脫專制主義尋找理性的出路。教會的方向不是擺脫教會專制主義危機進入教會自由主義和諧，而是脫離教會專制主義危機，也脫離教會自由主義和諧，返回聖經（這個問題可以另文專述）。“掠奪埃及”的文化資源討論神學問題，是可以的，但如果我們擁有聖經上的直接根據，這樣面對教會發言也許更有說服力。如果倪柝聲無法說服“基督徒知識分子”，李慎之更無法說服“教會”。

3、作者引用倪柝聲先生的話說：“在事實上我是與教會合一的，不過教會沒有出去，我現在所說的話，就是教會說的話。”（168頁）我對這句話感慨萬千。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現實問題。我只是盼望，包括我和作者在內，包括所謂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包括各種各樣的“教會”代言人，一定要謹慎這種“教會三個代表”的思想。這個代表思想下面無非運行着各種災民理性，結果就是在反對舊專制主義的同時推行自己的新專制主義，結果就是屬靈的暴君以愛的名義扮演着控告者的角色。我不認為所謂專制主義是中國教會的最大危機，因為目前中國教會的實際存在狀態，不僅談不上政教分離，甚至是政教對立。結構性的教會專制主義必然以政教合一為政治前提，沒有世俗權力的背景，教會專制主義不可能是政治性的，最多是文化性的和隨機性的。中國教會最大的危機在另外一個地方——教會法利賽主義。這種精神正象癌症一樣滋長，帶着喋喋不休的毅力將從火里揀出的柴再扔回去。

2006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