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心靈的故鄉——從‘新左’到基督徒的心路歷程 |
| 送交者: hhb 2002年06月11日21:24:45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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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心靈的故鄉——從‘新左’到基督徒的心路歷程 江登興
一、造反到絕望 大約五年前，大學畢業前幾天，面對一片茫然的前程，我寫道："尋找一個心靈的故鄉，讓我們的靈魂在那裡發芽生長。"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追尋心靈的故鄉。 中學時代，由於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受左傾文化的影響，只覺得要到山外邊去，在那裡建功立業。記得高考結束那一天回家，面對車窗外的茫茫群山，我心中忽然產生了一種"萬里江山"的衝動——這樣美好的"江山"不能落入別人的手裡，必須把它據為已有。當然，我為自己設想的"建功立業"的途徑就是參與一場"革命"，用最純潔的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思想來改造這個已經"變質"了的社會。今天，當“新左派”在中國大陸漸成氣候時，我雖沒有對他們學理的深入了解，但它的基本思想我並不陌生，因為所謂回到最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數十年前就曾經令一個山鄉少年激動不已。那是1993年前後的事。 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自然而然地會以在這個世界上建立最偉大的功業作為他人生的"信仰"，不管這種功業是權力、金錢還是名氣。 上了大學，當中國二十世紀中葉後四十年的意識形態神話終於被撕開了一道裂口，從這個裂口開始，我的左傾迷夢的大廈慢慢傾倒。於是就幻想着要是中國能夠實現民主，那麼一切的問題就都解決了，於是又感嘆自己沒有趕上八十年代末的那一個轟轟烈烈的廣場，遺憾未能將自己的熱血灑在火熱的八十年代。這樣的"民主"情結，其實與我原來的馬克思原教旨主義沒有本質的不同，它對"民主"並沒有深入的理解，只是由於對現實的不滿，相信以一個更"好"的社會制度來取代現有的已經被確認出了問題的社會制度，一切都會好起來。對於自己所倡導的東西沒有深入的了解，甚至自己在本質上是與自己所倡導的精神相反的，但居然以之為拯救自己和國家的靈丹妙藥，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其實在這個誤區的背後還有更深一層的自私，那就是以追求一個"理想"作為自己人生實現的一條途徑，不管是追求"純正"的共產主義，還是追求所謂的"民主"。 慶幸的是我沒有趕上八十年代，不然我可能也可能已經那一場事變中成為喋血的“十二月黨人”了。我在八十年代以後迎來自己的青春，這是我的幸運。既然在一場民族的創痛中通過外在的變革來改造社會的道路已經斷絕，那麼就只有回歸自己的心靈了。我說："我要將自己的鮮血灑在大地上"，而命運說："回歸你的心靈吧！" 緊接着現代詩歌來了，詩人們以其自殺的行動，向這個世代宣告了現代藝術的虛無主題，在虛無主義的陰影下我度過了我的大學時代。在大學畢業離校那一天夜裡，我寫道："大學時期我與虛無和絕望戰鬥了三年。" 作為一個沒有信仰而求索追問生命意義的人，每一刻死亡的主題都會浮上心頭，每一刻都有一個意念在提醒你：這一切都是荒謬的，何必再繼續下去呢？那時在操場的燈光下，在鳳凰木的陰影里，或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我總是追問：這個世界是怎樣的一種存在？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生命終究將歸於幻滅嗎？如果生命在這個茫無方向的宇宙中本是塵埃，我們又何必為了生存和發展而苦苦奮鬥呢？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現在就結束這終將歸於虛空的人生呢？ 每個暑期回家我都很怕見到母親，母親含辛茹苦將我養大，含辛茹苦地將我送到山外讀大學，然而我在大山外頭找到的卻是絕望。母親在我的身上寄託了她生命的全部希望，而我卻在內心中時時盤算着自殺。 二、苦難為糧，苦難為水 在大學畢業前，有一個時期，我深深感覺到自己的青春已經"爛"掉了，是這個時代的精神深深地毒害了我的青春，我希望有一個機會重新開始，讓我那已經死去的青春復活，從頭再來。帶着對心靈故鄉的渴望，我加入了打工的行列。當生存成為壓倒一切的難題時，人就顧不上靈魂的需要了。就這樣，我在特區淘金的隊伍里摸爬滾打。直到家破人亡，失去職業也失去健康，來到了生命的盡頭。 由直面苦難到認識造成苦難的罪惡，由直面苦難與罪惡到尋求拯救是我走向信仰的過程。 在我的大學時代，我有一個年輕的老師也是基督徒，然而我嘲笑他："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了，還信基督教！"那時人家帶我去教會，面對大聲讚美，充滿喜樂的信徒，我總是心懷不屑，甚至覺得基督教這一種異質文化的傳入對於中國是一種極大的危脅。 我的祖父信的是道教，是一個道觀里“扶乩”的主持人。所以我一直到做新聞記者後，還看大量風水、相術的書。反醒起來，真是在最現代化的外表下，隱藏着一顆最前現代的靈魂。 1996年我剛大學畢業，父親即患癌症，我從千里之外趕回故鄉。母親在深夜裡讓我陪他到一座高山上建在巨石之顛的道觀里求問"神仙"，無助的母親讓我在那些偶像面前快快燒香，下跪。我沒有下跪，因為那時我通過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化非常皮毛的了解，已經有了一個"獨一的神"的概念。在母親的苦苦哀求下，我點燃一炷香，很虔誠地插在那些偶像的面前。插完了我轉身跑出道觀，站在巨石上，看着濃濃的黑夜中，腳下海浪一樣起伏的山脈，和山谷中星星點點的燈火，我忽然如此深切地感到什麼叫"大地上苦難"和"苦難中命如草芥的人們"。那時我全身顫抖，熱淚滾滾而下，渴望跪在這一塊土地上。 父親在沒日沒夜的哭號中去世，彌離之際，我問他："養我這麼大辛苦不辛苦？"他說："生兒養女是天經地義"。然而在這樣的時刻，我拿不出什麼東西可以安慰我的父親，只有給他背毛澤東的詞："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天就要亮了，而你就要走了，你就要獨自去面對死亡了，但是我沒有什麼可以安慰你的。這個時刻讓我感覺到近代的中國人做為一個群體的精神資源的枯竭。我們需要新的文明基因的注入，我想這種認識是我後來接受福音的一個原因。 1998年冬天，當我來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有兩個群體同時進入了我的視野：經歷了九十年代初中期的嚴寒而重新開始反省與批判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海外流亡或留學因信主而懺悔着的同胞。 那時，中國的出版環境遇上了一個小陽春，通過"草原部落"出版的一批書，我前所未有地了解了中國人在文革中所經歷的苦難，特別是看到張志新被刑事犯輪姦，神經失常後用自己的月經血沾饅頭吃時，我禁不住在黑夜中長久地跪下去了。由此出發，我獨自對中國的歷史進行了反醒，我發現在中國歷史中缺少對人的生命的尊重。這一切形成了濃濃的負罪感壓在我的身上。我知道我雖然未參與文革中迫害張志新的一幕，但是假如我生在那個時代，我一定是一個最積極迫害人的人。 我深深感覺到近代以來中國人在進行精神突圍時的迷茫，所付出的代價的沉重。也更看到了每個生命個體在面對幾千年歷史罪債時所應承擔的責任。由此我仰望天空，然而中國的天空已經一無所有，我們的天空已經關閉。中國上古信仰的上天的權威早已被"天子"所竊取。由於看不到來自天空的拯救之光，所以我們躲在小巷裡彼此狙擊，彼此欺詐，彼此殺戳。我們的大地已經荒蕪，我們的心靈已經受傷。 在如饑似渴地對罪惡的挖掘中，我發現對罪惡的反醒可以帶給一個人新生的力量。我想一個人心靈的麻木首先是從對罪惡的麻木開始的，而一個民族的麻木也體現那個民族的個體對罪惡的麻木上。我迫切感到我需要一種如耶穌背負十字架的精神。那時我說："如果我們撫慰黑暗而不得溫熙，向天空呼喊而沒有回聲，我們有沒有勇氣跪下去並且背起來--我們應該有勇氣跪下去並且背起來！"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那時有多麼的驕傲，那時我已經看到了罪惡的事實，也看到了人心中的罪性。然而，我竟還認為個人可以承擔罪惡，竟不承認自己作為一個罪人需要拯救。 兩年前我的父母親都死了，而且我的母親死得很慘--服農藥自殺，然而回到不夜的城市，我卻迅速忘記了痛苦，或者說我沒有勇氣去面對痛苦，去面對這個過程中我自己所應承擔的責任，因此總是在人們的面前裝出最樂觀的態度。 如果說大陸知識分子的反省使我正視作為一個群體的民族的罪惡苦難的話，那麼海外學人懺悔的聲音卻把我引向造成這苦難背後的人性的罪惡。那時候我有機會看到許多"海外校園"出版的書，我發現那一些在八十年代末逃離故土的人們有着面對苦難不一樣的態度。他們勇於言說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恥辱，他們不迴避自己心中的創傷。他們面對苦難的態度喚起了我的良知，使我也試着去"揭自己的傷疤"（遠志明語），當我看到《信仰對話錄》中蘇曉康所受的苦難以及遠志明弟兄的回信中的第一句話："讀了你第一句話，我便流淚了"的時候，我也流下了熱淚。 苦難是糧，使我的心靈成長；苦難是水，潑醒了我麻木的心靈。 一位作家說："人要成器，後腰須有支撐。"作為一個詩歌創作者我曾經如此地懷念八十年代的創造力，懷念八十年代求索着的一代人，我把他們稱為"思想的一代與健康的一代"。如今，我卻幸運地與這一代人中因為一場政治與精神的饑荒離開了故土的人們相遇。雖然與他們相遇時，他們已經成了我陌生的信仰者，成了我曾經激烈反對的基督教的信奉者。我也幸運地聽到了這一代人或繼承了這一代人的精神而在中國這塊鹽鹼地上繼續思考的人們的發言。那時錢理群教授從北京給我寫信說，看了我的文章："仿佛聽到了帶着血蒸氣的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他鼓勵我繼承五四一代"立人"的理想。而當我的目光越過這一片多災多難的神州大陸，在北美，我看到了另一種仰望中的蔚藍色的生命圖景。 三、不合時宜的永恆追問者 人是一種很尷尬與荒謬的存在，原因在於人是一種有限的存在物卻能發出對永恆的追問。而且這種追問是無意識中發出的。這種追問一旦發出，人就走上了一條精神漂泊的旅程，人在尋找中，而他都找到的一切眼見事物都無法成為他生命終極的寄託，因為一切眼見的都是有限的。這種對永恆的追尋一旦開始，人的心靈就會本能地以永恆的尺度去衡量所遇見的一切。就像魯迅先生所寫的，在一個嬰孩的生日宴會上眾人都說這個嬰孩將會如何大富大貴，獨有一個人指出這個嬰孩是會死的，這個人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永恆追問者。在永恆之尺度的衡量下，當人發現眼見的一切終將消逝時，這個世界將在他眼中成為一個沒有秩序和破碎的存在，這樣的人將是多麼痛苦啊！我在青春的焦灼中曾經飽嘗這種無果之問的痛苦。魯迅在他的《野草》中卓越地表達了這一種困境，而當代中國學人作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觸及了這一個領域，言說了有限的人具有尋求永恆的本能卻要面對靈魂在永恆中的無所皈依的困境，所以海子說：“人類基本上是一個粗糙的結構。”史鐵生先生說：“人的心靈是先天殘缺的”，朱學勤先生在他不大被學界注意的隨筆《平靜的壞心情》中也亮出了靈魂面對無邊幽暗時的暗淡的底色，這算是嚴謹的學者偶爾露出的“崢嶸”。 人在尋找永恆而人竟不自知，所以人就永遠在流浪中，而帕斯卡爾說：“人的心中有一個洞，除了上帝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填滿它。”就像聖經說的“上帝將永遠放在人的心裡”，那就是說人是被造在有限中而有尋找永恆本能和以其理性了解永恆的可能的存在物。 所有的人都在尋找，有的人沒有永恆意識的覺醒，他把追求名利地位成了生命的“信仰”，他可能得不到這一切而抱憾而終，也可能經歷了千辛萬苦終於得到了這一切然後發現這一切終不能帶給他幸福；也有人可能一路在尋找中，一路發現他所遇見的都不是他所要找到，直到他咽下最後的一口氣，他都知道眼前他所找到的不是他所要找的，這個最後的分辨的能力就是人的理性。而最後一種人，在尋找中找到了，但是當他找到的時候，他並不知道他已經找到了他一直在尋找而他並知道自己正在尋找的東西。因此人走上信仰的路離不開理性，但理性所能起到的只是在人成為信仰者前提醒人，有限的一切不是你永恆的歸宿；或在成為信仰者後，告訴自己，你所找到的是你以前一直在尋找而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麼的東西。 因此人成為信仰者是身不由已，如聖經所說的“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如耶穌基督說的：“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或者如老子所說的“聖人的事業是排除一切人為努力的事業”，我想老子一定在面對永恆時發現了人的有限性，所以他說：“順天休命”，這不正是基督教所講的“安息”嗎？ 一個有健全理性的人都會承認，人無法成為自身存在的原因，成為人自身的終極歸宿，更不能成為人與宇宙這個存在的總和的終極原因。因此人每時每刻的存在都在與我們所生存於其中而我們又無法徹底洞見其邊際的宇宙的終極真理發生一個脫節，我們發現我們與這個宇宙的終極真理之間缺少一種可靠的關係時，這種危機性就使人的生命變得荒謬與絕望。然而聖經的偉大在於它不僅有一個存在的本體性的偉大宣告，還有一個人抵達這個存在的本體的明確的應許。前者是上帝在回答摩西提問時的回答：“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後驚訝不已，這不是我一直在苦苦尋求，而無法找到的存在之終極境界嗎？後者則是耶穌基督常被以為專斷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這樣聖經給我提供了我曾經苦苦尋求的存在之終極，也給我提供了我還來不及尋求的抵達終極之路徑。 我曾經去尋求過道教和佛教，進而走向伊斯蘭教，最後才找到了基督。從理性的角度來說，現在我認為這個世界如果還有真理的話，那麼它一定在耶穌這邊。 四、仰望晨星 "信道是由聽道來的。"在試煉中，每當我打開《聖經》讀福音書，耶穌基督的話總是帶給我巨大的安慰，他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6：33）"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象世人所賜的。"（約14：27）耶穌的很多行為總是帶給我深深的感動，我最喜歡讀的是他上十字架前給門徒洗腳的那一段。當他去看拉撒路的墳墓時，《聖經》說："耶穌哭了"！這樣一位充滿了悲憫與慈愛的人卻一直在宣告自己是從天父那裡來的，尤其是他離世前的那段禱告，情感是那樣真實，對"天父"的愛是那樣的熱切。我開始不得不面對一個有位格的，一位創造我們，愛我們，與我們可以有溝通的上帝的觀念。 作為一個在自己的國土上被生存的境遇和精神的迷茫雙重流放的人，來到了生命的盡頭的時候我也來到了十字架面前。雖然我在理性上不承認自己需要拯救，但別人已經聽見我在夢中呼叫救主。當我在十字架面前跪下去的時候，我竟還在心中驕傲地說：“我以這個民族最優秀的青年的身份跪在你面前。” 以前我跪下來是因為看見民族歷史上的苦難，現在跪下來是禱告，尋求神。有時也為自己能找到一個工作禱告，我只要有最基本的生存，只要有一口飯吃。然而神似乎沒有馬上給我回應。正所謂：人的終點是神的起點。在絕境中，我忍不住反覆發問："我豈不是耶和華的兒女麼？"在這個世界上，我已經沒有可以指望的了，我把手伸向天空，希望握住一雙信實的拯救之手。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憂愁之極，我衝出房間，決心把一切拋在腦後，衝到大海邊。仿佛摩西昔年在沙漠中看見了荊棘的燃燒，我站在礁石上看見了海水的燃燒。當我靜靜地仰望和凝視着蔚藍色的天空，口裡喃喃念着遠志明弟兄的一段美文："我的神，你化做漫天的大光，晶瑩溫柔蔚藍的光，放射出生命、自由和大愛，溫柔地呼喚着世人。"那一刻，頭頂的天空一下子向我開啟了，我真的感受到了永恆的召喚，一個從上頭來的無限的愛的回應。那一刻我一切苦難中的憂傷，都已得到安慰；一切尋求中的迷茫都有了答案。我相信了："我的國不在地上"。 感謝主！他把我帶到了京郊荒野的"草原部落"，這個現在已經被封殺的出版機構是九十年代自由知識分子的主要陣地，我成了這個機構的編輯部負責人。有機會接觸中國最優秀的人文學者。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公推魯迅，然而魯迅只是走出了身後的大宅院--那已經枯竭了的中國精神，而獨自走向大曠野，然而他在曠野中什麼也沒有找到。我把魯迅的精神總結為："絕望--反抗絕望--堅持絕望"，他所能做的只是堅持在絕望的高度上不下來。如我的朋友，作家摩羅所說的"魯迅倒在中華民族的零公里處。"他沒有找到人做為一種存在物的價值所在。同樣的幻滅也存在於上個世紀致力於變革中國文化的每一個先行者身上，從毛澤東到海子，每一個人都免不了深深的幻滅。而九十年代末自由主義思潮開始在中國知識界中得到一定範圍內的認同。作為信主而又深深浸淫其間的一個人，我知道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民主、憲政，甚至在認識論上的經驗主義都是很好的，是中國所需要的。然而它面對一個巨大的難題，就是無法解決人作為一種存在，他生命的意義在那裡。 一個沒有尋找到人的存在終極價值的人往往會走向"我死以後，管它洪水滔天"，他不會對自己負責，也不會對他人負責。中國的歷史中為什麼缺少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也與此有關。然而，在基督里每一個人都是上帝所創造的、所愛的，是耶穌基督用自己的生命立約救贖出來的。所以因為信仰，我學會了用神的眼光去看生命，在基督里有每個個體生命的尊貴，因為每個個體的人都與上帝建立自己的關係，自由地與自有永有的上帝溝通，所以在基督里有生命的獨立、自由與尊嚴。這樣出自於信仰的個人主義信念才是自由主義的基石。在二十世紀初，緊接着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現代化的"五四"運動有一個反基督教運動，然而就像我的福建同鄉林語堂以投身五四開始離開基督信仰，經歷了一個長長的精神流浪，晚年又回到上帝的懷抱一樣。我做為一個在二十世紀的末期，自覺回歸純正"五四"精神的青年卻成為了一個基督徒。我相信，"五四""立人"的理想只有在基督里才能真正實現。 原來我在現代藝術的幻滅中，每時每刻都在追問："人活着為了什麼？"沒有人可以給我答案。因此每時每刻都"生活在別處"，想結束自己的生命，每時每刻都活在對這個世界及別人的仇恨中。然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3：14）自有永有的上主居然取了肉身的形象來到世界救贖罪人，這是"我們連提都不好意思提的"（唐崇榮語）。我們這些塵土所造的人竟可以在肉身中回應永恆上主的呼召，這是什麼樣的恩典和慈愛呢？當我的心靈一向天空開啟，當讚美的詩歌響起："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恩門向我敞開"時我一次次忍不住淚流滿面。信主以前"虛無與幻滅"是我每時每刻的焦慮。現在信心是神對我每時每刻的呼召，基督是我在生命的盡頭所望見的那明亮的晨星。 八十年代的赤子，英年早逝的詩人駱一禾說：“我在中國大地上獨自醒來，那時候我在這塊大地上遊走、聆聽教誨、尋求我的思想、壯大我的身心。這個過程發生於我的母校北京大學，也發生在我們祖國的平原、海道和河川。”在我求索生命的意義的青春年代裡，我被流放於被朋友們稱為文化荒漠的廈門，我曾以精神的流放者自居，因為在中國的文化版圖上，北京始終是事件的中心。在南國的海邊我的心靈在孤獨中苦苦追問，我曾經以先知似的口吻說道：“我相信終有一天我會與這塊土地上最偉大的生命形式相遇”。然而在做為文化版圖邊緣的廈門我遇見了，並且遇見的是那遭遇比我更遙遠的流放的人們和他們所信仰的上帝。“禮失而求諸於野”，是這個意思嗎？ 生命因孤獨堅韌，孤獨因為信仰而超越。而在仰望的超越中我找到了我心靈的故鄉——那來自天幕的生命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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