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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出家前後
——上川島書簡之三

任不寐

尊敬的方舟弟兄平安！

一周前看到你的短信問訊，心中充滿了感謝。你是我在大陸最牽念的朋友之一，牽念朋友的人同樣被朋友牽念就是一種福份了。我想我能理解你勸阻我“學成回國”的理由，一句“人肉筵席”的評論將你我內心多年和中國的“愛情”都道盡了；在歐洲那邊，另外一個從這“人肉筵席”九死一生地掙扎出來的姐妹也多次告訴我：她真的、真的很害怕中國人，因為“他們”什麼都幹得出來……

“魯迅精神”就這樣堅定地活在我們心中，這也許是中國基督徒獨特的精神現象。瑪拉的苦水已經變甜了，這是我們完全知道和親身經歷過的；但那裡的苦水或內外加強的苦毒追逐着我們來到了迦南。不過我們最大的安慰不是別的，我們的信仰獨特之處恰恰也是一種“筵席文化”——那曠野里的筵席徹底解構了“人肉筵席”，乃是因為神的兒子將自己擺在祭壇上息了冤讎：“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魯迅”們無論如何顛覆不了那“人肉筵席”，你我無論怎樣“魯迅”，我們都站在那“人肉筵席”的大廳里，揮動着不同的刀叉，以否定性絕望的方式生活在置身室外的自義中。我們越是“魯迅”，越是借着否定張揚着與“他們中國”不同，我們就離“中國”越近——因為否定鄰居以自我榮耀，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原則或未能締結的社會契約。魯訊是一種文學否定，如同東方宗教是一種哲學否定。否定之否定，如吃人之吃人，其越徹底，否定的對象越大，越與被否定的對象合一。這否定性監獄或筵席，只能等到那一天，它的門從外邊被打開。

不知道你是否看過《六福客棧》這部電影：英國的女傳教士格拉蒂絲（Gladys Ay lward）經過千山萬水克服重重困難來到中國，她並非不知道這裡擺放着什麼樣的筵席。作為中國人，我這樣的基督徒有比她更多的理由爭取回到中國去。也許我們自己都會覺得奇怪：人千方百計地與他人、族人相分別，神卻寧願與罪人同席，甚至為罪人死。就這一點，基督信仰就真的是這地上獨一無二的福音了。

沒有信仰的人自然象野獸一樣生活着。這些年來，越來越密集的信息使我們確實相信：那裡幾乎沒有任何靈性的追求，直立行走成為神的兒女唯一的生物學特徵；狡猾和更大的攻擊性構成人對動物的否定性，但麻木將“靈長類”直接貶低到畜棚之中。生命沒有任何指望也沒有任何尊嚴，彼此踐踏和口腹的快樂成為文化的全部內容。面對這種局面，殘存的靈性向兩個方向變異：

第一是“魯迅式逃遁”。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延續着魯迅的事業。在這方面，魯迅、胡適，毛澤東，以及什麼“著名異議作家們”，沒有任何區別。一個民族的文化精英根本不把上帝或真理作為服務目標，而僅僅把“公共領域”或公眾視為上帝；而這樣做的目的，第一是“在野”與“在朝”之間的利益嫉妒，第二則是通過討好公眾兌換名利。這是人類歷史極其獨特的文化現象，一個民族的文化精英階層，實際上並不是這個民族的哲學家和先知，而是最世俗、甚至最敵視真理的文字商人。他們不是為生活提供精神，而是將精神賣給生活。他們不是為真理提供見證，而是將生活上升為真理。在這種意義上，“公共知識分子”無非是一群文化小丑——這裡，小丑主要不是一個道德論斷，我是指那種職業——因為換取街頭的賞錢只能通過“耍把式”等低級表演（或美其曰“常識”）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中國被稱為作家和學者的群體裡面，你不可能找到一點純粹精神上的東西，他們也從來沒有貢獻過一部象樣的文學作品或學術專著。他們沒有小說的能力，更沒有哲學的能力；在某些領域，除了迷信以外，更對神學完全無知。一方面因為好吃懶做，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則因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道德愚蠢。中國“思想家”唯一的存在方式是和人民及掌權者以不同方式行淫，包括以否定的姿勢——其中意見領袖和為人民代言之類的異情或自我感動，與其說指向公義，不如說每一個字在“公義”義演之後，都迫不及待地伸手要“錢”：首先是“我公義”，最後是“我該名利雙收”。這樣一來，魯迅式的“思想型隨筆”或“雜文性學術”，以及近年來文必插圖表的學院派的殭屍般、幕僚或會計層面的流水帳，成為頂尖的文化口紅。在這些不同政治立場的趙本山余秋雨及文化“超女”中間，只能由王朔和高行健分別代表着中國文學最成熟的兩極。值得慶幸的是，有“一個半”作家可以視為漢語寫作中真正的明燈：半個是沈從文，一個就是海子。沈從文很快就自生自滅了，因為“邊城”畢竟離長安城太近。所有，唯一站在中國文化的頂點的就剩下海子了。海子代表了中國心靈的絕對高度，也代表着中國文學的絕對高度，象形文字從詩經楚辭以來，從未獲得這樣的榮耀。在屬靈方面，海子對人與動物、世界之間的不同根據有着充分的敏感，這一敏感使他將象形文字在他的世界裡到處點燃，他想在這片片星光裡面看見生命的意義。但這光不夠強烈，當最後的火柴熄滅之後，海子將自己點燃了，堆放在古老長城和現代鐵路在山海關的交叉路口上。在不信的世界，作家唯一真實的歸屬就是自殺——如果你有足夠的誠實，死亡就是生命唯一的意義，而這一看見使生命的意義縮短或提升為一種死亡儀式。在他的屍體上邊，放着一本打開的聖經。海子的遺體在鐵軌兩邊一分為二，一頭是靈魂，一頭是肉體。這是遠東的耶路撒冷的聖殿，一個極其特別的城市符號：這城分為內外兩層，分別為神聖和世俗，但中間卻被一道圍牆絕對地分開了。海子的世界如同猶太人的世界，無法找到一種力量將靈和肉、神性與人性，天國與世界連接起來，身首異處就成為基督以外世界的文化歸宿。這兩造之間，海子是中間的哭牆，又被扯為兩截。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海子是諾斯替主義在太平洋西岸拋下的屍體。他並沒有真正把聖經打開，因為穿越《瓦爾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說選》的道路，根本不是通往聖經的道路。正是從青臧高原上去下來的那條否定性的道路上，聖經構成對對海子最後的絕對的否定。“聖書上卷是我的翅膀，無比明亮/有時像一個陰沉沉的今天/聖書下卷骯髒而快樂/當然也是我受傷的翅膀/┉┉/我空蕩蕩的大地和天空/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本的聖書，是我重又劈開的肢體（《黎明》）。顯然，海子的朋友和同胞根本不能將海子之死對象化，因為他們在哭牆的這一端根本看不見海子面向聖書的表情，更看不見他被劈開的另一半肢體。海子在德令哈聽不見父親的呼喊，姐姐成為父親的替身，這是東方文學的永恆主題。他尋找那聲音，卻找不到出口，或者說，海子從遠方歸來只能將自己當成最後的出口撞了進去。海子以後中國再沒有作家了，文化小丑們象烏鴉一樣紛紛揚揚，“坐下吃喝，起來玩耍”。永遠不要忘記，在山海關兩側，鋪張着世界上最低俗、最徹底、最狂妄、最無知、信徒最廣、最虛無、最實用、最相對主義的無神論。

第二條道路上，這幾天站着陳曉旭。“黛玉出家”的消息使我感慨萬端。一方面，她說明殘存的靈性在中國已經怎樣的忍無可忍，而中國心靈的動物狀態怎樣在“崛起”中無以復加；另一方面，在魯迅對心靈的絕對奴役之下，心靈從未得到過真正的安慰。在“黛玉出家”以前，中國古典音樂和道觀佛寺代表着這種絕望和否定性的安慰。你可能已經把讚美詩與《二泉映月》們作過對比，當我這樣對比的時候，我知道中國幾千年來靈魂的追尋是怎樣通過《二泉映月》釋放出來的。在那世界裡根本沒有出路，而是在四面哭牆或“十面埋伏”之內無限循環地歌哭；《二泉映月》不是別的，是找不到上帝的中國的千年抽泣，是面向姐姐在撒嬌，也是姐姐們真正的傷心欲絕。其中“狂歡”型的文藝不過是偽狂歡，比哭更難看或“笑象哭似的”的牛二式莊老（“流行歌曲”是兩者的現代形式）。從“春江花月夜”到“姑蘇春曉”，與其說是偽飾，不如說無奈。“黛玉”無疑試圖克服這種命運，所以李娜在她前頭宣告了自己的自由：“不是出家，而是歸家”。當陳曉旭說佛教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哲學的時候，我覺得“黛玉”的確了解佛學的真諦。“黛玉出家”是中國心靈對動物狀態的無聲抗議，是心靈的自我解放，是對“崛起”中完全墮落、集體淪亡、全局敗壞、窮奢極欲的告別。在“黛玉”的背後——請原諒我用路德一樣的口吻來這樣“論斷”——那一切的文化符號，豬一樣的興奮與狼一樣的傾壓，娼妓一樣的淫亂和嗜血般的名利慾，一切本是糞土又歸於糞土。這糞土裡會射出幾隻冷劍，象當年的法老怎樣追趕以色列人。比如試圖談論陳曉旭的財產婚姻甚至健康狀況，以期找到“出家的動機”。這就是中國的“文學批評”。除了“動機”以外，他們對靈魂上的事一無所知。這裡的靈魂是這樣構成的：秦香蓮是文學的靈魂，焦大是政論的靈魂，“鄰家阿二”是思想的靈魂；而“吃餅得飽”和“人上人”是一切靈魂的靈魂。“黛玉出家”將這墮落的靈魂驅逐出去，她有真的絕望在裡面，陳曉旭因此與眾不同。“黛玉出家”最具有解放意義的地方在這裡，她把中國的偽上帝，象垃圾一樣倒在為此斗得不可開交的人們腳前，然後飄然而去。望着這“美麗的倩影”，除了一點擔心以外，更多是祝福。我願意把這點擔心寫在這裡：哲學畢竟不是信仰，哲學連帶着世界，因此具有出世的否定性自義和合世（與世界合一）的肯定性跌落。這一點擔心經過惠能可以看見梁武帝，或者通過高原返回菩提樹下。我不知道為什麼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不向佛學尋找靈感，因為後者在數千年前就實現了主體對客體的完全征服和自我征服。“黛玉”的“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換算為德里達（J. Jacques Derrida）的“infinitely-other”。對中心的脫離（decenter）如今更充分地體現在對“位格”的否定。在這種情況下，賈府和黛玉的界限也徹底消失了，但又互相否定、互相照耀、互相確證。在這裡，自由玩耍（free play）取代上帝，也取代了自身。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為假上帝，在後現代的夜幕掩蓋下返回人間——肉身成道，道成肉身。

請原諒我將話題扯這麼遠。我盼望上面的話題也是我代禱的一部分。這祈禱性質的寫作完全可以對兩個偽問題視而不見：第一是所謂“讀者是否高興”，第二是否“自我指認”。臣服前者的作者根本不配寫作更不配談論寫作，那以實用為目的的寫作生產了太多的垃圾，“交換價值”不知希臘，更罔論耶穌。承認後者則恰恰是基督徒寫作的提中之意和區別所在——對於我來說，“我在其中”永遠不是邏輯矛盾而正是寫作動力之一。

我的結論是，面對“人肉筵席”，基督徒應該是什麼的姿態，我們應該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在這點上不用我贅言。我從不願意向偽善的寬和、以及恐懼下的視而不見致敬。我強調的是：那位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那位唯一有資格否定這骯髒世界的，卻卑微地降生在最象“人肉筵席”的那個城市和那個時代裡。沒有“橫眉冷對”和“浩然之氣”，那裡更不是寂靜的山林， 而是小小的“馬槽”。他沒有因為忍無可忍這世界的罪惡而絕望自殺，祂為這世界的罪掛在了木頭上。在以上所有的逃路中唯一缺少的那種靈性叫愛，而在基督以前，沒有人真正認識這個靈性。求我們所信仰的基督今天將力量賜給我們，使我們有能力、有勇氣、有智慧、有愛，重新面對那“人肉筵席”，那裡的我和每一個靈魂。

“黛玉”已經出家了，你什麼時候受洗：）

你的弟兄和朋友：任不寐

2007年3月1日星期四於XXXX大學