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川島書簡

1553年（1552年？），耶穌會士沙勿略（Ｆrancis Xavier）在上川島（Sancian）面向中國大陸抱病而死，未足其入華傳教之願。

在主內可尊敬的XX弟兄平安！

……說到傳福音的事，在中國的文化背景里，我們將遭遇到一些特別的抵擋。這不是路德、加爾文們在歐洲所遭遇過的，甚至不完全是保羅在希臘沿海地帶所遭遇過的。對於加爾文宗來說，“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一問題，可以成為“認識神、認識你自己”的神學發蒙之匙，然而“災民理性”（不僅僅是“實用理性”）統治的在中國，這個問題經常被視為一個偽問題——這裡的“真問題”是：“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意義”。而這種以實用為目的的精神的根據，則是獨具一格的無神論。中國無神論確實是“博大精深”的（不是在思想文化上，而是在生活經驗上），這種傳統甚至排斥保羅借着“未識之神”進入馬其頓，因為“唐人”不是希利尼人，或者以機會主義的態度拜各類偶像，或者他們甚至根本沒有“未識之神”——他們宣布認識一切“神”的“真面目”，最後，他們自己就是“神”。這一傳統的意識形態是儒學。中國無神論甚至比西方殘酷抵擋福音的諸類異教要“寬容”——這種“寬容”之所以能“容納”一切信仰，並非因為它真正寬容，乃是因為它認為所謂信仰之類虛無縹緲的事，根本無足輕重，與他們的“真道”或“修治平”不形成“生存競爭”關係。在這一方面，漢語思想表現為典型的“佛道禪”式的（以）虛（化）無的實用性格：病以內聖，狀為外王。

我這樣說斷乎不是主張我們在上川島那裡望洋興嘆，只是強調：在中國傳道的功夫，需要我們在聖經上有更充分的建造，在主裡面有更好的裝備，在信心上有更恆切的禱告。我注意到一場愈演愈烈的非基情緒正在中國蔓延，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無論在教外還是在教內，以弗所的那場騷動，不斷衝擊福音的跟基——在這些日子裡，希律和彼拉多兩位宿敵成為朋友，“就雙方共同趕興趣的問題交換了意見”——他們“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就是：棄絕那聖潔公義者，反求着釋放一個兇手給他們。是的，毫無疑問，兇手比神更“真實可信”。當前這場非基情緒一方面是正常的，因為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福音越復興，衝突越激烈，這在歷史上從來如此。所以世界若恨你們，這本是“理所應當”的。但是，在這場騷動的某些區域和某些方面，則是不正常的，因為這些抵擋是由一些傳道者本身的局限引起的——我這樣說並非虛誇，因為我自己就有着這樣諸多的局限，因此常常給撒但留地步，使那惡者鼓動合城的人向福音聒噪不已。因此我想與您今天分享我自己在無神世界傳道的一些經驗和教訓，求神使用這些遭遇來祝福那些繼續奔向“馬其頓”的使者們。

第一、福音是宣告性的，不是爭競性的。

一些衝突可能起因於我們的驕傲，將傳道混同於“宣傳”。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特別是出身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傳道人，他們迫切盼望靠自己的才華（口含天憲加上大智大慧）能說服別人歸正，對方的抵擋引起更激烈的論戰，最後甚至造成心理上的征服欲，而“失敗”後就產生極大的挫折感，甚至懷疑自己傳福音並非神的呼召。而且他們將發現，你越是強烈試圖說服別人“歸正”，對方的抵擋和反感的程度就越大，而這是符合基本人性的——由於這種人性，原本出於禮貌可以傾聽你的話的人，現在採取了“偏偏不相信”的自衛姿勢，因為“我憑什麼要被你說服”。人性棄絕“失敗感”。於是傳福音變成了兩種“失敗恐懼感”之間的爭戰，衝突不可避免。這裡面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不能說服任何人相信，或者說，基督信仰從來不是靠說服的，更重要的是，基督信仰從來不是靠人來說的——信仰不是人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歸正本是神的揀選、聖靈的更新，只是借着我們這些“無用的僕人”的口，但聽信福音決不是我們的“功勞”。傳道僅僅是我們的責任——因為我們不傳道，我們就有禍了；因為我們發現了至寶，因聖靈的激動，急切地盼望與人分享；因為傳道乃是神的吩咐。我們不能說服人信仰，只有神能。這樣一來，我們就不要把傳福音放在“非說服對方不可”的目標上，而是放在把福音講清楚（按真意分解神的道）方面。剩下的不是你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人信與不信，這不是你能決定的。這樣說絕非鼓勵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而是強調我們避免無謂的爭競。其實者爭競乃是驕傲，從本質上說，他們不是在傳神，乃是是在傳自己，因為他們以為不是神的話、神的靈使人歸正，乃是自己的才華自己的真理使人折服。這種驕傲特別急切地給人按手施洗，仿佛那莊稼首先不是天國里的財產，而是自己國度里的財產。這是當前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所以當無神論者反擊我們說：“你說服我，我就信”，這時候，我們應該告訴他：我不能說服你，但我可以為你禱告。巴特在這一點上無疑是對的：福音只宣告，但不辯論。

其次，應避免“傳教強迫症”。一些弟兄姐妹的確非常愛主，為道迫切，於是千方百計、想方設法、甚至“不擇手段”地向人傳福音，結果這些人回過頭來到處攻擊教會——他們宣稱，基督徒傳道者騷擾了他們的生活，甚至侵犯了他們的個人領域；他們還指控說：基督徒驕傲的令人討厭，而基督徒的沒完沒了更令人反感。我並非說，因世界反感我們，我們就不傳了。這當然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乃是，一方面，我們傳福音的目的，並非專以讓人反感為目的；另一方面，傳福音的“熱情”要有個限度，這限度正如我們的主所吩咐的：我們要學會怎樣把腳下的塵土從那裡跺掉並離開那裡。今天一些教會總是鼓吹要為主攻占某一城市，然而神從來沒有命令我們“攻無不勝，戰無不克”——就連我們的主不也從石頭和抵擋中離開了那些地方了嗎？記得晚明時期在福建泉州有兩位傳教士，他們辛苦傳教20餘年，卻只有四個人歸主。按今天一些教會的思潮來看，這兩位傳教顯然是“失敗”的；然而，我們的主怎樣告訴我們呢？99隻羊和1隻羊的比喻，講述了聖經獨一無二的“數學真理”。總而言之，我們的神在創造之初就給了人自由，基督降生同樣“尊重”了人的自由意志，信與不信，乃是人的自由，而這自由，又隱藏在萬古之先的神的揀選和絕對主權之內。我們並非要人憑自由意志犯罪以至最後落入絕罰和永死，所以“務要傳道”；但是，如果福音要是通過強迫來讓人接受，那福音就不是福音了——而基督教一旦變成國教，就真的會很專制。這在西方歷史上教訓極深。在中國，怎樣警惕我們根深蒂固的專制人格利用福音真理建立強制秩序，則是今天以及未來更大的挑戰。

第二、福音是見證性的，不是迎合性的

與實用主義相聯繫，在中國傳福音必須警惕用福音來迎合各種實用目的。有時候，這一目的直接表現為“教會興旺”，而“教會興旺通四海”簡直就可以直接聯繫到“財源茂盛達三江”的地步了。這就是各種“成功神學”或榮耀神學所要干的。所以我特別願意向《生命季刊》的“福音大會”致敬，因為他們一直在高舉十字架——路德改宗最偉大的貢獻是將十架神學重置於信仰的中心，其價值在於回歸聖經，重新將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放在教會的中心，並因此將教會與世界真正區別開來。沒有十字架的教會就是世界的一個常設機構。

教會越來越象世界，乃意味着這世界正在失去光和鹽。怎樣處理教會與世界的關係，在中國同樣非常具有挑戰性。一方面，基督教會並不是出世的，隱修性的。因此，首先必須警惕教會寺廟化的傾向，其次要警惕“該撒與上帝的二元論”那個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胡說，該胡說因為政治恐懼刻意將神的主權清除出政治世界。但另一方面，如果教會與世界結成一體，以世界的榮耀為榮耀，則更為危險。這危險首先表現為教會與世界權力的親密無間的合作：先是以“順服”的名義與掌權者保持一致，其次是以“愛”的名義迎合人民意志。前者表現為三自教會的精神正在華人教會大行其道，順服掌權者墮落為為掌權者辯護，為掌權者禱告墮落為為掌權者祝壽。後者在將福音縮小為解決經濟、婚姻甚至各種疑難雜症的商業技術和心理療法。我不是說福音不包含這方面的“功能”，因為神的主權無所不在。但是，基督並非要人類怎樣在世界順利和成功才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釘十字架乃是要救人脫離世界的捆綁，是要我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這一切的起點是什麼呢：“天國近了，你們當悔改”。“傳道叫人悔改”，這是傳福音的的邏輯起點，而這悔改得救的道理，就是十字架的道理，這道理很多時候是讓人討厭的。然而今天我們發現，福音成了一種感情按摩，一些教會為了迎合群眾，千方百計掩蓋福音“令人討厭”的地方，結果把福音會變成了心理輔導站。這傳道的工夫不可能讓世界“動刀兵”，也不需要主來吩咐你們要“放膽傳道”——這榮耀神學即使是擔小鬼也是完全“得勝有餘”了。

我經歷過一些所謂“興旺”的教會，我不知道我該為此感謝神，還是該為此擔憂。我並非是說我們傳福音就是要以讓人討厭為念，這當然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乃是：我們傳福音，不要專以讓人喜歡為念。 保羅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摩太后書 4:2）。今天我們看見，在謙卑屬靈的招牌下，一些教會再沒有了教訓、責備和勸勉，只剩下了完全屬人的“愛”，就是沒有原則的“興旺發達”。教會於是沉陷到世界的原則里取樂，站在君王面前的先知和站在人民面前的使徒，我是說那種見證性的精神，都隱藏了。教會不再是世界通往天國的客棧，而成了世界的一個機構，一個部門，一個點綴，一個企業的會計師，一個謙卑順服的合伙人。

第三、“政治基督徒”的問題。

首先我們注意到，教會的“長兄”們的確對這一群體有某種偏見，在基督里不分身份的那個屬天的平等原則，在這一群體身上，確實沒有誠實地貫徹下去。而其背後的原因，或者因為世俗的恐懼和盤算，或者原教旨主義的偏執，不一而足。我以為這是特別需要檢討的信仰實用主義和法利賽主義。然而，另一方面，“政治基督徒”自身確實存在很多問題，靈命上需要很大的長進。我自己知道，由於我的人生經歷，政治（及其傷害）長在我的骨頭裡，它就是我靈魂的中的一個偶像。因此，如何在主裡面真正凡事遵主為大，而不是遵政治為大，一直是我特別需要克服的難題。我並非說基督徒不能關心政治，我以前反對教會對政治的虛無主義態度，今天仍然如此；因為這在聖經上找不到任何根據。我也不認為那些攻擊“政治基督徒”的屬靈代表們更正確，事實上他們不過是以相反的姿態在“遵政治為大”而已。我要強調的在這裡：我們必須警惕“政治基督徒”將基督信仰縮小為政治信仰，從而實際上導致重置根本、縮小救恩這樣兩種危險。政治制度如同樣婚姻制度一樣，僅僅是神的主權和救恩臨在的一個區域，但不是唯一區域；同樣，也絕非政治問題解決了，一切都解決的——在這個意義上，信仰的確不是為政治服務的，政治更無法為信仰服務。我們對福音理解得越深刻，我們對政治的局限性認識得就越深刻——信仰和政治的關繫於是應該不斷這樣來闡述：不是用信仰來指導和確保政治世界的文明化，而是帶領政治世界裡的心靈進入信仰之光明。由此，“政治神學”是徹底的偽神學，甚至是反神學，因為在神前加諸任何定語都是對神的主權的侵犯，而且，它是把上帝引入政治，而不是把政治人歸入信仰。與此相關，摘抄聖經進行政治批判或者操持政論，並非絕對不可以，但必須警惕自以為神那種驕傲——實踐表明，這種驕傲對政治基督徒來說，幾乎是無法避免的。所以，我越來越盼望，除非有真正的內在感動，否則最好不要經常把聖經經文貫穿到“有限者對有限者的公共批評領域”。寫到這裡，我再度為自己“開創”（這是最近一位“聖人”對我的批評）的“神學自由主義”政論文風深感不安。

最後，請允許我談談某些中國傳道人的另外一個問題。我偶爾會見到一些信徒在批評某位傳道人如何不夠“正統”，如唐氏兄弟的講道如何有些偏離聖經、重於學術、某篇講道不象講道之類；再如論斷小敏姐妹的歌曲只是“靈歌”而非“聖詩”等等。坦率地說，我仔細研究了這些評論，我沒有找到他們的說法在聖經上的根據。哪種講道是真講道，哪種“靈歌”是真“聖詩”，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如果沒有真切可信的聖經根據，我建議一些弟兄姐妹不要根據自己的偏好和人的傳統，輕易論斷別人。你可以這樣說，小敏的歌按我的個人的欣賞習慣，我不喜歡，但神是否喜歡，你最好去問神，我不可能知道。按個人的習慣，也許有人更喜歡雅各，也許有人更喜歡保羅，這是很“人性”的。但神在不同的地方都使用他們。所以那些論斷一點也不比這樣的論斷更“屬靈”：“他們彼此爭吵——我很難過——我卻不那樣——我很屬靈”。人的驕傲在無神論的傳統下會更加膨脹，儒家專以論斷人為念（以“道德文章”抑人揚己）的這一民族傳統，實際上在神學批評中同樣屢見不鮮，這一局限更因“崇洋媚外”的小傳統而不斷得以加強。“拿撒勒教黨”最早是在墓穴里敬拜的，最早的“靈歌”或“讚美詩”根本不是什麼大雅之堂的陽春白雪。

無論是教會長期流行的反智主義，還是最新流行的“新海歸主義”，都可以在我們的傳統中找到根據：無神論的各種變形。我們是從那無神傳統里土生土長出來的。我們就是那世界的一部分。這世界的一部分如今被神呼召出來，反過來向那舊世界傳講天國的信息，因為我們聽見了神說：你們去——然而，與此同時，讓我們日夜禱告：求神與我們同去。

……

任不寐

2007年1月10日星期三於XX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